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来源｜国际关系研究
文｜江时学
▲ 德国七个城市同时爆发反对跨大西洋贸易协议（TTIP）的集会，2016年。图源：dw.com
近几年，国内外学术界和媒体越来越关注“逆全球化”。但是，在中国学者发表的关于“逆全球化”的论文中，只有极少数对“逆全球化”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在笔者搜索的数十篇论文中，只有吴志成、吴宇在其发表于《红旗文稿》（2018年第3期）的“逆全球化的演进及其应对”一文中明确提出，“逆全球化是指与经济全球化相背、国际合作和相互依赖逐渐消减的全球性发展趋势。” 其他论文仅仅指出了“逆全球化”的表现形式。
关于“逆全球化”的表现形式，学者的看法也不尽相同，甚至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例如，蔡昉认为，“这种逆全球化雾霾的构成元素和具体表现固然是多种多样的，甚至可谓不胜枚举。不过，如果着眼于它对过去30年经济全球化最重要支柱的潜在破坏性，我们可以把观察重点放在三个方面，即在发展理念上贸易保护主义对自由贸易的挑战、在全球治理上单边主义对多边主义的取代以及在现实经济层面上全球供应链的被动断裂和主动脱钩。”熊光清认为，“逆全球化”的主要表现是贸易保护主义增强、极端政治倾向加重、民族主义抬头。 田政杰、董麓将“逆全球化”与我国对外贸易联系在一起，认为“‘逆全球化’是指目前我国的外贸进口和出口出现了负增长的现象。”田金方、刘晓晴认为，“‘逆全球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主要表现在反对让渡经济主权、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日益排斥外来移民和难民等，区域贸易协定签署（或生效）数量的倒U型分布特征有可能使得区域经济一体化出现一段时期的低潮期。”田行健、江涌认为，“近年来，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各方面都出现了‘逆全球化’现象，如贸易保护主义回潮、种族主义升温等。”姜凌、支宏娟认为，“特朗普上任后，将‘美国第一’或‘美国优先’的全球利益再分配作为‘特朗普主义’的核心，宣布美国退出TPP，要求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甚至威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些行动成为当前新一轮逆全球化的重要表现。”
徐艳玲、张琪指出了“逆全球化”的以下几种“表征”：一是特朗普总统将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并对中国“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等不当行为开出600亿美元的罚单，“中美贸易战”正式打响；二是特朗普总统在2018年5月8日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并重启对伊朗石油、金融等关键领域的制裁；三是美国在外交上接二连三地频繁“退群”。徐宏潇、赵硕刚将以下三点视为特朗普政府的“逆全球化”政策：一是以创造美国就业为核心，重振本土制造业；二是以关键国家和技术领域为靶向，实施多样化贸易保护；三是以强权为工具，破坏全球性问题的多边合作机制。张超颖认为，“‘逆全球化’是当前国际社会一大热点现象，以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贸易保护、边境俢墙、控制移民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的爆发为标志，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关注。”他们将“逆全球化”的“根源性因素”归咎于新自由主义的危机。 吴志成、吴宇认为，从发展态势看，当前的逆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一是自由贸易理念边缘化，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级；二是全球经济陷入持续的结构性低迷，下行风险和不确定性上升；三是部分西方国家保守化内顾倾向加重，国家干预和管制极端化；四是主要大国回归国家主义立场，参与国际发展合作的意愿减退。
1 全球化的动力
为什么会出现“逆全球化”？
这一问题的答案同样是众说纷纭。例如，戴长征认为，“民粹主义的兴起会掀起‘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的浪潮……右翼民粹主义在欧美主要国家的爆发很大程度上阻塞了全球化的进程，甚至导致逆全球化现象的产生。”
姜英华将“资本逻辑”视为“逆全球化”的诱因。他认为，“资本逻辑是经济全球化始源性和根本性的致因逻辑，资本逻辑的展开和拓延所引致的虚实、贫富、就业、安全等多维悖论使经济全球化陷入‘逆全球化’的僵局和困境。”
田行健、江涌认为，“资本过度积累导致资本主义全球化之路越走越窄，‘逆全球化’是资本过度积累结构的必然结果。”
陈方若认为，“逆全球化的暗流一直存在，只是经过长期的积累，问题终于爆发。”
孙伊然将美国社会的中下阶层视为“逆全球化”的罪魁祸首。他说：“逆全球化的关键主体并不是作为国家整体的美国，而是其国内因全球化而利益受损的社会群体。更具体地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尤其中下阶层（包括非熟练工人、低技能劳动力等）是全球化的主要受损者，他们直接承受着自由贸易、开放经济所导致的绝大多数负面影响，如相对收入下降、工作岗位调整甚至失业等等。相形之下，资本所有者、高技能劳动力是全球化无可争议的主要受益者。两类群体际遇之间的巨大反差，促使前者投身政治进程、掀起逆全球化的潮流。”
受篇幅的限制，我无法罗列更多的学者的观点。上述观点表明，“逆全球化”的定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我的体会是，凡是缺乏一个公认的定义的新名词，常常是一个“伪命题”。
多年前，马来西亚的第三世界研究中心经常给我赠阅它出版的杂志《第三世界的复兴》。某日晚饭后，我随意翻了一下该杂志，看到马来西亚学者查柯拉瓦蒂·拉贾文写的一篇文章。他说，“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是由美国学者西奥多·莱维特（Theodore Levitt）于1983年发明的。
后来我查到了莱维特的文章。他在其题为“市场的全球化”一文中用“全球化”形容此前20年期间国际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即“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在世界性生产、消费和投资领域中的扩散”。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全球化这一术语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流行。
我在我的多篇论文中写道，globalization是莱维特发明的。此后，我发现，多位学者引用了这个说法。但他们都没有说“转引自”谁的论文。
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9世纪中叶就提出了全球化的概念。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强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强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描述的那种“世界性”，就是全球化。或许是受到《共产党宣言》的启发，许多中国学者认为，全球化是在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后开始起步的，因为在此以前，世界是碎片化的，各个地区的发展缺乏相互依赖性。
全球化是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因而也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但在近几年，“逆全球化”一词颇受我国学术界和媒体重视。其实，他们所说的“逆全球化”应该是“反全球化”。因为全球化既不会逆转，也难以倒退，所以“逆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同义词。这一趋势之所以不会逆转，主要是因为以下几种力量在持续不断地发挥作用。
一是人的社会性。
众所周知，人是一种拥有高度发达的大脑的高等动物，也是一种社会动物。人类社会自诞生之日起就拥有相互依存的本性。马克思曾说过：“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
因此，自古以来，虽然人类经常爆发战争，甚至崇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但是，人的社会性和人类社会相互依存的本性并没有被抛弃。这一本性同样构成了全球化的动力，使全球化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二是资本的扩张性。
作为生产要素，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是无限制的，因此，资本具有扩张（扩大再生产）的天然本性。这一本性在客观上为生产力的进步创造了多种条件，也使人类社会更容易地获得更多的财富。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
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创造着一种更高级的生产形式的物质条件。”毫无疑问，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都与“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的理由”息息相关。
三是生产力的惯性。
生产力是人类创造社会财富的一种能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强化了人类活动能力，进而使生产和商品交易突破了地域的限制。
此外，生产力的发展也促进了劳动分工，使各个国家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由此可见，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要求。
四是科技进步的必然性。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是科技进步的历史。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或大或小的科技进步，都能推动全球化的发展。例如，蒸汽机和纺织机的发明和使用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开辟了世界市场，开启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电力和电动机的发明和使用产生了以重化工业为核心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加快了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使用造就了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基础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使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进。
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初期。与前三次工业革命相比，第四次工业革命不再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而是涉及许多与高科技有关的领域，因而对全球化的影响更大，推动全球化向前发展的力度也是更大。
综上所述，作为一种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全球化在人的社会性、资本的扩张性、生产力的惯性以及科研进步等动力的推动下，是不会逆转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每当遇到一个新名词，我会问自己，这个新名词的英语怎么说。“逆全球化”的英语怎么说？
在字面意义上，与“逆全球化”对应的英语应该是Reverse globalization。检索互联网上的文献资料后发现，Reverse globalization这一提法由来已久。2011年6月26日至27日，“霍拉西斯”全球印度商业大会（Horasis Global India Business Meeting）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召开。会议在讨论印度经济、世界经济以及全球化等议题时，有人创造了Reverse globalization这一新名词。
“霍拉西斯”的创始人弗兰克-于尔根·里希特在介绍Reverse globalization这一新名词的由来时写道，全球化出现了以下4个新的特点：（1）非西方国家的地位在上升；（2）全球化正在从贸易和投资向更为复杂的跨国界的交流过渡；（3）文化、历史和精神价值正在推动全球化的过程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4）除民族国家以外，各国的城市和地区也在积极参与全球化。
他认为，这些特点使“逆全球化”应运而生。但他进而指出，“逆全球化”并不会使全球化逆转，因为全球化进程是不可抗拒的。相反，上述4个特点能使全球化得到更多的尊重和更多的可持续性，从而进一步强化全球化。
由此可见，“霍拉西斯”全球印度商业大会创造的“逆全球化”这一提法，与中国学者笔下的“逆全球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Reverse globalization中的reverse是形容词。在英语中，reverse还可用作动词，意思为“使……逆转”。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国际上常有这样的预言：疫情会使全球化“逆转”或“倒退”（To reverse globalization）。当然，这一判断是不正确的。
3 “逆全球化”是伪命题
“逆全球化”之所以是一个伪命题，主要是因为：
第一，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的萎缩不会持久。全球化由生产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贸易全球化组成，因此，判断全球化趋势发展速度快慢的重要指标就是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是否出现持续性的萎缩。确实，新冠疫情对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打击是显而易见的。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预测，2020年的全球商品贸易可能会下降9.2%。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2020年10月27日发布的数据，2020年上半年的全球直接投资与2019年同期相比下降了49%。但这种现象是不会持久的。在新冠疫情得到控制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必然会继续增长，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出现了暂时性的下降就断言全球化趋势被逆转。
第二，英国“脱欧”对全球化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大。诚然，英国“脱欧”对欧洲一体化的打击沉重，有人甚至担忧其他欧盟成员国会仿而效之。但是，英国“脱欧”后不会走闭关锁国之路，而是会以一种不受欧盟法规束缚的方式发展对外经济关系。英国前首相特雷莎·梅在回答英国“脱欧”后向何处去的问题时曾说过，英国是一个勇敢、自信和外向的国家，“脱欧”后将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主角的作用。
还应该指出的是，英国“脱欧”后并未在欧盟内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亦即并未诱发其他欧盟成员国步其后尘。此外，国际上的许多跨国公司已表示，它们将继续把总部设在英国或继续在英国扩大业务，甚至欧盟成员国的许多企业也认为其在英国的业务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因此，虽然英国“脱欧”后与欧盟的关系充满不确定性，但这一不确定性不会导致全球化逆转。正如詹建兴指出的那样，“虽然以美国和英国等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的经济体，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进行了一系列国家经贸政策的变革，但是这并不能在整体上阻碍全球化的进程。”
第三，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无力扭转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作为超级大国，美国的所作所为对全球化的影响不容低估。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既发动了多起“贸易战”，又多次“退群”；既要求美国企业将就业机会转移到美国本土，又以卑劣的手法限制技术转移。但是，这些手段尚不足以扭转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还应该指出的是，美国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由来已久，在特朗普入主白宫以前就已经出现。与全球化大趋势相比，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可谓螳臂挡车，蚍蜉撼树。正如车丕照所说的那样，“美国的所作所为并非是在逆全球化的潮流而动，而是反对现行规则之下的全球化，并努力按照自己的意志重塑全球规则体系。……对于作为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和当今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来说，经济全球化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因此，美国不可能反对全球化，尤其是不可能反对经济全球化。”
第四，新冠疫情对人员交流的不良影响不会永久存在。跨国界的人员流动是全球化趋势的重要标志之一。由于新冠病毒通过空气传播，因此，为了应对疫情，世界各国纷纷采取了限制人员流动的措施。这导致航空业、旅游业和其他一些与人员流动息息相关的产业受到巨大影响。但可以预料，在疫情得到控制后，跨国界的人员流动必然会恢复常态，再次出现大幅度的增长。2020年4月28日，王毅在金砖国家应对新冠疫情特别外长会上说，中方的战略判断是，疫情不会改写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中断多极化和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第五，多种形式的国际合作机制始终在持之以恒地推动全球化。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依然在高举多边主义大旗，为全球化保驾护航。此外，二十国集团、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等多边合作机制也在尽其所能地推动全球化趋势。例如，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在2020年11月23日发表的利雅得峰会宣言指出，“当前，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性一如既往。我们致力于实现自由、公平、包容、非歧视、透明、可预期和稳定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并保持市场开放。”2020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在2020年11月21日发表的吉隆坡宣言呼吁，在2040年建成一个开放、活力、强韧和和平的亚太共同体。金砖国家领导人在2020年11月18日发表的第十二次会晤莫斯科宣言强调，“所有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应避免采取违反世贸组织精神和规则的单边和保护主义措施，这至关重要。”由此可见，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具有强大的外在动力。
第六，中国为推动全球化而作出了巨大努力。作为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实施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开放措施。除进一步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和大幅度降低关税以外，中国还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同多个国家签署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积极参与多双边区域投资贸易合作机制，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并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所有这一切措施都为推动全球化的稳步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鼓吹“逆全球化”，就是贬低中国的贡献。
总之，正如斯洛伐克学者艾斯托克等人指出的那样，全球化进程具有周期性的特点，其发展趋势时快时慢不足为怪。换言之，虽然英国脱欧、特朗普入主白宫以及新冠疫情的暴发构成了全球化的阻力，但这一阻力不会是长期性的。因此，“逆全球化”是一个伪命题。
4 全球化的阻力
虽然全球化不可能逆转，但在其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有时也会遭遇阻力。这种阻力就是“反全球化”。
“反全球化”是什么东西？
“反全球化”既是一种反动的思潮，也是一种不正常的心态；既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现象，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政策行为；既是一种政治口号，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常说的经济全球化遭遇的“逆流”、“逆风”和“挑战”，就是一种“反全球化”现象。近几年，“反全球化”确实越来越明显，从而使全球化遇到了不容低估的阻力。
“反全球化”的出现并不偶然。诚然，全球化加深了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促进了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有力地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但也会产生以下几个副作用。
首先，全球化导致富国与穷国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从全球化中获取的收益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发达国家利用其在资金、技术、国际规则以及综合国力等方面的优势，从全球化中获取的利益明显大于发展中国家。例如，世界银行在2018年发表的题为《变化中的国家财富》的报告中指出，在1995～2014年期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均财富在增长，但有25个国家的人均财富却在减少。又如，富国在科技研发领域不断取得进步，享受到的科技进步好处越来越多，而穷国既无法开展真正意义上的研发，也无法享受到科技进步的所有好处。再如，富国在世界经济领域(尤其是国际经济规则领域)拥有很大的发言权，而穷国的发言权则微乎其微。
其次，全球化放大了发展中国家的脆弱性。诚然，一些发展中国家已脱颖而出，成为颇受国际投资者青睐的新兴经济体。例如，中国被认为是全球化的“最大赢家”，金砖国家被视为新兴经济体中的“佼佼者”。但作为一个整体，发展中国家的脆弱性不容低估。这一脆弱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综合国力(尤其是国际竞争力)较弱、市场经济体制欠发达、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不强、对外经济政策的回旋余地较小。这一脆弱性使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例如，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世界市场上所向披靡，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则因竞争力弱小而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或减产，或破产，或被兼并。又如，在金融全球化的冲击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开放了资本账户，放松了金融管制，实现了金融自由化，但每当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动荡或在投机性极强的短期资本冲击下，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就会陷入动荡或危机。
最后，全球化增加了维系非传统安全的难度。非传统安全是相对于传统安全而言的。最近几十年，非传统安全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威胁。由于全球化促进了人员和商品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主权(尤其是边境线)的重要性，因此，非传统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众所周知，从新冠病毒到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从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到气候变化，从非法移民到毒品走私，从网络不安全到跨国犯罪集团，都与全球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国际上，不少学者和媒体人士在谈论de-globalization。英语前缀词根de的含义是“去除”。因此，de-globalization就是 “去全球化”，是一种旨在减少各个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和一体化的进程。由此可见，“去全球化”的本质也是“反全球化”，与国际学术界所说的anti-globalization（反全球化）并无二致。
“反全球化“的特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反全球化”人士的构成五花八门，其中既有特朗普总统这样的国家领导人和大名鼎鼎的政治家，又有很少进大都市的土著居民；既有各个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又有自发参加抗议活动的个人；既有思想激进的学者，又有墨守陈规的宗教人士；既有发达国家的工人，也有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既有代表不同利益阶层的利益集团，也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的代言人；既有女权主义者，也有环境保护运动的热心参与者；既有工会组织，也有人权组织，等等。
二是“反全球化”人士攻击的目标无所不包。受其攻击的，有些确实是反面的或不正确的，但有些是正面的或正确的。例如，他们既抵制商品、资本、人员和技术在跨国界范围内的自流动，也抨击不合理的国际规则；既攻击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也希望抛弃自由贸易理念和新自由主义思想；既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南北差距，也排斥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其成就（如欧元）；既鄙视外来移民，也反对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互鉴。他们甚至将传染病的流行、恐怖主义的扩散、南北差距的科大和生态环境的恶化等问题归咎于全球化。
三是“反全球化”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示威、游行、静坐、集会、举办研讨会、递交请愿书或在媒体上发声，等等。有些活动是和平的，但也一些是暴力的，如冲击会场、破坏公共财产、封锁道路、与维持秩序的警察抗争。近几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社交媒体和各种网站上的“反全球化”声音越来越大，并且都赢得一些人的点赞。
总之，因为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推动人类进步、创造更多的经济福利的过程中，也会产生一些副作用，所以，伴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快速发展，“反全球化”的出现是不足为怪的。而且，全球化的动力总是大于全球化的阻力，因此，全球化趋势不会因“反全球化”的存在而出现逆转或倒退。
5 结语
在字面意义上，“逆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逆全球化”是指全球化趋势的逆转或倒退，而“反全球化”则可被视为一种与全球化趋势“对着干”的思潮、心态、现象、政策行为、政治口号或意识形态。但就其本质而言，“逆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是同义词。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全球化趋势出现后，总会遭遇或大或小的阻力。换言之，“反全球化”是永远不会偃旗息鼓的。但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中国和其他一些进步力量为推动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虽然全球化不可能一帆风顺，总会受到多种多样的不利因素影响，但我们不能因为全球化遇到了阻力就得出全球化在逆转或倒退的结论。
*文章转自《国际关系研究》，文章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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