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债血还!妇女解放是妇女的血汗换取来的

作者:dangrenbei

本文转载自:党人碑的熟人茶馆

血债血还!妇女解放是妇女的血汗换取来的

“胡同”——北方老城市曾经最常见的地名,比如北京的东厂胡同,开封的北挑筋教胡同。明代以来,就有人说这个词来源蒙语。辽宁阜新有个敖龙胡同村,原名敖仑胡得各,意思是很多井。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著名语言学家张清常先生提出,“胡同”就是蒙语“水井(quduɣ)”的意思。

逐水而居,基本贯穿了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族群繁衍与迁徙发展的历史,敖龙胡同——这个蒙汉杂居的小村落也是如此。

光绪二十三年(1897)夏秋之间,连降暴雨,有人在新邱村附近的表土崩颓处发现了煤层露头,阜新煤田的开发由此开始。六年后,辽西柳条边墙之外,原属卓索图盟土默特左旗的这块土地上,建立了阜新县,取“物阜民丰,焕然一新”之意,由直隶省朝阳府管辖。其后甲午战争、庚子国变,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清政府的有识之士提出实业救国,邮传部京奉铁路局投资40万银元,在这里创办了京奉煤矿。民资煤矿也随之跟进,呈遍地开花之势。

时任京奉铁路总办的梁如浩出身“留美幼童”,除了创办京奉煤矿之外,这一时期他还主持修建了“京张铁路”,推荐留美同学詹天佑出任京张铁路会办兼总工程师。这是第一条完全由我国的工程技术人员自主设计、施工建造的铁路,人教版小学《语文》六年级上册中的课文《詹天佑》,讲的就是这段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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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明信片上的阜新煤矿

阜新煤田的发现与发展,让新兴的日本帝国主义垂涎三尺。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矿业部调查课和大仓组(即今“日本大仓株式会社”),在新民领事分馆的帮助下,多次派经济特务前来调查,为掠夺阜新煤炭资源迈出第一步。未来的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此时正在新民府(今属辽宁)担任马步五营统带。

中日几番争夺阜新煤田,先是日方借口大仓组雇员被不明身份的中国人击毙,驻华代理公使小幡酉吉提出索取矿区开矿权。一计不成又生二计,日方利用汉奸,贿赂官府,创办日资操纵的中日合资企业,不断蚕食我煤炭资源,造成我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东北易帜前后,爱国将领张学良实在看不下去了,在阜新创办东北矿务局孙家湾煤矿,最终把日商的年产量压到了4.4%,中国人自己的官办和民办煤企获得完胜。然而好景不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被日本侵略者一勺烩。东北的所有煤矿,全归满铁和新成立的日“满”合办满洲煤炭株式会社所有。后者虽说是日本和“满洲国”合办,实际上由于满铁是满炭的大股东,满炭的理事长和多数理事都是满铁派出的日本人,所以处在满铁的绝对控制之下。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救中国,无论是实业救国,还是科学救国、教育救国,都不过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胡思乱想,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你怎么可能与虎谋皮呢?还记得《茶馆》里的崔久峰,怎么挖苦秦仲义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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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士兵和满炭阜新矿业所

“办了工厂、银号又怎么样呢?他说实业救国,他救了谁?救了他自己,他越来越有钱了!可是他那点事业,哼,外国人伸出一个小指头,就把他推倒在地,再也起不来!”

上过肥皂学校,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曾经同样抱定“实业救国”理想的毛泽东,后来说过:

“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许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学家和学生们,他们埋头于自己的工作或学习,不问政治,自以为可以所学为国家服务,结果也化成了梦,一概幻灭了。”

要想救中国,唯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跟内外反动派斗争到底,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才能实现伟大复兴。

具体说到阜新,在东北沦陷的十三年时间里,日伪搜刮中国劳动力在50万人以上,死亡10万人以上。即便不算上临时工、被抓的劳工和关内掳来的特殊工人(被俘的国共抗日军民),阜新在籍矿工的年死亡人数也在四、五千人,是同时期,日本煤矿年平均死亡率的49倍。而如果以煤矿直接的劳动者“常役夫”计算,阜新煤矿的中国工人,全年的死亡率高达20.94%;以坑内的常役夫计算,则高达29.84%。这意味着每年有三分之一的中国在籍矿工,死在井下,永远回不了家,见不到自己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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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新万人坑的累累白骨

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各大型矿山,施行“人肉开采”政策造成的结果,同样的“万人坑”并非阜新煤矿独有。仅日寇在辽宁境内,以经济掠夺为目的,造成的万人坑,还包括抚顺煤矿万人坑、本溪煤矿铁矿万人坑、北票煤矿万人坑、大石桥镁矿万人坑、弓长岭铁矿万人坑……

1944年8月,敖龙胡同村的蒙族贫农赖及力德摊上劳工,被抓到阜新矿业所孙家湾矿。按照当时日伪法令,为榨取廉价劳动力,17岁至56岁的中国男人,均应承担各种艰苦的劳役。社会上流传着一首歌谣:“小白脸子去国兵,国兵漏子挑土篮,大老黑去劳工。”

摊派劳工,本来是人人有责,可实际上有钱有势的总能免责,吃亏永远是穷苦人。在敖龙胡同村也是如此,扣除地富、士绅、牌长、村丁、衙役外,占全村人口71.2%的穷人,承担了百分百的劳役。有的穷人家,还“有幸”多次“中签”。对贫雇农而言,无疑灭顶之灾,生活来源本靠给地富作佃户,扛活出卖劳动力,维持几口之家。所谓“乡贤”,趁此机会,勾结伪政府的大、小官吏和地方的村丁、衙役,敲诈勒索财物。如果上面要10名劳工,到了村里就变成摊派15个名额,这还是最有良心的起步价。你敢逃,就株连亲友,一人摊上几家发愁。

当上劳工,下了矿井,那就更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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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环画《暴风骤雨》

孙家湾煤矿是远近闻名的鬼门关,下洞挖煤三顿饭,坑上劳动两顿饭,每餐玉米面窝头两个,或者小米粥两碗,有时秫米掺黄豆煮稀粥,不给菜。逢年过节,虽然形式上加点大米、白面、猪肉,但是吃不饱。上层人员肉山酒海,大吃几天,劳工的血汗,养肥了不知大小把头?吃不饱倒在其次,每天做工12小时,昼夜轮流,五天倒班一次。住处离工地往返六里地,由坑口下到煤洞底还有七里路,下洞好走省力,上洞如登山,到坑口一身透汗。劳动条件完全谈不上,塌方、瓦斯爆炸,时有发生。要想活命,就得不断花钱贿赂大小把头。

所谓“把头”,简单说就是管理人员。不过旧社会的封建把头跟如今的管理人员,可是两码事,前者依靠封建势力,勾结官府,把持一方或某一行业,对工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奴役,它是一种压在工人头上的反动势力,别说欺压工人了,杀人都如同儿戏!

赖及力德虽然没有死在矿上,却因为劳累过度,得了重病,这才如蒙大赦,被放出来。可回家没多久,就病故了。丈夫的死,使赖吴氏激起了对地主阶级和旧社会的深仇大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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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四川宜宾一对母子矿工

赖吴氏,所有相关地方史料里就这么写着。这位蒙族妇女,出生于新民县团山子村,没多大就当小子使唤,给地主做小工、干零活。结婚前,她有个蒙族名字叫幸一。我不懂蒙语,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意思?嫁给赖及力德后,按照那个年月的习惯,就叫做赖吴氏了。这是对苦难的夫妻,两口子都是苦出身,结婚后的生活仍旧非常艰苦。吃糠咽菜是家常便饭,冬天连棉鞋都穿不上,地主的残酷剥削,更压得这个家庭喘不过气来。

旧社会的妇女,还要比男人多一种封建压迫,这就是性别歧视。妇女嫁夫随夫姓.自己没名字,妇女起了名也没用。嫁了人以后就只剩个夫姓在前,父姓在后的“某某氏”了。

1948年1月,敖龙胡同村解放了,共产党领导穷人闹翻身。村里建立了基层农会组织,苦大仇深的赖吴氏,也就是我们的幸一同志,当选为妇女会长。那年她已经43岁,在当时是年龄很大了,被同志们尊称为“赖老太太”。

在工作队的帮助下,幸一同志提高了阶级觉悟,搞土改、斗地主、分田地,样样走在男人前头。敖龙胡同村最大的地主叫海玉廷,这家伙家里藏了几辈子剥削压迫农民,得来的金银财宝,藏起来死不交待。在以幸一同志为首的妇女会有力配合下,地主家的小老婆和使唤丫头被解放了,帮助农会起出地主私藏的大量枪支弹药和财物。银元和各种衣物、绸缎料子就有6大柜子,还起出了14条长短枪支,一千多发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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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环画《暴风骤雨》

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幸一同志的大儿子赖学才刚17岁,还不到参军年龄,可为了保卫胜利果实,第一个带头给儿子报了名。在她的带动下,村里又有四名青年参了军。

自从当了妇女会长,幸一带着妇女会的女同志们就没闲过,一天到晚忙个不停。白天侍候伤员,晚上还要做军鞋。有时,伤员的血衣很多,她就组织全村妇女在小河边洗。白天洗血衣,晚上点着小油灯组织妇女做军鞋,还要到临近的三个屯子里,去检查妇女小组做军鞋的情况,整个夜里,也睡不上几个小时觉。由于幸一废寝忘食的工作,仅两个月时间,妇女同志就为咱队伍上,做了一千多双军鞋。

1948年10月,辽西战役打响。这是辽沈战役中,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在辽宁省西部地区,对国民党军廖耀湘兵团的一次大规模围歼战。

10月14日,敌9兵团新6军169师506团,在团长赵兴悌的指挥下,从沈阳出发,到达阜新,窜至敖龙胡同村,待命接应锦州。此时正值我们紧急备战,准备打场晒粮与转运公粮支援前线的时候,所以全村干部和乡亲们都没来及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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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进入沈阳的新六军

506团所属的169师,其前身是交通警察十三总队,更早则是别动军第四纵队,属典型的军统武装。反动性就极强,在东北群众中的名声又臭,绰号“中央胡子(土匪)”。进村之后,凶相毕露,抓鸡抓鸭、杀猪宰羊,三天之内就把能吃的八十多头牲口全部搞完。一天吃五六顿饭,杀光了吃完了,便开始对翻身干部的大屠杀。老地主海玉廷早就急不可耐,国民党军一进村,他就彻底摘下“认真改造,重新做人”的伪善面具,就等着反攻倒算这一天,可把你们盼回来了!

17日深夜,在老地主海玉廷的带领下,506团少校副团长兼新闻室主任李克昌,拿着前者早就写好的党员、干部、民兵和积极分子名单,开始搜捕。李克昌毕业于伪满新京法政大学,地主羔子出身,早先就给鬼子当特务,光复后成了丧家犬,又投入国民党反动派门下,在开原县党部调查室当特务,专门负责破坏我党的基层组织。后来不知道怎么又进入军界,在506团,当上了新闻室主任。国民党军队中的“新闻室”,前身叫政治部,兼具政工、党工和特工三重性质,除钳制思想和防范我地下和策反工作外,还有一个重要权力和责任——对解放区乡村地方干部的任意捕杀权

有了李克昌撑腰,海玉廷的阶级报复进行得干净利索,敖龙胡同村村长张祝山、农会会长张殿武、武装队长海疙瘩、妇女会长赖吴氏(幸一同志)等20多名村干部、积极分子及其家属,被全部抓捕到海玉廷的院子里,这是李克昌的阎王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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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乡团

审讯中,不用李克昌的手下动手,海玉廷拎着一根粗木棒子,亲自上阵。一棒子就把海疙瘩的大腿骨打折了,第二棒子又打断了海疙瘩的胳膊。海疙瘩真是好样的,浑身是血,仍然坚贞不屈,痛骂顽敌。老地主嗷嗷叫得如狼嚎,指着血泊中的海疙瘩,说:

“穷小子你们好好给我看看,我们这是报仇呢!谁分了我们的东西?赶紧往回送,送晚了就跟共产党一起上西天!”

海玉廷的戏唱完了,李克昌手下特务排的职业刽子手登台了。村长张祝山被吊起来打,眼睛都挤出了眼眶,农会主任张殿举的胳膊被打断了,村干部姜国彬也被吊着打,勒掉两根指头……

看着男同志受难,妇女同志心如刀绞,妇女会长赖吴氏,也就是幸一同志和另一位妇女同志,妇女会参谋长李吴氏大骂“中央胡子”和海地主是人面兽心的豺狼。特别是幸一同志,敌人用十根钢针插进她的十根手指甲缝,扎得鲜血淋淋,又用皮鞭打掉她的乳头,逼问谁是共产党员,粮食和物资在哪里?

幸一同志不但拒不回答,反而逼问敌人:

“你们想搞我们吗?地主想反攻倒算吗?别痴心妄想了,我们的队伍都把你们包围了,你们快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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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3月,分得土地的津郊农民在春耕

李克昌倒吸一口冷气,问海玉廷,她是谁?没等海玉廷“介绍”,幸一同志笑了,说:

“你问我是谁?我就是翻身人的妇女会长!你们的地擎了,浮财分了,都物归原主了,做了就敢当,死了也是为大家死的。共产党为穷人办事,是我们穷人的大救星;你们国民党给地主撑腰,帮着地主使劲作践穷人,没有穷人的活路。穷人要翻身,要有好日子过,就得跟着共产党。到了阴曹地府,我也这么说:

国民党坏,中央胡子坏,八路好,共产党好,毛主席好!”

李吴氏同志的头发被拽掉,胳膊和腿被打断,也毫无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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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的解放是用妇女的血泪换取得来的”

审讯一直持续到18日深夜,李克昌接到赵兴悌的命令,全团要轻装南下锦州,临走前把农会主要干部杀掉。李克昌抓紧写好了处决名单,让负责审讯记录的新闻干事陈泽忠草拟公文。陈泽忠尚有一丝人性,觉得海疙瘩没有抓打过地主富农,而且年纪不大,何况都打得半死不活了,救过来也是个废人,能不杀就别杀了吧?

“别看年轻,受过共产党训练,当过民兵,留着也是祸害。”看着文件,李克昌数了数处决名单上的七个人,一个个画了圈,又反复数了三遍,然后批示:“审讯结束,请核准。”签上名字,交给团长赵兴悌,还不忘语重心长地告诫陈泽忠:

“有道是穷生奸计,富长良心,衣食足则知荣辱。穷鬼们不安分,其中最能整有钱人的,脑瓜儿最顽固,也是带头捣乱的,不能留着他们生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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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攻倒算,并不只是历史名词

赵兴悌看也不看,随手用钢笔签上“枪毙”两个字,笑道:“陈(诚)总长赋予你们新闻室有处置之权,廖司令官也有《告全体官兵书》,抓杀共党农会干部是你们的事,军情十万火急,何必多此一举?”

随后,李克昌带着特务排,残忍杀害了幸一(赖吴氏)等九名我们的同志,请大家记住他们的名字:

张祝山、张殿举、海疙疸、姜国彬、徐振海、许振元和幸一(赖吴氏、赖老太太)、李吴氏(李老太太)、张张氏(阎老太太)。

1948年10月26日,廖耀湘兵团10万余人,包括全部美式装备的王牌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被我军压缩包围于120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带。八方枪响,中心开花,仅用60个小时,就被全歼,即敖龙胡同村九烈士牺牲十天后。

新三军副军长杨琨后来回忆道:

“解放军人数众多,大小村庄到处都有,解放区人民都已组织起来。尽管我们躲躲藏藏,昼伏夜行,或化装成老百姓,也不能逃出去。多则混过七八天,少则几小时之内,都一一被查出做了俘虏。辽西兵团的所有高级将领,除新编第一军军长潘裕昆、新编第三军军长龙天武两人逃跑外,其余的后来到解放军军官教导团里都聚会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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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沈战役中,被我军俘虏的国民党军

李克昌和赵兴悌也没跑了,虽然侥幸逃出包围,跑到沈阳,可没多久沈阳也解放了,都被送到了抚顺蒋军官兵学习改造团。巧遇之后,他俩订立攻守同盟,对好供词,隐瞒罪恶,相继于1949年初被释放,潜入茫茫人海。

反攻倒算的老地主海玉廷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原来以为国民党中央军这次来,就永远也不会走了,有美国老爷撑腰,那可是打败了日本蝗军的美国老爷啊!怎么可能被穷棒子的几根烧火棍子打败?结果李克昌他们杀人之后,五小时就离开了敖龙胡同。眼望着宽敞而空荡的大院里,中央军留下的满地垃圾,海地主突然感觉这场梦终于醒了,人家没打一声召呼走了,自己跟垃圾有什么区别?

海玉廷着急了,他知道,晚走一步被敖龙村的群众抓住,非吃枪子不可。赶紧套上大车,去追506团。跑到黑山胡家窝棚,正好钻进包围圈。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海玉廷一看国民党军队完蛋了,就跑到新民县腰堡村一个亲属家里躲起来了。过了几天,敖龙胡同村的民兵就追踪到此,抓住海玉廷,押回去受审。

1948年11月2日,阜新县老河土区政府在敖龙胡同村,召开了有14个村的村干部、群众参加的宣判大会,在群众的一声声怒吼和血泪控诉下,海玉廷被吓得体若筛糠,民兵们只好架着这家伙,押到烈士墓前,执行枪决。

虽说海玉廷归案正法,为九烈士报仇伸冤了,可李克昌和赵兴悌这两个家伙,跑到哪里去了呢?敖龙胡同村的群众,牺牲烈士的家属,心里还有份“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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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恶霸

新中国建国之初,伴随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一场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也在全国展开,重点打击那些对国家对人民犯有严重罪行的匪首、惯匪、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特务及反共地下军头目等反革命分子。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行动起来,检举揭发和协助政府追捕反革命分子,全国城乡布下天罗地网,使反革命分子无处藏身。一些过去直接杀害革命志士、爱国民主人士的国民党特务、反动军官等,尽管在解放后隐藏得很深,还是被群众检举揭发出来。

我公安部门陆续收到了三封检举信,原国民党军506团特务排士兵马振生、白梦非,新闻室新闻干事陈泽忠,分别揭发了李克昌和赵兴悌,除制造敖龙胡同惨案之外的其他罪行,如在新民县腰堡村杀害两名被俘的我军侦察兵,还有一些相关情况。据说李克昌因为其他案件,已被逮捕,而赵兴悌现在上海。

李克昌很快被清理出来,解放后他因为多次参加投机倒把,于1950年3月28日被沈阳市公安局逮捕,关押在黑龙江福安农场监狱。黑龙江省公安厅非常重视,迅速对该犯进行重新审查。经过检举揭发、内查外调,李克昌交代了全部罪行,可是赵兴悌的去向,他却并不了解,只说抚顺漏网之后,赵兴悌说要回山东平原的老家,此后就再也没有任何联系。平原县公安局也反馈回来消息,赵兴悌的确没有回来过。

这条线断了,赵兴悌藏到哪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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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反”宣传画

上海市公安局在里弄群众的帮助下,不久就发现了赵兴悌的下落。别看李克昌是吃这碗饭的职业特务,却远不如赵兴悌这个职业军人有心计,被俘后政治学习中,看到《东北日报》报道“敖龙惨案”,李克昌没觉得后果会很严重,赵兴悌却敏锐感觉到大事不好!所以两人分别后,他就跟李克昌打马虎眼,说是要回老家务农,实际上却一路南下,跑到上海。原本想得很轻松,既是黄埔生(14期),又随远征军在缅甸打过仗,东北“剿”共,无役不予,怎么也能找老同学、老学长,重回嫡系部队,继续追随校长。可问题是你爱党国,党国爱你吗?赵兴悌辗转回到上海,已经是1949年6月3日,上海都解放了,号称比斯大林格勒还坚固33%的东方马奇诺,要固守半年到一年,结果16天就土崩瓦解。即便想找老部队,也难追上他们逃跑的速度。没办法,赵兴悌通过妻子陈岭梅的关系,到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远东钢丝厂,当了一名技术员。

公安部门曾经找赵兴悌了解过情况,但由于他隐瞒了罪恶,所以觉得问题不大,只是没有及时备案而已,批评教育后释放回厂,管制两年。此时管制期早已结束,赵兴悌继续当他的技术员,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顺便说重建的国民党军509团,改隶8军170师后,1950年2月7日,在云南景东,全师缴械投降。上海远东钢丝厂,现在叫上海远东钢丝针布有限责任公司,1931年建厂,曾是中国针布行业鼻祖,目前仍是国内和亚洲最大的生产梳理器材专业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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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初的女公安战士

1954年12月10日.辽宁省阜新县敖龙胡同村政府.向公安部发出一封控诉信,声讨赵兴悌、李克昌等国民党匪徒屠杀农会干部的反革命罪行,同时提出,通过外调,已知李克昌目前关押在黑龙江省第三监狱.要求捉拿归案。

公安部把这封控诉信迅速转给了黑龙江省第三监狱,对李克昌进行二次审讯。人证物证面前,李克昌只好老实交代。但黑龙江省公安厅觉得,只落实了李克昌,还没抓到赵兴悌,这个案件还不能结案,所以继续关押李克昌,同时加大力度,追踪赵兴悌,一并归案后,再做判决。

问题来了,当时不可能有互联网,更不可能有大数据,黑龙江省公安厅并不知道赵兴悌在上海的情况,多次外调山东平原,那边也没有新情况,所以此案只能暂时搁置。

1957年4月19日,由于各级群众的揭发,同案犯的检举,上海市公安局再次抓捕赵兴悌。这次是有备而来,不再是无的放矢,所以赵兴悌——这只狡猾的豺狼,只好全盘交代了九年前的罪恶。5月31日,赵兴悌被押回阜新。8月19日,李克昌也从黑龙江福安监狱农场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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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期,重庆市人民法院承办反革命份子

阜新县人民法院,经过多次审讯、核实、对证,赵兴悌、李克昌两名罪犯,在事实面前,全部承认了他们的反革命罪行。

1958年12月11日,九烈士牺牲十年后,在三千多群众山呼海啸的“打倒反动派,为烈士复仇!”口号声中,赵兴悌、李克昌瘫倒在公审台前,随后被押送敖龙胡同村,在烈士墓前,执行枪决,告慰英灵。

“敖龙胡同惨案”中,一共有九位烈士,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三位女烈士却只能留下极具时代感的“名字”——赖吴氏、李吴氏和张张氏。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1月召开的第一届东北妇女代表大会上,她们也只能被称作:

赖老太太、李老太太和阎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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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

我们的地方史料上有大量这样的“无名”烈士,他和她是旧社会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群人。他们本对自己和孩子们的未来,已经完全不抱希望了,认命了。可党和人民军队来了,给了他们生存下来的希望,也第一次给了他们做人的尊严,所以他们愿意为了这些去牺牲,去坚守,因为他们很清楚:

自己死了,但是孩子们会继续拥有尊严和希望,而且尊严将成为习惯,希望终将变为现实,孩子们再也不必过他们曾经经历过的苦难,这就足够他们为之牺牲了。

所以,请记住这位叫“赖吴氏(幸一,赖老太太)”的女烈士,还有和她一起牺牲的姐妹——李吴氏(李老太太)、张张氏(阎老太太)

她们不但是可敬的妈妈,更是为了妇女权益和中华民族所有孩子的希望,而勇敢牺牲和斗争的女英雄。

尽管她们是如此“无名”,但我们却不能选择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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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挹兰 烈士

——今天是“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谨以此文,献给所有为了建立新中国和保卫人民共和国而牺牲的女烈士们。

注:所有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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