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谢超：印人党政府玩转右翼民粹动员，但其短板也不小！

整理 | 王晶

当前学界对于欧美右翼民粹现象的研究非常丰富，但欧美以外国家的右翼民粹研究仍相对较少，例如对印度的右翼政党印度人民党（印人党）的研究。通过将自身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与民粹动员策略结合，印度人民党不断在宗教文化议题上制造争议事件，借此开展大规模民众动员，以推动所谓基于大众的、本土文化的印度国族再造的右翼政治议程。印度人民党主导了2014年印度大选，包括国大党在内的其他印度政党选情持续低迷。在2019年大选中，印度人民党再度以较大优势胜选并继续执政。印度是否将出现一个印度人民党主导的一党独大体系这一问题也引起学界的讨论。按照这个判断，印度政治将出现自国大党一党独大体系结束之后的最显著变化。这一判断还得到印度民意变化的支持。有学者认为当前印度人民党追求印度教特性(Hindutva)的路径已经发展成熟，印度社会已经发生不可逆的变化，此前中立保守的民意已经转而支持多数主义(即亲印度教特性)。

印度人民党作为一个典型的右翼民粹政党，其动员策略的演变过程和选择民粹策略之后的动员效果等，都是值得学界深入研究的课题，可以为学界理解当前各国政治中的民粹现象提供有益参考。本文力图从民粹主义的功能主义路径出发，去审视印度人民党的民粹动员策略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本文第一部分将着重厘清民粹主义的功能主义定义，并提出一个基于民众分化和道德批判手段的分析路径。第二部分将集中论述印度人民党的右翼意识形态的历史沿革和动员实践，特别是使用民粹动员策略之后的发展轨迹。在此基础上，本文第三部分将重点论述印度现任总理莫迪的极右翼观点和主张，以及社交媒体的加入是如何便利了魅力型领导人的民粹动员效用的；第四部分是结合民众和道德批判两个手段，系统地论述莫迪与印度人民党是如何在选举动员中采取策略分化民众的，以及如何对印度穆斯林群体和代表建制阶层的国大党开展道德批判的，本部分的分析还表明莫迪时期的右翼民粹动员策略有效帮助其摆脱治理失败责任和维持政治权力；第五部分是总结，同时结合莫迪政府在第二任期推进右翼议程的最新举措和民众反应，展望印度政治的发展趋势。

学界给予民粹主义多种定义。李普塞特开创了把民粹主义理解为一种观念或思想的先河，他强调现代生活对民众的冲击，民众响应民粹主义是在表达自身的焦虑和气愤。穆德提出了民粹主义的经典定义之一，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弱中心”（thin-centered ideology）意识形态。但是民粹主 义本身并不提供关于现实主观信念和价值观，而民粹主义本身又带有“主义”这个表示意识形态特征的后缀，这给外界理解这个词语增添了难度。本文注意到只有承认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征更多地来自与之结合的政治思想，才能明确民粹主义与政治思想结合和互动的方式，从而充分认识民粹主义的作用机制。

本文主要从功能主义路径出发，关注民粹主义的策略属性以及由此具备的强大政治动员功能。杰夫罗特定义的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领导力(leadership) ，即领导人绕过居间的制度机构，直接动员和号召民众拥护特定文化特质（particular cultural registers），从而获取和维持政治权力。随着学界研究的日益深入，将民粹主义理解为一种政治策略成为重要研究 分支之一。民粹主义是在特定政治文化语境下利用平民大众(plebeian) 语言的政治行为，在民粹动员话语体系中，民粹主义者宣称自己代表“真正的人民”，进一步突出民粹主义强调掌控人民的定义权，即穆勒所称的对人民政治代表性的道德垄断 (a moral monopoly of representation) 。而对于民众来说，民粹策略试图营造的是一种新的领导人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即“人民可以通过命令式的语言告诉政治家们在当选后应该做些什么。”

按照以上定义带来的启发，本文将民粹主义定义为政党及其领导人为实现对人民政治代表性的道德垄断而采取的一种民众动员策略。民粹策略通过民众分化和道德批判等步骤，迫使民众在显性政治议题上选边站队，从而制造民众二元对立的局面。很多情况下，民众分化和道德批判是两个同时推进的步骤。民众分化和道德批判两种手段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诉诸民众对“他者”进行道德批判，可以加强民众对民粹政党及其领导人的支持，扩大“人民”的范围和数量；对“他者”进行道德批判，则有利于巩固民众对政党纲领的认同和支持，两者结合起来有利于制造民意的二元对立，在民众选边站的情况下，民粹政党可以在选举竞争中形成稳固的支持群体。相对建制政党，民粹政党及其领导人在特定议题上分化民意，推动民众选边战队，将有利于分化建制派的基本盘，扩大自身的基本盘，最终服务于自己获取和保持执政权力的目标。

按照结合的政治意识形态不同，民粹动员策略也鲜明地体现了左翼和右翼政治的特点。从功能主义角度看，持特定意识形态立场的政治力量，有动力在社会、政治或经济危机之后借助民粹策略动员民众、反对建制派、反对主流精英和价值观，创造赢得选举上台执政的条件。作为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方案，左翼和右翼政治团体都可能选择民粹动员策略，建立和扩大自身相对于竞争对手的基本盘，以赢得选举优势。左翼政治会把民众动员起来反对经济危机，要求革新社会再分配方案，右翼政治会把民众动员起来反对文化危机，要求保护本民族、本文化的地位和生存。

从世界近代史来看，此前出现了四次民粹主义浪潮，前三次总体上跟左翼政治结合比较紧密。右翼民粹主义与本土主义密切相关，强调国家应该由本土人民所有，非本土的人和思想是对民主国家的威胁。当“他者”指向代表异质文化的“外来者”时，会出现吉尔玛尼所说的“国族民粹主义”(national populism) 。右翼民粹主义势力渲染的是包括主流政治的精英阶层在内的“他者”带来的威胁，他们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正在剥夺“人民”的权利，摧毁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观。本文重点关注的印度人民党开展的右翼民粹动员现象，也是其中的典型案例之一。

建立民众代表性，这意味着政党及其领导人应有机会接触尽可能多的民众。在解决接触民众的问题之后,  政党及其领导人才有机会对接触到的民众进行话语动员和建立情感联系，为最终获得民众政治代表性奠定基础。但是民粹动员区别于其他策略的特点还在于寻求对民众政治代表性的道德垄断，这使得民粹动员策略依赖道德批判手段。在民粹动员策略的影响之下，社会被分为纯粹的人民和腐化的精英之间的二元对立。二元对立意味着民众被分化为两个对立的阵营，被列入“他者”或认定为支持“他者”阵营，那么其必然处于道德劣势地位。只要加入或被列入“人民”阵营，其纯洁性和正义性就是毋庸质疑的，此时民粹政党及其领导人则被塑造为人民道德合法性的唯一代表。

一般情况下，选举竞争中的政党都会争夺“人民”的定义权，但采纳民粹策略的政党还强调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民粹政党强调自身与“人民”之间的直接联系，民粹主义热衷于宣布自己是人民的直接代表乃至是人民的一员，象征着其做出的决策代表的是民众真正的意愿。第二，民粹政党强调“人民”的道德属性, “人民”是纯洁高尚的，具有天然正义性,“他者”是堕落腐败的。第三，民粹政党会进一步主张“他者”的定义权，将民众二元化为“人民”与“他者”，从而将二元认知的观点代入民众的认知。这几个步骤的目的是将此前民众之间的内部意见分歧，塑造为“人民”与“他者”的地位矛盾，这种情况下 “人民”是精英政治的受害者，以受害者的姿态要求公平正义具有天然正义性。由于“人民”与“他者”的二元划分过程本身就涉及价值判断，此时对敌人(“他者”) 进行道德批判就是自然和必然的步骤。

道德批判中，占据道德高地的是人民，但是区分人民和“他者”的过程中往往是带有道德批判性的，也就是人民的纯洁高尚与精英的邪恶腐败。道德批判的作用是加强民众对于社会问题的外归因，此时所有的问题被塑造成道德问题，而“他”就是这场道德危机的罪魁祸首，正在剥夺人民的权利、价值观和认同。这个 “他者”可以是与人民相对的精英，也可以是本土文化面临的外来者，当然也包括站在人民“对立面”去支持“他者”的人。道德批判意味着动员话语并不必然要求以事实为基础，民粹动员取得效果也并不是因为提供了多少事实，更多的是强调迎合特定对象的情绪。在动员对象响应民粹动员的情况下，实际也代表了他们对事实的漠视，响应动员其实也是在与民粹政党及其领导人合作共同主张自己的权力。

那么该如何衡量民粹动员策略的效果呢？本文认为民粹政党及其领导人国家层面的选举表现可以作为一个比较直观的衡量方式。例如在使用民粹动员策略的情况下，领导人民调支持率的变化；对于政党来说，如果能够借助民粹动员策略在国家议会选举中获得有效席位，进而成为主要反对党或执政联盟的成员 (非主导政党) ，乃至赢得相对多数或绝对多数席位，都可以展现民粹策略的动员效果，如果能持续地保持多数地位 (赢得连任选举) ，可以认为民粹动员策略完全生效。当然本文发现选举制度的内在缺陷帮助民粹政党降低了通过制造民意对立赢取政权的难度。例如单议席单票制可能放大得票率与席位数之间的不平衡状况，在多党制环境下尤其如此，依靠少数得票控制多数席位的现象时有发生。2014年印度大选，印度人民党以31.9%的得票率赢得印度人民院全部543个席位中的282个席位(席位数占比为51.9％)，是印度独立以来赢得印度人民院多数席位的政党中得票率最低的。作为右翼民粹政党，印度人民党得以主导印度政治，并继续依靠民粹策略在2019年连续执政，此次大选印度人民党的得票率为37.9%，这已经是印度人民党有史以来得票率最高的情况，帮助印度人民党赢得了303个人民院席位。可以发现，虽然民粹主义动员策略促使民众二元对立，但从绝对人数来看这种对立并不是严格的二元对立 (即50％对50％) ，票仓政治带来的稳定基本盘有利于赢得选举，极大地削减了少数群体选民对于选举结果的影响。

作为右翼意识形态政党，印度人民党在推动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的时候，依赖于其意识形态母体国民志愿服务团（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简称RSS）的支持。印度的右翼思想与本土主义密切相关，强调国家应该由本土人民所有，非本土的人和思想是对国家的威胁。在右翼民粹动员话语中，印度的“人民” 特指印度教教徒，强调印度教教徒才是纯粹的人民，他们的敌人也不再是社会经济意义上的建制人士，而是那些文化意义上的建制派，即那些说英语的有着深刻西方背景且极力维护世俗主义的人，他们的行为危及这个国家纯正的印度教身份认同。民粹动员语境下，那些世代生活在印度的穆斯林，仅仅因为信奉了伊斯兰教就不是“本土”的，而那些外来的雅利安人的后裔是“本土” 的，尽管在他们之前就有非雅利安人在印度定居，可以说右翼民粹力量垄断的“人民” 定义权日益具备宗教文化特征。

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深受萨瓦卡尔(V.D. Savarkar) 的印度教特性思想的影响。1923年,萨瓦卡尔系统提出印度教特性( Hindutva)思想。萨瓦卡尔在其著述中区别了印度教与印度教特性。他认为印度教特性是物质和世俗意义上的，关乎印度人的日常生活，旨在把印度建设成为同一个文化、同一个历史、同一种语言、同一个国家和同一个宗教联系在一起的民族国。萨瓦卡尔还系统论述了印度教教徒与穆斯林、基督徒在印度教特性上的区别，认为后者大部分是印度教教徒皈依(很多时候是被强迫皈依)，“他们属于，或感觉自己属于一个与印度教不同的文化”。早在1937年，萨瓦卡尔就认定印度不再是单一的同种群国家，而是由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两个对立国族组成的国家，这种两个国族论的判断比真纳的两国论还早了三年。萨瓦卡尔呈现了强烈的多数主义意识，“我们与英国人斗争的目的不是换一个主人，而是印度人要做自己土地的主人”，对于穆斯林来说，“如果你们加入，我们与您并肩；如果你们不加入，我们分道扬镳；如果你们反对，我们仍将前行”。萨瓦卡尔的印度教特性思想对印度的社会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就包括推动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建立。

在参与印度教大斋会(the Hindu Mahasabha) 活动的过程中，萨瓦卡尔在那格浦尔结识了年轻的海格瓦尔(K.B. Hedgewar)。正是在萨瓦卡尔的帮助下，海格瓦尔于1925年正式创立国民志愿服务团，目标就是加强印度社会的印度教文化特质。海格瓦尔深受萨瓦卡尔印度教特性思想的影响，但这无法掩盖国民志愿服务团与萨瓦卡尔在政治理念上的差异。萨瓦卡尔努力向公众解释印度教特性与印度教(Hinduism)的区别，强调前者的目标是建立印度民族国家认同，但是这种民族、种族和文化三位一体的方式，实际上仍是将印度教特性与印度教捆绑在一起，并未能阻止人们逐渐把印度与印度教教徒群体等同看待。国民志愿服务团则以社会文化组织自称，更看重印度教特性思想关于宗教文化的部分，其历任最高领导人也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对于印度教特性思想的认识。

戈瓦尔卡(Madhav Sadashiv Golwarkar，1940～1972年在任)是国民志愿服务团第二任最高领导人，先后在职时间超过三十年，他提炼并加强了印度教特性思想的种族特征。戈瓦尔卡的《定义我们或我们的国家》(We, or Our Nationhood Defined)是一本颇具争议的著作，他在书中提出应该强调民族国家的种族团结特征,  “种族指的是拥有共同习俗、共同语言以及光辉和苦难的共同记忆， 换言之种族是同源的拥有同一文化的民众集合。”可以说，戈瓦尔卡时期右翼思想已经与萨瓦卡尔强调文明和历史的观点非常不同，戈瓦尔卡不仅主张赤裸裸的多数决(the majoritarian polity)统治，而且没有为此留下任何模糊妥协的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印度两大族群之间的冲突关系。著名历史学家古哈 (Ramachandra Guha) 也因此称戈瓦尔卡为“仇恨大师 (guru of hate)”。戈瓦尔卡强调种族的观点也让人们联想到其纳粹和法西斯主义观点，这也是人们始终质疑国民志愿服务团关于印度未来愿景的主要原因之一。

为了规避政治风险，国民志愿服务团坚持对外宣称自己是一个社会文化组织，选择为自己认可的政党提供外围政治支持，例如在印度人民党成立之前的人民同盟  (Bharatiya Jana Sangh,  BJS)。但在国大党一党独大体系下，当时的人民同盟只是反对党之一，在人民院的力量微小，其反映的极端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在印度社会处于边缘化状态。20世纪80年代，国大党在族群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策略给了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口实，其倡导的宗教包容政策被诋毁为宗教绥靖政策，印度主体族群与少数族群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张。人民联盟执政的失败和自身屡遭主导政党打压的经历，促使国民志愿服务团第三任最高领导人德奥拉斯(Madhukar Datatraya Deoras，1973～1994年在任) 支持组建了政治分支印度人民党。印度人民党吸取了贾雅普拉卡什纳拉扬 (Jayapra kash Narayan)在紧急状态期间的右翼民粹动员经验，开始积极借助宗教问题进行民粹动员。印度人民党还得到国民志愿服务团及其倡导成立的同盟家族(Sangh Parivar)的大力支持。国民志愿服务团及其倡导的同盟家族包括很多右翼宗教团体，主要负责意识形态，印度人民党则专注政党竞争，这使得它们可以利用大规模宗教活动作为民众动员的重要舞台，从而借助宗教议题迅速扩大影响力。

可以通过前文确定的民粹动员策略效果衡量方式审视印度人民党的民粹动员实践。20世纪80年代开始，阿德瓦尼(L.K. Advani) 成为印度人民党民粹动员的主要推动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社会面临的族群矛盾日益尖锐。1990年9月至10月，阿德瓦尼领导了一场“战车游行” (the rathyatra)，鼓动民众支持新建罗摩庙。在同盟家族各成员组织的相互呼应之下，“战车游行”在印度国内造成巨大影响，两年后巴布里清真寺被推倒，极大地鼓动和激化了印度教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对立情绪。当时适逢印度开启经济自由化改革，改革过程中导致民众疾苦与精英自肥现象进一步增加，印度人民党在宗教议题上开始大规模民粹动员，迎合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和文化焦虑，帮助印度人民党增加了在地方和联邦选举中的席位数。1991年，印度人民党赢得北方邦地方选举。北方邦是印度人口最多的邦之一，在印度政治版图中具有指标意义；印度人民党在人民院的席位数也在增加，到20世纪末已经成为与国大党角逐执政权的主要反对党之一。

但是国民志愿服务团第四任最高领导人辛格(Rajendra Singh，1994～2000年在任) ，也被人称作“拉朱兄弟 (Raju Bhaiyya)”,  最终选择了意识形态立场更加温和的瓦杰帕伊代表印度人民党参加大选，希望借此争取更多中间选民的支持。瓦杰帕伊领导印度人民党主导组建了全国民主联盟(NDA) ，最终于1998年成功组建联盟政府并完成五年完整任期。在瓦杰帕伊的任期内，印度人民党的民粹动员力度明显降低，在推动印度教特性议程方面的举措相对审慎，例如推翻赋予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特殊自治地位的宪法第370条，以及推动印度执行统一民法典(the Uniform Civil Code)，这些原本是印度人民党的核心目标，但按照执政联盟达成的最低共同纲领 (the Common Minimum Programme) ，印度人民党在联合执政期间并没有强行推动有关议题。因此在一段时间里，印度人民党被认为与国民志愿服务团不同，其意识形态更加温和。

随后的第五任国民志愿服务团最高领导人苏达尔山 (Kuppali Sitaramaya Sudarshan，2000～2009年在任) 并不认同瓦杰帕伊的温和立场，相反认为这种做法牺牲了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意识形态立场。因此在苏达尔山任期内，国民志愿服务团和同盟家族其他组织与印度人民党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2003年开始，国民志愿服务团开始新一轮推动重建罗摩神庙的民众动员运动，但是瓦杰帕伊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并没有积极参与。对此世界印度教大会(VHP)总书记基肖尔(Giriraj Kishore)公开称瓦杰帕伊为“伪印度教教徒”(pseudo Hindu) ，后者在重建罗摩神庙问题上没有提供任何帮助；世界印度教大会最高领导人辛哈尔(Ashok Singhal) 也提出如果瓦杰帕伊无法促成重建罗摩神庙立法的话，那就应该主动请辞。右翼组织关于动员策略的内部分歧，最终也影响了印度人民党的选举势头。2004年大选，瓦杰帕伊提出了“辉煌印度”(Shining India) 的竞选口号，希望借此吸引民众支持，但是最后的投票结果表明这种主打治理成绩的动员策略并没有赢得更多民众响应，印度人民党未能赢得2004年的选举从而未能连任。

虽然历史无法假设瓦杰帕伊重拾民粹动员能否赢得连任，但他主打治理成绩的动员策略未产生更优结果却是事实。此时作为印度人民党资深领导人之一，阿德瓦尼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苏达尔山和国民志愿服务团已经不再信任当时的印度人民党高层，两者之间的嫌隙仍在。2005年，阿德瓦尼在出访巴基斯坦时称赞巴基斯坦国父真纳为世俗主义者，这引起印度国内右翼组织的强烈不满。阿德瓦尼被迫辞去印度人民党主席职务。苏达尔山公开批评瓦杰帕伊任总理时印度人民党的执政表现，甚至建议阿德瓦尼与瓦杰帕伊一样主动退休，让印度人民党下一代领导人提前上岗，这引发印度教“同盟家族”内部震动。

2009年，苏达尔山本人由于健康原因提前退休，巴格瓦特(MohanBhagwat) 接任成为第六任国民志愿服务团最高领导人。随着印度人民党再度败选，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发展也进入瓶颈，一个判断指标就是沙卡(Shakhas，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基层组织的数量连年呈现萎缩趋势，从2004年的33758个地点的48329个沙卡下降到2007年的30981处地点的44417个，到2009年进一步缩减到30005处地点的43950个。巴格瓦特开始将目光投向年轻一代领导人，同时为了加强印度人民党与国民志愿服务团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协调合作，巴格瓦特决定向印度人民党派出大批年轻干部，阿德瓦尼等老一辈领导人逐渐退出印度人民党日常事务管理。拉吉纳特·辛格 (Rajnath Singh)就任印度人民党主席后，主导修改了印度人民党章程，允许国民志愿服务团派出更多的干部加入印度人民党的管理层，这些举措全面加强了印度人民党与其母体组织的联系，右翼组织开始进入稳定发展期，直到莫迪的崛起。

莫迪早年就加入国民志愿服务团，20世纪80年代末，莫迪开始负责国民志愿服务团在德里地区的事务，随后参加了1992～1993年的拆除巴布里清真寺运动，还曾经作为总部代表访问美国，20世纪90年代末成为印度人民党总书记。2001年，莫迪就任古吉拉特邦邦长，是第一个成为地方邦行政首脑的国民志愿服务团专职干事。2002年古吉拉特发生族群骚乱，尽管骚乱的主要受害者是穆斯林民众，但莫迪仍把自己塑造成了印度教教徒在族群暴力冲突中的保护者。在随后的地方选举中，莫迪发起了一场宗教色彩浓厚的 “骄傲游行” (Gaurav Yatra)，成功地将自己的个人特质与印度教民族运动相结合。这样的一份履历让莫迪在印度人民党年轻一代领导 人中脱颖而出。在莫迪成为主要领导人之后，印度人民党的民粹动员策略执行得更加彻底坚决，最终赢得了2014年大选。

选举竞争首先是关于民众注意力的竞争，无论政党及其领导人最终选择哪种动员策略，首要任务是有接触到尽可能多民众的途径，然后才可能通过动员话语影响民众的政治行为。对于非建制政党来说，社交媒体的兴起帮助提供了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接触民众的方式。在社交媒体兴盛之前的选举中，政党及其候选人必须参加尽可能多的造势活动，但终归受限于体力和时间。200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奥巴马向人们展示了社交媒体在动员基层选民方面的作用。在奥巴马成功经验的启发下，莫迪自2009年以后开始转向社交媒体来塑造自己的政治形象。在2012年的地方选举中，莫迪开设了一个新的电视频道NaMo，还专门应用3D投影技术同时将自己的影像投入到多个会场，以便在同一时间内向更多的人发表演讲。在当年的选举中, 有132次群众集会展示了他的个人全息投影，帮助他获得更多与民众接触的机会。莫迪开始真正认识到新媒体技术在民众动员方面的作用。

由于古吉拉特族群骚乱事件的影响，莫迪在传统媒体中的政治形象非常负面，社交媒体的兴起成为莫迪政治崛起的有力推手。民粹主义者青睐社交媒体的同时，社交媒体也因此被染上道德色彩，例如传统媒体往往会被扣上刊登“有偿新闻或假新闻” 的帽子。莫迪反感传统媒体，认为它们敌视自己和自己代表的主张，往往会曲解自己的意思，另外的原因还包括传统媒体边际作用日益递减，社交媒体已经提供了足够的资源，可以在选举中和选举后持续直接接触最大范围的民众。这为民粹主义者建立与民众的情感联系提供了基本条件。

在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期间，莫迪雇用了一家美国公关公司（Apco Worldwide)打理自己的选举宣传并制定媒体策略。随着社交媒体在印度民众中的普及，印度民众日益习惯于通过社交媒体表达意见并参与公共生活。印度人民党的社交媒体策略帮助提高了其议程抵达民众的效率，莫迪也被认为是在社交媒体上影响力最大的印度领导人。在印度这样一个年轻人占多数的国家，莫迪的社交媒体策略敏锐地抓住了首投族的注意力，通过发布各种自拍等全方位的社交媒体宣传和展示，在年轻人群体中塑造了自己社交达人的亲民领导人形象。在明确了2014年角逐印度总理的计划后，莫迪就开始系统地制定社交媒体策略，在社交媒体中积极发声，批评团结进步联盟政府的政策、谴责团结进步联盟政府背弃人民、治理能力低下，极力打造自己充满个人魅力的、全国性领导人的形象。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 ,  媒体与民粹策略的关系很特别,  媒体既可能是民粹策略斗争的对象，也可能是被争取的对象。首先，民粹策略反对传统媒体，认为后者“扮演了掮客的角色，并歪曲了民意表达。”媒体立场的多元性与民粹策略强调的二元对立之间存在天然的冲突。民粹策略始终怀疑那些与政治和经济权力结合紧密的传统媒体，认为人民的利益和福祉被忽视和剥削，传统媒体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其次，民粹策略不是反对所有的媒体，它更青睐那些可以让领导人与人民直接沟通的新媒体。社交媒体使得民粹行为体可以自由地阐述和传播意识形态观点，而在社交媒体之前的时代，这些言论的传播范围和速度都受到极大的制约。从言论的受众一端来看，社交媒体便利了民众的结社和聚会愿望，对全球化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感到厌倦和失望的人们得以快速聚集在一起。这个意义上看，社交媒体的出现对于传播者及其受众来说都是便利的工具。

作为右翼民粹的标志符号之一，莫迪具备明确的右翼意识形态主张。在公开讲话中，他经常主动呼应和唤起印度民众的宗教文化自豪感。例如他曾公开表示，“《摩诃婆罗多》里提到迦尔纳(Karna)不是从他母亲肚子里生出来的，这就是说明那时(印度)就已经有遗传，这也是为何迦尔纳可以在母体之外出生的原因”；莫迪还认为古印度时期医学发达，那时就有世界最早的头移植手术，“我们都崇拜象头神伽内什 (Ganesha) ,  因此印度那时肯定已经掌握外科整形技术，才能把象头移植到人身上。”该报道还指出，莫迪在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时给当地新编的教科书作序，强调罗摩是世界上第一个驾驶飞机的，当时他带着悉多(Sita)驾驶飞机从斯里兰卡飞到阿约提亚，而且印度人古时候就已经掌握干细胞技术。显然，对于那些响应右翼民粹动员的印度民众来说，对历史认知是否符合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莫迪代表他们说出自己的心声，这也是莫迪作为魅力型领导人在与民众沟通时具备的独特优势。

莫迪的演讲具备典型的民粹风格，最典型的就是充满道德批判式的动员话语，而大众化的用语让他的演讲更具传播价值，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莫迪强调印度经济发展受到腐败精英的拖累，宣称“一个人越腐败，就越能在国大党获得升迁”。类似语言再加上莫迪本人在社交媒体的影响力，在民众之间有着广泛的传播度。2014年大选期间（2014年1月12日至5月16日），莫迪总共发布了1442条推文，其中29.6%的内容是诋毁攻击竞争对手。莫迪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内容制造了大量的媒体曝光机会，赢得了大量的转发和评论，这种道德批判手段加强了“人民”相对于“他者”的内部凝聚力，意识形态相近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相互呼应，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

在所有的批判式话语中，莫迪都毫无例外地以人民代表自居。2014年2月2日，莫迪发推特攻击社会主义党(Samajwadi Party, SP) ，“SP已经成为一个反社会的政党(Samaj Virodhi Party)！北方邦的电力和治安情况非常糟糕，女性时刻受到威胁 。”莫迪对国大党及其主导的团结进步联盟的攻击最多也最得心应手，例如他称国大党领导人拉胡尔·甘地为“小王子”(shahzada)，并集中攻击尼赫鲁家族“小王子应该给我们讲讲RSVP模式，这个模式剥削了整个印度”。这段推特取意来自英语“请回复”(RSVP)，R代表拉胡尔(Rahul)，S代表索尼娅(Sonia) ，V代表瓦得拉(Vadra) ，P代表普丽扬卡 (Priyanka)，后三个字母分别涉及拉胡尔的母亲、妹夫和妹妹。与此同时，Shahzada指的是穆斯林语境里的小王子，语带双关地攻击国大党的穆斯林政策过于软弱。莫迪这种攻击既指责了建制政党的裙带关系，也区分了人民与“他者”，获得大量粉丝的赞同和转发。

莫迪支持者在社交媒体上称自己为“虔诚信徒” (Bhaktas)，指责国大党自尼赫鲁时期以来就背弃了印度利益，无论是1962年败给中国，还是迟迟未能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他们认为尼赫鲁和国大党高层策划鲍斯(S.C. Bose)被暗杀事件，在新政府成立后排挤包括帕特尔(Sardar Patel)等其他独立运动先驱，这些都是印度人民党塑造民族主义和后殖民时代新话语体系的尝试。当然这些指责是不需要事实证据支持的，重要的是类似话语公开表达之后就能找到受众并不断传播。这些“虔诚者” 占领道德高地，不断给莫迪的竞争对手贴上各种标签，例如“自由主义笨蛋”（liberal retard）、“平民党笨蛋”（AAPtard）、“病态世俗主义”（sickular）、“猪基斯坦人”（porkistani）等，使得莫迪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出现尖锐的对立情绪，有效地帮助构建自己所代表的 “人民” 与“他者” 所代表的敌人之间的二元对立。

本文认可魅力型领导人在动员民众方面的独特优势。虽然民粹主义领导人并不必然是魅力型，但是魅力领导人在动员民众时具有独特优势，包括能够更快建立与民众的直接联系，以及其道德批判话语更容易被受众所接受等，这些特点都有利于提高民粹动员的效果。莫迪致力于塑造其个人魅力，印度人民党的选举机器也对此进行了背书。2014年，印度人民党放弃了以往强调政党形象的竞选策略，开始突出莫迪的个人形象。这与莫迪当初在古吉拉特邦任首席部长时的策略相同，即在竞选时只突出莫迪个人。在当年民众寻求改变的情绪之下，这种结合莫迪个人因素的民粹动员策略带来良好效果。

民粹主义者强调民主失灵从而把自己塑造为 “真正代表纯粹的人民的民主派”,  但是这样的一个“人民” 群体是通过政党及其领导人的动员话语构建的，并不是实际存在的。因此如何提高演讲水平和打造公众喜闻乐观的媒体形象，成为一门专门的课题。为了打造自身形象，莫迪格外重视自己的衣着。库尔塔(kurta)是一种印度传统的长衫，莫迪把库尔塔的袖子剪短，穿上以后显得更加干练，开创了自己的库尔塔款式。几经改进之后，莫迪款库尔塔开始风靡印度，服装品牌公司(Jade Blue)在征得同意之后开始以莫迪的名字开始大规模销售该款库尔塔。莫迪自己也认为，“ (莫迪库尔塔)体现了我追求简约的风格，如今已经成为外界的一种潮流。”从广义上讲，这种政治沟通带来的意义在于古吉拉特人不仅在看到画像或大街上穿着莫迪库尔塔的人时都可以想起他们的首席部长，更重要的是他们也可以穿上莫迪库尔塔，像他们的首席部长一样。这些民众穿上莫迪款库尔塔，再戴上统一的莫迪面具，聚会现场看起来就像是成千上万个莫迪同时在现场一样，这一方法极大地加深了民众与莫迪的情感联系。

到了2014年大选的时候，莫迪又对库尔塔进行不同的调整，以贴近和迎合印度不同地区的文化。民众穿上莫迪款式的衣服并戴上莫迪头像，每个这样穿着的民众都成为行走的宣传者，扩大和加深了民众与莫迪共享身份认同的认知，极大地提升了莫迪的人气。2014年5月16日莫迪发出的一条确认印度人民党胜选的推特，宣布“印度赢了！好日子就要来了！”他以人民代表的姿态庆祝自己获得人民授权，同时祝贺印度人民，这也成为当时印度转发次数最多的推特之一。在2014年大选期间，莫迪听从沙阿的建议，选择印度教圣城瓦拉纳西(Varanasi) 为自己的选区，并成功当选。大选胜利之后，莫迪又回到瓦拉纳西，以印度教的传统方式进行庆祝。

莫迪个人的魅力在竞选中的优势也得到民调数据的支持。2014年大选后的民调中，20％的受访者表示如果印度人民党选择了另外一位总理候选人的话，他们不会投票给印度人民党；如果是莫迪个人与印度人民党竞争，那么他的支持率（36%）比印度人民党（28%）高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印度人民党在主要议题上比国大党的支持率一般要高10-12个百分点，而政党领导人对比的话，莫迪在主要议题上相对于拉胡尔的支持率一般则要高15-17个百分点。2019年大选，莫迪的个人魅力对印度人民党选举结果的加成进一步扩大，有32％的印度人民党支持者表示如果莫迪不是总理候选人，那么他们就不会投票给印度人民党。可以说，莫迪的个人魅力有力地推动了印度人民党的民粹动员策略。

为了实现对民众代表性的道德垄断，莫迪和印度人民党积极推进基于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的民众分化动员，加强对穆斯林族群和国大党代表的建制精英阶层的道德批判力度。与瓦杰帕伊时期不同，莫迪上任以来，印度人民党的右翼民粹策略不仅停留在选举造势阶段，而是已经常态化。莫迪任内整个印度社会不断处于动员状态并取得显著效果，不仅帮助维持了莫迪政府执政期间的支持率，还在其治理成绩不佳的情况下帮助莫迪和印度人民党赢得了连任选举。莫迪政府糟糕的执政表现和高调的动员话语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果顺利的话，莫迪将超越其前任瓦杰帕伊，成为该党历史上首位完成两个总理任期的领导人。

与瓦杰帕伊时期印度人民党与国民志愿服务团之间的矛盾关系不同，莫迪就任印度总理后主动向国民志愿服务团让渡了部分权力，保持了两者之间关系的微妙平衡。莫迪认识到国民志愿服务团会对特定部门的人员安排有要求，但不会插手所有的人事安排，而巴格瓦特作为国民志愿服务团最高领导人，很乐意看到莫迪主动保持了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在很多重要岗位上委任了国民志愿服务团积极分子。莫迪与巴格瓦特达成两点共识，一是莫迪只与巴格瓦特本人联系，不需要任何其他中间人，而瓦杰帕伊时期则是通过RSS联合秘书德维(Madan Das Devi)联系，二是印度人民党需要在有利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气氛中执政。因此莫迪在很大程度上向国民志愿服务团让渡了文化和教育领域的权力，作为回报，他将主导经济和外交，双方在权力分配上达成默契。

双方还建立了定期协商制度和各种层级的协调委员会。国民志愿服务团内部各组织之间每两年举行的年会转型为国民志愿服务团—印度人民党协商会，以便服务团协调各右翼组织立场和评估莫迪政府执政表现。双年会的主要用途是让同盟家族各右翼团体向执政的印度人民党反馈建议及帮助国民志愿服务团从宏观上把握和校准印度人民党的执政方向。印度人民党还与国民志愿服务团建立了各种层次的联合委员会，从而在在具体的治理层次就让各右翼组织涉入国家治理进程，分享国家治理权力。

在莫迪第一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分工模式保持了双方之间的权力平衡，国民志愿服务团得以在教育和文化上实现自己的诸多目标。例如服务团推动莫迪政府第二任期伊始就在宗教和文化议题上采取激进措施，先是废除宪法第370条，取消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特殊地位”，将穆斯林占主体的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分割为两个中央直辖领地，后来又强行通过涉嫌歧视印度穆斯林族群的《公民身份修正法案》（CAA）。这些举动激发了印度教教徒与穆斯林群体之间的尖锐对立，但充分满足了国民志愿服务团等右翼力量的诉求，服务团得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所谓国族再造的核心纲领印度社会整体进入右倾状态。

在莫迪任期开始之后，印度人民党在协调好右翼组织之间关系的同时，继续将民粹动员策略应用到日常治理过程。印度人民党强调国大党提倡的世俗主义方案已经破产，自己提供的社会改造方案是来自于大众的、本土文化的方案，更加强调本土意识，而且是由印度教教徒主导的本土。为了实现对民众代表性的政治垄断，印度人民党积极动员民众反对国内第二大少数族群和国大党代表的建制精英阶层。对于国内的穆斯林群体，印度右翼试图营造他们在选举政治中的同质群体形象，即穆斯林作为一个整体阵营是对印度教教徒和印度教文化的威胁。在右翼民粹主义的话语体系中，穆斯林民众的爱国情怀是可疑的，在他们的想象中，穆斯林就是巴基斯坦的引路人，是印度的国家敌人，等等。

印度右翼团体对印度穆斯林群体的批判充满对事实的歪曲乃至谎言，目的是在印度教教徒中散布恐惧和仇恨情绪。例如他们炒作所谓穆斯林人口过剩是对印度社会的长期威胁，但是有关指控引用的数据并不准确。按照这些右翼话语，50年后印度将成为一个穆斯林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来自印度人民党的北方邦首席部长宣称由于国大党政府对穆斯林的长期绥靖政策，印度的穆斯林人口自独立以来增加了七到八倍。在这样的舆论宣传之下，印度民众认为国内穆斯林人口增长速度已经远高于实际情况。益普索(Lpsos)开展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印度民众认为截至2018年印度穆斯林人口比例的平均值为32%，而当时穆斯林人口只占印度总人口的约14%。但是没有人会去关心实际情况，穆斯林人口的恐怖增长成为很多印度教民众的认知。这加剧了印度民众对国内族群关系的刻板认知，帮助加强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族群对立情绪，而这种尖锐的族群对立矛盾使得印度的右翼力量随时可以在宗教议题上制造显性政治话题，从而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目标。

印度右翼力量痛恨国大党的世俗主义纲领，认为其是伪世俗(pseudo-secular）政策，实际是对穆斯林的宗教绥靖政策。在印度人民党的道德批判策略之下，世俗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污名化。竞争对手也快速模仿印度人民党成功的竞选策略，纷纷向印度教特性路径靠拢，这其中甚至包括国大党。在巨大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压力下，拉胡尔领导下的国大党的族群政策也日益右倾，外界甚至评价拉胡尔开始执行“软性印度教特性”策略，如今国大党很多宗教信仰方面的主张其实都是此前印度人民党所独有的。在2017年古吉拉特邦和 2018年中央邦和拉贾斯坦邦地方选举中，拉胡尔频繁造访当地的印度教寺庙，他称自己是“湿婆神的信徒”，在公开场合穿上婆罗门传统服装并鼓励身边人谈论他的婆罗门出身和出生地，以回应印度人民党借拉胡尔的意大利血统而质疑他的印度性。这也是前文提到的印度社会在“多数决”意识方面发生的有利于主导族群的社会变化，这其中尤以民粹动员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竞争对手被迫迎合自己的核心议程，这说明了印度人民党通过民粹动员在政党竞争中取得主动权优势。这种强大的民粹动员效果，还突出地反映在帮助莫迪和印度人民党摆脱治理失败责任和赢得连任选举方面。

莫迪第一任期的治理成绩乏善可陈，实行的废钞和GST税制改革效果未达预期，这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民调支持率。《今日印度》的民调现实，2017年1月时莫迪的支持率达到了65%，随后他在2017年2月宣布了颇具争议性的废钞政策。此后莫迪的民调支持率不断走低，2019年1月莫迪的民调支持率为达到历史新低的46%。在2019年大选竞选周期到来之前，莫迪和印度人民党承受着很大压力，右翼民粹动员迫切需要新的大事件加强民粹动员力度，在陷入治理危机时，民粹动员策略可以帮助和促使民众将苦难和危机外归因，从而帮助民粹领导人及其政党摆脱治理失败的责任。

2019年2月14日，印度普尔瓦马空军基地遭遇恐怖袭击，这成为右翼民粹动员所需要的大事件，莫迪政府抓住机会对巴基斯坦展开了新一轮批判，以聚拢和加强民众忠诚度。莫迪政府宣称印军对巴基斯坦境内目标进行了报复性空袭，引发国内舆论的高度赞扬。但随后的卫星图片等证据表明印军只是袭击了几座空无人烟的山头，包括国大党等在内的反对党于是要求政府提供空袭证据，莫迪顺势对国大党及其领导人拉胡尔甘地展开批判， “在印度有一些人在为敌军喝彩，他们喝彩的画面被巴基斯坦人在电视上反复播放……我们已经见识了国大党及其盟友是如何应对安全问题的，但如今是‘全新的印度斯坦’(Naya Hindustan)，每次受到袭击我们都会报复。”正是通过对普尔瓦马袭击议题的反复操作，莫迪政府通过诉诸普通民众的安全焦虑和强调敌人的异质文化特性，将民众分化为人民和他者两个群体，同时充分发挥道德批判话语的动员作用，助推自己的民调支持率快速回升并创下新高。道德审判式话语的用处在于让右翼民粹力量始终占据道德高地，强调自己的行为是不证自明的，同时质疑对手的动机，最终莫迪政府依靠娴熟的民粹动员话语得以摆脱前期不利局面，并如愿以偿地赢得连任。

2020年年初在全球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对民粹政府的治理能力带来巨大挑战。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发展给各国政府都带来巨大压力，莫迪政府也不例外。莫迪政府未能有效控制疫情在印度的蔓延,  但是右翼力量很快就趁机开展民粹动员，转移治理失败责任，最明显的策略就是借机打压印度国内的穆斯林群体。3月13～15日在德里尼扎姆丁(Nizamuddin)的穆斯林聚会在印度引起轩然大波，印度右翼把此次聚会以及穆斯林群体作为印度疫情暴发的主要原因，但是被忽略的事实却是印度政府在3月11日仍表示“新冠疫情不是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在此之前和与此同时，印度仍有各种聚会都在照常举行，直到3月24日印度政府才宣布全国封锁措施。印度教教徒举办的类似集会则被人们有意忽略。有报道显示，3月9日开始的印度教活动丰收节 (Atukal Pongala)更是吸引了数十万人参加，而活动所在的喀拉拉邦当天已经有43例确诊病例，是当时印度疫情最严重的邦之一，更不用说此次活动持续了十天，比前续的穆斯林聚会更晚结束。大约同时旁遮普邦的锡克教聚会造成4万人密切接触。3月24日莫迪宣布全国范围封锁措施之后，印度人民党主政的北方邦仍然在阿约迪亚举行大型宗教聚会庆祝拉玛节（Ram Navami）。但是媒体的焦点全部集中在穆斯林身上，这种民众分化手段成为莫迪政府防疫抗疫期间的惯用策略。

如今这种民粹动员效果明显。民调数据显示，在印度的疫情防控进展缓慢之际，莫迪的民调支持率从2020年1月的76%上升到4月底的83%。即使后来印度疫情失控，莫迪的民调支持率仍居高不下，11月疫情严重的比哈尔邦地方选举中印度人民党也再次获胜。印度人民党一直通过宗教议题模糊印度社会挥之不去的种姓和阶级论争，力图在印度建立一个无可争议的基于印度教的族群身份认同。右翼民粹动员正在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目标，这突出地反映在印度人民党在选举中开始得到大量低种姓印度教教徒选票方面。2014年以前，印度人民党得到的达利特选票不过占整个群体的约12%，2014年大选中印度人民党在达利特群体内的得票率已经上升到24%，第一次超过了国大党的达利特得票率；到2019年大选时，印度人民党的达利特得票率已经上升到约33%。这也充分体现了右翼民粹动员当前在印度取得的效果。有学者认为，达利特政治正从与高种姓对立转向融入“多数决政体”，达利特群体已经感受到主流政治的变化，开始聚拢在印度人民党周围寻求政治分肥和政治保护。以国民志愿服务团及其政治分支印度人民党为核心的印度右翼力量，力图在印度建立一个无可争议的基于印度教的族群身份认同，右翼政治议程成为印度主流政治，正在帮助人民党及其组建的全国民主联盟确立在印度政坛的主导地位，也表明印度右翼力量坚持的民粹动员策略正在充分发挥效用。

本文主要是从民粹动员的角度去审视右翼政党印度人民党的崛起道路，尤其关注莫迪政府的右翼民粹动员实践。在民粹动员语境下，民众响应民粹动员是希望民粹政党及其领导人帮助响应自己的情绪和主张自己的权力，但是印度右翼民粹动员的实践还表明，随着民众在民粹动员之下选边站队，民粹动员会被用来帮助民粹政府摆脱治理失败的责任。2018年，时任印度人民党党主席、现印度内政部长沙阿(Amit Shah) 曾经在公开场合就宣称印度人民党有能力向印度民众动员和宣传任何消息(message) ，假新闻(fake news) 也不例外。印度的右翼民族主义运动正日益走上更加专业的方向。印度右翼团体还加强了动员技能的内部培训，专门成立印度民主领导力研究院（IDL, Indian Institute of Democratic Leadership），创始人是国民志愿服务团(RSS) 干事穆赫鲁吉(Rambhau Mhalgi)。2019年大选前后，印度民主领导力研究院成为印度人民党培训本党和联盟成员党候选人的主要基地之一，教他们如何发表演讲和进行辩论等，以更好地动员民众。这种强大的民粹动员效果让莫迪及其领导下的印度人民党得以保持强势执政地位。从这一点看，民粹动员的逻辑其实就是精英主义暗藏的逻辑，两者之间不存在道德上的高低优劣。基本的权力逻辑在此仍然通用，即他们并不是非要反对代议制，而是要让自己成为代表；他们也不是非要反精英，而是要让自己成为领导人民的精英。

民粹势力或政党能够赢得选举上台执政，可以说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动员能力，但执政后终究要面临治理能力的考验，一味依靠民粹动员来推脱治理不力的责任并不是长久之计，显然与加强动员能力培训相比，莫迪领导下的印度人民党政府更需要提高自身治理能力。现代政治是政治信仰与怀疑相互作用下的产物，代表了民主具备的救赎和实用两个特点，救赎和实用两个特点的存在，使得民粹主义动员总能找到用武之地。民主强调民众是权力合法权威的来源，这是民主救赎性的一面，实践中的自由民主社会强调通过法治来和平解决民众分歧，体现了民主实用性的一面。在救赎民主的框架下，民众有强烈的反建制情绪，这也反映了直接民主带来的浪漫主义设想，例如要求政府即时回应诉求和应对危机等。归根结底 ,  民粹政党的权力来自民众的不满，只有认真回应这些不满，提供可行的社会改造方案才是持续维持执政地位的最大保障。如果政党及其领导人通过民粹策略上台之后无法在国家治理方面取得进展，则只会加深社会危机。政党赢得竞争最终是要依靠推进深刻社会改革，在响应民众的不满的同时能够提供更加切实可行的政策方案。

民粹策略强调领导人的个人魅力，这一策略本身也有很大的局限性。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可以帮助民粹政党快速赢得民众的关注和支持，但是如果没有治理成绩的支持，这样的民众支持可能来得很快，去得也快。莫迪政府第一任期后期的民调支持率下降与其治理能力低下不无关系，2019年连任以来，在推进右翼政治议程上的步骤更急切和激进，先是废除宪法第370条，取消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特殊地位”, 后来又强行通过涉嫌歧视印度穆斯林族群的《公民身份修正法案》(CAA)，引发民众激烈抗议。印度仍深陷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下, 莫迪政府在未能与社会充分沟通的情况下强行通过争议性的农业改革法案，引发全国范围的农民抗议活动。可以说，进入第二个五年任期的莫迪政府，治理能力并未得到有效提高，反而在治理问题上呈现建制化特征，决策过程表现出多数决的傲慢和对民众不同利益诉求的忽视，引发和加剧诸多社会问题。显然，在所谓国族再造工作完成之后，印度民众此前在种姓和阶级等方面的不同诉求将具备再度成为显性政治议题的可能，必然对执政者的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但是莫迪在推进深层次国家改革方面的能力并不如其动员能力那么强。印度社会的发展仍任重道远。

本文来源自《南亚研究》2021年第4期，标题为《论印度人民党的右翼民粹主义动员策略及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