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啥能甩印度三条街?这场涉及5亿人的扫盲运动功不可没

作者:铁血老蒋

本文转载自:蒋校长(ID:jiangxiaozhang666)

撰文:坐标纵线

在火神山医院建设中,火神山医院的输氧管道需要一种航天级的焊接技术——氩弧焊,会氩弧焊的工人全国注册的只有2000多人,而火神山需要200人。

就算把这200多人都找过来,也要干3天才能把输氧管道完成。结果最后只找到了98人,但就是这98人还是在3天之内把工作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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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神山医院的氩弧焊工

我们平时说印度工业薄弱也好、基建拉垮也罢,其实归根结底,最核心的问题还是人。

印度虽然有和中国同等体量的人口规模,但其庞大的人口,很难转化为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人力资源。

想要让超大规模的人口转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其中有一个必不可缺的环节,就是让人们识字。

而如今的印度,遍地都是文盲。

01.

其实,我们也不必嘲笑印度文盲,因为在不远的民国时代,我们也和印度一样,是一个大多数人都是文盲的国家。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民国是个“大师”辈出的时代,这些“大师”们学贯中西,沟通古今,到现在仍有无数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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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些“大师”们既没有研究出飞机,也没有研究出坦克,更没有研究出轮船,连大炮、钢盔也没有研究出来,整天钻在故纸堆里之乎者也,然后眼看着日本人打进来,四处奔逃。

其实,哪有什么“大师”,只是在95%的中国人都不识字的时代,有几个识字的人罢了。就算显得鹤立鸡群,也还只是任人宰割的鸟类而已。

这些“大师”们,家庭出身一般是金字塔塔尖,他们是优质资源的垄断者和既得利益者,他们“做学问”的起点,是无数中国人做梦都不敢想的终点。

所以,“大师”们的“美文”,与占人口95%的乡村农民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仍然生活在没有文化的蒙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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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中学、大学已经在进行现代科学教育,而在乡村最主要的教育仍然是私塾,还在继续念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四书五经。

在那个时代,中国文盲率超过90%,在仅剩下的10%的人里,又有90%的人可能只是认识几百字,勉强能看个报纸的“半吊子”。

这样的人放在今天,也就是个小学三年级的水平。

这种文化水平,我们会在户口本上的学历栏里统一登为:文盲/半文盲。

就连当时很多名震一方的军阀,也都是“斗大的字不识一升”的水平,比如奉系军阀张宗昌,号称是读过几年私塾且“好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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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写诗的水平大概是这样的:

忽见天上一火链,好象玉皇要抽烟。

如果玉皇不抽烟,为何又是一火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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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帅还有另一首代表作品:

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数英雄兮张宗昌,安得巨鲸兮吞扶桑。

将军们都如此,那么基层士兵就更不用说了。

抓壮丁入伍,军官教的第一件事情,居然是在操练中如何区分“左右”。

1941年5月,蒋纬国被胡宗南派到第1师第3团第2营第5连当连长,他回忆说:“那时国军里面的兵大部分都是文盲,军官稍微好一点,不过有些从士兵升上来的人也不识得几个字。”

而在抗战开始之初,国民政府纸面上有200万军队,但许多部队缺员,一半军官是文盲。德国军事顾问承认:“中国军队以其现状不适宜面对一场现代化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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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一个文盲的士兵,怎么会理解抛物线的子弹?怎么会估算距离设定标尺,怎么会准确对空射击?怎么会计算炮弹弹道把炮弹打到敌人的头上去?

而一个文盲的军官,怎么会理解复杂的军事条例?怎么会估算敌人的行军速度?怎么会判断敌我火力密度?怎么会进行后勤物资需求计算?还有地图作业、步炮协同、穿插包围等军事技术,即便是打游击,也是技术活,没文化玩不转的。

事实上,文化素养是现代军队的核心战斗力,不论塑造信仰还是操作武器,都离不开知识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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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化VS没文化

这些军官和士兵抗战初期作战不可谓不英勇,然而,血气之勇,又如何能够打得赢一场现代化的战争?

所以,他们只能像野草一样,默默地死去。

直到抗战后期,蒋介石才认识到了文盲士兵打仗不行,开始动员学生参加青年军,并提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

青年军的战绩不可谓不好,但是把一个国家宝贵的知识分子用在战场上,这在一定程度上伤了国家的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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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受教育程度低的可怜,稍微有点文化的学生又被拉去当兵,导致整个国家的工业失去了可熟练操作的高素质工人。

没有高素质工人,别说高精尖的加工工业,就连钢铁冶炼、矿石开采、石油提炼都搞不起来。

这样的民国,能强盛才叫怪了。

02.

面对文盲遍地的窘况,一代伟人很早就指出,要发展经济、富强国力、强大军队,最关键的是靠人。

所以,从红军时代开始,这支红色武装就把扫除文盲、提高文化水平作为了主要的建军思想之一。

井冈山会师不久,红四军就成立教导队,相当于一所简易军校,目标是“建立一支有文化有觉悟的革命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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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除了和敌人激烈战斗,红军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

红军战士入伍的第一天起,就要进行扫盲,要求也不高,只要认识500个字,能写信读文件就行。

等战士完成扫盲,还要继续学习语文、算术等课程,争取让每个战士都有写作能力。

这可是个不得了的大事。

想想吧,在那个文盲率90%的年代,那些不识字没文化的农民,只要参加红军,就能脱胎换骨,成为中国前10%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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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的扫盲力量,恐怖如斯!

红军到陕北之后,地盘扩大、人口增加,更是把扫盲工作放到了重中之重。

只要不打仗,八路军都是五点起床九点睡觉,上午两小时训练、两小时学习讨论、下午两小时学习、两小时劳动,晚上是唱歌和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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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好的战士,还会被评为学习标兵,要戴大红花,上台亮相的,那可神气极了。

为了便于大家学习,每个连队都有一个学习室,里面有各种书籍和报刊资料,甚至墙上还有世界先进武器的解剖图,比如航母、战列舰、坦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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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八路军在远离大海上千公里的高原,每天面朝黄土窑洞,居然已经开始琢磨航母了。

也许星辰大海的种子,早在那个饭都吃不饱的年代,就已经种进了这支军队的心中。

除了军队扫盲,民间的扫盲运动也如火如荼,我党设立了大量的识字组,孩子教妈妈识字、夫妻互教互学的动人场面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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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面临着很大的挑战,要处理历经外国侵略、封建剥削、财阀垄断、内外战争形成的“烂摊子”,可谓百废待兴。

可是,一个充斥着文盲的国家,如何能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如何能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实现强国之梦呢?

要搞工业化,必须要先扫盲!

1950年9月20日,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提出“开展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会后,一场自上而下、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在全国展开,全国各地开始办起“扫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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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盲是有标准的,一般不识字或识字数不超过500字的就是文盲、识字500到1500字的称为半文盲。只有识字1500字以上,经过考试合格,才算脱盲。

事实证明,人民群众对识字的热情是非常高涨的,一时间,扫盲班遍布了工厂、农村、街道乡镇等等。政府开办的不少“各种类型的实习学校”都对扫盲教育给予了有力支持,整个国家很快就迎来了扫盲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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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场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中,被发动起来的人民群众脑洞大开,发明了各种识字和激励扫盲的方法。

比如在1952年8月2日庆祝人民解放军建军25周年全军运动会的赛跑比赛现场上,出现了这样的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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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跑线上的选手们做出蹲踞式的姿势,却不是准备起跑,而是蹲着把纸板放在膝盖上写字。

原来,这场赛跑起跑的规则是:不是听发令枪声,而是谁先写出规定的几个字,谁就可以起跑。

若是不识字,那就真可谓“输在了起跑线上”。

而西南军区文化干事祁建华则发明了注音速成识字法,也就是先教注音字母(不是现在的拼音字母),再教注音规律,然后集中教授大量的常用字并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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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注音字母,可比几千个汉字好记多了,有的文盲学会了注音符号后,10天就能学会500个字。随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普遍推广速成识字法》,这种方法的推广,大大加快了扫盲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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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广大农村,扫盲运动则非常注重实用主义。

毕竟那个年代对于一个文盲农民来说,他是不需要了解什么音乐、美术、古诗词的,所以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村总结了“高家柳沟经验”:首先要从学写社员的名字学起,然后再学各种农活、农具的名字,“做什么,学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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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时,社员忙着春耕和送粪,他们就学“春耕”、“送粪”两个词;捕红蜘蛛的时候,他们就学习“红蜘蛛”;该深翻地了,他们又学了“深翻地”三个字。

为了防止忘字,每天晚上学员们都集中起来学习,白天劳动间隙,识字班还办到了田间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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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个半月的学习,参加学习的115名青年,有19个能当记账员,92人能记自己的工账,不能记账的只有4人。一代伟人接到报告后非常高兴,随即批示“这种学习班,各地应当普遍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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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人民群众的发明创造,国家也想方设法减小扫盲的难度。比如,1956年,国家确定并公布实施汉字简化方案,1958年颁布了汉语拼音方案。

简化字对扫盲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比如,繁体字“憂鬱的臺灣烏龜”要117划,简体字“忧郁的台湾乌龟”只要51划,哪个更容易记?

别说70年前的文盲了,就算现在的人,学会这七个繁体字,也要费好大一番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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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汉语拼音方案,更是使祁建华的识字速成法如虎添翼。

毕竟这26个简单的拉丁文字母,可比39个注音符号容易学多了,而且注音音节采用声母、韵母和声调的三拼制,远不如拉丁文字母的自然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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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国当时采用了注音符号而不是拉丁文字母,我们今天使用计算机键盘将会遇到更多的困难。中国当时在字母选择上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

除此之外,扫盲不能为扫而扫,除了“治标”还要“治本”。

要知道,建国初期文盲多的原因,主要是历史的“欠账”——多数人口在学龄没能或很少接受教育,成年后自然成为文盲。

因此,想要消灭文盲的源头,必须要靠基础教育的发展。

在扫盲运动火热开展的同时,新中国也在积极建设全国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体系,到1975年,一口气建了109万所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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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机制的建立、发展和普及、完善,从根源上堵住了新文盲产生的渠道。

就这样,中国人花了几十年的功夫,付出了无数心血,终于实现了“全国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

据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2019年中国15岁及以上文盲人口数量为41696人,较2018年减少了5311人,同比减少11.30%。

“扫盲”为每一个中国人带来的,不仅是基本知识文化水平的进步,更是改变命运的可能。

03.

看完上面这些文字,你就会明白中印应对疫情的物资供给能力为何有如此大的差距。

毕竟,大量受过义务教育的人口,才有资格称为人力资源,才能支撑起加工业,才能为突如其来的灾难生产救灾物资。

一直以来,印度官方都宣称其文盲率在20%-30%之间,其实这个数字是完全被低估了的,因为印度的脱盲标准非常的低:只需要能写出26个字母和自己的名字,往往就会被计入“脱盲”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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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印度的真实文盲数字,大概在8亿左右。

虽然印度政府一直标榜,其产业的一大优势是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之一,和西方主要工业体在语言隔阂上非常之小。

但会说是一回事(暂且不提印度的咖喱味英语),会读会写又是另一码事了。

试想,一群连操作说明书、作业培训教材都看不懂的青壮年劳动力,即便其劳动力成本非常的低,事实上又能在制造业中派上多大的用处呢?就算设计人员设计出了好机械,就算买来了先进技术,如果一线产业工人水平低,一样造不好。

就像当年清朝搞洋务运动,看起来能炼钢,能造枪炮了,但工人群体仍是“文盲匠人”,生产技术学会了,技术背后的科学没学来,也就谈不上工业自我复制和自我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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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坦克炮弹生产作坊

而那些高种姓、高学历的印度人,要么奔向美国寻求更好的生活,要么在印度高高在上十指不沾阳春水,想让他们成为工业体系上默默运转的螺丝钉?那是绝无可能的。

如此来看,印度制造业的拉跨就不奇怪了,比如印度之耻“阿琼”主战坦克,其立项于1974年,直到2011年才蹦蹦跳跳地“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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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中国,我们选择从内功练起。

花了几十年给人民脱盲、建立全民教育体系,又花了几十年,让人民从学机床、学冶金、学采矿,乃至学推土机挖掘机等等开始,慢慢建立起庞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培养出了大量的、合格的产业工人。

这才是中国目前拥有世界最全工业体系的基础,这才是中国如今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

也许,中印两国今天的命运,从1950年那一声振聋发聩的“全民扫盲!”开始,就已经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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