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知识 | 陈梧桐:明成祖为何迁都北京

作者:陈梧桐

本文转载自:文史知识(ID:wszs1981)

文史知识 | 陈梧桐:明成祖为何迁都北京

明太祖朱元璋始建明朝,都城定于南京。后来明成祖朱棣在位时,把都城迁到了北京。朱棣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实行迁都的,迁都北京具有什么意义呢? 

定都南京的利弊

要说明朱棣迁都北京的原因及其意义,先要了解朱元璋定都南京的背景及其利弊。    

在元末农民战争中,朱元璋是以应天(今南京)为基地发展他的势力,并在应天称吴王的。洪武元年(1368)正月,当其北伐军攻下山东,即将攻取元大都(今北京市)之时,他也就在应天即皇帝位,建立起明王朝。但是否把应天定作明朝的都城,他一直犹豫不决。都城的选择,一般都要把军事、经济和地理条件等各种因素结合起来考虑。应天背靠钟山,面临长江,龙蟠虎踞,形势非常险要。它所在的江南地区,又是当时全国的经济重心,不仅盛产粮食,而且拥有发达的纺织业、制盐业和繁荣的商业,所谓“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丘濬:《大学衍义补·都邑之建》),经济条件也很优越。但从军事的角度来考虑,应天的位置偏于江左,距离对元朝作战的北方前线太远,不便于朝廷部署军事和指挥、调动部队。

同时,朱元璋还认为,历史上在此地建都的东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六朝都“折数不久”(刘辰:《国初事迹》),这也是不吉利的。因此,大臣们便提出建都汴梁(今河南开封)的建议,朱元璋即于洪武元年三月亲赴汴梁作实地考察。考察后,他觉得汴梁地处中原,位置适中,决心在此建都,但感到这里无险可守,是个“四面受敌之地”(《国初事迹》),又决定把应天也定作都城,实行古已有之的两京制。八月,下诏以应天为南京,汴梁为北京,天子于春秋往来巡狩。    

但是,就在诏书颁发的第二天,北伐军攻克大都,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还要不要在汴梁建都呢?朱元璋“会议群臣”,大臣们鉴于北方蒙古贵族的残余势力尚未消灭,仍主张在中原建都,并提出几种不同的方案:“或言关中(指长安)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汴梁亦宋之旧京,漕运方便;又言北平(大都攻克后改名北平府)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

朱元璋认为这些意见都有合理之处,但又都不适应当前形势,说:“长安、洛阳、汴京实周、秦、汉、魏、唐、宋所建国,但平定之初,民未苏息,朕若建都于彼,供给力役悉资江南,重劳其民;若就北平,元之宫室不能无更作,亦未易也。”(《洪武实录》卷四五,黄光升:《昭代典则》)他另外提出在南京及其故乡临濠(今安徽凤阳)建都的方案,认为南京“长江天堑,龙蟠虎踞,江南形胜之地,真足以立国”,可作都城,但它“去中原颇远,控制(北方)良难”,而离中原稍近的“临濠则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以它作为中都,可补救定都南京的不足(《洪武实录》卷四五、八〇)。尽管刘基一再指出“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明史·刘基传》),但朱元璋的左右大臣都是江淮子弟,留恋乡土,皆一致拥护朱元璋的方案。

从洪武二年(1369)九月起,朱元璋便在临濠大兴土木,营建中都。这项工程持续了六年,终因力役供给都要仰给江南,劳费太甚,民不堪命,发生了工匠的反抗事件,不得不半途停罢。洪武十一年(1378),朱元璋下诏改南京为京师,商议了十年之久的定都问题才算解决了。    

在南京定都,可以免去另建新都的大量耗费,又能就近从江南地区取得粮食和其他物资的供应,这是有利的一面。不利的一面是远离北方,不便于对付蒙古贵族残余势力的侵扰。元朝的统治被推翻之后,元顺帝带着一帮大臣逃出大都,“旋舆大漠,整复故都“,“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资装铠仗尚赖而用也,驼马牛羊尚全而有也”(《明史纪事本末·故元遗兵》)。他们图谋恢复对中原的统治,经常派兵南下骚扰,对明朝构成严重的威胁。

针对这种状况,朱元璋在北方边境沿长城一带,遍置卫所,屯驻军马,加强防御,并在平定辽东后,置北平行都指挥使司于大宁(今辽宁宁城西),东与辽阳、西与大同相应援,作为北方的三大要塞,重点扼守蒙古骑兵南侵的要道。同时,在分封诸子为藩王时,朱元璋又特地将九个儿子封在长城内外,东自辽阳,西至甘肃,设置辽、宁、燕、谷、代、晋、庆、秦、肃九个封国。他授予这些藩王以雄厚的护卫兵力和军事指挥大权,以此来弥补都城远离前线、朝廷指挥困难的缺陷。    

不过,朱元璋尽管采取了各种补救措施,但因都城偏处江左,仍不免有鞭长莫及之虞。在晚年,他还拟迁都长安或洛阳。洪武二十四年(1391),特派皇太子朱标巡视西北、绘制关、洛形势图。不料太子回来即病死,朱元璋只好打消了迁都的念头,伤心地说:“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劳民。且废兴有数,只得听天!”(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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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1-1561年,明嘉靖年间绘制的《北京城宫殿之图》(局部)

明成祖的迁都决定   

明成祖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洪武三年(1370)被封为燕王,十三年(1380)就藩北平。他“智勇有大略”(《明史·成祖纪》),就藩后数从备边北平的开国名将徐达学兵法。徐达死后,开国大将因受胡惟庸、蓝玉两案牵连多遭诛戮,朱棣遂与秦、晋二王并当北方边防之任,屡率诸将出征,并奉命节制沿边兵马,从此威名大振。他拥有一支十万人的护卫武装,是诸王中实力最强的一个,早有继承皇位的欲望和野心。

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朱元璋病死,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朱允炆感到“拥重兵,多不法”(《明史·黄子澄传》)的诸王对他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与大臣齐泰、黄子澄谋议削藩。到建文元年(1399)六月,已先后削废了五个藩王,接着准备向燕王开刀。

朱棣早就预谋夺位,遂于七月指齐泰、黄子澄为奸臣,援引朱元璋《祖训》关于藩王有权向朝廷索取奸臣的规定,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号为“靖难”。经过三年多的战争,他攻入南京,夺到皇位。永乐元年(1403),诏“以北平为北京”,“称为‘行在’”(《明史·成祖纪》、《明史·地理志》)。他即位后,为防备其他藩王仿效其办法起兵“靖难”,动摇他的统治,因此继续推行朱允炆的削藩政策,将诸王削的削,迁的迁,废的废,使之再也没有力量与朝廷抗衡。    

这时候,北部边境的形势出现了新的重大变化。朱棣实行削藩,尽释诸王兵权,并将拥有“带甲八万、革车六千”(《明史·宁王传》)的宁王从喜峰口外的大宁徙往南昌,将谷王从宣府(今河北宣化)迁至长沙,这就大大削弱北方的防御力量,造成了边防的空虚。特别是由于在靖难之役中,宁王所属兀良哈朵颜三卫的骑兵从征有功,朱棣又尽割大宁地给朵颜三卫以偿其劳。三卫地自辽、沈至宣府几三千里,此地一割,北平失去了东北屏藩,辽东与宣府之间的防线也被切断,互相不能应援,对边防损害尤其严重。因此,如何加强对北方蒙古贵族残余势力的防御成了一个紧迫的问题。但在东北,明朝却成功地招抚了黑龙江下游女真等各部。

永乐元年,朱棣派邢枢等人往谕奴儿干,招抚吉烈迷诸部,次年命置奴儿干卫。后又继续派人招抚“奴儿干等处来归野人(女真)”(《永乐实录》卷六一),归服后便建置卫所,东北全境遂尽入明之版图。在西北,永乐元年,朱棣派亦卜刺金等招谕哈密,使之归附明朝,四年(1406)设立哈密卫。此外,朱棣还在嘉峪关外,设沙州卫、曲先卫和赤斤蒙古千户所(后升为卫),连同洪武年间设立的安定、阿端、罕东三卫,合为关西七卫。七卫的建立,对维护西北边疆的统一,防御蒙古贵族残余势力的入侵,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如何加强对东北、西北的经营和控制这个问题,也就突出地显现出来。    

应当怎样适应北部边境出现的新形势?怎样解决面临的上述问题呢?朱棣采取的重大步骤是迁都,即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方去。地点就选择在北京。这是因为北京是朱棣亲自经营多年的根据地,是他的龙兴之所。还因为北京具有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诚如孙承泽所说:“幽燕自昔称雄。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真定以北至于永平,关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喜峰、古北、黄花镇险阨尤著。会通漕运便利,天津又通海运,诚万古帝王之都。”(《天府广记》卷一,《形胜》)于是,在永乐四年闰七月,朱棣便下诏,遣工部尚书宋礼等分赴各地督民采木,烧造砖瓦,并征发各地工匠、军士、民丁,“期以明年五月建北京宫殿”(《明史·成祖纪》)。准备待营建完工,迁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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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宗像

营建北京与正式迁都    

然而,北京的营建工程并没有如期动工,不久连采木也停了下来。这是因为,当时还不具备大规模营建北京和迁都的条件。    

历时三年多的靖难之役,对社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战争期间,“中原无辜赤子,困于道,迫于输,民不聊生,日甚一日。”(《明朝小史·建文纪·机密奏》)战争过后,“淮以北鞠(尽的意思)为茂草”(《明史·食货志》),田园荒芜,经济凋敝,国家的财政收入大为减少。洪武二十四年(1391),政府收入的税粮达32278983石,布帛达646870匹,至靖难之役结束时的建文四年(1402),税粮只有30459823石,布帛56744匹(《洪武实录》卷二一四、《永乐实录》卷一五)。此后,朱棣采取了一些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政府的财政收入虽然有所增长,但又发生了下面的几件事,使财政的支出大为增加。一是皇后徐氏在永乐五年(1407)死去,朱棣为之营建昌平寿陵,十一年葬徐氏于长陵后,长陵的营建仍在继续,至十四年(1416)三月才告竣工。二是与越南之间发生了连年的战争,接着又与蒙古进行了大规模的战争。永乐七年(1409)派丘福率精骑十万北征,次年朱棣又“自将五十万众山塞”(《明史·鞑靼传》),征讨鞑靼。永乐十二年,朱棣又“发山东、山西、河南及凤阳、淮安、徐、邳民十五万,运粮赴宣府”(《明史·成祖纪》),亲征瓦刺。

营建长陵和连年的战争,都耗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使明朝政府更难以筹集营建北京所必需的巨额资财和工役。同时,当时北方的粮食不能自给,必须仰给江南。但会通河“岸狭水浅,不任重载”(《明史·宋礼传》),在洪武二十四年黄河决口后更是淤塞不通。漕运既无法进行,而陆运又十分艰难,海运则更有风波之险。在漕运问题解决之前,北京的粮食和物资供应缺乏保证。这样,营建北京的计划就只得推迟了。    

过了十年左右的时间,营建北京和迁都的物质条件才逐渐成熟起来。

首先,是生产有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出现繁荣的景象。朱棣夺位后,继续推行朱元璋的移民屯垦政策,特别是移民到北京屯垦,加强对北京地区的经济开发,如永乐元年“发流罪以下垦北京田”,“徙直隶、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实北京”,二年、三年各“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十四年“徙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于保安州(今河北怀来西)”(《明史·成祖纪》)。此外,还采取措施赈济水旱灾区,特别是靖难之役的被灾地区,如建文四年诏:“山东、北平、河南被兵州县,复徭役三年,未被兵者与凤阳、淮安、徐、扬三州蠲(juān,减免)租一年,余天下州县悉蠲今年田租之半”,永乐元年“命宝源局铸农器,给山东被兵穷民”(《明史·成祖纪》),二年“命太仆寺给山东屯牛”(《明会典》卷二〇二)。这些措施的执行,使生产较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家的财政收入因而大量增加。到永乐十一年(1413),政府征收的税粮达32352244石,布帛达1878828匹(《永乐实录》卷一四六)。《明史·食货志》载:是时“屯田米常溢三之一”,“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这就为营建北京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其次,会通河已经得到治理,可以通漕转输。永乐九年(1411),朱棣采纳济宁州同知潘叔正的建议,命工部尚书宋礼督疏会通河,兼治黄河,由是“运道以定”《明史·河渠志》)。十三年(1415),又命总督漕运的陈瑄开凿清江浦,打通淮河与淮南漕河的阻塞,“由是漕舟直达于河,省费不訾”(《明史·陈瑄传》)。这样,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又复畅通,载重三、五百石以至千石的漕舟可以顺利地往来航行,江南的粮食和丝绸布帛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输往北方,北京的供应有了保障。营建北京的时机来到了。    

永乐十四年八月,朱棣下令在北京“作西宫,为视朝之所”(《永乐实录》卷102),揭开了营建北京的序幕。八个月后,西宫建成,为营建北京的宫殿腾出地方,下一步就准备着手大规模营建北京。为慎重计,朱棣于永乐十四年十一月特地在南京召集文武群臣讨论营建事宜,群臣一致上疏:“北京乃圣上龙兴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诚帝王万世之都也。宜敕所司营建。”(《明通鉴》卷一六)营建之议遂定。    

永乐十五年(1417)六月,北京的营建工程正式动工,“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徐学聚:《国朝典汇·工部·都邑城池》)。工程主要分为京城、皇城与宫城三个部分。京城也叫内城,大体上取元大都的南部,而将南边的城垣向南拓展二里多。皇城基本上取元城的旧址。宫城又叫紫禁城,里面是宏伟的宫殿。由于元宫已在洪武时拆除,这些宫殿实际上是重新建造的,它们虽仿自南京,但更加壮丽。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万优秀工匠和上百万民工,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和高超的建筑技术,经过三年半的艰苦劳动,终于把北京建造成一座雄伟的城市。    

永乐十八年(1420)九月,在营建工程即将完成之前,朱棣下诏自明年起改北京为京师。十二月,北京的宫殿建成。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朱棣御奉天殿受朝贺,把都城正式迁到了北京。迁都之后,南京成为“留都”,南京诸司的设置继续存在,称为“留守”。北京与南京,并称“南北两直隶”。时人称:“并建两京,用南京之财赋,会西北之戎马,无敌于天下。”(《大学衍义补·都邑之建》)    

朱棣迁都北京,这是明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迁都北京后,“以天子备边”,大大加强了北方的军事力量。这对于维护北方边境的安全,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具有积极的意义。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198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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