本文转载自：河清（ID:linanheqing00）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一块在西方引起巨大轰动、但在中国长期默默无闻的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没有具体发现者，没有历史记载，只有传说。
话说明朝末年，在西安郊外，几位农民造房子挖地基（桥段熟悉吧，甘肃省博物馆一件“东罗马银盘”也是这么发现的），哎，就挖到了这块在地下埋了800余年的石碑。石碑体量巨大，碑身高约2米，宽1米，全碑高将近3米（2.8米），重达两吨，是一个大家伙（图1-左）。
石碑看上去非常新，刻字清晰。碑首雕刻十分精美（图1-右上）。碑额大字之上，有一个十字图案（图1-右下），明确标志这是一块基督教的石碑。
农民马上报官，官就把这块碑移放到附近一座佛寺，据说是金胜寺里。然后就在寺里继续“埋没”了300年，无人知晓。
图1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同治回乱金胜寺被毁，石碑荒弃野外（图2-左）。直到1907年，一个丹麦考古冒险家，名叫何尔谟（Frits V. Holm），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想把这块碑运回欧洲，这才引起中国官方注意。最终，石碑被移入西安碑林。何尔谟运回了一块复制碑，再复制，分送西方13家博物馆和大学机构（图2-右）。西方将其当宝贝，影响巨大……
图2 石碑长久荒弃野外 耶鲁大学收藏复制石碑
为什么这块碑在西方受到如此重视？因为这块石碑记载了西方基督教最早进入中国的历史。碑文约1800个字，开头讲了景教的一些基督教特征：“唯我三一妙身”（三位一体），“室女诞圣于大秦”（基督诞生），“判十字以定四方”“印持十字”，“七日一荐”（七天一礼拜）等。
碑文是波斯僧人景净撰写，大约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唐贞观九年（635年），景教主教阿罗本从波斯历尽艰险来到长安，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带着仪仗队，出城外“郊迎”（好隆重）。迎入皇宫，太宗皇帝李世民给以亲切接见，让他在宫内翻译经书，促膝探讨教理。过了三年，贞观十二年，皇帝对这位外来和尚忽然心生欢喜，觉得这个景教好，“宜行天下”，所以传下圣旨，官费在长安义宁坊建造一所大秦寺。同时还让人把自己的肖像也画到寺内墙壁上。接下来又有五位唐朝皇帝接力支持景教。尤以唐高宗最为尽力，在各州建立景教寺，达到“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何等大好的革命形势啊）。唐玄宗对景教也非常热心，不仅派五个亲王亲临大秦寺，建立道坛，还派大将军高力士送来五位先帝画像，放在寺内。最激动人心的是，他还亲自为大秦寺题写了匾额：“天题寺榜，额戴龙书”。之后又有唐肃宗在多地设立景教寺。唐代宗和唐德宗也对景教关照有加……最后提到一位名叫伊斯的景教高僧，朝廷正三品“金紫光禄大夫”，皇帝赐他紫色袈裟，是景教的大施主，为弘扬景教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所以建中二年（781年），大家愿意刻一块大石碑，颂扬他的丰功伟绩……
特别的是，石碑上还刻有“古叙利亚文”（图2-2），和74位用“古叙利亚文”和中文书写的景教徒名字。
图2-2 古叙利亚文的碑文
唐会昌五年（845年），武宗灭佛，也殃及灭了景教，石碑被教徒埋入地下。一直等到800年之后，又重现天日……
这是一块完全没有来历、内容脑洞大开、说法错漏百出的石碑。一切都是传说，来自欧洲传教士和中国教徒的传说。中国历史毫无记载，而西方极其重视。剃头挑子一头热。
有证据表明，这块石碑是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徒合谋伪造。
举证之前，先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名里“中国”这个说法，就颇可质疑。尽管“中国”一词西周就已出现，但在近代以前，历朝历代一般不用“中国”作为国名，而是自称汉唐宋明清。只有外国人，以外国人的身份，才会称“中国”。
而急吼吼要表示基督教早已在“中国”流行，只有是传教士此地无银三百两：洋教士才需要如此强调“中国”。一千年前基督教就已经“流行中国”啦！这既是说给中国人听，也是传回欧洲说给自己听，自我壮胆。
指证景教碑造假的理由很多，试举四条。
首先，这块石碑完全没有来历。它是何时何地发现，聚讼纷纭，至今没有定论。既没有发现石碑的见证人，也没有中国官府的正式记载。只有洋教士和中国信徒自己传说。而且他们自己之间，各种说法也自相矛盾，顾此失彼。也难怪，当时不是手机微信时代，无法统一口径。要是在今天，合伙造假很容易统一口径。
手头有一本朱谦之先生的《中国景教》，是中国研究景教最权威的著作。其中援引著名历史学家冯承钧先生的《景教碑考》，还参考数百种中国和西方研究景教的著述。尽管朱先生也认同景教就是基督教，但他提供了大量反证资料。读者只要不迷信，看完此书一定会明白，景教碑就是伪造的。朱先生为景教碑辩解，实际上非常牵强。
石碑发现于哪一年？有说是天启五年1625年，也有说天启三年1623年。
主张1625年的，有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Alvaro Semedo），中国教徒徐光启和李之藻等人。1625年为主流说法。主张1623年的，有洋教士阳马诺（E.Diaz），中国教徒徐光启《景教堂碑记》提及“天启癸亥”。所以，发现时间说法混乱。
石碑发现于什么地点？更有三种说法。主流派认为发现于西安近郊，农民发现后就近移入金胜寺，所谓“长安说”。第二派认为发现于西安西南70公里的周至县，秦岭北麓的大秦寺（图3-1），所谓“周至说”。第三派是波兰教士卜弥格（Michel Boym），说石碑的发现地是在西安北边30公里的三原县，所谓“三原说”。
主张长安说的，有洋教士阳马诺，徐光启和李之藻等人。后来大部分西方人都认同长安说，因为碑文上明确说大秦寺建在“长安义宁坊”（图3-2）。
主张周至说的也实力强大。有法国传教士夏鸣雷（Henri Havret）、英国景教碑研究者穆尔（A.C.Moule）、中国学者冯承钧和向达、日本学者佐伯好郎等人。原因是西安的大秦寺不可考，周至县的大秦寺倒是至今依然寺塔屹立。
追究起来，长安说和周至说其实都站不住脚。唐长安和今西安，位置大小都相差很大。唐长安城的义宁坊，未必对应得上发现石碑的金胜寺（西安老城西城外丰镐东路）。如果说石碑是在周至县发现，县令让人将两吨重的石碑“运赴长安”，也很不可思议。
最关键的是：周至县的大秦寺，从来都是大秦“禅寺”，是一座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佛家寺庙，绝无记录是景教教堂。寺塔也是宋代而非唐代风格。今天周至县有关方面，要把这个大秦寺弄成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的景教寺院，把宋塔说成唐塔，还立了一块景教碑的复制碑，“已引起了当地群众、文物专家及学者的质疑”（网文）。
所以，这块石碑到底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被发现，完全是一笔糊涂账。这样一块完全没有来历的石碑，难道能作为真实历史证据？
第二，碑文来自对中国史籍的附会。
1）最重要的“史实”，唐太宗在义宁坊为波斯僧人建寺之事，是附会了宋朝宋敏求《长安志》第十卷：“（义宁坊）街东之北波斯胡寺：贞观十二年，太宗为大秦国胡僧阿罗斯立。”时间（贞观十二年）和地点（义宁坊），与石碑都对得上。但这里，胡寺根本没有说是景教寺。胡僧也不叫阿罗本，而是叫“阿罗斯”。
阿罗本来自大秦，是附会《唐会要》第四十九卷：“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但阿罗本是波斯僧，并非来自大秦。
2）经教并非景教。石碑所谓“景教”，是附会了“经教”之说。在发现景教碑之前，中国史册里从未出现过“景教”之说。中国史籍中只说有波斯教，波斯经教，或者波斯祆教、拜火教、火教、火祆教等，从未有说什么“景教”。
石碑渲染景教曾在唐代中国极其兴盛：“法流十道”，“寺满百城”。那么无论如何，中国史籍应该有各地“景寺”兴旺情状的记载。但景寺一词，在中国史册全无踪迹。景门、景僧、景众等说法，也子虚乌有。
中国史籍只有说波斯寺、大秦寺或祆教祠。《唐会要》第四十九卷记载玄宗下诏：“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这也是景教碑暗中引用、附会的史籍。但是，
3）大秦寺不等于大秦景教寺。直接把大秦寺说成是大秦景教寺，毫无根据。尤其，
4）大秦不是东罗马。中国史籍，包括佛教经典中，有大量关于大秦的描述。大秦的位置非常多变。一会是安息以西的“海西国”，或在西海里面，一会儿似乎在印度（四川云南通大秦）。也有说大秦就是波斯。玄奘提到印度人称中国为“摩诃至那”：摩诃为“大”，至那是“秦”（中国），是“大秦”的意思。古时中亚西亚人称中国为“马秦”，也是“大秦”的意思。大秦竟然可以是中国自己！
大秦并非东罗马，另有专论。这里先引用岑仲勉先生：“黎靬、大秦、拂菻一类名称，都无非西方、西域的意义。不过所指的地域，却因时因人而广狭不同……”（朱谦之，第150页）
景教碑本身并没有直接把大秦等同于东罗马。只是说“室女诞圣于大秦”，而且这个“大秦国”，是仿照“西域图记及汉魏史策”中的西方仙境之国。
是1642年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的《大中国志》，直接把大秦说成是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茹德亚”（Judea）。从此，大秦渐渐等同于东罗马或拜占庭帝国，于今成了学界定论。
大秦就是东罗马之说，竟然来自一个17世纪的西方传教士，并在今天中国成为常识，真是可悲复可笑！也说明中国知识界懒惰之甚，对西方说法迷信之甚。
第三，仿刻碑之说露了大马脚。一般人不知道，景教碑被发现之后，据称还有一块仿刻碑。故事来自传教士卜弥格：“碑至长安”那天，西安太守痛丧长子，觉得这碑神异，震惊之余，“为作碑赞，又仿此碑，别刻一碑，皆置之西安城外一哩道观中”（朱谦之，76页）……好家伙，凭空里竟然又多了一块碑！
读者不要小看这位卜弥格。“百艺大师”基歇尔1667年出版风靡欧洲、影响巨大的《中国图说》，最早在西方介绍景教碑的图像，就是卜弥格所画的景教碑图样（图4-1）。但是，卜弥格画的景教碑长相，与我们所看到的景教碑完全不一样！这怎么解释？
卜弥格弄出一个仿刻碑之说，完全是一个猪队友。尤其，之后还导致了原刻和仿刻的争议。窝尔（Wall）博士认为，原刻碑被山西巡抚隐藏了起来，世人一般看到的只是仿刻碑。于是他认定，今天人们看到石碑上的汉文是伪造的，叙利亚文是真的……（朱谦之，第76-79页）真碑和仿刻碑，在西方争得一地鸡毛，剧情极其狗血。
第二，石碑长期遭受中外学者质疑。景教碑一经在西方介绍，立即引起当时欧洲“反基督教、反天主教新教、反耶稣会天主教”人士的质疑。他们“认为石碑是伪造的，或认为铭文是在华耶稣会士篡改过的。最著名的三位早期怀疑者是，德国荷兰长老会学者霍恩（G. Horn）、德国历史学家斯皮策尔（G. Spitzel）和多明我会士纳瓦雷特（D. Navarrete）。之后，法国（新教）冉森会士和伏尔泰也持纳瓦雷特的观点。”（某W百科英语版）
直到19世纪，西方学界依然质疑景教碑的真实性：“著名的怀疑者包括诺曼（K. F. Neumann）、儒莲（S. Julien）、索尔兹伯里（E. E. Salisbury）和窝尔（C. Wall）”（同上）
写过《论中国君主国的历史、政治、伦理和宗教》（1676）的纳瓦雷特，坚持咬定景教碑是假的。主持法兰西研究院汉学教席40年、“法国史上最受尊敬的汉学家”儒莲（1797-1873），也认为景教碑是伪造的。儒莲在西方享有很高的学术权威性。
朱谦之先生专门用一个章节讨论“景教碑的真伪问题——原刻与仿刻”，也提到上述西方学者“皆先后对景教碑真实性发生疑问”：伏尔泰在《中国信札》中认为景教碑是“耶稣会派教士之虔敬的赝造物，用来欺诳中国人之眼的。”诺曼认为“此碑为耶稣会士鲁德照（曾德昭）之伪作”。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索尔兹伯里更明确说“景教碑在今日一般为各学者所认为赝物”！（朱谦之，第78页）
中国也有许多学者质疑景教碑。清石韫玉《唐景教流行碑跋》中有：“所谓景教流行者，则夷僧之黠者，稍通文义而妄为之耳。其实与摩尼、祆教无别。”（同上，第6页）
另一位清代学者钱润道在《书景教流行中国碑后》也质疑：“此碑明时始出土，宋人金石书皆未著录。不知果真唐碑否？……故疑此碑，乃明时中国习彼教之人伪撰，以夸张其教。故碑为明人伪撰，诈为明时始出土云。”（同上，第77页）
北大高鹏程教授也质疑此碑：首先，当时就有金石家认为这块“唐碑”太新。第二，书写碑文的吕秀岩号称担任过“台州司马参军”，而台州地方志根本就没有记载唐朝他在台州当过官。第三，最铁证的是，石碑书法明显是柳体书风。而写碑那年（781年），柳公权（778-865）刚刚出生才3岁，柳体还没有问世呢！
景教碑可以确证是伪造无疑。
那么是谁伪造的？诺曼怀疑是洋教士曾德昭伪造。钱润道怀疑碑文是“中国习彼教之人伪撰”，让人眼前一亮。
尽管没有作案现场的直接证据，但完全可以模仿一下电影《阳光下的罪恶》里波罗先生的破案推理。发现有两位作案重大嫌疑之人。他们有动机，也有条件作案：
石碑由法国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图4-2）策划，碑文则由“中国习彼教之”西安人、进士王徵（1571-1644）（图4-3）伪撰。二人共同伪造了这块石碑。
某W百科英文和法文版介绍金尼阁的词条，都没有提到金尼阁1625年曾在西安居留，非常怪异。西方公认曾德昭是1628年“第一个看见石碑的欧洲人”，有可能是在为金尼阁做掩护。声称石碑是1623年出土，也有故意搅浑时间之嫌，为金尼阁制造不在现场的假象。
金尼阁是利玛窦1610年去世之后，1611年来华。1613年他受命回欧洲，1615年在欧洲出版《基督教远征中国史》（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国内译为《利玛窦中国札记》）。1618-1619年，他率领20多名传教士再次来到中国，其中包括汤若望等人。如果金尼阁不是因教会内部争议1628年在杭州自杀早逝，本来可以成为继利玛窦之后“基督教远征中国”的领军人物。
多种资料证明，金尼阁是1625年到西安，并在西安呆了约两年。西安糖坊街西安最早的一座天主教堂，就是金尼阁主持在1625年开始修建。1625年，他还在西安教徒王徵的帮助下，出版了两本西安刻本的中文书——《推历年瞻礼法》和《况义》。1626年两人又合作完成《西儒耳目资》一书。两人在西安合作愉快，成果丰硕。直到1627年，金尼阁才离开西安去杭州。
还有，西方公认金尼阁在1625年就将碑文翻译成拉丁语，并将译文寄往欧洲。这意味着1625年石碑一出土他就在西安看到了碑文。
金尼阁是当时唯一在西安的传教士，同时他又有一位完全听命于他的中国信徒王徵。
王徵原籍西安北郊三原。卜弥格说在三原出土景教碑，其实说的是王徵的家乡。
王徵1614年赴京会试落第，认识了利玛窦的副手庞廸我，之后受洗入教。1622年他51岁，考了十次之后终于考中成为进士，当上了直隶广平府推官。他深信自己考中进士是天主保佑的结果，愈加虔信天主教。他深深自责娶妾一事，因为当时在华传教士把娶妾视为重罪。他觉得自己罪孽深重，要求金尼阁给他解罪。在洋教士面前，他自感是个罪人，精神上完全被金尼阁控制。
卜弥格说：“1625年，耶稣会某神甫因为进士Philippe（姓王）全家举行洗礼，特赴三原。数月前，周至人筑墙掘地得石（碑），至是神甫偕进士同往观之”（朱谦之，第74页）
嘿嘿，这位“某神甫”，正是金尼阁啊，隐藏好深！这位Philippe王，正是王徵，教名“斐理伯”。这段话透露了：1625年金尼阁曾与王徵一起看到石碑（“同往观之”）。所以，最早见到石碑的欧洲人，根本不是西方宣扬的曾德昭，而是金尼阁。
这段话还给出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金尼阁与王徵关系非同一般。王徵不仅学术上全力辅助金尼阁，精神上也听命于金尼阁，让金尼阁为他全家洗礼。
碑文1800字，旁征博引中国经典：引用《易经》30处，《诗经》30处，《春秋》20处，对中国经典如数家珍，波斯僧人景净绝对做不到，金尼阁也写不出，只有“习彼教”的中国教徒王徵才写得出。王徵本是进士，引用儒家经典写这样的碑文，文才绰绰有余。
王徵又是西安人，对西安历史的典籍也稔熟于心。刻碑所需经费，洋教士不缺。当时，滚滚来自美洲葡萄牙和西班牙殖民地的黄金白银流入欧洲。罗马教廷不差钱。这么多明朝末年官员（俸禄可怜）被利玛窦等洋教士搞定、甚至皈依，恐怕与洋教士的钱袋不无关系。安排“发现石碑”事宜，明朝官员当地人王徵，都可以轻易搞定……
伪造一块石碑证明基督教在唐代就“流行中国”，将大大有助于在中国开展传教事业，传教士金尼阁作案动机充分。另一边是中国信徒王徵“斐理伯·王”，完全被神“父”金尼阁所操控。王徵为求解罪，给金尼阁伪撰碑文无可推辞。王又是当地人，作案能力和作案条件充分。
于是波罗先生判定：这块景教碑，是1625年金尼阁在西安期间，与其中国信徒王徵合伙伪造。让人埋入地下，伪称农民掘地发现。
这恐怕也是西方人伪造历史而造假的最早第一块石碑！
17世纪就到中国来造假石碑，那么18、19世纪造假，在希腊等地伪造遗址，就更不在话下。景教碑之后，西方人在埃及挖到罗塞塔碑，在伊朗挖到汉谟拉比碑，在约旦挖到摩押石碑，还有希腊博物馆里那么多类似中国形制的石碑，更可以造假。
景教碑既是假的，那么传教士艾儒略在泉州发现的景教墓碑，还有1908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敦煌发现的《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写本，还有2006年河南洛阳农民“盗墓”挖出的景教经幢等，自然都真不了。
但凡中国出土的“古文物”现场与西方人有关联，或与西方历史有牵涉，都需打几个问号。
中国人配合西方人造假，早有案例。19世纪末一些西方人在新疆发现“古卷”，有古代于阗文、吐火罗文、婆罗米文等多种文字，相当一部分是一位名叫斯拉木·阿洪的文盲所伪造。他的一些赝品至今还被收藏在大英博物馆等世界重要博物馆里（图5）。
西方那些大博物馆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成千上万个无名的阿洪、萨利姆（伪造摩押文物）、卡斯特拉尼（为大英博物馆提供赝品）……售卖的假文物支撑起来的。
造假造到中国来了，简直是丧心病狂。
三块开封“犹太碑”也是西方传教士和学者伪造
无独有偶，最近（2021年10月）看到“肚子空空空”先生所写“历史考古：《圣经旧约》究竟有多古老”，进而看了“倚天立”先生的7万字长文《“开封犹太人”——嫁接在中华信史上的一段龌龊伪史》。“倚天立”以雄辩的论据证明：三块19、20世纪在开封“发现”的记载犹太人自古定居中国的石碑也是伪造的！为证伪西安景教碑，又提供一条遥相呼应的强大证据。
三块碑中，有两块也是西方人“发现”的！另一块来路不明。
第一块碑据称是明朝弘治二年（1489年）所刻，人称“弘治碑”（图6-左）。1866年2月17日，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曾任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西学总教习）来开封，偶然在一个清真寺废墟中，“发现”这块6英尺高的石碑“立在污水池边”。
第二块碑是明朝正德七年（1512年）所立，被称为“正德碑”（图6-中），来路不明，“发现人不详”。典型的“欧帕特”（Oopart）——来路异常的制造物（Out of Place Artifact）。
第三块碑据称立于康熙二年（1663年）。1907年4月14日至11月4日，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E. Chavannes）在中国华北西北进行了为期近7个月考察。在开封逗留期间，不费功夫就发现了“康熙碑”（图6-右）。
诡异的是，第一块弘治碑曾经立在开封某机构门外一些年，但在1960年代神秘失踪。第三块康熙碑，碑文长篇大论（2500余字），应是一块巨碑。但在沙畹发现后根本就不见踪影。甚至石碑拓本也难以见到，只有碑文文本存世（有理由怀疑石碑是否存在过）。洋人神奇发现，又神秘失踪，蹊跷莫名。
只有第二块来路异常的正德碑，倒完好保存在开封市博物馆。但这块碑非常新，碑首“尊崇道经寺即”六个字，清晰得宛如新刻。精细的装饰纹样也可谓纤毫毕现，一点不像经历400年岁月的模样，非常可疑。
尤其令我意外的是，这三块碑竟然也与金尼阁有关！因为最早声称中国开封有犹太人，播散“开封犹太人”说法的，就是这位金尼阁。
金尼阁编撰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第十一章里，提到了利玛窦在北京见过一个姓艾（Ngai）的“在种族和信仰上都属于犹太的人”，自称“以色列人”。此人说开封有犹太人，还有犹太教堂，教堂里还保存着五、六百年前传下来的卷轴形式的摩西五书，即《旧约》头五卷（Pentateuch）……
西方还有一个文本声称中国有犹太人，是董并生先生揭露的“西方伪造文献举例——《孔子弟子与鲁公子对话录》”。这篇所谓孔子弟子榖俶与鲁国公子虢的对话录，是一位名叫“福开”（西文原名待考）的来华传教士在中国“发现”，并将其翻译成拉丁文，“稿存梵蒂冈图书馆，登记号42759”。有正式出版的中文译文，收在伏尔泰的《哲学辞典》（商务印书馆出版上册，第274页）。
这篇“中国古代文献”，通过过传教士的翻译，活灵活现再现了孔子弟子榖俶与鲁国公子虢的六次问答。两位西元前5世纪的中国人，竟然大谈上帝。榖俶对鲁公子虢说：“上帝给了您理性”，“上帝创造了一切，他到处都在”，“上帝不就是最高的正义吗？”
鲁公子虢则大赞孔子弟子：“您教我读过希腊文，您又教我读过荷马”，还提到“（古罗马火神和工匠之神）伏尔甘做了一些……金爵，真是一位神匠。”
真是活见鬼！中国古人不仅信奉西方上帝，还会读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引用古罗马神话！
读者可以去读一读这篇西方人瞎编的“中国古代智者”对话录，再联想一下“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十几篇对话录，一定会明白，那些所谓的“古希腊哲学家”的对话篇章，也是这样炮制出来的。西方胡编历史的故事大王小说家，何止福开一人？
对话录是借鲁公子虢之口，提到中国有犹太人：“在我们省里有大约两百家旧西奴（伏尔泰注：犹太十族在崩溃中进入中国，他们在那里被称为Sinous 西奴）……他们也有自己的五部经典，像我们有五经一样”（281页）。
但从时间上讲，福开的这篇对话录要晚于金尼阁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因为金尼阁和利玛窦是最早进入中国的那批传教士，福开肯定在他们之后。所以，最早提及“开封犹太人”的，是金尼阁的著作。
再来说金尼阁这本《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与其说是简单从意大利文到拉丁文翻译利玛窦的中国笔记，不如说是金尼阁利用了利玛窦的材料自己撰写，加进了许多自己的想法。国内也有学者认为：“定性本书作者为利玛窦，有借利玛窦名誉提高本书可信度的嫌疑”，“即使书中内容大多数都是利玛窦所记……是否存在（金尼阁）大幅篡改，我们认为是极可能的”（《华韵国学》介绍《利玛窦中国札记》）。很可能是金尼阁借利玛窦之口，编造了开封犹太人的故事。
利玛窦在中国筚路蓝缕历经磨难，千方百计想在中国立住脚，忽悠中国士大夫都来不及，较小可能编中国犹太人的故事。而金尼阁年少气盛，野心勃勃，在利玛窦开创的局面上，渴望大展基督教远征中国的宏图。1619年，是他带队20多名传教士来中国，已有显示他当领袖的态势。
金尼阁在书中描写利玛窦发现犹太人之后，想进一步寻找“更为确切的关于基督教在中国的遗迹的证明”，发现中国多地有“崇拜十字架的宗教习惯”……他这样向欧洲报告，一是为宣扬基督教历史悠久，更是鼓励欧洲教会和传教士，加强基督教远征中国的事业。
所以，金尼阁有动机，也比利玛窦更有理由编造开封犹太人的故事。
事实上，1615年金尼阁写书，说中国有“崇拜十字架”的基督教遗迹。十年后1625年，金尼阁自己亲自动手，在西安伪造了基督教进入中国的“遗迹”——景教碑，上面赫然刻了一个十字架。
而金尼阁编造犹太教进入中国的谎言，这项未竟事业，竟然在240年之后，由一位美国传教士和一位法国汉学家得以完成。
1866年丁韪良（图7-左）在中国开封发现犹太石碑，还应当联系到当时世界上拔高拉长犹太教古老历史的国际背景：1868年德国犹太裔传教士克莱恩在约旦沙漠也发现一块犹太石碑——记载古犹太国王事迹的“摩押碑”（图7-右）；1920年代西方人在两河苏美尔地区，圣经犹太人的发源地，发掘“迦勒底的乌尔”；1940年代，在死海西北荒野的山洞“发现”死海“古卷”；1956年美国犹太裔学者克拉默尔（S. N. Kramer）出版《历史从苏美尔开始》，把乌尔推为人类最古老的城市聚落（号称有6-7000年历史），吹嘘苏美尔人在世界历史上首创了27个“第一”：发明了最早的文字和学校，建立最早的城邦，颁发了最早的法典，创作了最早的文学传说……直接把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实际上暗指圣经犹太文明），拔高到人类最古老的文明！
开封“发现”三块犹太碑，记载犹太人早在周朝就移居中国，实际上是同一股国际势力在中国造的假。
丁韪良无疑是读过金尼阁的著作，碑文内容完全对应金尼阁的故事。
对于这三块碑所载修建犹太寺庙无从查考，内容荒诞不经，“倚天立”先生做了非常精深的分析。
第一块《重建清真寺记》碑，宣称犹太人是在北宋年间从天竺印度乘船移民中国，兴隆二年（1163年）在开封建犹太“清真寺”。明朝弘治二年（1489年）重修，立碑纪事。第二块《尊崇道经寺记》碑，宣称犹太人是“自汉（朝）时入居中国”。第三块《重建清真寺记》碑（名字竟然跟第一块碑一模一样），宣称犹太教早在周朝就进入中国：“周时始传于中州，建祠于大梁（开封西北）。”
三块石碑，把犹太教进入中国的历史越推越古老，宋朝、汉朝而周朝。而中国历史全无半点记载。编故事毫不费力。
三块碑都自称“一赐乐业”（以色列）教，始祖是“盘古阿耽（亚当）”，祖师“阿无罗汉”（亚伯拉罕），是阿耽十九代孙也。第二、三块碑称盘古之后传女娲，女娲传阿无罗汉。最后传到“乜（mie）摄”或“默舍”（摩西）……
“倚天立”先生认为，这种把中国神话人物盘古和女娲，附会到犹太教的传说人物身上，用心极其险恶：“把中国的上古神话人物巧妙地置换成了犹太教的亚当、诺亚等人，将中国主流社会价值理论变成了亚伯拉罕的思想，然后虚构了犹太人从周朝起就进入中国的历史，这样一来……儒家思想，孔子也好，董仲舒也好，都统统变成了亚伯拉罕的传教弟子。”
第三块碑记载了康熙二年（1663年），人们从黄河水淹寺之后的淤泥里找回了《摩西五经》等“十三部道经”，清朝进士“开封犹太人”赵映乘给以编订修缮，实际上是为这些在中国出现的犹太经书提供“历史”依据。
这是“让中国历史为犹太教历史背书，让中国历史为耶稣会伪造的十三部经书背书，尤其为《摩西五经》背书，把犹太文明偷换成中华文明的源头”。
“天下布满盗贼，有盗财的，有窃国的，但是，居然还有打算要盗窃一个伟大的文明的”，“近二三十年来，从‘中华文明西来说’、‘中华文明起源埃及’、‘中华文明起源犹太人’等歪理邪说甚嚣尘上的趋势来看，那些中外文贼，里应外合企图化夏为‘胡’，古今呼应达五百年之久”！（同上）
“倚天立”先生还指出：丁韪良发现犹太碑之时，开封犹太人“陡然出现”。随着西方人放弃资助，又在20世纪上半叶“迅速消亡”。这些据说从周朝起坚守信仰犹太教2000多年的“开封犹太人”，怎么突然变得不肖子孙，把寺庙旧址、石碑和经书，都卖给了外国人换钱了？
真相就是这三块犹太石碑都是假的：“西方历史发明家的老套路——挖碑。在需要的时间和需要的地方，挖出一个‘发现者’需要的石碑，石碑上有‘发现者’需要的内容，‘发现者’可以对石碑内容任意进行他们所需要的任何解读。”
这是一个“‘骗了无涯过客’的惊天骗局”，是“嫁接在中华信史上的一段龌龊伪史”！
事实上，希伯来犹太教历史并不悠久。西方公认犹太教与伊斯兰教先知有交集，说是同根生，只是把犹太教放到伊斯兰教之前（事实应该是倒过来）。《旧约》里的“亚当”应当来自《古兰经》里的“阿丹”。两教戒律多有共通。伊斯兰教讲“清真”，犹太教讲“洁食”（Kosher）（巴黎犹太区有很多“Kosher”餐馆），都不食猪肉。开封犹太碑自称“清真寺”，良有以也。所以有说犹太教就是“蓝帽回回”。我也曾在巴黎索尔邦大学门前小广场，碰到过一大批学生在宣传“犹太教与伊斯兰教是一家”的活动。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从族裔上也交织不清。2017年犹太学者施罗默·桑德写书直说《虚构的犹太民族》。所谓“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希伯来语，事实上与阿拉伯语多有共通：都是22个字母，缺少元音，都是从右往左书写……
今天以色列讲用的希伯来语，也是一位19-20世纪立陶宛犹太人埃里泽·伊扎克·佩尔曼（Eliezer Yitzhak Perlman，1858-1922）所“复兴”（实际上是新造），1948年以色列建国正式使用，是一种非常新的语言。而且这种希伯来语借用了许多阿拉伯语，用阿拉伯语词根创造新词。尤其这位以色列“现代希伯来语之父”，后来改名为埃里泽·本-耶胡达（Eliezer Ben-Yehuda），明显带有阿拉伯名字的风味，意味深长。
“倚天立”先生揭露三块开封犹太石碑造假，更证实了西安景教碑是伪造。
而在中国的两大古都西安和开封，伪造景教碑和犹太碑的总策划者，正是法国传教士金尼阁。
500年前西方人就在中国造假，伪造篡改中国历史，一直到20世纪，何其惊心动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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