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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党史频道，厡载《党史博览》作者散木
这里所说的中共秘密党员，是指中共隐蔽战线中活动在国民党高级将领身边的四名秘书。他们都有大学文化背景，而几名国民党高级将领也都因爱惜人才且又以同乡的因缘将他们揽为自己的幕僚。
赵荣声，1915年生，安徽安庆人。1935年考入燕京大学法学院，在校期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担任该校党支部宣传委员。1937年春，他与十几个同学一起奔赴延安，而接待他们的正是当年燕京大学的学生领袖黄华。
随后，他们又见到了朱德、林伯渠、博古、陈赓、成仿吾、丁玲等人，还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听了毛泽东讲述的抗战问题，后又聆听了毛泽东在延安积极分子大会上所作的“统一战线与抗战问题”的报告。
不久，抗战爆发，北平失守后中共党组织通知赵荣声向后方转移，赵荣声辗转至上海，本欲前往延安，但因囊中羞涩，只好先回老家去筹钱。在安庆，赵荣声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宣传抗日。安庆沦陷后，赵荣声又迁徙到汉口，在这里他得知丁玲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已开赴山西抗日前线，遂直奔山西的战时中心临汾。在那里，他找到了丁玲和彭雪枫，于是成为随军记者，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
1938年1月31日，正逢农历春节，时任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的卫立煌来给朱德拜年，丁玲让赵荣声赴八路军总部去采访卫立煌。
赵荣声和卫立煌都是安徽人，不过，当时他们彼此互不相识，然而不久后有所变化。原来采访结束后，赵荣声执笔写了一篇《西线上的一个盛会》，随即在《群众》周刊上刊出，这引起了卫立煌的注意。卫立煌向部下安徽同乡刘毓珩询问作者的情况，并感慨说：“为什么能干的青年都跑到八路军那边去了？”
他突发奇想，嘱咐刘想法把赵找来，让赵到自己的司令部当秘书。刘毓珩恰好与赵荣声相识，此前他曾任清华“救国会”主席，后来他奉命到国民党军队去做统战工作，此时他也明白卫的建议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于是，他写信邀请赵荣声到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来工作。赵荣声没有收到信。然而，碰巧的是赵荣声在临汾偶尔遇到了刘毓珩，但拒绝了邀请。
中共党组织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立即找赵荣声谈话，强调开展统战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劝说赵荣声接受这个邀请。接受了特殊任务后，赵荣声奉命到山西霍县（今霍州市） 的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报到，当了一名少校秘书。卫立煌十分高兴。此后，每逢战斗间隙，卫立煌便与赵荣声交谈。在赵荣声那里，卫立煌受到了许多思想上的影响。
卫立煌曾令赵荣声、刘毓珩等在西安成立“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此后赵荣声又回到卫立煌身边。当时卫立煌所部与日军交战，卫的部队在韩侯岭遇挫，卫立煌打算把部队转移到中条山去，赵荣声却建议他走陕北这条路，顺路去延安参观，卫立煌同意了。
1938年4月17日，卫立煌的车队由延水关出发直奔延安，及至延安，延安老百姓敲锣打鼓来迎接他，卫立煌也高兴地会见了毛泽东等人。当时，毛泽东还设宴招待了卫立煌、郭寄峤等人。卫、郭又参观了抗大，卫立煌还特意去看了在山西前线受伤的林彪。
不久，卫立煌从赵荣声那里获知陕北急缺抗战物资，在回到西安的次日，便下令拨发给八路军步枪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颗，以及180箱牛肉罐头。
赵荣声在卫立煌部活动，他的上级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林伯渠。赵时常向林请示和汇报，林要求赵应经常做卫立煌的思想工作，宣传中共的抗日民主主张，并鼓励卫成为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
卫立煌通过与赵的接触，感到赵荣声是了解自己的，两人能够说知心的话。如此时间长了，两人无话不说。有一次，卫立煌突然提出：“我参加共产党好吗？怎么参加呢？”赵荣声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卫立煌让他去延安找朱德，赵说还是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问林伯渠吧。
林伯渠的指示是：“回去告诉卫立煌，好好做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员，做一个真正实行孙中山革命主张的国民党员，这样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比参加共产党更大一些。”
不久，赵荣声收到一封署名“胡服”的信，约他到河南渑池晤谈，赵荣声遂赶赴渑池八路军兵站，原来“胡服”就是刘少奇。
刘少奇直言赵荣声争取卫立煌有功有失，所谓“失”，是说：“你的胆子不小，想挖蒋介石的墙脚。你知道不知道，这样做不但对党没有好处，反而有危险。”最后，刘少奇指示赵荣声：“你只要能在卫立煌身边待下去就是成绩。有事我会派人来找你，你不需要知道我在哪里，不要到各地找党组织。”
果然，卫立煌“通共”被国民党特务发觉了。1938年底，迫于蒋介石的压力，卫立煌解散了第二战区工作团。1939年1月，卫已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赵荣声继续跟随卫立煌，并被任命为洛阳长官部的机要室秘书。对此，卫立煌向赵解释说：“长期带你在身边，会引起别人闲话。现在让你到机要室，如果有什么事情，随时来找我。”
赵荣声在卫立煌身边活动，自然要以卫的亲信面目出现。1939年，他编写了《卫将军》一书，借以为卫立煌争做河南省主席造势，而“卫将军”这一历史典故，分明是指西汉大将卫青。卫立煌当上河南省主席之后，却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
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在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与新四军发生了摩擦，卫立煌两面为难，最后他还是将制造血案的祸首之一别廷芳教训了一顿。而此时的山西，由于阎锡山倒向顽固派，与共产党的摩擦反而闹得更大了。在赵荣声的影响下，卫立煌坚持团结抗日，严格约束军队，使卫部不介入摩擦。1940年4月，卫立煌和朱德再次会晤，双方签订了驻军防区的协议。说服郭寄峤和平解决兰州学潮问题抗战时期，国民党下令凡是国民党军队里的官兵须全部加入国民党，赵荣声遂请示组织，组织指示他便宜行事，即在被迫需要参加国民党的时候就参加。赵荣声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卫立煌指定为郭寄峤。
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失败后，卫立煌被撤掉河南省主席一职。此时顾及继续留在洛阳对卫没有好处，赵荣声便请假回到老望了闲居中的卫立煌。这年11月，卫立煌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因这支部队有许多蒋介石心腹陈诚的人，为了避嫌，卫立煌没有带赵荣声。赵荣声回到燕京大学继续深造。
1946年秋，赵荣声大学毕业，听说卫立煌新婚不久且准备出洋，便到重庆看望卫立煌。见面之余，卫立煌让赵荣声谈谈对时局的看法，赵荣声对国内外形势作了详细的分析，认为卫立煌的个人前途须与国内的民主运动结合起来，虽不能公开表示支持，但也要对它示以同情，等等。临别之际，卫立煌嘱咐赵荣声留在上海、南京一带，因为他确信自己不久就会回来，会有许多事要赵去做。
1947年10月，国共内战进入关键时刻，蒋介石催促在国外的卫立煌回国，让他去接替陈诚所担任的国民党军在东北的主帅职务。迫于蒋的压力，卫立煌只得就任。此时，赵荣声已由安徽回到上海，他在南京时遇到了表兄张友鸾（《南京人报》报人），帮了几天忙，却遇到了叛徒袁晓轩。为了甩掉这个“尾巴”，赵又来到兰州，找到时任甘肃省主席的郭寄峤，郭安排他到西北日报社担任社长。
1949年，兰州解放前夕，兰州学生发动了旨在反对内战的学潮。当时郭寄峤拟武装弹压，幸亏赵荣声从中周旋，向郭寄峤力陈利害关系，终于和平解决，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
新中国成立后，赵荣声被安排在工会系统工作，最初担任全国总工会文教部负责新闻发布的工作。由于他没有任何介绍信或可以证明自己是党员的证件，全总机关的党总支让他写简历交组织审查，但赵认为自己奉命做统战工作十余年，卫立煌却以“东北剿匪总司令”身份成为战犯，又逃往香港，他自感有负党的嘱托，没有完成党的任务，也没有任何成绩，所以只写了一份检查，而党总支也没有承认他的组织关系。此后，赵荣声被调到工人日报社工作。
反右运动后期，由于赵荣声卧底的那一段历史处于秘密状态，无人知晓，在反右运动的重灾区工人日报社，他“理所当然”地被划为“右派”，下放山东，实行改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组织复查了赵荣声的历史，此前所有的不实之词全部被推翻，赵荣声得以恢复名誉。
离休前，赵荣声是中国工人出版社的副社长。离休后，他笔耕不辍，相继撰写并出版了《回忆卫立煌先生》《沿着斯诺的足迹》《一二·九运动中的〈燕大周刊〉》《沟桥劳军采访记》《为了燃起大别山抗日救亡的烽火》《三十年代燕京大学党的活动》等，他还编辑出版了《一二·九在未名湖畔》一书。1995年，赵荣声因病去世。随着时间的流逝，赵荣声的功勋逐渐为人所知。曾任劳动部副部长的刘子久在《忆少奇同志》一书中回忆了当年刘少奇安放“冷棋”一事，他说：“少奇同志斩钉截铁地对那位有可能在卫立煌身边长期待下去的同志说，你在那里长期待下去就是胜利……
这位同志没有辜负党对他的信任，在卫立煌及其部属郭寄峤那里一直工作到全国解放。这个同志利用他的特殊地位做了一些别的同志不能做的有利于党的事业的工作。”“这个同志”，就是赵荣声。
谢和赓，1912年生，广西桂林人。他是一位更具传奇性的人物，当过许多人的秘书———冯玉祥的秘书、吉鸿昌的秘书、李宗仁的秘书、白崇禧的秘书，甚至是蒋介石大本营国防会议的秘书，以及国民党中央军委的秘书，等等。说到他的卧底经历，还要提到他的二哥谢铁民。谢铁民是广西中共党史上的著名人物，是广西学生爱国运动的领袖，在1927年蒋介石实行“清共”时英勇就义了。哥哥的影响和遭遇让谢和赓很早就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谢和赓早年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1932年底，面对“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国难，他毅然投笔从戎，奔赴察哈尔抗日前线。翌年3月，他经冯玉祥部队中的中共人士宣侠父的介绍，秘密加入共产党。在抗日同盟军中，谢和赓是一个三等兵。由于表现出众，他被吉鸿昌委任为上尉秘书兼司令部教导队教员，还先后担任过冯玉祥和吉鸿昌的秘书。
察绥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党组织派谢和赓潜回广西，打入桂系势力的上层，宣侠父也随同谢和赓去对桂系上层进行统战工作。
行动之前，中共北方局向谢和赓交代了工作原则：一、站稳脚跟，调查和研究桂系上层的军政情况；二、设法争取接近李宗仁、白崇禧；三、秘密开展发动全国抗日的宣传和鼓动工作；四、每月或两个月写信给天津吉鸿昌（其时已秘密加入共产党） 的饭店经理，随便说几句无关紧要的话，不用真名，作为与组织的联系方式。当时谢和赓的代号是“八一”，他只与宣侠父保持单线联系，直接受周恩来和李克农的领导。
在南下前，谢和赓手持吉鸿昌的信函，上泰山拜见了冯玉祥，冯玉祥也为谢和赓写了一封介绍信。冯玉祥还答应给李济深写信，请李济深向李宗仁和白崇禧推荐谢和赓和宣侠父。此前桂系在崛起和反蒋的过程中曾得到过冯、李的支持和帮助，于是看了他们的介绍信之后，李宗仁和白崇禧便对谢、宣有了一定的信任，决定留用二人。
1934年冬，谢和赓被派任广西省工商局研究员及建设厅工商科一等科员。不久，他起草了一些计划和章程，其内容基本迎合了当时桂系标榜“自治、自卫、自给”的所谓“三自”政策，受到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嘉许。
随即，谢和赓被授予一枚第五路军总部的特别出入证章，凭此无须经岗哨通报，便可随意出入李、白的住处。谢和赓感到时机已成熟，遂多次向李宗仁和白崇禧推荐同来的宣侠父，称其此前在黄埔军校以文武双全著称，又擅于做联络工作。于是，宣侠父被委任为广西绥靖公署上校咨议。谢和赓和宣侠父在桂系站稳之后，常常在工作之余去邕江江畔的临江花园秘密接头，彼此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商量应对之策，并向中共党组织汇报有关情报。
1937年8月2日，蒋介石电邀白崇禧赴南京共商抗日大计。当时鉴于桂系与蒋介石嫡系的历史恩怨，以及对形势的判断，李宗仁等反对白崇禧应邀前往，白崇禧举棋不定。谢和赓则感到时不我待，连夜写信报呈白崇禧，直言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蚕食中国的政策只会加快，绝不会改变，且国共矛盾将降为次要矛盾，而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将上升为主要矛盾。逢此全国抗战的局面，抗日救亡必将成为国家生活中的主题，此时蒋介石不会也不可能一意孤行，与全民抗日的大局背道而驰。他建议白崇禧应以民族利益为重，摒弃成见，顺应民心，迅速赴京，如此才能实现全面抗战，而桂系也如此才能打出广西，并提高在全国民众中的声望。
白崇禧读信，深觉其言之有理，遂决定如约飞赴南京，并要求谢和赓一同前往。中日大战在即，白崇禧赴南京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谢和赓则被白崇禧任命为其身边的中校机要秘书，职责系处理日常文件和函电。不久，白崇禧又推荐他就任大本营国防会议秘书，其职责为在秘书长张群手下进行国防会议记录和办理相关事务。
是年10月，战局愈加险恶，日军业已开始向南京迂回靠近。谢和赓根据敌我综合情况，总结抗战以来的正反经验，写成一份建议书———《全民性全国军事总动员纲要》。建议书写就后随即通过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李克农将文章转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时报呈白崇禧。白崇禧读后大加赞赏，并采纳了其中的一些意见，将其归纳为后来流传为抗战名言的“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空间”。李宗仁得知后也赞不绝口。不久，谢和赓又被破格提升为上校。
11月，淞沪会战国民党军失利，上海沦陷，随即日军急攻南京。就在南京沦陷之前，谢和赓随指挥部开赴战时临时首都武汉。
在武汉时，白崇禧又让谢和赓写了一份《军队政治工作与群众政治工作之关系》的讲演稿。为此，谢和赓找到了李克农，请求党组织提供相关的材料，随后谢埋头研究和起草，写成后又经李克农转交周恩来审阅。周恩来随即认真审阅，并进行了较大的修改，主要是以白崇禧军训部长的口吻，避免了在政治训练的原则和方法方面与中共过于相似。不久，根据这篇谢和赓起草、周恩来修改的讲演稿，白崇禧向其部师以上干部和师级政工人员进行了训话，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谢和赓随第五战区司令部撤往广西桂林，随即李克农也在桂林建立了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此时，由洪深、金山率领的上海抗战演剧二队也来到桂系所辖的第五战区宣传，而此前该队在南京时，谢和赓曾奉命探望，他对演剧二队的人员已非常熟识，特别是对队中的女主角王莹，更是别具情怀。王莹是20世纪30年代活跃于剧坛、影坛、文坛的三栖明星兼作家，15岁时加入共产党，又曾在上海艺术学院、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公学等校读书，还远去日本留过学，因主演了夏衍创作的国防戏剧《赛金花》而闻名上海滩。
此时，李宗仁与夫人郭德洁邀请该队来桂林演出，还打算由广西省政府资助他们赴南洋演出，通过向华侨宣传抗战，募集抗日资金和物资。演剧二队来到桂林后，更名为“中国救亡剧团”，他们的演出，深受广西各界好评，而谢和赓更加成为追星一族，此时他对王莹的情感终于释放而出了。
谢和赓曾与白崇禧夫人马佩璋的表妹杜荣结婚，但两人没有感情基础，所谓志不同道不合，结婚不及一年，就分居了，仅仅维持着一桩婚姻关系。谢和赓接触到王莹之后，心有所属；而王莹也钟情于这位英俊的青年军官，并十分同情他的境遇。谢和赓和王莹陷入热恋后，在社会上和党内，许多不知内情的人们却对他们提出了非议。
此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时为了争取美国支持中国抗战，国共两党都向美国派遣了一批留学生，以便对美国各界开展外交和统战宣传，谢和赓和王莹两人也被推荐到美国留学。行前，周恩来分别与谢和赓、王莹谈话。
周恩来说：“你们的恋爱关系完全正当，到了美国后，希望你们相依为命，互相学习，真诚相爱。但为了工作，小谢还不能解除旧的婚约，在旧关系解除之前， （你们） 暂时不能结婚，也不能同居。这是中央的规定。”
1942年，谢、王两人分别以国民政府海外部海外视察员、学习员的身份赴美留学，其间他们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指示，只以友人身份相处。新中国成立后，谢和赓收到家人寄来的其与前妻离婚的判决书以及刊登有前妻与他离婚通告的《桂林日报》，才于1950年2月和王莹正式结婚。
在美国，谢和赓先后在美国世界事务学院、美国西北大学、费城州立大学研究院学习。王莹则先后在贝满学院、耶鲁大学学习，另外她还去邓肯舞蹈学院学习过舞蹈。其间，谢和赓曾接办了美国华侨报纸《纽约新报》，任代总编辑一职，负责翻译和撰写社论的工作，并充分利用这个舆论阵地，广泛宣传中共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争取广大爱国华侨和美国人民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王莹则被推选为中国代表参加了世界青年学生代表大会，曾到美国各地的工厂、学校演讲，并用英文演唱中国的抗战歌曲，大大激发了华侨的爱国热情。她还组织一个中国剧团，并首先应罗斯福总统夫妇的邀请，专程到白宫演出，随后又率团到美国各地巡回演出。
1954年冬，美国掀起了一股反动的“麦卡锡主义”风潮，谢和赓和王莹此时的身份已经暴露，他们被美国移民局扣押，并被投进哀离思岛的监狱，当时美国当局还威逼他们加入美国国籍，受到两人的严斥。
他们的状况被周恩来得知后，周恩来马上指示中国外交部通过第三国向美国进行交涉，并以在朝鲜战争中被俘的美国战俘来换回两人。1955年元旦之夜，谢和赓和王莹终于回到了北京，随即受到周恩来和董必武等人的亲切接见。周恩来说：“你们夫妇俩光荣地完成了党交给你们的使命，对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归国后，谢和赓曾任《世界知识》杂志的高级编辑兼欧美组组长等职，还曾被调到外交部工作；王莹则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剧一职。
1957年，谢和赓因在“鸣放”期间提出“中南海应向老百姓开放”的意见，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到北大荒劳改。由于周恩来和董必武的出面干预，一年后他得以重返北京。1966年“文革”爆发，此前因江青早年在上海时曾与王莹争演话剧《赛金花》主角一事，江青对王莹有积怨。不久，王莹、谢和赓以“美国特务”的罪名，被关入秦城监狱。1975年春，当时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得知了他们的情况后，遂指示有关部门将谢和赓释放出狱治病（在被关押了8年之后，谢和赓已两耳失聪，不能言语，又丧失了思维能力）。此时，王莹已死于狱中。
谢和赓和王莹的冤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此后谢和赓仍在外交部工作，直至去世。
阎又文，1914年生，山西荣河（今万荣县） 人。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一块墓碑上，镌刻着如下的碑文：“阎又文同志，山西省万荣县人，生于一九一四年七月六日。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粮油生产局局长。……中国共产党党员……阎又文同志，过去曾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
阎又文于1934年考入山西大学法学院，其间曾参加过由中共地下党员杜任之、张友渔等主持的进步团体中外语文学会。抗日战争爆发后，阎又文原计划赴延安参加革命，后来按照邢西萍（徐冰） 的安排，改赴同乡傅作义的部队中从事抗日工作。阎又文是傅作义的小同乡，才华出众，文笔锋锐，傅作义非常赏识他，让他跟随自己，做自己的私人秘书。不久，国共两党达成正式合作，部分国民党部队依照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的做法，邀请中共派人到部队中从事政治工作，当时中共中央特派员潘纪文奉命赴傅作义部队中协助开展政治工作，潘不久即秘密发展阎又文加入共产党。
1939年下半年，由于抗战局势逆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当时傅作义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其部队中的共产党政工干部被“礼送出境”。由于事出紧急，党组织来不及作出相应的安排，阎又文自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在傅作义身边，阎又文逐渐升任至少将新闻处长、奋斗日报社社长、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政工处副处长等职。
抗战结束后，当时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工作的王玉接到了上级交派的一个任务：马上到绥远傅作义部队中去寻找一个名叫阎又文的中共地下党员。而此时党组织已经和阎又文失去联系将近7年了。1946年春节过后，王玉来到了包头，经过探查，他打听到了阎又文的下落。在王玉动身之前，边区保安处的领导曾交代说：找到阎又文后，一定要与阎又文建立绝密的单线联系，决不允许和任何地方组织发生关系；此外，通过阎又文了解和掌握傅部的情报，特别是了解和掌握傅作义和蒋介石的关系，至于其他的，一律不要搞，以免增加暴露的风险。
此次与阎又文联系，也只有王玉一个人，据说当时即使在解放区知晓阎又文真实身份的，也只有边区保安处和中央社会部的几位领导，这条情报线实际上就是几个人：阎又文—王玉—罗青长、李克农。后来阎又文的真实身份难以被世人知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随即，王玉联系上了阎又文。当时，阎又文已是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上校军衔，是傅作义的机要秘书，深得傅作义的赏识和信任。但凡傅作义主持的军事和政治会议，都由阎又文负责记录；傅作义的重要电报、文件及讲稿等，也都由阎又文起草。阎把傅作义的军事实力、作战计划、师以上将领的情况，以及傅和蒋的矛盾等源源不断地汇报给了王玉。阎又文特别提醒王玉：傅作义已经成为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先锋，他被拉到了蒋介石的内战战车上，其部很可能会进攻绥东解放区。
随即，王玉马上找到驻扎在绥东丰镇的华北野战军某部，将这些信息报告给了部队领导，但部队领导表现出姑妄听之的态度，以为这是对傅作义的军事力量估计得太高了。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开始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绥东战役随即拉开序幕，傅部前锋相继占领了集宁、丰镇、阳高、张家口等地。当时李克农曾批评性地总结说：华北战场解放军的初期失利，败就败在对情报的不够重视。此次战役后期，华北野战军对傅部采取了避其锋芒的战略撤退措施，未与之发生大规模的战斗。若干年后，罗青长对此这样评价说：当年阎又文的情报对我华北野战军免受更大的损失起了重要的作用。替傅作义捉刀写致毛泽东的野檄文冶。
1946年7月31日，晋察冀、晋绥军区发起了大同、集宁战役，历时一个半月，解放军连续作战，歼灭国民党军1.2万人。当时延安电台还播报了消灭国民党傅作义部于集宁城下的消息。不过，战局转瞬之间发生了变化，由于指挥失误，大同一城终未能攻克，集宁又遭失守，而且张家口又处于傅部两面夹击之下，晋察冀军区面临恶化的局势，西北野战军也在战略上处于被动的局面。傅部一路高歌，相继攻下卓资山、集宁、丰镇，矛头直指中共在华北地区占领的最大城市张家口。此时的傅作义可谓顾盼自雄，命令阎又文写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信，表示要“长自己的志气，灭共党的威风，同时也给蒋公和美国人显示我们的态度”。
对此，阎又文遇到了自己人生中最艰难的一个选择：写，还是不写？阎又文马上让王玉向中共中央请示，王玉迅即向延安进行了汇报。阎又文得到周恩来的直接指示：“这封信一定要写，而且要骂得狠一些，要让傅作义和他的官兵兴高采烈、得意忘形，也让我们的指战员看后在战场上恨不能把敌人一口吃掉。”
1946年9月20日，傅作义部队的机关报《奋斗日报》刊登了这篇《致毛泽东的公开电》。第二天，南京《中央日报》迅速加以全文转载，其大字标题是《傅作义电劝毛泽东，希接受教训，放下武器，参加政府，促进宪政》。文章的捉刀者阎又文施展其才华，把这篇傅作义致毛泽东的“檄文”写得洋洋洒洒，言语犀利，字里行间又极尽讥讽、嘲笑、挖苦之能事。这封信激起了中共与解放军上下的愤慨。据说朱德总司令特将此电分发华北解放军全体将士人手一份，借以激励将士要牢记大同、集宁之辱。至于毛泽东，更是对于这篇文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公开信着笔之前，已经通过周恩来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邓宝珊赴西柏坡拜会毛泽东，阎又文随行。当傅作义见到毛泽东时，惭愧地说：“我有罪。”毛泽东却说：“你办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随后，有人向毛泽东引见傅作义身后的阎又文时，毛泽东笑着说：“阎又文，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啊！”
至1947年底，傅作义已升任华北“剿匪”总司令，坐镇北平。当时，他不但有20万嫡系部队，还拥有华北地区40万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指挥权。翌年5月，李克农命令王玉速到北平再行联系阎又文。当时，辽沈战役的战略设想已在酝酿，同时中央也在考虑在华北与国民党军进行会战。显然，此时阎又文的秘密任务是搜集傅部的战略情报，这包括傅作义的政治动向，国民党华北地区的军事力量和作战计划，傅和蒋的关系，等等。在与王玉接头后，阎又文将王玉以《平明日报》记者的身份安排住进了北平饭店。
而此时的阎又文除了仍是傅作义的秘书之外，其军衔已升至少将，同时兼任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政工处副处长、新闻处处长和新闻发言人等。至于王玉和阎又文的具体联系，是每周六阎又文在北海漪澜堂主持中外记者招待会时，王玉持记者证参加，而有关的绝密情报遂通过这一公开的场合被秘密传送出去。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大局已定，当时中共中央的战略构想是先夺取归绥，攻克太原，解放绥远和山西全境，然后集中华北野战军和经过休整的东北野战军主力，一举解决华北的傅作义集团。关键时刻，李克农再派王玉潜入北平，并限他两个星期拿到傅作义的作战计划，最迟也不能超过三个星期。然而，仅仅一个多星期之后，王玉就回来了，他从阎又文那里带回了傅作义的详细作战计划。这份情报牵一发而动全身，对华北乃至全国战局都起到了重要影响。随即，根据阎锡山死守太原、傅作义部队高度机动等情况，毛泽东指示东北野战军迅速入关，并指示华北野战军撤围归绥、缓攻太原，以此迷惑和稳住傅作义。同时，对在淮海战场上已经被包围的杜聿明集团也暂缓攻击。“如果没有此后的这些战略调整，那么傅作义有可能保存主力，甚至放弃平津退至南方，那将对全国解放进程造成无法预料的后果。”
1949年1月，根据傅作义对战和仍不明朗的态度，解放军一举攻克天津，切断了傅作义海上逃跑的路线。10日，阎又文又接到王玉发来的指示：迅速了解傅作义的动向。阎认为傅作义的动向可能是：一、南逃会蒋，在长江一线驻军；二、往西线而去，投靠西北马家军；三、固守北平，与林彪部队决战于此。不过，傅犹疑不决，决心难下。此时，阎又文力劝傅，其部非蒋嫡系，投靠蒋绝非上策；如与西北马家军会合，如今北平已被共军百万大军所包围，此路显然不通；与林彪决战，则分明是绝路，况且北平这座文化古城将遭到毁灭性破坏，敌我双方都将成为千古罪人。那么，不妨寻找第四条出路，与城外的共产党谈判，寻找转机。傅作义对此仍犹疑不定。在此间隙，根据上级指示，阎又文配合各路人马，如邓宝珊、傅冬菊、刘厚同、何思源、杜任之等，对傅作义展开攻心战，终于使傅作义决定派代表与中共和谈。
随即，阎又文代表傅作义参与双方的和谈。1948年12月25日，在傅作义战与和尚不明朗的时候，新华社公开宣布了一份以蒋介石为首的43名国民党头等战犯的名单，其中有傅作义的名字。对此，傅作义心里十分在意。此时，阎又文对傅作义进行了许多劝导工作。他说这是“周瑜打黄盖”，即“蒋介石对你不率部南撤肯定会生疑，而华北丢了再去南方，蒋不会饶过你。共产党正在和我们和谈，这时把你和蒋绑在一起，应该是为了解除蒋的怀疑”。果然，中共密使很快转来了一封毛泽东亲拟的电报，电报告诉傅作义：“我们这样一宣布，你在蒋和蒋的部队面前地位加强了。你可表示坚决打下去、别无出路，暗里和我们谈好，和平解放北平。”
于是解开了傅作义的心结，双方的秘密和谈重新开始。阎又文受命作为谈判代表，对谈判过程进行了详细记录。回到北平后，他把与叶剑英的谈话记录交给傅，傅看后沉思良久，说：“看起来，事到如今，只有放下武器这条出路了。”
1949年1月22日，阎又文以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政工处副处长的身份，在中山公园水榭举行了最后一场中外记者招待会。他代表傅作义宣读了《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以及傅作义的文告。此后的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2月2日，傅作义偕邓宝珊、阎又文赴西柏坡拜会毛泽东。在那里，阎又文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直接上级领导罗青长，并正式恢复了自己的组织关系。不过，当时他的真实身份仍未公开，仍继续协助完成傅作义部队的改编和绥远和平起义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阎又文随傅作义部队接受改编。此后，他由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点名，调任水利部办公厅主任。再后，又任水利部农田水利局副局长。不过，按照组织的安排，阎又文的真实身份仍然没有公开。
1961年，阎又文奉命调至农业部，曾任粮油生产局局长。其时正值全国饥荒，主管粮食生产的阎又文，其压力可想而知。由于他常年在全国各地奔波，终积劳成疾，于1962年9月25日逝世。
熊向晖，1919年出生于武汉一个官宦家庭，父亲曾任湖北高等法院庭长。1936年，17岁的他考入清华大学，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很快便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清华南迁长沙，在长沙他接到党的指示：不要暴露身份，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胡宗南的第一军服务。
服务团不久迁到武昌，胡宗南在武昌接见了该团人员，并手执名册依次点名。熊向晖是机灵之人，为了引起胡的重视，当念到熊向晖的名字时本应起立，而他却故意违例坐而不立，只举起右手说声“我就是。”胡面显愠色厉声问道：“贵庚？”“再过三个月零四天就满十九岁。”他从容而答。胡又问：“熊先生为何到本军来？”熊答：“为了参加革命。”胡不由一怔，再问：“你来本军是为参加革命？”熊振振有词：“孙总理遗嘱第一句话就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贵军是国民革命第一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加革命。”胡宗南似笑非笑，又问：“不愿抗日，反对抗日的算什么？”熊答：“积极抗日的是真革命，消极抗日的是假革命，不愿抗日的是不革命，反对抗日的是反革命。”胡又追问：“对反革命怎么办？”熊脱口而出：“杀！”这次接见他果然引起了胡宗南的重视，不久，胡宗南派副官来约他到住所个别谈话。这时，胡宗南一改矜持，详细询问了熊向晖的家庭情况、政治观点等。
在胡宗南约见个别谈话后，董必武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了熊向晖并转达了周恩来对他的指示：要甘当闲棋冷子，在党明确指示撤离前，绝不要离开胡宗南。
1938年5月，胡宗南送熊向晖到陆军军官学校(前身即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学习，蒋介石兼该校校长，胡宗南兼教导主任，学生都算嫡系“黄埔系列”，为黄埔第十五期生。从学校学习期满后，熊向晖便被委派为胡宗南的侍从副官兼机要秘书。
1943年5月25日，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蒋介石密电胡宗南：应趁此良机闪击延安、攻占陕甘宁边区，限6月底完成部署，行动保密。于是，胡宗南6月18日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进攻事宜。蒋介石发来的密令、胡宗南对部队下达的文件都是由熊向晖签收和起草，他将所有内容都记下来，然后迅速通过秘密战线将它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手中。
7月14日，朱德致胡宗南电云：“知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道路纷传中央欲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并指出此举只能是破坏团结抗战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险境地，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作战任务。签收了朱德的电报，熊向晖颇为震惊，因为蒋介石不允许公开评论共产国际解散一事，而朱德电称，中央将乘此机会剿共。此乃绝密情报，只有自己和胡宗南及其参战将领才知道，若将电报呈送，胡自然会怀疑有人泄密，这可能危及自己。此时他才深感身居虎穴的危俭。但熊向晖仍像往常一样，镇定自若地把电报送给了胡宗南。胡看了电文数遍，皱眉说：“这一手真厉害！是谁泄密呢？这仗还打吗？”熊镇定地说：“也许有共党间谍混进来，不查清楚，不好向委座交待呀！”胡宗南紧盯着他的眼睛问：“怎么查？”他迎着胡的目光建议：把所有知道内情的参战人员包括自己在内，列出名单，秘密审查。
当晚，胡宗南召集参谋长等有关人员开会，研究“这仗还打不打”的问题。对此众说纷纭，胡宗南最后做出结论：“共党利用朱德电报大肆张扬，此时进军陕北，将给共党口实，损委座声誉，美国可能转而支持共党。”故罢兵。会后，根据熊向晖的建议，胡宗南向蒋介石发了请示电，7月7日，蒋复电同意罢兵。
胡宗南下属的特务头子刘大军奉胡之令暗中调查泄密之事，结果查出：6月12日，西安行动营训导处长张涤非召集九人开会，通过文件，要求中共随共产国际的解散而解散；7月6日，中央社自西安发出电讯说：西安文化团体开会，致电毛泽东，叫他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解散中共”。胡宗南听后大骂：“混蛋！蠢猪！坏了大事！”遂下令将两个泄密嫌疑犯关押。
胡宗南经常轻车简从，微服出巡。他去西峡口会见汤恩伯时只带两名随从，中途夜宿野外，熊向晖通宵未眠，在胡身边警戒，胡深为感动，一直认为他忠诚无比。故熊向晖不仅这次遇险，以后的几次遇险都能化险为夷。胡宗南做梦也没想到：他十分信任的身边人恰恰正是中共的“卧底”。
1943年7月10日下午，胡宗南在西安举办酒会招待周恩来。酒会后，胡宗南令熊向晖用他的专车送周恩来回去。途中他们佯装互不相识，快到住地时，周恩来说：“熊秘书，等会请你稍候，我有一些延安出版的书报杂志送给胡长官。”熊领悟这是暗示：周欲与其密谈。到住地后，他被领到里院一间小屋，门刚关上周恩来就紧握住他的双手说：“这几年真让你辛苦了！”熊向晖不由热泪盈眶。最后，周恩来又再次紧握住他的手说：“胜利后再见！”熊向晖以军礼向周恩来告别。他走出小屋时，八路军办事处的几个工作人员便把几捆包装好的延安出版的书报杂志送上他坐的汽车。
抗战胜利后，胡宗南决定保荐熊向晖去美国留学，熊通过秘密渠道请示周恩来获得同意后，1946年6月，他飞抵南京办理留美手续。这天，有客来访。来客用暗语“胡公(即周恩来)请你去”把他带到梅园新村中共驻南京办事处与周恩来再度相见。周告之：他坐马歇尔的专机去延安，回来时，由于疲倦睡着了，不慎把装在衬衣口袋里的一个小本子掉在专机上了，小本上有熊向晖住南京的地址。次日，小本虽被马歇尔的副官送回，但周恩来担心它被拍了照。这样，熊向晖就有可能暴露。熊向晖闻此不由一阵震撼，但他坚定地表示：为了党的事业，自己早将生死置之度外。周恩来告之：党不能让党员作无谓牺牲，让他先去上海暂避，若有异常党会用暗语通知，让王炳南护送他去苏北解放区。若半月后一切正常，说明马歇尔没有把照片送给蒋介石，便可立即回南京办好手续去美国。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熊向晖在上海躲了半个月，一切正常后，他便回南京办妥了一切留美手续，并于1947年1月，与未婚妻谌悠华在南京举行了婚礼。
熊向晖回到南京不久，胡宗南交给他两份秘密文件：一份是蒋介石核准的攻战延安方案，一份是陕北解放军兵力配置情况。胡宗南命他据此画一份军事草图，并起草一份施政纲领。熊向晖回到自己的房间后，细阅了攻战延安方案抄件，不禁大吃一惊：蒋介石这次进攻延安的总兵力竟达15万(而当时陕北我方部队仅3万人左右)，还调集上海、徐州的飞机共94架，大有一口将我陕甘宁边区吞掉的气焰。第二天上午，熊向晖随胡宗南飞回西安。晚上，熊向晖化装后来到秘密线上的联络点，将所获重要情报一一告诉了联络人王石坚，王立即报告给延安。
随后，胡宗南便在洛川召开了军事会议，具体部署了进攻延安的方略。这些情报十万火急，尤其是保密局魏大铭带来了一套美国最先进的探测无线电台方位的装备，将能够探测出我军各级指挥部的位置，这关系到党中央及整个陕甘宁边区的安危。开完会后，熊向晖回到自己的房间不断踱步、抽烟，思考着如何把情报送出去。最后，考虑到情势紧迫，只能打破秘密工作的常规了！他便把情报写在纸上，装入信封封好后，派胡宗南的机要通讯员送西安挚友潘裕然，请潘将信火速转交王石坚。
后来，当周恩来收到这份情报时，曾激动地称赞说：“熊向晖真是好样的！关键的时刻又一次保卫了党中央。”由于有了这一份情报，党中央迅速作了多方准备，撤出了延安，把一座空城留给了胡宗南。
1947年7月，熊向晖赴美国留学。1949年初，熊向晖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南京解放后，熊向晖取道香港回到祖国。
同月，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派出以张治中为首的和平谈判代表团到北平与中共谈判。后来，因蒋介石拒绝《国内和平协定》，谈判告吹，张治中等人随之去掉代表身份而留在北平。接着，便是“百万雄师过大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1月5日，周恩来总理在勤政殿设宴招待国民党原和谈代表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人，熊向晖应邀出席。席间，张治中看到熊向晖颇为诧异：“这不是熊老弟么？你也起义了？”周总理解释道：“他不是起义，是归队。”客人们全都愕然。
接着，总理就向客人们“公开一个秘密”，指着熊向晖说：他是1936年入党的共产党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客人们顿时大为惊讶。刘裴原是国防部次长，便说：“真想不到，难怪胡宗南总打败仗。”总理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先看见了。”
张治中说；我早知道蒋介石在军事上、政治上都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今天才知道，在情报上他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蒋介石的特务如狼似虎、胡作非为、花天酒地，哪有像熊老弟这样的人。
总理还说：现在蒋介石、胡宗南已经知道他(熊向晖)是共产党员了。我今天向大家讲出来，希望文白(张治中字文白)先生方便时转告蒋介石，让他知道来龙去脉，还请劝他改弦易辙，反共是自取灭亡，反攻是痴心妄想，劝他不要反动到底。我们对他还寄予期望。总理还补充说：那时国共合作，熊向晖同志是去帮助胡宗南抗日的，但蒋介石、胡宗南要打内战，逼得我们不得不如此呀！最后又指着熊向晖说：今天向你们公开这个秘密，还有一层意思，以后要他在外交方面做些事情，你们都是熟人，是给你们打个招呼，免得误会。
其实，这次宴会是中共的又一次重大的战略行动，而一切都是在不经意间的樽杯相碰之中完成的，熊向晖的这次出场又一次立了奇功，只不过连他自己事前也一点都不知道而已。
原来就在此时，解放军正在进行西南战役。当时，胡宗南已退到四川，他与宋希濂的两个主力兵团尚有几十万人马。毛泽东的战略意图是要将它们就地消灭，不使其逃逸境外，免生后患。然而，宋、胡两人8月份在汉中会晤时达成共识：避免与共军主力在西南决战，放弃四川，取道西昌，退往滇西中缅边界，凭借澜沧江、怒江、高黎贡山之险，继续抵抗，实在不行就退往缅甸。应该说，二人之见是在当时国民党高级将领无斗志节节败退的情况下，对军事形势及即将到来的最后结局最为清醒的看法，其拟定的作战方案也是最可行的，这种结局当然也是中共所不愿看到的。但当胡、宋向蒋介石汇报他们的作战方案后，却遭蒋介石断然否决。因为当时蒋介石还想将西南作为在大陆最后必须保持的反共基地，西南地区地形险要，物资丰富，人口众多，将来要与沿海岛屿及台湾配合，进行反攻。同时，蒋还认为如果把大陆完全放弃，国民政府在国际上的地位将完全丧失。因此他坚决不同意胡、宋的方案。但随着杨勇兵团逼近贵阳，毛泽东全歼大陆敌人之战略意图也逐渐暴露。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可能会明白过来，转而同意胡、宋的作战方案。因此，阻止蒋介石同意胡、宋作战方案就成为了我军战略计划是否能最后完成的关键。
古人云：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周总理在北平宴请张治中等人并安排熊向晖露面，席间不经意地提及“希望文白先生方便时转告蒋介石，让他知道来龙去脉”，这些话讲得是那样的随便淡然，而事实上，一切果然在周总理的意料之中。当天晚上，张治中就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信中既讲了熊向晖的“来龙去脉”，也讲了他在宴席上的关于国共两党对比的感叹，最后发出两问：“你有像熊向晖这样的人才吗？胡宗南怎么能不打败仗，国民党的天下怎么能不丢？”两个星期之后，正在重庆坐镇指挥西南战役的蒋介石看到了张治中的信，尤其是后面的两问深深刺激了他，而这时胡、宋正再三向他电呈从成都突围弃川入滇缅。于是，从12月4日至16日，蒋介石连续四次拒绝了胡、宋的请求，态度之坚决，超乎寻常。胡、宋兵团外逃缅甸的退路被切断了，只能坐以待毙。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卢汉通电宣布起义，四川将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也联名通电起义。10日清晨，蒋介石仓皇逃离成都飞往台湾。直到12月19日，宋希濂兵团在大渡河全军覆没，宋本人也做了俘虏。这时解放军关门打狗之势已完全明朗，蒋介石才猛然意识到他犯了战略大错，当即批准了胡宗南的第五次请求，命胡率部向西昌突围，进而弃川退缅。
然而，一切都晚了。国民党军队兵无斗志，将有异心，败局已定。成都解放前夕，胡宗南逃出，本想去西昌，但因天气不好，只好转飞海南三亚，后被蒋介石逼回西昌。孤守西昌时，其手下的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等相继起义、投降。几天之内，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土崩瓦解。1950年3月26日，胡宗南从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西昌，只身乘飞机逃台。飞机刚一起飞，解放军就向西昌总攻，全歼了留在西昌的敌军。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解放军包围并全歼了胡、宋两大主力兵团，取得了西南战役的完全胜利。
新中国成立以后，熊向晖一直在外事部门工作。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后，熊向晖随乔冠华首次代表新中国出席了联合国大会。
本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党史频道，厡载《党史博览》作者散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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