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谤满天下

柳传志和于谦说过一段相声。

柳传志说，羡慕于谦这样的相声演员，心里不爽谁，就可以把谁编排到段子里，快意恩仇一番。 

但现实就是现实。柳传志是改开后的弄潮儿之一，是所谓的IT教父，也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中国企业家，但偏偏不是相声演员。 

因此，有许多话，许多事，柳传志只能烂在肚子里。 

在当下“世人皆欲杀”的氛围下谈柳传志，其实并不讨好。我做这个选题计划时，左页兄曾劝我放弃，但联想和柳传志的故事实在是太精彩了，不单单是对企业家，对每一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都有着极大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为写柳传志，我的第一步，是尽可能地阅览海量资料、史料，正面反面都有。其中，凌志军的《联想风云》是目前我看到的最全面的图书资料，给了我很多启发，在此特别鸣谢（尽管我们对柳的看法不尽相同）。 

在阅读吸收海量资料后，紧接着就是挥毫落纸了，下笔的原则简单直接：无非是秉董狐之笔，是其是，非其非，不吹不黑，有啥说啥，光明磊落，将自己所思索到的东西，呈现给大家。 

我在几年前，编译过一本名为《罗素的极简智慧》的书，对哲学家罗素的一个观点颇为认同： 

当你在做任何具体研究或哲学思考时，一定要问问自己，事实到底时什么，事实所支持的真相又是什么？专注于事实，并且只专注于事实，永远不要被自己的主观臆想所左右，或者仅仅为了达到某个对自己有利的目的，妥协自己的观点。

写柳传志时，我就是以罗素这番话作为准绳。 

如大家所知，血钻的内容是以精彩的非虚构故事来呈现的，但也绝不单单只是故事，血钻从不吝于说出自己的见解。 

就像《权力的游戏》中的“北境永不遗忘”、“兰尼斯特有债必偿”——血钻必有观点和思想。 

希望血钻的读者和亲友们，在读完下面的硬核故事后，能够对柳传志其人，以及那个风起云涌的改革年代，有一个更立体深入的了解，并通过独立思考，形成自己的独到见解（当然不必跟血钻的观点雷同）。 

计算机

1945，二战结束那年。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几个年轻的电气工程师，在美利坚战争计划的支持下，耗费40万美元，研制出一台又大又高又硬又笨的数字计算机——爱尼亚克。 

爱尼亚克重30吨，占地1800平方英尺，拥有19000只电子管，在175千瓦巨大电力的支持下，每秒钟运算5000次，相当于今天笔记本电脑的万分之一。

爱尼亚克 

这一年，柳传志刚满一岁。四年后，新中国成立，柳家从上海搬到北京。 

1956年8月25日，中国计算技术研究所在北京成立，首任所长阎沛霖是个从战火年代过来的老革命，对计算机一窍不通，却雷厉风行，用部署战争的方式，建立起了中国人自己的计算机事业，北京西苑旅社三号楼成为第一个指挥部。 

在阎沛霖主持下，45名清华、北大等高校的学生，以调动军队作战的方式迅速集结，进行集中特训。他们先是跑到苏联，去看人家的计算机长啥样，回到北京后，拿着苏联人的图纸，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计算机——103。 

103是一台小型机，每秒运算30次，比蜗牛还慢。 

1959年，中国第一台大型计算机——104诞生，机长是25岁的曾茂朝改进了磁芯储存系统，把速度提高了100倍。 

104机运行时，8000个真空管散发出巨大热量，每到夏日，工作人员不得不搬来好多冰块，在四周摆满风扇，拼命吹啊吹，以冷却机架。 

104运行了20年，成了当时中国的一个秘密武器，完成了各种复杂计算，包括天气预报、水坝工程、人民大会堂的拱形屋顶，以及原子弹和氢弹，可谓劳苦功高。 

1961年夏，柳传志高中毕业，梦想当一名飞行员，他经过一轮轮考核，杀入决赛，却因舅舅是“右派分子”，被宣布为不及格，只好另做打算，进了西安军事电子工程学院。

柳传志

大学毕业后，柳传志被分配到成都一个研究所，做了研究员。彼时，世界风起云涌，格局动荡，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讨论十分热烈。

柳传志的第一份工作是研究从美国缴获的雷达，将其拆开揉碎，细细消化，改进到中国军队的雷达系统中。 

刚工作几个月，柳传志接到上山下乡通知，跑到一个靠近澳门的农场去种水稻，之后辗转从华南到中南，最后又回到北京，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所。 

这一年，是1970年。 

因104机在原子弹研制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中南海高层将计算所从中科院单独抽出来，归属到国防科学工业委员会，并赋予其一个军队代号——京字116部队。计算所的科研人员，相当于不穿军装的军人，有荷枪实弹的士兵为其站岗。 

在军事国防目标的推动下，资金源源不断涌入计算所，1964年诞生的109机，每秒钟运算6万次，比104机快了5倍。 

当柳传志进入计算所时，中国的计算机技术已经开始了第三代。 

1978年，科学的春天到来，中科院有了123个研究所，其中计算所有1500人。曾茂朝接替阎沛霖，成为第二任所长。 

计算所研制的最后一台大型计算机，被称作“757工程”，拥有1300多快插件，20000多个逻辑元件，每秒运算速度可达千万次，分布在一座楼房的上下两层，其漫长的研制过程，被称之为“八年抗战”。 

但是，这个757机一点都不好用。 

中科院有9万科研人员，每年烧掉国家3亿多元，而随着发生重大国际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军事工业的生产线亟需转为民用。 

1984年，大型机109丙退役。 

在过去的18年里，这台机器用于原子弹、氢弹、导弹和卫星的研制，仿佛一个饱经沧桑、功勋卓著的老兵，在被拆除之前，国防科工委为它授勋，将其命名为“功勋计算机”。 

时代巨变，来自军事部门的研究计划没了，科研资金拨不下来，这意味着计算所1500多名科研人员闲着没事做，雪上加霜的是，中央政府颁布了《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在5年之内，将财政拨款全部取消。 

这样一来，计算所上上下下人员的饭碗都成了问题。 

曾茂朝的上级对他说，钱都在用户的口袋里，你有本事就去拿吧。 

柳传志 

每当时代变幻时，必有风雷激荡、波涛暗涌之势，亦必有挺身而出、觅缝钻头之士。 

计算所里这个当仁不让，或者说投机取巧的猛士，就是柳传志。

柳传志 

1984年秋，年近不惑的小伙儿柳传志，拍着胸脯向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说，将来我们一定要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的大公司。在场的人听到，纷纷吐舌头，有的还窃窃私语，这孙子真能忽悠。 

柳传志在中关村科学院南路2号的小平房里，下海开公司，房子里除了两个长条凳，别无长物。 

公司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共计11人参加，除了柳传志，主创还有王树和与张祖祥。王树和45，比柳传志还大5岁，口才极佳，顶着科技处处长头衔，内心深处有不安分基因。张祖祥是第八研究室副主任，在计算机所小有名气，门下有弟子三千。 

第一批任命名单确定，王树和任总经理，柳传志和张祖祥任副总经理。

柳传志与王树和 

小平房里这11个人，就成了联想的创业元老，搞笑的是，有个叫庞大伟的，不善言辞，却是个热心人。有天，他上班路上，经过小平房，见里面忙成一团，欢声笑语，便跑来帮忙。柳传志以为是张祖祥请来的，张祖祥以为是柳传志请来的，最后，庞大伟稀里糊涂又幸运十足地成了公司的第十一人。 

这十一个人，为了给公司想名字，吵嚷了半天。 

大家都认为，公司名字里，必须有中国科学院，必须有计算技术研究所，必须有新技术，因此，当会议结束，公司的名称被定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 

新公司刚成立，未赚银子先戒烟。 

因公司买不起好烟，又不能给商业合作伙伴递低档香烟，只好勒紧裤腰带。当时柳传志月薪105元。那年头，人们交际时流行递香烟，有时接过来人家也不抽，随手夹在耳朵上，成为一种时髦。 

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 

柳传志等靠热情和大胆，聚集起最早的人，占了一点人和，同时，他们还拥有得天独厚的——地利。 

公司所在的北京中关村，是大学和科研院的集中所在，20世纪80年代，这里有30万大学生和10万科技人员，全国每100个院士就有36个生活在这里，号称“科研智力密集程度世界之最”。

中关村老照片

柳传志等人成立公司时，中关村的科技企业已有40家，像什么被称作“两通两海”的京海、科海、信通、四通等。 

这些因嗅到“春江水暖”而下海的“鸭子”们，大多是中科院的科研人员，同时有着赚大钱的野望。京海创始人王洪德，原是中科院的工程师，比柳传志下海早12个月，从体制离开时，留下了一份“四走报告”：调走，聘请走，辞职走，开除走。无论什么方式，只要能出去，能下海，就行。 

相比决绝的王洪德，柳传志等人，还是留了一条后路的。 

公司从计算所得到一间小平房和20万启动资金。 

此外，所长曾茂朝还决定，公司可不受限制招纳计算所人员，也可以把任何一个不适合的人退回计算所。更绝的是，所有公司的人，都可以保留计算所编制，由国家财政支付工资，并享有在计算所内继续晋级的权利。 

搞科研要突破，搞公司要赚钱。 

一开始，柳传志等人为赚钱，可谓绞尽脑汁，没头苍蝇般乱撞，当了一段时间“倒爷”。倒卖电子表、旱冰鞋，还有大裤衩和电冰箱。

有一次，彩电成了紧俏货，柳传志打听到，江西有个妇女，手里有大批彩电，便决心搞它一把。 

柳传志叮嘱员工，一定要亲眼看到彩电再汇款，那个富有激情的员工兴冲冲告诉他，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彩电！不料他们刚把钱汇过去，对方就脚底抹油。 

计算所给的20万，被骗去了14万。 

柳传志如五雷轰顶，欲哭无泪，当晚，他跟王树和两个人，仿佛一对怨侣，走在晚风萧瑟的街上，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不知不觉走到王家，王树和说，我再送你回去吧，柳公子默默不语，二人转头又走一遍。 

柳、王二人，肩并肩，头并头，于凄冷之夜，中关村路走9遍，脑海中想起被骗的点点，有人赔的匆忙，有人骗的甜美，谁会在意中年理科男的心碎。 

柳传志怀着雄心壮志下海，一个猛子扎下去，先呛了一大口水，悲伤逆流成河。但他的好运就快到了，因为他即将遇到那个生命中非常重要、又让他爱恨交织的男人——倪光南。 

倪光南

倪光南是第六研究室的副研究员，计算所公认的技术狂人。 

当时流传着这么一个亦真亦假的故事，话说柳传志被骗了14万后，只能最后选择一个翻盘的方向，孤注一掷，赌上一把。 

这天，柳传志、王树和、张祖祥三人，将自己最中意的人写到纸条上，喊一声“一二三”，同时亮开，只见三人写的是同一个名字：倪光南。

倪光南 

1985年初，倪光南手上有一个改变中国、颠覆行业的王牌——LX-80联想式汉字系统。 

当时的中国，已有至少11万台个人计算机，几乎全部来自IBM，只能在英文环境中运行。倪光南的汉字系统，又叫汉卡，包括三块由若干集成电路芯片组成的电路板和一套软件系统，字库中永久地储存着所有标准汉字。 

倪光南的汉卡，其特色在于——联想。 

它利用了中国文字中词组和同音字的特点，建立起自己的汉字系统。有个叫马役军的记者，曾这样描述第一次看到“联想功能”：我打出一个“记”字，屏幕上迅速闪现出“记者”、“记录”、“记分牌”扽一连串联想出的词组，真是太奇妙了。 

这就像周星驰电影《食神》里的撒尿牛丸，不仅好吃还很好玩，能当乒乓球来打。

柳传志看到倪光南的汉卡，两眼直冒光，立即找到倪，要跟伟大同志，搞搞新意思。倪光南却不置可否，原来，他已经将LX-80给了北京信通、深圳中航技等几家公司，准备待价而沽，谁卖的多，就跟谁合作。

论口才，柳传志可谓汪洋恣肆，都是出来卖的，谁怕谁啊？他滔滔不绝，然后一锤定音，说自己的使命，就是来实现倪光南的梦想，保证把倪的一切研究成果都变成产品。 

由此，柳、倪二人一拍即合。 

倪光南携着有如“武林至尊、宝刀屠龙”的LX-80联想汉卡，成为公司的总工程师。 

当时柳与倪相见恨晚，难免生出“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的感慨。

柳传志，倪光南

为配合倪大师，柳传志得打造一个高效团队，他打量身边两位搭档——王树和与张祖祥，生出嫌弃之心，觉得他们都是俗物。遂于这年夏天，提拔了一个叫李勤的宽肩大脸壮汉，来杯葛王树和。几个回合下来，王树和哪里是柳传志对手，不由败下阵来。

1986年7月14日，柳传志取代王树和位置，成为总经理，李勤则担任副总经理。一番权谋操作，柳传志得揽大权。 

与此同时，计算所所长曾茂朝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中科院决定削减计算所三分之一的人员和经费，他与其他19个所长一起给上级写信，述说心中不平。谁料，却碰了个壁，上级指着鼻子质问他，为什么要养这么多人？ 

曾茂朝火了，当即给中科院写报告，字里行间迸发出怒火：这叫什么改革？这不是在我头上插一根鸡毛，到中关村大街插标卖首吗？我一个人都不解雇，就是到街上摆摊修自行车，我也能养活这1500人！ 

当然，这是气话，曾茂朝不会真的去摆摊修自行车，他手里还有一张牌，这张牌就是柳传志。 

1986年底，柳传志所在的公司，已经有了104个成员，包括一个总经理，三个副总经理，一个总工程师，10个副研究员，42个助理研究员和工程师。 

倪光南的汉卡研发虽获成功，但利润太薄，为追求更高利润，柳传志决定直接进口微机，插上汉卡开卖。柳传志、李勤二人兵分两路，一个去深圳开辟微机来源，一个跑到中科院借钱。 

谁料，旧事上演，钱打过去，对方突然没了音讯。柳传志红了眼圈，坐飞机直奔深圳，抵达时已是深夜，他也不找宾馆，直接堵到对方家门口，家里没人，他便守株待兔，门口坐到天亮。 

那些天，柳传志与李勤天天深夜通电话。李勤说，那可是300万啊，把咱俩一辈子的工资加起来也还不起啊。柳传志咬牙说，不把机器弄回来，我就不回去了。 

几天后，那人终于出现，柳传志拼命的心都有，那人却恶作剧地说，我只不过挪用几天而已，急啥吗？ 

终于，微机顺利运到北京。

柳传志长出一口气，瘫在椅子上，心脏快要爆炸，夜里总是做梦，梦见万丈悬崖，深不见底，走错一步，就万劫不复，一连好几天，被噩梦吓醒。

否极泰来。 

1986年，汉卡收入扶摇直上，售出1300套，公司营业额增加到1745万元，走出了最初的困境。山东浪潮、上海东海、杭州西子等同行，都向柳传志伸出橄榄枝，希望能将联想汉卡装在他们的机器里。 

柳传志火力全开，动员所有资源，联系多家媒体，将倪光南美言一番。

1987年，联想汉卡售出6500套，获得了国家体育委员会、农牧渔业部、国家统计局等大客户，还附带售出1000多台外国微机，公司销售收入达7345万元。 

1988年4月18日，柳传志带领员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进军海外誓师大会”，为实现进军海外的一个必要部署，就是在中国香港成立联想分支。

柳传志按照香港这边的习俗，特意花5万元找了个风水大师，算了个黄道吉日，在柴湾购买了一套两层公寓，上面是办公室，下面做仓库。 

按照风水大师的指点，公司职员必须坐向东南，背山面水，家具一律白色，桌子要比寻常尺度高出8寸。风水大师说，若一切照搬，公司将财源滚滚，每年至少挣500万。 

柳传志不敢违背风水大师的指示，在黄道吉日烧香磕头，参拜各路神仙，还弄了个烤乳猪给大家品尝，也许是碰巧，香港联想第一年的收入，果然超过了500万。 

在香港的日子，柳传志请来中科院新任院长周光召，邀请他们一行人同游港湾。 

在游船上，柳传志滔滔不绝，大话连篇，向院长描述他进军海外的蓝图。据当时在场的中科院处长马雪征回忆，她此前见过不少名人，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有美国总统的科技顾问，但从没见过有谁，像柳传志那么能吹。

1988年5月，公司刊登招聘广告，目标是暑期大学毕业生，有一句煽动性的话，加入我们，跟我们一起创业。 

7月16日，新员工陆续到岗，大部分被充实到业务和管理岗位，在这一年的新员工名单上，有两个日后声价冲天的名字：杨元庆和郭为。 

10月，公司掀起销售新高潮，联想与AST签订了100万美元的合同，购买3000台机器，面向国内和海外市场，柳传志此举，相当于将AST机器全部控制在自己的手心。 

这还远远不足以满足柳传志的野望。 

AST这个牌子，是一家美国公司，由两个香港人和一个巴基斯坦人创办，这三个人，把自己名字的头一个英文字母组合起来，就是AST。1982年，AST做出第一批电脑主板，适用于IBM微机，还适应各种兼容机。 

柳传志的野望，是走AST的路子，开发计算机板卡，步步为营，然后取其而代之。 

在柳传志心底，还埋藏着一个更疯狂的想法，这个想法太大，以至于大言炎炎如他，都不敢轻易透露，那就是做到世界第一。

 技术狂

柳传志开始发动广告媒体攻势。 

在世界商业史上，名牌产品有两个通天阶梯，一个是商业广告，一个是媒体报道。 

1986年，联想花了27万元做广告，到1988年，这个数字增加到195万元。柳传志还在私下指示公关部门，在我们公司里，只许宣传一个人，就是倪光南。

所有赞誉之词的火力，都集中在倪光南一个人身上狂轰滥炸，让联想其他技术人员颇有微词。其中，有一位叫竺廼刚的研究员，是竺可桢后代，与倪光南曾同属一个研究小组，并且竺是该小组的负责人。 

早在1974年，计算机汉字系统就成为该小组的研究课题。竺廼刚是研究主持者，倪光南则是研究主干，倪后来虽被称为“汉卡之父”，但业界更倾向于，没有唯一的发明者，是集体的智慧。 

1979年，竺廼刚去往美国斯坦福大学，成了一个访问学者，走的时候，留给倪光南一个没有完成的“汉字存储器”。 

这时，倪光南血液里的技术狂人基因开始发酵，热烈而持久地投入钻研，取代竺的位置成为这一项目的主持者。终于在1984年5月，完成了LX-80联想式汉字系统的主体设计，再经过柳传志的包装宣传，由此名声大噪，而早期的竺廼刚，成了被遗忘的开拓者。 

竺廼刚虽不求赫赫声名，却也无法接受，大小媒体将“联想式汉字系统”的发明权归为倪光南一人，遂给柳传志写了封信，表达不满，委婉指出，自己是这项发明的发起者和早期的组织者，倪不过是若干发明者中的一个。

而柳传志对此丝毫不感兴趣。 

柳传志关心的是公司大局，以及利益至上，为了这两点，他需要倪光南作为标杆和旗帜。柳传志将竺的信束之高阁，以默许态度，任由媒体对倪光南大肆赞美。 

柳此时对倪的无条件支持，或者可以说是昧著良心的支持，还出于一个重大因素——倪光南正不分昼夜地在香港那间狭窄的实验室里，设计联想的跨时代拳头产品——286样机。

1989年新年，联想全体员工携带家眷，齐聚京西宾馆。席间，柳传志率领公司上上下下320人昂首面向南方，遥祝“我们的总工程师”身体健康，早日归来。 

3月，柳传志又把倪光南送上飞机，飞到德国参加汉诺威交易会，在这场世界级的电子技术交易会上，联想Q286微机大获成功，拿到了2073台微机和2483块主机板的订单，订单来自意大利、法国、英国、荷兰、比利时、丹麦、芬兰，以及当时的西德。 

《吕氏春秋》里说，全则必缺，极则必反。 

就在倪光南走上联想巅峰的同时，最终通往崩坏翻脸的剧情也偷偷埋下了伏线。 

倪光南是个天生的技术狂人，秉承了技术完美主义的特性，他顶着汉卡之父的光环，不断埋头开发新功能，刚搞出一个，转头又去搞另一个，根本停不下来。 

如此一来，先是联想的销售们叫苦连天，我们的倪大师就顾着自己爽，全不考虑销售的苦衷，这些销售人员玩命卖货，却发现努力的结果总是“打倒自己”。 

搞到后来，柳传志也有点吃不消了，第一个产品还在畅销，倪大师就迫不及待要拿出第二个产品打倒它。

柳传志后来说，倪光南要是在乎钱还好，关键他真的不在乎钱。说得好听点，他在乎的是自己身为科学家的价值，说难听点，就是不顾公司大局，自己爽了完事儿。 

柳传志从外部世界赚钱的野望，与倪光南对自己内心价值的野望，就像南北两个极端，矛盾无法调和。 

在柳、倪二人彻底闹翻、决一死战之前，还插入了一场“江湖大风暴”，这场“江湖大风暴”最后不可挽回地演变成一曲“监狱断肠歌”。 

这当中的主角，名字叫孙宏斌。 

 孙宏斌

一切源于联想公司的新老势力之争。

联想的微机和汉卡销售，主要靠两拨势力，一个是由创业元老贾绪福掌握的业务部，负责全国的销售；另一个是由少壮派代表孙宏斌控盘的企业部，下辖全国17个分公司。 

孙宏斌年轻气盛，敢想敢为，颇有江湖气，甚至“敢为”的有点过了头，与按照规章办事，不敢越雷池一步的老贾形成鲜明对比。孙宏斌不断抱怨产品价格缺乏弹性，且供货渠道效率太低，分公司无利可图。 

小孙与老贾的矛盾越积越深。 

柳传志这种心怀野望的“野兽型领袖”，内心更倾向孙宏斌，在他眼里，这个头角峥嵘的小伙儿，仿佛韩信那样的大将之才。自1989年10月企业部成立，孙宏斌迅速建立起13个独资分公司，营业额达到2400万元。 

孙宏斌这种嗅着血腥味就往上扑的狼性，与柳传志颇为契合。

柳传志的倾向，公司里的人都明白，他是向着年轻人的。他单独约见孙宏斌等人，一上来就问，你觉得年轻人在联想有没有前途，受不受重视？ 

除了安抚少壮派，柳还让李勤去找贾绪福谈话，不料贾绪福倚老卖老，反唇相讥：领导知道我的问题，下边也知道我的问题，但我不知道我自己有什么问题，你给我摆个十几条出来吧。 

贾绪福的叫板，让柳传志更加支持孙宏斌，甚至一度把他列为联想“接班人计划”的种子选手。 

风云突变发生在1990年3月的一个早上。 

柳传志在香港一觉醒来，发现有份新的企业内参《联想企业报》放在自己案头，这份报纸由孙宏斌策划，头版头条刊登的“企业部纲领”，赫然写着这么一句话：企业部的利益高于一切。 

这让柳传志大跌眼镜，忍不住暗自骂娘，莫非孙宏斌这小兔崽子，是想把企业部搞成一个独立王国？ 

柳传志闻到了一丝阴谋的味道，当即飞回北京，火速纠偏，指出“企业部利益高于一切”这个提法是荒唐的。

但同时，柳对孙宏斌还抱有希望，说企业部有一种嗷嗷叫的蓬勃之气，是元老们没法比的，李勤也站出来，为孙宏斌说话，说孙能到全国去，能住在外地，老同志能在外边住几个月去推销吗？ 

孙宏斌没听出柳传志话中有话的警告，反而觉得扫除了老贾这个障碍，气焰更加嚣张，风头一时无两。13个分公司的总经理，仿佛帮派兄弟一般，团结在孙宏斌周围，就像拥戴一个江湖大哥。 

这天，孙宏斌等5个年轻人来到“达园”，一边大快朵颐，一边指天骂地。几瓶烈酒下肚，更加无遮无拦，说计算所那些元老占着茅坑不拉屎，让年轻人无从发挥，柳传志则英雄寂寞，身边草包如云，联想的未来必须得靠“我们这一代”。 

柳传志的眼线，将“达园事件”汇报给他，令柳忧心忡忡。孙宏斌仿佛一头野兽，带领手下在公司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 

更可怕的是，孙宏斌不断蚕食公司总裁室的人事权力，自行任命下属经理，先斩不奏，培植心腹。孙的小弟将孙宏斌与柳传志、万润南并列，品评一番，说论能力和格局，孙绝对第一，万第二，柳第三。 

孙的企业部形成一个规矩，所有人对孙一人负责，颇有袁世凯小站练兵的味道。所有新员工必须回答一个问题，自己的直接老板和公司大老板是什么关系？如果你一天生产200个部件，直接老板向大老板汇报一天生产300个，当问到你时，你该如何回答？正确答案是：回答300个。 

孙宏斌大搞“小站练兵”，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竟然完全不遮掩，坦荡行事，还请李勤参加他们的会议，视其为靠山。

孙宏斌 

柳传志眼见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必须辣手开刀，与李勤一番商议，将孙宏斌调出企业部，转而接替老贾的位置，同时提出，不允许他带人进去。 

4月4日，柳传志召集企业部骨干，在北大芍园开会，结果上演了一出联想历史上有名的——芍园发难。 

孙宏斌的手下表示不能理解公司决定，还质问柳传志，公司的《联想报》办成这幅样子，企业部为什么不能办更好的报纸？ 

说到此处，孙宏斌补了一刀：《联想报》简直就是下流小报。 

紧接着，孙宏斌的手下，一个接一个向柳传志发难，问题一个比一个具有火药味。比如： 

你说我们有帮会成分，证据何在？ 

我们直接归孙宏斌领导，孙宏斌骂我们，我们爱听，与总裁何干？ 

柳传志不动声色，静静听完企业部的发难，随即拂袖而去，出门前扔下一句话：你们要知道，联想的老板是谁？ 

4月7日下午，柳传志再次召集企业部人员宣布决定。 

柳传志走进会场时，看见这群人全都把胳膊抱在胸前，以示威般的姿势对着他。孙宏斌进来，所有人整齐划一，立即将手垂下。

室内香烟缭绕，柳传志皱了皱眉，孙看在眼里，大喝一声，把烟掐了！所有人立即掐掉香烟。孙又大喝一声，起立！所有人刷的一声，马上起来，站的笔直。

尽管搞了场最后的示威，但孙宏斌知道大势已去，当晚把手下叫到畅春园商议对策，谁料酿成大错。

年轻人群情激愤，口无遮拦，有人让他坚决顶住，还有人叫他卷款走人，当晚会议，最后定了一个结论——明撤暗卷。也就是说，表面接受公司决定，暗中把公司的钱转移到他处。

没想到，在与会人员中，有柳传志安插的“内鬼”，前脚孙宏斌开完会，后脚柳传志就接到报告。 

柳传志立即向中科院保卫局报告，同时向公安局和检察院报案，派出20人星夜奔赴各地，查封分公司账目，还给自己请了一个高大威猛的保镖，时刻不离左右。 

周一早上开会，孙宏斌被当场带走，来到京城北郊东北旺联想基地的一座公寓中，在两个人的日夜监视下失去人身自由。 

调查结果对孙宏斌不利，他们确实将公司资金转移到另一家公司，虽然孙拍着胸脯解释，他绝无化公为私的企图。

柳传志将孙的铁杆下属，全部集中到京城北郊的怀柔县城，请来检察院的一位副检察长，给他们讲解什么叫“经济犯罪”。 

在检察人员的讲解之下，大部分人都吓得够呛，没了声音，只剩下一个姓陆的小伙儿不服，张口闭口黑道白道，扬言要把内鬼卸掉一只胳膊。 

后来，此人甚至还率领几个马仔，跑到关押孙的公寓调查，要进行“劫狱”，当场与看守人员打起来。直到孙宏斌本人出面，劝他罢手回家，这才没有闹出大事。 

第二天，柳传志把陆姓青年拦在中关村马路边，说道： 

你别给我来黑道那一套，你以为我是谁？我问你，你在街上走，忽然有个自行车把你撞了，有这可能吗？ 

有可能。 

撞了你之后，你们都进了派出所，人家没事，你还要在里面吃一点苦，有这个可能吗？

有可能。 

你在外面走路，有三个人黑天白夜跟着你，你害不害怕？

听到这里，陆某终于被吓到了，当即表示他要离开联想，绝不介入公司任何事情。 

1990年5月28日，孙宏斌被警方羁押，之后被逮捕收监，从此开始漫长的牢狱生涯。1991年7月10日，海淀区法院公开审理此案，公诉人指控孙宏斌“受贿”和“挪用公款”。13个月后法院宣判，认定孙宏斌挪用公款罪名成立，刑期5年。 

孙宏斌在监狱里，进行了一番反思，加之坐监的几年里，经常看到这个那个死刑犯，被拉出去枪毙，在这种情境下，孙竟然看透生死，大彻大悟。

服刑期间，孙宏斌表现优秀，为劳改局的《北京新生报》写了很多文章，赢得不少加分，累积在案，终于获得一年两个月的减刑。 

1994年3月，孙宏斌与柳传志在北京的一家饭馆再度重相逢。孙向柳表明心迹，说他想做房地产生意，希望能了结过去，重新站起来，照顾好家人，把以后的路走好。 

听完孙宏斌的自白，柳传志说了一句话，你可以对别人说，我是你的朋友。 

10年后，孙宏斌开创顺驰公司，成了京城地产大佬。 

柳传志与孙宏斌可以相逢一笑泯恩仇，但与另一个男人的情仇爱恨却没这么简单，乃至一路翻滚呼啸，闹到了今天。 

没有任何悬念，这个人就是倪光南。 

金瓯缺 

1994年，柳传志说服了一个年轻人，让他打消了出国游学的念头，从而将联想的未来，有如豪赌一般，押在了这个年轻人身上。

年轻人叫杨元庆。 

杨元庆于1994年3月19日，成为联想新成立的微机事业部负责人，负责与微机有关的研发、生产、销售、物流、财务能业务，相当于原来四个副总裁掌管的权力。

柳传志与杨元庆 

联想在杨的定位下，推出“E系列”经济型家用电脑，采取“价格屠夫”的手段，将成本降至最低。在未来很长一段日子，联想高举“国产品牌”的大旗，在中国甚至世界的行业舞台，卖了个天翻地覆，进入世界500强，成为整个行业的头部翘楚。 

吊诡的是，联想早期微机虽号称“国产骄傲”，但其实只有商标是自己的，其他一切几乎全靠进口。更吊诡的是，联想靠着国人的爱国情感，一步步走上巅峰，进入世界舞台后，却不遗余力地“去中国化”。 

杨元庆甚至在2008年提出，联想国际化进程的最大障碍，就是我们来自中国。

乱花渐欲迷人眼。 

要真正看透联想，我们先得把目光从它身上移开，聚焦到联想早期的技术狂人，也是曾经被柳传志“定于一尊”的倪光南身上。 

尽管联想在柳传志的掌舵下，已经从技工贸走向了贸工技，走向了一条“出来卖”的康庄大道或者说不归之路。但对技术天生狂热的倪光南，依然不改本色，将下一个攻坚目标定为“集成电路”和芯片。也就是后来大家所熟知的“中国芯”。

为完成技术迭代升级，倪光南指示香港联想，至少再招聘15个研究人员，还试图在美国寻找芯片设计专家。 

但倪光南这一技术攻坚之举，突然被柳传志叫停，原因不难理解。搞高精尖科技是一件无比烧钱的事情，而柳传志已然决定走另一条“出来卖”的道路。 

从今天回望当年，1994年，杨元庆的“E系列”和倪光南的“中国芯”，代表了两种对外国行业大鳄的挑战应对。 

若把振兴中国计算机产业作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柳传志和杨元庆就是避其锋芒，迂回前进，而倪光南则是在敌人最强大的地方硬碰硬，展开攻坚战。 

这两种战略孰优孰劣，时间其实已经给出答案，看看现在的联想和华为就能明白。 

回到当年，柳传志第一次向倪光南说不。 

倪光南愤怒不已，在会议上向柳传志大吼，柳传志，我永远和你没完！据当时会议记录，现场火药味十足，乃至两个副总裁都吓得流了眼泪。 

有人劝柳传志多给倪光南一点好处，柳传志叹道，没用的，老倪这个人是不爱财的，他一身傲骨。 

倪光南向上级控告柳传志，说他作风霸道，甚至可能有严重的经济问题。事情闹到这地步，两人已无回旋余地。 

柳传志见倪光南这架势，是要把自己送进牢里，便也施展辣手，以总裁身份，向董事会提出，罢免倪光南的总工程师职务。

1995年6月30日上午，董事会把公司200个干部召集到六层会议室，宣布中科院的调查结论，并罢免倪光南的总工程师职务。 

柳传志发言时，吓了众人一跳，这个一向以硬汉形象示人的总裁，竟然一把鼻涕一把泪，还不时掏出手绢擦拭感伤的液体。 

柳传志说，自己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倪光南的事，每当新的公关部长就职时，他都会提出明确要求：公司只宣传倪总…… 

柳传志的声泪俱下，打动了现场的很多人，唯有倪光南不为所动，冷冷看着他。 

事后，倪光南说，将我免职，柳传志应该高兴才是，柳传志只是在表演。 

将倪光南踢出局，柳传志长舒了口气，但倪光南的那句“我永远和你没完”，仿佛一条勾魂锁，让柳传志在无数个午夜梦回，无法安然入睡。 

2004年12月，联想收购IBM前夜。 

柳传志于凌晨，将公司80多位高管，集合在联想大厦三楼圆形会议室，痛快而颤抖地说，IBM是世界个人计算机产业最重要的缔造者，至今已售出1亿台，还有更重要的，它是美国精神的象征。我们这一次，真的是为国争光了。

最后，柳传志撂下一句话：做得好，一步登天，做不好，打入地狱。

佛经里说，无间地狱是地狱的十八层，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受尽各种苦难，永无出头之日。 

佛曰：受身无间者永远不死，寿长乃无间地狱之大劫。 

这段话被放在电影《无间道》的片头。 

联想收购IBM，并不像当年媒体说的那样意义重大。柳传志喜欢用战争比喻商业，把开拓市场称为“空军轰炸”，推销产品就像“步兵突进”。 

但是，联想所缺乏的真正武器，并不是这些，而是商业竞争中的“原子弹”。 

这个“原子弹”就是芯片。

时间回到1987，即柳传志成立联想的第四年，一个叫任正非的退伍军人，创办了华为，起初就像个小杂货铺，什么赚钱卖什么。

任正非

没人能想到，这个中国人，这家中国企业，将在未来30多年的岁月中，掀起世界商业史上极为波澜壮阔的一页。 

当然，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结语

梁启超说，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

柳传志不是庸人，曾经誉满天下，如今谤满天下。 

但无论是聚光灯下的高大形象，还是悠悠众口的千夫所指，都难免失真。 

我对柳传志其人，谈不上喜欢或厌恶，观其扳倒倪光南时情形，痛哭抹泪演戏，肚子里全是牙，无非又是一个曹阿瞒式的枭雄。 

但要论定一个人，必须要将其还原到他所属的那个年代中看，才能看的真切。当下，指出柳传志和联想的弊病所在，乃至违法犯罪事实（如果有的话），这都没问题。若只是一味迎合某种情绪，用运动式的语言抹黑谩骂，那就有点过了。 

2001年，任正非写了一篇文章，发在互联网上，名为《华为的冬天》，里面写道： 

10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有的只是危机感。也许这样才能存活下来，我们大家要一起来想，怎样才能活下去，也许才能存活得久一些。 

失败这一天一定会到来，大家准备迎接，这是我从不动摇的看法，这是历史规律。 

如任正非所说，企业兴亡是历史规律，没有什么是永垂不朽。 

当某个企业和企业家做到巅峰时，难免会生出一览众山小的骄傲情绪，生出“我很大，你们忍一下”的妄想，但“恒大”终究只是一个幻想。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永恒地大下去，而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人退场，新的一代继续扛起大旗。 

希望中国未来会出现更多爱国的卓越企业。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END

本文作者：哲空空，血钻故事主编

部分参考文献：

1.《联想风云》，凌志军 著， 中信出版社

2.《联想做大，华为做强》，陶勇著，电子工业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