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张国焘依然不明白,登上天安门的人为什么是毛泽东?

作者:栩先生
本文转载自:栩然说(ID:xuranshuo)

949年的张国焘依然不明白,登上天安门的人为什么是毛泽东?"

文 | 赵清  栩然  

1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这注定是被历史铭记的时刻。
万众瞩目之下,毛泽东主席登上了北京天安门城楼,向着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雄壮的声音传遍了全世界,举国欢腾。

949年的张国焘依然不明白,登上天安门的人为什么是毛泽东?"

这一天,对于两个人来说,却是一生中最漫长、最难过、最刻骨铭心的一天。
此二人都曾是毛泽东的政治对手,都曾不将毛泽东当作一回事,都曾无数次的梦想自己统一全国,登上天安门的那个辉煌时刻。
只是,心中的那个辉煌时刻永远不会在现实中出现了。
毫无疑问,其中一人便是蒋介石。
当毛泽东即将登上天安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刻,他正在位于广州东山梅花村32号陈济棠公馆的官邸里。他的内心极其沉重。
史料对这一天蒋介石的行为举止进行了记载:
1949年10月1日清晨,蒋介石坐在广州官邸的大厅里,屋内死一般的寂静。
突然,电话铃声响起,打断了正在思考的蒋介石。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已经打过几次电话了,但蒋介石一直犹豫不决。每一次,周至柔得到的回答都是“再等等”。
“校长,再不起飞,我们就不能按时到达了。”周至柔焦急地向蒋介石说出了最后的底线。
蒋介石猛地站起身,对着话筒说:“任务取消。”
周至柔大惑不解,问:“校长,请再考虑考虑,我们准备得很充分,保证完成任务。”
“任务取消。”蒋介石又一次更加坚定地重复一句,然后放下电话筒,慢慢地坐回沙发,脸上没有一丝的表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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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然明白,先不说破坏北京的古建筑将会担上“千古骂名”,也不说天安门广场已经有重兵把守、层层设防,偷袭的成功率几乎为零……
即便他的空军部队偷袭成功,把天安门进行了轰炸,破坏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得到的也只能是中国人民对他更加愤恨的情绪,以及美国人对他“黔驴技穷”的蔑视。
况且,这样做顶多让毛泽东延迟几天登上天安门而已,根本扭转不了国民党一败涂地的颓势,既然如此,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
另一个内心沉重的人,则是张国焘。
相比于蒋介石,他与毛泽东接触的时间更多,彼此之间更加熟悉,而且有一些共同的经历。
二人都有一段在北京大学的时光,都拜北京大学教授、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李大钊为师。张国焘在“五四运动”时成了北大的学生领袖,而毛泽东只是北大图书馆的助理管理员。
二人都是党的一大代表,同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二人曾在一起共事,张国焘擅长搞工人运动,毛泽东擅长搞农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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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曾经与张国焘共事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能力极强、权欲极重、好大喜功的人。在张国焘的意识里,自己比毛泽东更有资格执掌中共,更有资格登上天安门。
连开国上将许世友都说过:“在党内除了毛泽东,谁也不是他的对手!”
可如今呢?在毛泽东即将登上天安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刻,他却处于一种众叛亲离、居无定所、囊中羞涩的尴尬境地。
他的境遇糟糕到了什么地步呢?
即使失败如蒋介石,也有史料记载了他在“开国大典”之前的行为举止,而张国焘呢?这段时间的史料记载却是一片空白。也就是说,此刻根本没人跟随在他身边。
但从张国焘权欲熏心、争强好胜的性格来看,也不难判断出他在这一天的心理活动,也许他的内心有两种对话:
第一种对话:他很可能哀叹自己“时运不济”、“命不好”,在内心中不断重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之类的对话,然后结合过去的一些关键的细节反复进行推演,内心盘算着“如果当时怎样做,事情也许会是另一个结局”……
第二种对话:他很可能感悟“性格决定命运”,对自身来一次彻头彻尾的反省,不断的反思自己这么多年的经历,然后觉察自己内心和性格的盲区,探索自身性格背后的某些必然性,来一次大彻大悟……
那么,张国焘的失败,到底是因为“时运不济”、“命不好”,还是因为“性格背后的必然性”?
带着这样的疑问,让我们看看他人生后期的一些经历。

2

关于张国焘在解放战争乃至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动向,其实也有史料记载,这些文字足以刻画张国焘身上的性格特质.让我们一点一点的解读张国焘的命运,感悟人生:
1949年初, 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等战役的重大胜利, 蒋家王朝大势已去,蒋介石开始筹划撤台事宜。
毛人凤受蒋介石的指派,做张国焘的工作:“你去台湾不如留大陆。你留下来,我们在共产党内就有了一位共事多年的老朋友,这比去台湾作用大得多。”
对于被抛弃的结局,张国焘始料未及。他深知自己叛党后做了那么多对不起共产党的事,留下来没有出路,坚持带着家人一起逃至台湾。
当时台湾乱作一团,大家自顾不暇,张国焘在国民党内处处受排挤,在台湾连个住处也没有,生活无着。
万般无奈之下,张国焘携妻儿四人于1949年冬天住进了香港九龙老街,一套陈旧的老楼里。他们租居的房子面积不大,租金却高达6000港元。张国焘定居香港后,在一家小报里担任了主笔,每天写评论文章,赚一点生活费。
看到这一段时,相信你与我一样非常惊讶:这还是那个曾经心高气傲、不可一世,曾在共产党早期历史中起到了重大作用的张国焘吗?
当年他是何等的叱咤风云,怎么如今跟个丧家之犬一样,处处受排挤、处处捉襟见肘?天下之大,他却无处可去,只能与一家人挤在香港一个小屋子里“蜗居”,连生活费都成了问题?
不知1949年的张国焘,是否记得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时的情景——
他骑一匹白色的高头大马,在十余骑警卫簇拥下飞驰两河口,毛泽东率领全体政治局委员走出三里路,立于蒙蒙细雨中恭候……那时的他是何等的气派?又是以何等凌厉的眼神看着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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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冬,恐怕他已没有太多时间去回忆当年与毛泽东共同经历的日子,然后哀叹人生,他眼下要花更多时间去养家糊口,承担高昂的生活费用。
此时二人的命运已经有了天壤之别,毛泽东已经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而他呢?
结合他当年的行为细细想来,也不难理解他如今的命运:1938年4月,他借祭拜黄帝陵之机逃往重庆,投入蒋介石的怀抱。4月18日,他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定性为“叛徒”。
当时,国民党之所以收容他,无非是因为他还有被利用的价值,他掌握着关于共产党内部的很多关键信息。
只是谁又会去尊重一个叛徒?一个叛变了自己组织的人,一个出卖了自己同志的人,在其他组织里就能得到器重吗?
在国民党,谁又敢把关键位子交给他坐?即使他有很强的实力,很厉害的组织能力,又能怎样?
到了1949年,当国民党败局已定时,张国焘也就失去了被利用的价值,他被蒋介石扫地出门也是在意料之中。
史料继续记录了张国焘在香港的生活:
不久,张国焘被挤出报社,他开始寻找别的赚钱营生。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在毛主席的主张下,中国人民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随着战争的持续,国际黄金价格一路飞涨。于是,张国焘以全部家当–5000美金作押,在香港金融市场上干起了“炒黄金”的生意。
此时,有朋友劝告张国焘:“朝鲜战争会以和谈收场,金价已经爬到了峰顶,可能会走下坡路,该收手了!”
“你根本不懂政治。”张国焘鄙夷的说道:“美国人,不打胜仗不会罢休;毛泽东,对手越强他越来劲。朝鲜战争,不见输赢不会收场。只要战火不熄,金价就会上涨。”
张国焘不收手,反而将所有资金全部买涨。
当然,战争会使人们普遍产生恐慌情绪,为使货币保值,短时间内会有大量人兑换黄金,黄金的需求量暴增促使价格上涨,这是金融学的常识,相信“聪明”的张国焘也很明白这个道理。
只是,从另一个角度上讲,当我读到这一段史料时,却大感惊讶:
什么?在得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的消息时,张国焘的第一反应居然是“炒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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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抗美援朝”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命运的大事,所有有良知的炎黄子孙都会将“国运兴衰”放在第一位。
可张国焘呢?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作为曾经的共产党高级干部,他并没有关心国家命运、民族命运,而是关心自己能不能靠着这一波“机会”发财?
甚至,他以曾经与毛泽东共事,深知毛泽东性格作为了“自身优势”,居然耍起了小聪明,判断“美国不打胜仗不会罢休”、“对手越强毛泽东越来劲”,希望“战火不熄”,这样“金价上涨”,他就能赚大钱了!
这不是“发国难财”,又是什么?
这就好比2020年1–4月份,全国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却有那么一些人的第一反应却是“口罩价格会上涨”,于是立刻抓住“机会”,不想着赶紧将口罩送往疫情重灾区,反而干起了“暴利”的生意——将口罩“囤积居奇”,等着口罩价格上涨之后再卖,以此赚到最大的利润,甚至不惜以“口罩诈骗”的行为来获取钱财?
更令人气愤的是,有些人为了让“口罩生意”能持续赚钱,竟然希望疫情时间越长越好?
这样的人,即使他能力再强,你愿意追随吗?
这样的人,即使他暂时有些利用价值,你愿意把关键事务交给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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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从这几段史料中,我们就能非常强烈的感受到张国焘的性格特点,倒像是曹操说的那句引发了“千年骂名”的话——
宁让我负天下人,勿让天下人负我!
由此可见,1949年的张国焘在思考“为什么1949年登上天安门的人是毛泽东”这个问题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性格背后的“劣根性”,来一次大彻大悟,顶多只是把这些归结为“时运不济”、“命不好”、“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之类的外在原因。
只是,真的是外在原因吗?

3

一个人,如果其内在的本性不改变,其内心深处的动机不觉察,而仅仅去提升外在的能力,包装其外在的名号,岂不是“本末倒置”?
一个人只要本性不改变,那么其人生境遇就会不断的产生轮回,相同的故事内核会以不同的版本反复在他的生命中出现。
一念一世界,一念一菩提,世间万物皆有因果轮回。
读历史,一旦我们站在“人之本性”的角度上进行解读,就会发现看似复杂的史料中一直有一条主线贯穿,于是顿时豁然开朗。
只要我们对比一下张国焘在香港金融市场“炒黄金”的行为,以及他在1935年“分裂党”、建立“第二中央”的行为,还有1938年的叛逃行为,就会发现:
这不就是同一个故事的内核吗?
只是以不同的版本,在他的人生中反复出现了而已。
众所周知,1935年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之后,作为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张国焘野心膨胀,妄图以军力胁迫党中央,以获得党政大权,并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力主南下,事实上走向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
此后,他一意孤行,南下受阻,被迫北上与中央会合。
事实上,这是整个共产党刻骨铭心的时刻,也被毛泽东称为“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为什么张国焘会在此刻做出如此行为呢?我们需要注意一组数据:
会师时,红一方面军只剩下1万多人,而红四方面军有8万人。
张国焘“敏锐”的识别了这个“机会”,一种只手遮天、顾盼自雄的得意,一股凌顶俯瞰、天低吴楚的霸气,在他体内匝绕、弥漫、膨胀……
在他的潜意识中,他发现自己的“人数占优”、“实力占优”,这是他获得党政大权,登上“权力宝座”的大好机会。
须知,长征开始时,红一方面军的人数是8.6万余人,但经历了“湘江战役”、“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战役之后,红一方面军还能跳出国民党的包围圈,剩下1万多人,已实属不易。
如果此时有人内心真正将“组织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会怎么做呢?一定会慰劳红一方面军,缅怀牺牲的战士,照顾伤员,增添枪支弹药和粮草,以图组织的力量更加壮大。
张国焘这么做了吗?没有。他反而“抓住了机会”,胁迫党中央以图让个人利益最大化。
显然,为了一己私利,他不惜牺牲党组织整体的利益。
这与他后来在香港金融市场“炒黄金”,希望抗美援朝战争“战火不熄”,以此借机“发国难财”的行为有什么区别?
1935年11月中旬,在川西南的战略重镇百丈,张国焘带领的红四方面军遭到刘湘、薛岳共20多万大军的猛烈围攻,战争7天7夜,伤亡近万人,以失败告终。
这都是一起肝胆相照、并肩作战的战士们的生命啊!皆因张国焘的一己私利,伤亡了近万人,这是多么惨重的损失?可张国焘醒悟了吗?显然没有。
随后的历史,再次说明了他的执迷不悟:
1936年6月,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与红二、红四方面军一起北上,10月到达陕北。
在批判他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之后,中央为了教育和挽救张国焘,1937年9月,仍派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
1938年4月,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机逃往重庆,投入蒋介石的怀抱。4月18日,张国焘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定性为“叛徒”。
……

949年的张国焘依然不明白,登上天安门的人为什么是毛泽东?"

张国焘你是否知道,叛逃到了国民党,将党内一些关键信息透露给蒋介石,这对共产党组织是多么灾难性的损失吗?
曾经一起共事的同志,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千千万万个生命,在他眼里都没有“一己私利”重要。还是那句话——宁让我负天下人,勿让天下人负我!
只是,张国焘在把小算盘打得“啪啪响”的时候,在把“小聪明”发挥到极致的时候,是否思考过一个问题:国民党会如何对待一个叛徒?蒋介石会把关键岗位交给一个叛徒吗?
这个问题不想清楚,哪怕张国焘再有能力、再有手段,也拿不到他心中想要的“荣华富贵”,最终在国民党内被排挤、被抛弃的命运就成了注定!
1935年时他分裂党和红军、1938年时他叛逃到国民党,以及随后他利用抗美援朝的“机会”在香港金融市场炒黄金,不都是出于同一个内在本性吗?只要本性不变,同样的故事内核不是按照不同的版本,在他的人生中反复出现了吗?
这,就是张国焘的人生轮回!

4

史料对于张国焘“炒黄金”行为的结局也进行了记述:
朝鲜战争很快结束,金价一落千丈,转瞬之间,张国焘血本无归。
祸不单行,妻子杨子烈为节省家用,辞退女佣,自己操持家务,上街买菜时滑倒在青石板上,四处借钱总算保住性命,但是留下残疾成了跛子,每逢天阴下雨就疼痛难忍。因此,张家内外交困。
张国焘闲居在家,杨子烈病卧在床,老二张湘楚读中学,老三张渝川读小学,全家五口人都靠大儿子张海威的薪水糊口。张海威在九龙一所中学当教师,薪水低微,无力应付种类繁多的费用。每月面对账单,张国焘愁容满面。
读到此处,我的脑中再次浮现一片画面——张国焘捶胸顿足,再次感叹“时运不济”、“命不好”、“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之类的话,但他依然没有从自己“性格的劣根性”方面进行深刻反思。
本文并不是讲金融的文章,但我的确在一本书上看见某个金融大佬说过一句非常深刻的话:“金融市场是人性的放大器”。
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内在本性,在外就会有什么样的呈现。
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站在我们的角度上看,张国焘有此结局,根本不是什么“时运不济”。
万般无奈之下,张国焘夫妇兴起回归大陆的念头。他们知道,共产党的政策是“给出路”的政策,对于幡然悔悟之人、海外回归之人从来就是宽大为怀,对于历史旧账也不会过于苛责。

949年的张国焘依然不明白,登上天安门的人为什么是毛泽东?"

1951年4月,张国焘在江西萍乡上栗老家务农的三弟张国杰,收到了大嫂的一封家信:

国杰弟:
大哥生活拮据,只靠大儿海威教书糊口。现想将二儿湘楚和三儿渝川暂回老家寄养。家中意下如何?请速回信。

嫂 杨子烈1951年4月

张国杰一向本分,收到信后担心遭受牵连,于是主动来到上栗派出所,将杨子烈的信上交给派出所负责人李明志。
李明志看完信,没当一回事,说:“这是封普通的家信,不必交了,你可以自己留着。”
张国杰连连摇手:“还是留在你这里好,不然,领导要看不方便。”
他连信都不敢留,更没有胆量收留张国焘的两个儿子。
……
这段史料,这让我想起了《孟子》里的一句话,刚好也是毛泽东与张国焘二人之间的鲜明对比: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949年的张国焘依然不明白,登上天安门的人为什么是毛泽东?"

当毛泽东“多助之至,天下顺之”成为国家主席,正带领全国人民大搞建设之时,张国焘却“寡助之至,亲戚畔之”,连自己的亲弟弟都不愿收留他。
当年他背叛共产党时,有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连亲弟弟都会“叛他”?什么叫做因果轮回?
这一次,足够让他反省自身了吧?可惜,还没有!
1953年春,张国焘托人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信封上写着两行字,上写“毛泽东主席”,下署“张国焘拜上”。信的正文不长,大意是:

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书记、周恩来总理:
在你们和党中央领导之下,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新中国的胜利,我感到极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愧疚。经过这两三年的思考,我决心回到党的身边,在你们的领导下,为党和人民事业尽我一点绵薄之力,做到鞠躬尽瘁,以赎前愆。

新华社香港分社按照组织程序,以最快速度派专人把信送呈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由他们上呈中央。两个星期之后,刘少奇用中央书记处的名义传下话来:

“张国焘愿意回来是可以的,中央是欢迎的。”

但是,刘少奇提出了一个条件,即张国焘必须首先认真写一个报告给中央,深刻检讨他在历史上的的严重错误,提出改过自新的保证,以示诚意。
张国焘得知情况后,借口自己身体不好,说是暂时放下这件事情,以后再谈。显然他无诚意,而只是想获取稳定的经济收入。正好这时美国联邦调查局悄悄汇来资金索取书稿。为了美金,他开始写书稿《我的回忆》。
内在的本性未变,同样的故事版本就再轮回了一次,只是这一次他没有达成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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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0月,张国焘再次托人向中央表示,愿意为中国政府做点事,要求给予生活补助。
《关于张国焘最近情况简报》送到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手拈着烟,沉思长久,然后在简报上批道:

“应该劝张国焘,割断他同美国人的关系。如能做到这点,可考虑给以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

张国焘向美国中情局出卖情报的秘密,没有逃出毛泽东的法眼。中共方面通过不同渠道劝告张国焘改邪归正,而他依恋美元,因此失去了回归大陆的最后机会。
不是共产党绝情,而是张国焘无诚意。
1979年12月2日夜,82岁的张国焘在加拿大多伦多去世。人在将死之时,应该会回首自己过往的一生,将人生中发生的重要事件在脑中像放电影一样过一遍……
弥留之际,也许张国焘的记忆又回到了自己青春年少、意气风发的时候,那时他还是“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的领导人物,是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
有一天,他来到北京大学图书馆看书,遇见了一个湖南口音很浓的人,这个湖南人当时只是这个图书馆的助理管理员。这个湖南人对大名鼎鼎的他毕恭毕敬,但彼时心高气傲的他却对这个湖南人不屑一顾。
这是二人的第一次见面,张国焘绝对想不到,若干年后,这个不起眼的湖南人会成为他一生的梦魇。
后来,张国焘与这个湖南人有过多次交集,却依然对他不屑一顾、嗤之以鼻。
再后来,他发现这个自己曾经看不入眼的湖南人,却在1949年10月1日登上了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那个时刻让他刻骨铭心!

949年的张国焘依然不明白,登上天安门的人为什么是毛泽东?"

他穷极一生都未达成的人生目标,这个自己曾经不屑一顾的湖南人却达到了,这让权欲熏心的他怎能不痛苦、不煎熬?
他挖空心思也想不通,1949年时为什么是这个湖南人登上了天安门,而不是自己?想来想去也找不到答案,只好把原因归咎于“时运不济”、“命不好”、“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等方面……
他至死也不明白,这个湖南人的内在本性与他有着天壤之别,打从一开始,二人的内在本性就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就已经决定了二人随后的命运会有极大的不同。
张国焘的内在本性就是一句话:宁让我负天下人,勿让天下人负我!
毛泽东的内在本性也是一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就在张国焘一次次为了一己私利而损害集体利益、组织利益、民族利益乃至国家利益时,毛泽东却一次次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向人民群众呼喊着发自肺腑的一句话。
这句话,就是“为什么1949年登上天安门的人是毛泽东”的根本原因,也是张国焘人生谜题的终极答案——

“人民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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