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重若轻邓小平

举重若轻，是周恩来对邓小平领导特征的形象概括。意思是说，邓小平在领导风格上，有一种迅速摆脱细枝末节的纠缠，直指战略目标的大气。确实，举重若轻，不仅是一种能力，更是高远目光、战略气魄、高超智慧、达观胸襟的体现。邓小平能继毛泽东之后改变中国历史和命运，正是得益于他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都能从容镇定地驾驭局势，即“举重若轻”。

邓小平能够“举重若轻”，在于他对事物的性质及其变化进行认真思索，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势，抓住事物的根本点，集中精力解决主要矛盾,抓住大事、要事，从大的方面驾驭全局，而对于小事、次要的事情，则放手让部下去办,从而轻松自如处理在人们看来十分艰巨的任务。

在战争年代，邓小平和刘伯承一起指挥打了许多重要战役。上党战役、定陶战役、鲁西南战役、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许多战役都是在敌强我弱、情势极为严峻情况下打的，邓小平面临的指挥任务无疑是艰巨、沉重的。但邓小平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站得高，能从战争全局看到发展趋势，在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诸多头绪中，迅速地把握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果断地加以解决。每次指挥重大战役之前，邓小平都全面深入了解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及时了解战争动向，广泛征求意见，又在领导层反复研究酝酿，反复比较作战方案，最后确定最佳战役方案，然后布置下去，让下级指挥员自主行事，放手指挥。他自己则坐镇中枢，沉着调度。这样，既减轻了自己的工作量，使自己能够集中精力考虑大事，把握全局，又在战争实践中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指挥员。曾是邓小平部下的陈野苹评价邓小平举重若轻的领导艺术时说过：我感到他的领导艺术是既抓得紧，又放得开。在重大问题和关键问题上，他抓得紧，在具体工作和日常事务上，他又放得开。

◆1977年8月，叶剑英与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接见中共十一大代表。

突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是邓小平抓大事的生动例子。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我们党面临着领导全国人民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任务，又有大量历史遗留问题需要解决。工作千头万绪，事情成堆，许多问题迫切需要解决。但是，“左”的思想还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有人提出“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要始终不渝地维护”。这就是有名的“两个凡是”。“两个凡是”提出后，使人们的思想受到压抑和束缚，不能大胆工作，更迈不出前进的步伐。也给一些人用毛泽东指示过的决策过的来压人、整人以借口。1977年复出工作的邓小平，以他大政治家的眼光深刻洞悉到：不破除“两个凡是”的束缚，就难以迈开新的步伐。他复出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突破“两个凡是”。他意识到，“两个凡是”的要害就是以维护毛主席为名而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因此，摈弃“两个凡是”，端正思想路线，是拨乱反正，迈开新步伐的关键，抓住这个关键，就能打开突破口，从全局上赢得主动。邓小平支持真理标准讨论。通过这次全党范围的大讨论，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根本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突破“两个凡是”中遇到的重要问题是：如何看待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说过的话（包括错误的话）。面对这个问题，邓小平以他的理论智慧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我们党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推向前进”。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我们要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不能从本本出发，“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提出的这一重要观点，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与毛泽东的个别词句区分开来，既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和毛泽东的威望，又为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打开了道路，把人们从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邓小平紧紧抓住并解决了突破“两个凡是”从而解放思想这件大事，在矛盾累积，问题成堆，千头万绪中，统一了全党思想，众多重大问题、历史难题，迎刃而解，迅速开辟了新局面，为团结全党实现伟大历史性转折奠定了政治基础。

不纠缠旧账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许多重大问题的形成，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这是这类问题难解的重要根源。邓小平的大智慧在于：他面向未来，不纠缠历史旧账，从而举重若轻。以他纠正冤假错案、拨乱反正为例。“文革”结束后，大量冤假错案没有得到纠正，许多“文革”中又翻出来的历史旧案也亟待清理，对于这些积压的历史问题，如果长期纠缠下去，很多问题会搞不清。许多历史案子涉及重要人物和重要历史事件评价，看法不一，历史问题又难以查清，如果互相纠缠，会剪不断理还乱。党的历史上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也需要重新评价。还有一些人由于个人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存在很大的怨气，再纠缠历史旧账，他们的怨气会更大，容易形成无休止的纷争。特别是一些在错误方针指导下发生的由群体进行的政治事件，如果纠缠起来将涉及许多人，搞不好会新伤害一些人不说，还会使人们不能把意志统一到党中央重新确立的政治、思想、组织路线上来。而当时党的中心工作是搞经济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一些重大国际关系也需要调整。为了集中精力搞建设，实现党和国家最重要的目标，邓小平决心不纠缠历史旧账，放眼未来，开拓新局面。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其中第三部分专门讲“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他讲到：解决历史问题，是解放思想的需要，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历史问题应该解决，“但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解决得十分完满。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促进他们自己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和改正错误。要给他们考虑思索的时间。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有了认识，检讨了，就要表示欢迎。”

邓小平强调“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而对毛泽东的功绩则不容否定，他说：“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

◆战争年代，邓小平在重大和关键问题上抓得紧，在具体工作和日常事务上他又放得开。

正是邓小平始终坚持不纠缠历史旧账，团结一致向前看，才在历史和现实问题成堆，矛盾众多而复杂中，举重若轻，在分清是非、团结同志前提下，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平稳而顺利地转变。

处理国际关系问题，邓小平也主张不纠缠历史旧账，“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典型的例子是处理中苏关系。中国共产党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与苏共中央和一些东欧国家领导人在意识形态方面发生分歧而关系逐渐疏远，最后发展到国家之间关系出现裂痕以致恶化，直至长期对立。这种状况如果长期持续下去，不仅不利于中国争取良好的社会主义建设外部环境，而且给西方霸权主义以可乘之机。邓小平从中国国家安全和长期发展大战略角度思考，认定：改善中国同苏联及东欧国家关系，对于中国有利无害。而苏联方面也有改善两国关系的意图。

但是，中苏两党长期分歧，两国长期对立，还一度刀兵相向，积怨甚深，改善两国关系，是一件重大而极不容易解决的事情。但邓小平却轻松解决了。他解决这个重大问题的基本方针就是不纠缠历史旧账，即对于中苏两党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意识形态矛盾不再提起，“一风吹”。1989年，邓小平与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会见时说：“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一风吹。”邓小平提出的不纠缠过去的旧账，而着眼开辟未来的主张，得到了当时苏联领导人的赞同，中苏两国关系很快得到改善，不仅消除了威胁我国安全的一些热点，使中国获得了搞建设的安定周边环境，也使中国在国际大国博弈中，更占据有利地位。

不纠缠旧账，结束过去，放眼未来，体现了邓小平成熟的政治家思维。他按此思维，确定处理许多重大而沉重的政治经济问题的方针政策办法，迅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政策主要目标上的认识一致和团结和谐，轻松而又恰当地解决了许多常人难以解决的重大问题，为党的事业发展和国家富强创造了良好条件。

超脱的境界

对于重大的方针政策，党内出现不同认识，是正常的，尤其是在新条件下进行新的实践时，人们看问题的角度、认识水平存在差异，出现不同看法更是在所难免。如何对待和处理党内在重要方针政策上的不同看法和意见分歧，是关系党内团结和意志统一的重大问题，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后果。处理这类重大问题，过去党内有不少教训，既发生过不讲原则，一团和气，掩盖分歧的情况；也存在过以势压人，强求“舆论一律”的情况，都曾给党内团结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重大损失。如何处理党内存在不同看法和意见分歧，确实是个既大又难的问题。但邓小平处理这类大而难的问题却举重若轻，超脱，则是他得以举重若轻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做到超脱，是需要有很高境界的。邓小平的超脱，体现在他提出“允许看”和“不争论”的方针上，其实，这是他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大智慧。

以如何对待在改革问题上存在的争论为例。改革之初，党内以至社会上，都存在不同看法，甚至意见分歧很大。对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以及改人民公社为乡政府等一些重要举措，就有不少人持怀疑甚至反对意见，有人说，这样搞，毁掉了集体经济，从而毁掉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农村存在的基础，实质上是在搞资本主义。有人还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对于上述种种反对、质疑的意见，邓小平一不采取压制办法，二不采取“打通思想”的办法，而是采取超然态度，用他的话说就是“允许看”。持不同意见的人，怎么想，怎么说，都不去理会，而是大胆实践，大胆改革，在实践中发现错误就赶快调整、修正。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我们的做法是允许不同观点存在，拿事实说话”。由此，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形成了一整套农村改革措施和办法，农业生产连年丰收，农民生活不断改善，农民热烈拥护农村改革。这样一来，反对、质疑的人逐渐改变了过去的看法，转而采取拥护农村改革的态度。后来，在农村改革问题上，党内意见基本达到了统一。邓小平在20世纪90年代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联产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行动上就拖，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有的同志“观望了一年，有的观望了两年，看到凡是执行改革政策的都好起来了，他们就跟着走了。”邓小平就是用这种方法，既不搞批判运动，也没有搞“统一思想”的教育，而是以宽宏大度的境界，采用超脱的方式，轻松解决了党内在重大政策问题上的分歧，统一了党内的思想。当改革由农村发展到城市时，怀疑、反对的意见又出来了。邓小平同样采取超脱的办法对待。他曾回顾说：城市改革时，“同农村改革一样，起初有些人怀疑，或者叫担心，他们要看一看”，“处理办法一样，就是拿事实说话，让改革的实际进展去说服他们”。

◆邓小平的超脱，体现在他提出“允许看”和“不争论”的方针上。

一些重大改革实践，是新事物，大家都没有经验，由此产生重大意见分歧在所难免。对于这种在别人看起来极难处理的重大意见分歧，邓小平也采取了超脱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不争论”。办经济特区之初，有人就提出了特区姓“社”还是姓“资”的疑问，还有人直接认定，这是引进资本主义，在一块地方全面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搞新的殖民地。对于这个严峻而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邓小平采取了“不争论”的方针。邓小平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争论，就不能陷入无意义的抽象争论。我们“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从而“拿事实来说话”。建立经济特区后，特区在短时间内大量引进外资、技术、人才，一座座现代化新型城市迅速崛起，不仅没有改变特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而且带动了周边地区经济发展，为国家总体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区建设在实践中取得的重大成绩，让人们服气，怀疑、反对的人逐渐少了，党内认识基本统一。正如邓小平后来总结的：“深圳的建设的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在实践结果已经证明了真理的情况下，邓小平于1984年为特区题词以肯定特区，而他的题词也基于实践经验。这年1月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中国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正是实践中创造的成就，解答了一切问题，而邓小平让实践结果说话的办法，既保证党内不因认识不一致，意见不统一而产生震荡，维护了大局的稳定，又不误党和国家建设、改革事业的推进，可谓举重若轻。

美国学者戴维认为，“邓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这一点绝对明智的，同时也是意识形态中的一大进步”。确实，邓小平以他宏阔的境界，大度的胸襟，采用超脱的方法，“允许看”、“不争论”，不搞强迫、不搞运动、不整人，但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把改革和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大智慧。

抓住时机

善于审时度势，及时抓住时机，是邓小平能够做到举重若轻的重要原因之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经济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各国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科技进步也达到了一个新高度，科技进步带动经济发展的效果越来越明显。中国经济面临着大发展的新机遇，同时也面临挑战。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了政治风波，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实施制裁；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发生剧变。国内对于改革开放也出现类如姓“社”还是姓“资”的种种议论。在国际风云变幻，国内许多重大问题迫切需要解决的情况下，邓小平以政治家的大智慧认定，中国面临着一个发展的机遇，必须抓住这个时机，发展自己；许多问题必须通过发展来解决、在发展中解决。

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他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期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邓小平还强调了科技和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于地方经济，他也强调抓住发展这个机遇。1992年1月30日，邓小平前往上海视察，在与上海市党政领导见面时，邓小平告诫当时的上海市领导，“这是你们上海最后一次机遇，这个机遇你们不要放过。”

由于邓小平指导全党抓住时机，发展自己，使中国在苏联东欧剧变时，不仅稳住了中国的阵角，妥善解决了许多大而难的问题，而且加快了发展速度，从而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凝神于全局和未来

邓小平能够轻松处理在别人看起来难以解决的矛盾和难以处理的重大难题，非常关键的一点是：他不拘泥于繁杂细节和具体事务，而是凝神于关系全局和未来的大事，集中精力解决。集中精力妥善解决了这些大事，就会总揽全局，下活整盘棋，开辟光明的政治前景。邓小平抓接班人的培养这件大事，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机构也逐步做了调整，各级领导职务均由坚持正确政治思想路线的干部担任，但是，这些领导干部的年龄都已经偏大。在政治大局上高瞻远瞩的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解决各级领导干部的后续接班人问题，是事关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能否坚持下去，中国共产党是否后继有人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与不好，关系党的事业的大局和未来。在党和国家工作众多，各方面问题纷繁复杂的情况下，邓小平不拘泥于具体事情，不囿于繁琐，而是把目光放远，紧紧抓住接班人这一重大问题，着力解决，同时着手建立党的一整套干部退休制度。

◆不纠缠旧账，结束过去，放眼未来，体现了邓小平成熟的政治家思维。

邓小平集中精力解决这个问题时，首先致力于党内意见的统一。他曾多次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交换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当时，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老一代领导同志非常赞同邓小平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常委多次开会讨论这个问题。1980年3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举行会议，再次讨论培养提拔中青年干部问题。事先，中组部给每个政治局常委发了一份经过他们考察后拟提拔的优秀中青年干部名单。邓小平在会议上，一开口就直言不讳，他对中组部提交的优秀中青年干部名单不满意，认为存在两大问题：第一，年龄偏高；第二，文化程度太低。大学毕业的很少，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生。邓小平的意见极大地震动了组织部门。时任中组部部长宋任穷不久即表示：“这是对我们工作的批评，也是对我们的鞭策”。5月，中组部召开选拔中青年干部座谈会，要求各级党委大胆提拔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干部参加领导班子。

在抓接班人选拔问题上，邓小平与陈云意见一致。1981年5月，陈云写了一份建议，分送邓小平、胡耀邦。他在建议中提出：“从现在起，就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我们所要提拔培养的干部，不仅是年龄在50岁左右的人，而且在数量上占多数的应该是40岁左右的人、40岁以内的人。让他们在各级领导岗位上经过几年以至十来年的锻炼，就可以成为大量提拔高级领导干部的后备力量。”邓小平认为陈云的意见非常重要，多次和陈云讨论提拔年轻干部和培养接班人问题。陈云也在认真思考的基础上就此问题写出不少意见和想法，提交中央研究。为了引起全党重视，在邓小平的建议下，1982年6月27日至29日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期间，中央印发了陈云撰写的《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一文和他主持起草的《关于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座谈会纪要》。会后，部分与会人员留下来参加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邓小平在会上坚决支持陈云提出的要大胆提拔年轻干部，特别是提40岁以下的人的意见，坚定支持陈云关于“选拔中青年干部不是几十、几百，是成千上万”的意见，并且提出了要建立干部梯队的意见。邓小平在即席讲话中严肃地说：“我们历来讲，这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现在，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是十分迫切了，再过三五年，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要来一次灾难。”他面向大家问：“为什么全会之后又专门把在座的诸位留下来开两天会，讨论陈云同志关于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和老干部离休退休这两条建议?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十分迫切，十分重要。”邓小平说：去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陈云同志更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他提得非常好，我赞成。因为“我和陈云同志交过心的，老实说，就我们自己来说，现在我们退，我们实在是心里非常愉快的。”“我们两个人的主要任务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会后不久，8月7日，中央组织部发出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对调整领导班子和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指示的几项工作的通知》。

按照邓小平解决接班人问题的总体战略构想，各级党组织在党的十二大之前即做了大量考察、选拔年轻干部的工作。同时着手建立领导干部退休制度，把领导岗位腾出来。邓小平提出建立干部退休制度并且下了决心后，要陈云主持召开了由中组部、总政治部领导干部参加的关于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座谈会，并同中组部的领导谈话，强调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的重要性，要求中组部成立青年干部局。省、地也应成立相应的机构。随着上述机构的建立，1981年底至1982年初，从中央国家机关开始，各级领导班子结构改革的工作逐步展开。1982年2月，中央作出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大批老干部退出领导班子，中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在选举产生的348名十二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112人年龄在55岁以下，他们当中有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王兆国、田纪云、胡启立、尉健行、张万年、李铁映、宋健、邹家华、罗干、胡锦涛等，其中最年轻的是时任甘肃省建委副主任的胡锦涛，当时只有39岁。大会闭幕第二天，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专门接见了39位新当选的年轻中委和候补中委。不久，中央即决定调胡锦涛到团中央工作，先后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职务。为了加强胡锦涛的基层实践，中央于1985年特别派他到国家欠发达、各方面条件艰苦的西部地区工作，先后担任贵州省委书记，贵州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一直工作到1992年。1992年党的十四大时，又调胡锦涛到中央担任领导职务。

邓小平解决接班人问题的思路是培养一大批年轻、优秀的领导干部，形成梯队。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班子中不仅要有第二梯队，还要有第三梯队。他的这个意见得到中央政治局的赞成。此后，党中央按照邓小平这个意见，经过认真考察，将一大批优秀年轻干部纳入视野。

◆超脱，是邓小平得以举重若轻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做到超脱，是需要有很高境界的。

但是，领导岗位是有限的，当时，从中央到省、地一级的领导班子中，都有一大批主要负责人是大革命时期或抗战时期的干部，他们的党性和能力都很强，但年龄偏高，许多人年龄都已经超过60岁，接近70岁。大多是带病工作，时常因病住进医院，因积劳成疾而去世的人也越来越多，开追悼会的消息几乎每天有几起。要把优秀年轻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必须首先建立干部退休制度，让年纪大的老干部到了退休年龄腾出位置，才能把优秀年轻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这样做，涉及领导干部数量大，矛盾多。但邓小平知难而上，下了很大决心，一定要解决这个事关党的利益的重大问题。他提出了用硬性规定方式解决问题的思路，得到中央政治局的赞成，此后，中央形成了“两个三分之一”的规定，即：省委常委中50岁以下的要占三分之一，大学文化程度的要占三分之一。这个标准很快推及地委、县委。企业和大专院校这类高文化层次的单位，领导干部的上述比例，要超过三分之一。后来提拔到中央，以及省、地一级领导班子中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许多干部，都是那时在地方或者中央各部门基层领导岗位上，按照“两个三分之一”要求，被选拔到基层领导班子中的，有的则是那时被列入第三梯队或者被列为重点培养的干部。

邓小平抓接班人这个事关全局和未来的重大问题，不是只抓一阵，而是紧紧抓住，长期不放。

1986年，党中央重要任务之一是筹备将于1987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十三大。此时，邓小平主要思考和着力抓的，还是接班人问题。当时的政治局常委中，除胡耀邦等比较年轻外，陈云和邓小平都已年过80，李先念也接近80岁，加上几位共同战斗了几十年的老战友相继去世，使邓小平感到抓紧选拔接班人的紧迫性。1986年的秋天，邓小平与陈云、李先念相约，到陈云家里做了一次长谈，一致认为培养党的接班人问题的重大和紧迫。此后中共中央一直将这个问题作为重大问题来抓，并在工作中积累经验，逐步完善制度。1992年，中共中央以中组部的名义下发了关于积极大胆地做好选拔年轻干部工作的通知。之后，按照邓小平的意见，中组部一直把选拔年轻干部作为特别重要的工作来抓。到邓小平逝世时，中共中央已经形成了一整套选拔培养提拔年轻干部的制度机制。由于邓小平晚年专注抓这个事关全局和未来的重大问题，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长期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不能不说是邓小平晚年为党和国家作出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