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广州,新故事

作者:李静

本文转载自:中国新闻周刊(ID:chinanewsweekly)

开放包容的广州

既古老,又现代;既岭南,也国际

在那些年轻的新区、新建筑里

流淌过千年岁月的岭南文化换一个样貌

仍然鲜活。而城市中最终留下来的

不仅是建筑,还有鲜活的生活

以及它承载的传统和文化

老广州,新故事

老广州,新故事

广州永庆坊特色文化商业步行街区。图/视觉中国

老广州,新故事

本刊记者/李静

发于2021.12.6总第1023期《中国新闻周刊》

“今嘢,饮佐茶未啊?”

清晨,阳光刚爬上恩宁路街边的外墙,路两旁老屋中走出的老街坊彼此问候。还没开门的铜艺店已经开始了“叮当”声,不远处的永庆坊内依稀传来粤剧吊嗓的咿咿呀呀,腊味店老板把烧鹅“哐”地扔上案板,各种声音混杂一起,交织出活色生香的老广州西关市井生活。

而只需走出200米,在地铁黄沙站坐上一号线,向东行驶不过20多分钟,从体育西路站出来,就是流光溢彩、摩天楼鳞次栉比的天河体育中心,与广州的新地标——“小蛮腰”隔江相望。

旧时的广州,曾有“西关小姐,东山少爷”的俗语,体面气派的东山、古典雍容的西关,这短短八个字,道尽老广州的百年沧桑和风云变幻。这座唐宋时期即确立了传统城市基本格局的千年商都,西部传统文化积淀于明清时期,东部现代文化崛起于近现代,城市东西部气质迥异,形成了特有的城市文化现象。在老城、古村落的修葺改造中,广州也越来越摸索出一套重振老城街区活力、延续城市文脉的活化更新的独特“微改造”模式。

2019年4月,广州的城市更新新政《广州市深入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实施细则》出台,要求旧村微改造注重历史文化和自然生态保护。2021年7月,广州市政府又在《广州市城市更新条例(征求意见稿)》中明确,城市更新行动中严格控制大规模拆除,“微改造”兼顾文化传承与产业更新。

作为社会文明的标志,城市是人之行为的塑造结果,反过来,又塑造人的行为。自唐代初年起就担当外贸重镇的广州,作为一扇中国从未关上的门户,酝酿出开放、包容且务实的独特岭南文化,它无所不在地改造这座古都,也浸润于千年的城市变迁中。

“微改造”活化城市记忆

86岁的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天骥是地道的老广州,1935年出生时,他居住的那条如今被誉为“广州最美老街”的恩宁路才建成4年。儿时的记忆中,宝源路、永庆坊离自己家不过几百米,住着很多同学和亲戚,他每天踩着麻石路,穿行于这些街巷,从这个门进去,七拐八拐,又从另一个门出来,瞬间穿越到另一条小巷。临街的建筑不管是住宅还是商用,通常都是骑楼,连成一片,下雨也不需要带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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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庆坊内的一家铜铺。图/视觉中国

1952年考上中山大学,黄天骥离开自幼生长的西关。但只要有空,他总会回来转转。几个月前,他刚刚又专门前往西关,只为看看已经成为网红区的永庆坊。布满潮流店、咖啡馆和熙攘人群的街区,当然已经不是他记忆中太婆婆、婆婆居住的小巷,但他又感觉熟悉。黄天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不是学建筑的,并不特别清楚“微改造”的具体技术,他只是觉得,那些街区仿佛童年的伙伴,换个样貌又出现在面前,灵魂并没有变,“我一看到‘他’,小时候见过的形象,就重现出来。”

也许,这就是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州荔湾区永庆坊考察调研时所说的,“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

就在几年前,“微改造”还是一个新词。竖梁社创始人、永庆坊主创设计师宋刚在2015年刚接手永庆坊项目时,整个片区很多建筑已倒塌,人去楼空,野草丛生,下水系统糟糕,电线乱七八糟,社区脏乱破旧。那时,广州已经提出在老城区做减量规划,保护旧的街区肌理和传统骑楼街,但如何探索出一套旧城更新的新路径,尚无太多经验可循。

既然不能“大拆大建”,宋刚最终为永庆坊保留了最初的规划设计,老街形制、岭南建筑民居空间肌理不变,强化整体风貌特色,让“旧”和“新”有机结合。整体改造设计以修缮提升为主,而不是“保留”或“修复”的一刀切处理,他希望项目成为有城市生活,有充实业态的街区,而不是一味复古的空壳。

这样一来,对设计和施工的考验极大。在设计上,一户一策,每栋房子单独出图纸,根据不同情况谨慎地甄别,进行对应性的改造,保持街区整体上的延续感。施工也需要反复商讨,例如立面的修复,最终采用了清水砖墙砌筑的方法,并将原立面小心地保留下来,这必须边拆除边加固,有些地方甚至要一块块拆砖才能保证原有立面完好。街区里不为人注意的历史细节,如雕花、铁艺栏杆、木窗、趟栊门等,设计团队也在踏勘过程中一一拍照记录,要求尽可能修复原貌。

老城的边缘化本质上是城市生态的问题,不解决城市生活内容的困境还是于事无补,所以永庆坊改造不仅是变美变好,还要考虑商业方面的运营。宋刚和团队早期对所有建筑进行评估时,就已经推演了每栋建筑适合的业态,进行布局。例如进深较深、靠里安静的就做办公,靠外、可达性强的就做商业,商业建筑的立面尽量把窗开大,做系列橱窗去吸引人群。

要满足众多的设计需要并非设计团队最头大的事情,永庆坊改造最大的难点,在于要改造的单位只有70%~80%为公产,其他为私产。宋刚和团队不但要设计方案,还需要进行大量协调、劝说。甚至常有街坊大爷、大妈来指挥他:“哎,你这样设计不行,应该……”他记得,永庆坊一期需要出改造方案的房屋一共80栋,有些建筑由于情况复杂反复修改图纸,甚至会改上数十版。“确实磨人,图纸不断变更,施工过程反复纠结调整。”宋刚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如今,永庆坊作为广州旧城改造的标杆项目,已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街区。2021年10月,广州永庆坊保护活化项目,获得建筑领域大奖——中国建筑学会建筑设计奖。“微改造”一词也从这里出发,为广州乃至全国旧城中心区的更新活化提供了另外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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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拍永庆坊历史街区。图/视觉中国

宋刚坦言,当年接下这个项目时,对所谓“微改造”的认知深度远不及当下,对街区整体功能定位也还模糊,尚未有准确的把握,更没有想到最终项目会被提升到这样一个高度。但也正因如此,无先例可循的摸索和“无知者无畏”的率真使团队作出很多极具创造性的开发,他们一方面对有历史价值的旧房子修复、还原、加固,尽可能忠实地还原历史面貌;另一方面也去粗存精,大胆引入现代业态需要的通透、开放、灵活、创意的元素。例如街区中央的共享中庭,宋刚将竹筒屋结合的位置彻底打开,引入新鲜空气和阳光,这是对共享办公群落的量身定制设计。

新与旧的碰撞,曾引来业内专业人士的尖锐批评,认为新的理念破坏了古城原有的岭南味道。但广州的民众很快接受了改造后的永庆坊,永庆坊也因此焕发了生命力。根据最初定位,永庆坊建成后引入办公、配套公寓、教育等产业。但经过五年的发展,它的商户越来越多元化,咖啡店、剧场、文创小店纷纷聚集到这里。无论什么时候来永庆坊,都随处可见个性打扮的“文艺青年”,周末的夜晚更是人群络绎不绝。

最难能可贵的,是在最后改造完的园区里,商业、文化活动应接不暇的同时,又无缝衔接着舍不得搬走的老街坊的日常生活。在年轻人排队拍照的网红咖啡馆、日式饰品店旁边甚至楼上,就是露台晒着背心、衬裤的老住户,再拐个弯,还有坐在家门口修鞋、修家具的老匠人,不为赚什么钱,只因在老街住了一辈子又有点手艺,不想闲着,也服务街坊邻里。

文艺青年们寻找角度自拍,半掩门内正看电视的老人对咫尺外的热闹充耳不闻。不同的世界交织在一起,商业的喧哗与市井生活的安闲,彼此包容、共生,这也使得永庆坊绝无人造布景或符号之感,而是散发真实的人情味与烟火气。这看似奇特却和谐的城市空间,似乎只有在广州才会显现,也只有在这里,才毫不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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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北京路及展出的历史遗迹。摄影/姬东

千年商都的革新求变

向水而生、因水而兴的广州,曾是一座河道如巷的水城,直到上世纪70年代,广州人仍习惯把穿城而过的珠江称为“海”。

古时的广州土著为“越”,广州建城之始,似乎为明人欧大任《百越先贤志》中记载的春秋时代的“南武城”。那时的越人耕耘树艺,渔海樵山,春秋战国中原征伐不已时,广州凭借五岭屏障依然河清海晏,越民不仅身体强壮且讲究生活质量,在广州龙洞飞鹅岭一带,曾考古发现四千多年前装饰用的玉环。

随着秦始皇扫灭六国,公元前221年,秦派50万大军南下。在作战人数和作战经验上,百越军队远不及秦国大军,但断发文身的越人与秦军鏖战十年,使秦人迟迟踏不入百越之地。后秦军主将赵佗和辑百越,团结越人首领,才逐渐得到了当地拥戴。岭南纳入了秦朝版图后,来自中原的汉人源源不断迁入当地,风俗文化南北融合。这些生猛骁勇的越人与谋求改变命运、举家南迁的汉人在深层意识中具有共通之处,他们会通碰撞出了岭南文化中最深层的基因——革新求变。

三元里抗英、黄花岗起义、广州起义……近现代的广州,又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城市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柳立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中国大的主流文化中,也许岭南文化不是那么凸显,但每当中国在发展中遇到瓶颈,于关键的历史节点上,岭南文化或者说以广州为核心的广东人,就表现出他们强烈的探索精神和执行力,从近现代历史中的关键事件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改革开放,都是如此。

革新求变中,孕育着强大的开放与融合能力,这与广州自古以来的商港地位密切相关,也影响了广州的整个城市空间风貌。两汉至六朝,广州的商业尤其是海外贸易,已颇为活跃,对外贸易交往,从东南亚扩展至印度、斯里兰卡和阿拉伯半岛。唐代开始,广州更进一步成为全国主要进出口口岸和世界著名的贸易港口城市,唐王朝在广州设置了外贸管理官员市舶使,这是中国最早的外贸官员。如今黄埔至庙头一带是当年海外商船停泊的天然外港,城内珠江白鹅潭,则是中外商船停泊交易的深水内港,繁华热闹,称盛一时。

《旧唐书》记载,光公元770年一年,就有四千多艘海船进出广州港。对外贸易的繁盛,使海外商人云集唐代广州,其数量多至十余万,不少人定居于广州,称为住唐蕃人。广州政府划出城西(今光塔路)一带,以河为界,专给住唐蕃人居住,称为“蕃坊”。

宋朝之后,广州将西边的“蕃坊”与东部老城合并,且多次扩建,直至明朝嘉靖四十二年(1563),广州城进行最后一次大规模扩建,城址东起今越秀路,西到今人民路,南达当时濒临珠江的今万福路、太康路,北跨越秀山。至此,广州城的规模最后定型。清代二百多年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广州城的面积和规模始终保持原状。

自古以来的口岸优势直到清朝的“一口通商”,使广州始终处于接受外来文化的前沿地带,岭南文化中兼容并包的吸纳精神逐渐体现在城市空间建设和规划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就是骑楼。这种典型的外廊式建筑物,渊源最早可上溯到约2500年前的希腊“帕特农神庙”,后由英国殖民者带进印度等南亚、东南亚国家,上世纪20年代,往来各地的广州华侨将这种南洋的西方异质建筑文化带回广州。

粤派骑楼尽管是舶来品,却因地制宜地进行了改良,广州人把门廊扩大串通成沿街廊道,廊道上面是居家住宅,下面一边向街敞开,另一边是店面橱窗,走在廊道下就可一眼看到店家的商品。外观也融入了中国传统建筑元素,比如墙体多为中式清水砖材料,其中最具中式建筑特色的,是西关大屋的独特标识——满洲窗——实木窗框嵌镶黄绿相间或彩绘的一块块细小玻璃,顶部的山花挑檐也做成中国特色的柔和拱形顶。广州人不留痕迹地把西方建筑与传统结合起来,最终自成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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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部分知名地标。

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天骥眼中,骑楼就是广州千年商都和岭南文化多元兼容之特性的最生动注释。就像广东传统小吃及第粥:“什么东西都放下去,那就好吃了。粥里面鸡杂、牛杂、鱼片,杂就是交融。不同的营养,不同的味道。”可以说,骑楼是广州人在继承与创新上的务实态度和学习智慧的物化,他们既不割裂传统,又不死守传统,从不用单一的标准去看待事物。这种开放而又理性务实的文化精神,始终伴随着广州的经济社会变革。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是骑楼兴建的高峰期,黄天骥还记得,小时候听家里的老人讲,政府鼓励兴盖骑楼。那时,走到中山四路“新以泰”店门口,一眼望过去,骑楼密密麻麻。在骑楼底下,孩童们弹棋、拍公仔纸、跳橡皮筋,成人“叹茶”乘凉、开铺做生意,翻风落雨时,人们都站在骑楼下避雨……那是老一辈“老广”们鲜活的生活与记忆。

翻开一张老广州地图,在老城区约15平方公里的范围里,曾密密麻麻分布着59条骑楼街路段,总长达40多公里,骑楼成了老广州城市街景最显著的特色。

也在这一时期,广州城市发展重心渐渐东移。20世纪初,广九铁路动工,受过西方教育的设计、修建者聚集在东湖附近,他们喝咖啡、打网球,现代城市生活方式逐渐在城市东部留下印记。随后,美国人在东山修建了第一座教堂,归国华侨、教授、医生、洋行买办、高级从政人员、实业家等开明人士慢慢在周围聚集,他们在原属东山的新河浦路和龟岗大马路一带买地起房子,修建了众多西洋别墅,例如陈公馆、白云楼,广州东部开始形成现代城市特征。同时由于城西商业密集,遍布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场、邮电大楼等建筑,当机场、医院、大学这些需要大片地皮的现代城市产物出现时,也自然选择了东部。

《商都往事:广州城市历史研究笔记》作者、广州市规划协会会长潘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从民国时代起,广州东部无论从生活情调、城市生态还是城市性格、功能,都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现代都市特征,逐渐与西关地区形成不一样的城市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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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广州上下九步行街的老字号陶陶居。摄影/肖雄

岭南文化包容开放的叙事逻辑

岭南文化的兼容,不仅体现在对外,同样体现在对内,它浸润着一种世俗化的宽容。与其他文化相比,岭南文化更加市井,但这种市井并非庸俗,而是因为较少受到约束,而更加随意、自由,城市更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老百姓也更关注自己的生活。

这使得广州成为中国较早出现城市公共空间的城市。1884年,张之洞在广州实学馆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博物馆。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和其他改良派一起建立了“万木草堂书藏”,开启了广州近代图书馆事业的重要尝试。

直达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前,广州仍然保留一套自我叙事逻辑,新建了一些小尺度的轻松活泼的现代主义建筑,整个城市风貌并无大变。

真正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之后,三千年未有的现代化大潮中,广州也如同中国绝大多数城市一样,没有躲过机器轰鸣和高歌猛进。

例如民国期间兴建有南洋花园别墅的东山梅花村,本被列入保护范围,要求对核心区的二十几栋小洋楼原样保护,但最终迫于开发压力,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梅花村被拆得只剩一座陈济棠公馆。

广州上世纪末旧城改造所走过的弯路,其实也是国内众多历史文化名城的缩影。“由于整个社会对现代化片面的理解,很多人都认为高楼林立、车水马龙、高架桥和大广场才是城市繁荣的形象。改革开放前期,虽然我们的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官员和老百姓的价值观和审美还停留在贫困时代。”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事实上,大马路是给车走的,小街巷才是给人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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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剧《白蛇传·情》。摄影/姬东

任何人都难以跳出自己所处的时代。回想那段历史,曾在2003年至2007年担任广州市城市规划局局长的潘安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难处,在很多失败的教训中,我们终于明白了要怎样建设自己的城市。当然,站在今天回头去看,我们常想,如果当时能够再高瞻远瞩一些该多好。”

广州旧城改造对历史文化的破坏在2000年前后有所遏制,城市重新确立“拉开格局,建设新区,保护名城”的发展战略。2003年起,清华大学和广东省规划院的规划师对广州市展开全面的调研,对广州两千年文脉所在的历史城区进行地毯式调查,并对光复南路等历史街区进行仔细测绘,为全面保护规划取得详细资料,划定了历史城区的范围,作为此后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点和核心,并对古城轮廓、建筑高度都提出保护办法。

2019年1月,广州首个针对骑楼街保护的法规《广州市骑楼街保护利用规划》出台时,摸清过广州骑楼“家底”——传统骑楼街总长度26.5公里。与上世纪30年代总长达40多公里相比,尽管骑楼损失了相当多,但也仍然保留了一半以上。

那些不愿离开故土的老住户,未在城市建设时被强制搬离,很多古村落得以部分保留,也使城市具有了相当大的纠错能力,“即便是因外部环境的影响,发展轨迹有所偏离,它也能够在外力减弱后,很快地回到自己的轨道上。”广州市城市规划局前局长潘安说。

广式生活的力量

走在广州街巷,总是很容易找到城市生长的痕迹。老式竹筒屋并排而立,鱼鳞状瓦片里有岭南传统民居的韵律,简易平房、商铺乃至幼儿园、学校围绕着它们,互相夹杂,再往外走,又是一个个新起的商住小区,与内环高架纵横交错。

“城市肌理混杂”,这是永庆坊主创设计师宋刚眼中的广州。他用天津作为对照:同为历史风貌丰富的大城市,天津整体秩序性强,显示出强大的规划性。相比之下,广州市民文化发达,经济活跃,城市建设的自发性、天然性十分显著,更注重个人自身的需求和感受,而不是规矩和意义。

这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对广州的印象不谋而合,曾多次参与广州城市发展规划的他对广州最突出的感受就是,“广州就按自己的生活理念生存着”。生猛和淡定务实这两种看似对立的特质,却神奇地统一在广州人的精神层面上。

市民文化发达,也帮助广州在城市治理中逐渐摸索出了道路。2006年年底,恩宁路连片危破房改造作为广州“中调”(东进、西联、南拓、北优的中心城区发展指导方针)的首个旧城改造项目启动,由于当时各界对历史文化保护的认识还存在分歧,规划方案始终未能确定。

2007年11月,建于1932年、地处恩宁路与宝华路交界处的金声电影院因“消防未达标”无钱整改而歇业。之后几经波折,在拆与不拆的争议声中,金声电影院仍然于2010年3月被全部拆除,仅余牌楼。对很多老西关人而言,金声电影院绝不仅仅是一座电影院,是由华侨集资建设的骑楼建筑,更承载着好几代人的欢乐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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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广州荔枝湾区的老字号餐饮店广州酒家喝早茶。摄影/肖雄

2011年6月,恩宁路改造规划在广州市规委会上全票通过,摒弃基本全拆思路,提出将通过保护骑楼、复建河涌等多种方式,实现对旧城区历史文化的保护。此时,广州也提出要在老城区做减量规划,不再大拆大建。2015年3月,广州市城市更新局正式挂牌成立,将“三旧”(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改造和统筹城乡人居环境改善的职责一并纳入,在国内属首例。宋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了永庆坊的“微改造”试验,并最终获得成功。

2016年,广州启动老旧小区改造,绣花功夫的“微改造”全面铺开,永庆坊模式被复制推广。根据广州市的统计,全市共有2831个老旧小区,总建筑面积约7000万平方米。截至2020年5月底,广州已累计完工老旧小区“微改造”项目323个,惠及4万户家庭、150万人,3094万平方米老建筑改头换面。广州统计局的民调显示,81.5%的受访市民认为老旧小区“微改造”提升了生活品质。

“落雨大,水浸街”曾是广州街头代代相传的童谣,老村老街经过翻新改造,在整个市政、绿化、交通、消防都得到提升。从西关大屋中走出的黄天骥说,“老房子是要整治的,不但更安全,整个街区看上去都干净整齐,连路面也变得平整。”修缮后的民居更加易于保留,它们不会再因“破旧”、“危房”之类的理由被拆掉,而正是这些民居,身上流淌着鲜活的历史血液,取景框一般锁住身后古旧长巷里的散淡风景人事,再变为土壤,滋养城市中年轻的活力。

如今黄天骥居住在与西关气质迥然的中山大学附近,但他觉得骑楼并没有远离自己,尤其是近几年,他注意到新起的写字楼、商业中心,很多使用一楼大堂开放的格局,且与周边的商业打通,“这不还是骑楼吗?我们岭南的风格没有变啊。”

从2019年开始,广州开始打造风雨连廊,这些廊道无缝连通了地铁站、公交车站和附近的住宅小区、写字楼。下地铁站出来,即可沿着色彩斑斓的风雨连廊步行回家,一路免遭日晒风雨。在黄天骥眼中,这同样是“骑楼”,是岭南人的内在精神——“想出创新的方法,既要经商也方便大家生活,满足人的需要”。

开放包容的广州,既古老,又现代;既岭南,也国际。在那些年轻的新区、新建筑里,流淌过千年岁月的岭南文化换一个样貌,仍然鲜活。而城市中最终留下来的不仅是建筑,还有鲜活的生活,以及它承载的传统和文化。

在2020年9月份印发的《广州市深化城市更新工作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方案》中,明确了广州城市改造的五个原则,即“人民城市为人民、高质量发展、生态保护优先、传承保护历史文化、依法依规”;而其城市改造的目标,除了“村村通地铁”外,还要“村村学位足、村村大师作,”传承历史文脉,保持和延续历史文化名城的传统格局和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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