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党人碑的熟人茶馆
吴印咸拍摄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照片
1942年，中国的多事之秋。
河南爆发了大饥荒，陕北也遭遇了旱灾，上半年滴雨未下。胡宗南的三十万大军一直包围着延安，日军在华北，对我各抗日根据地频繁进行“大扫荡”。
可就是在这“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刻，我党开展了全党上下的“整风运动”。
1942年5月，由中宣部牵头举办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这是我党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按照中央的分工，毛泽东同志负责文艺界的整风，所以才做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5月23日下午，大会闭幕，毛泽东同志和大家搬着小马扎，出来照相。没有座次表和姓名签，大家随意落座，自由结合。
郑景康抓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照片
坐在第一排的著名作家刘白羽，本来就人高马大，一屁股坐得太实在，马扎碎了，所有人都不看摄像师，看他了！
这一幕被摄像师郑景康抓拍下来，请大家注意，毛泽东同志右手那位男同志，看着眼熟吗？
电影《英雄儿女》里“王芳”的父亲——“军政委王文清”，就是这位同志扮演的，他叫田方，他的夫人就是于蓝，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江姐”；他们的儿子叫田壮壮，和张艺谋、陈凯歌、黄建新、李少红等并称为中国第五代导演。顺便说，于蓝还是李雪健的姑妈。
拍这张照片的摄影师，我们前面提到了，叫郑景康，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唯一的摄影界代表。如果当场告诉毛泽东同志，他的父亲叫郑观应，估计朱德同志也得来握手。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曾经是影响一代青年的人生必读书。
解放后的郑景康
1936年，毛泽东同志在和美国记者斯诺聊天时，曾经提到过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对他的影响，说：
“这本书我非常喜欢，《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
三十年前的1906年，即光绪三十二年，13岁的毛泽东辍学回家，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帮父亲记账，然后趁父亲睡后，在深夜里，偷偷看书。，还要遮挡门窗，怕父亲知道。
看够了旧体小说之后，表兄文运昌把心爱的一本书拿出来，让毛泽东好好开开眼界，这本书就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
郑观应是广东香山人，香山就是今天的“中山”——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家乡。考过科举，旧学底子很深，却改行从商，学习英语之后，在上海的多家洋行任职。因其才干过人，被李鸿章发现，筹办了近代中国第一家棉纺织厂——上海织布机器局，先后担任该局的会办、总办（副总经理、总经理），和李鸿章、盛宣怀私交甚厚。郑观应和康有为、孙中山也关系不错，甚至通过盛宣怀，向李鸿章推荐了孙中山。
《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
完成于1892年，出版于1894年的《盛世危言》，是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情深的郑观应，不满足于洋务派的“裱糊匠”做法，提出的一整套变革社会现实以及使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政治主张。
可以说，《盛世危言》是毛泽东读到的第一本政治读物，郑观应则是毛泽东的第一位“政治老师”。后面的历史我们都知道，走出韶山冲的毛泽东，敢于接受新思想，不断否定旧我，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时间节点就是“五四运动”后，在北京遇到了李大钊同志。关于这段，毛泽东也对斯诺直言不讳：
“我在李大钊手下，当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时，就迅速地朝马克思主义发展。”
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左四）在陶然亭与“铺社”同人合影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和党中央机关从河北省西柏坡迁入北平。将抵达北平时，毛泽东无限感慨地对工作人员说：
“30年了！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京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李大钊
追随毛泽东同志的足迹，前面提到的文艺工作者们，从全国各地走向延安，又从延安奔赴抗日战场，投身革命文艺的洪流，最终一起跨进了新中国的门槛。
1941年1月，广东中山人郑景康已经36岁了，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他，曾是刘海粟的学生，在国内举办过多次摄影展，放着在香港开的个人摄影工作室不要，放着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摄影室主任不当，参加革命，奔赴延安。八年后，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第一幅毛主席标准像，就是根据郑景康于1944年拍摄的照片，由油画家周令钊绘制而成的。
天安门前的第一幅毛主席像
把马扎坐碎了的刘白羽，1938年春来到延安，那年他22岁。
刘白羽是北京人，先后就读于北平市立一中和北平民国大学中文系，已经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在文坛崭露头角，而且还曾短期投身过国民党军队，当过学兵和参谋，做过学徒和小职员，希望能为抗日救亡做些工作，但最终经过比较，他还是觉得延安才是自己真正应该去的地方。
抗战期间，刘白羽曾陪同美国驻华使馆海军卡尔逊少校，穿越了敌人的封锁线和崇山峻岭，走遍了华北敌后各游击根据地，看到了日军侵略者带来的种种苦难，也感受到了根据地军民积极抗战朝气蓬勃的气象。这些经历极大丰富了他的创作素材，也使他在艰苦环境中获得了锻炼。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刘白羽按照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艺作品。
东北解放战争中的刘白羽
这其中就包括我们初中语文课本中的《日出》和高中语文课本中的《长江三日》，我个人还特别推荐《刘白羽东北战场通讯选》，了解解放战争进程，特别是侧写第四野战军战史的佳作。此外，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有关解放战争和开国大典的彩色影视资料，都来自1950年7月完成的，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和苏联中央文献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的《中国人民的胜利》，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纪录片，刘白羽担任该片唯一的文学顾问。
电影《英雄儿女》剧照
1938年8月，27岁的田方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田方是河北保定人，家境远不如前面两位，在北平辅仁大学读一年级时，因踢足球伤腿，家里实在无法负担治疗开销，便辍学从影，在上海一家电影公司从场记做起，后来转型做电影演员，被公认为很有希望的“硬派小生”。可面对鲜花和掌声，还有影迷的追捧，他也奔赴延安。
在延安，田方还收获了爱情。
电影《烈火中永生》剧照
于蓝的延安之路，要比前面的几位艰难曲折。她是辽宁岫岩人，父亲是一位律师。“九·一八”事变后，一家人背井离乡，来到关内。于蓝17岁就参加革命，在北平做地下工作，进过日伪的警察局、宪兵队，小小年纪浑身是胆，辗转从平西来到延安。1940年，调入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成为党培养的第一批文艺战士。
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实现中国梦是一场历史接力赛。
清末以来，一代代中国青年都在努力探求挽救中国、保卫中国、建设中国、强大中国的道路。也有不少青年到中老年就止步了，甚至反动了，那就必然成为青春中国的对立面。大人时代变了！中国在前进，青年在奋斗，中老年人也要与时俱进，而不是动辄指责人家是“红卫兵”。
延安时期的田方和于蓝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这种“年轻”，不但是生理上的，还应该是心理上的。只有不断革命，才能跟上时代前进、青年发展、实践创新的步伐。只有永葆主动学习、自我革新的进取心，不断地突破自己，善于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形势，才能跟上奔腾向前的时代潮流。
青春无悔，青春无价，青春万岁！
——作为老团干，仅以此文，献给今天召开的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献给我永远的共青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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