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堂深处的秘密读书会，为何吸引了那么多手捧银行“金饭碗”的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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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实业银行是近代所谓“南四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新华银行）之一。在“左翼”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浙江实业银行几位在学校里就已接触到一些进步思想的练习生，在记账算账之余组成“合作读书会”，自掏腰包购买各种书籍，满足求知欲望。他们阅读和讨论的作品选题相当广泛，从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谭嗣同的《仁学》，到托尔斯泰的《复活》、屠格涅夫的《前夜》等，在苦闷忧愁的漫漫长夜里寻求光明与出路。

读书会里学过世界语的郭味回、马宝锷，还把他们通过外媒获悉的世界无产阶级抗争、工农红军万里长征胜利等讯息进行分享，使会员对国家的命运前途重新燃起希望。

浙江实业银行行员宿舍所在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葆仁里地图

成立于1936年10月的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简称“银联”）由张人俊、张困斋等20多人发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团体。在“银联”活动中受到中共地下党员张困斋培养教育的陈业善，经介绍成为浙江实业银行的第一位共产党员。“合作读书会”的效应，也由此延伸到这家银行的单身行员宿舍所在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葆仁里，党支部利用这个阵地作为青年行员活动中心，每星期举行一次学习讨论，在党员和积极分子中开展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还传阅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重要著作。这些精神食粮，成为年轻职员在艰难困苦的环境里坚持战斗的力量源泉，其中有两位还先后远赴解放区投身革命。

新华银行也是“南四行”之一。在共青团和“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与推动下，新华银行曾经建立过一个“左翼”秘密组织——“雇员协会”，团结一批进步职业青年，学习共产主义思想，结合雇员的日常生活问题开展斗争，并出版了秘密刊物《雇员生活》，从此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新华银行旧照

1939年，新华银行建立了地下党支部，翌年党组织召集积极分子成立了“星火读书会”，定期举行活动，阅读进步书刊，邀请“左联”作家授课，切磋交流文学写作体会，要求会员每月写一篇习作，互相传阅提出意见，活动地点大多在新华银行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办事处。

“孤岛”时期，物价飞涨，而工资却纹丝不动，民众苦不堪言。党支部暗中通联，“星火读书会”成员秘密商定发动了一次联名请求增加薪津的斗争，拟稿、刻印并将联名请求加薪的呼吁书分发至各部门及办事处。“一石激起千层浪”。请愿书一呼百应，签名者络绎不绝。新华银行管理层迫于群情激愤，只好同意加薪。但是这次斗争后，受到当局盯防，“星火读书会”的活动更加隐蔽了。

1939年秋后，敌伪势力对上海租界的渗透日益加强，上级党组织揆情审势，决定把群众工作重点由参加“银联”召集的活动为主，“化整为零”逐步转向在各家银行内部分头组织，这样更有利于联系群众和隐蔽力量。于是，在“北四行”之一的金城银行，由“银联”的活跃分子建立了一个进步组织——“愚园路同德会”。“同德会”取得行方的支持，将愚园路一所花园洋房用作读书、聚会等文体活动的场地。

1939年，“银联”开展慈善募捐活动，支援新四军。图为“银联”成员在募捐大会上表演合唱（上海市档案馆藏）

“读书愈多，精神就愈健壮而勇敢”。“同德会”不仅开辟面向公众的图书室，还另设一处小小藏书柜，对勤于进取、奋发有为的银行职员出借各种进步书籍，从而培育革命意识、散播革命火种。图书室还组成两个读书小组，每逢星期天，聚集在积极分子陈启刚、殷灿鑫等家里进行活动，探讨《社会科学基本知识》及进步文艺作品的读后随想，出版了5期手抄刊物《励进》，纸上交流，直抒胸臆，碰撞出思想火化。1940年以后，通过读书会陆续吸收了数位优秀青年入党，使党员分布遍及金城银行总行营业部、储蓄部、总经理处以及部分办事处，扩大了党与群众密切联系的辐射范围。

江西中路200号金城银行大厦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