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之死

作者:温伯陵

本文转载自:温伯陵的烟火人间(ID:wenboling2020)

项英之死

    伯陵说:    

现在很多人不熟悉项英,

但项英是个非常复杂的人,

皖南事变也和他有极大的关系。

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聊项英,

封面图的前排左一就是他。

1

和大多数共产党员一样,1898年生于武昌的项英,也是个穷苦人。

他的父亲项文轩是武昌县钱粮柜的帐房先生,虽然管理全县的钱粮账务,薪水却没有多少。项英十岁的时候,项文轩去世,全家更是失去唯一的收入来源。

为了补贴家用,项英的母亲给人做些洗衣服、纺线刺绣的活,项英和妹妹则捡破烂卖钱,维持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

1913年,民国已经成立两年,但改朝换代没有改变项英的生活,他们家依然穷困。既然不能指望新政府的救济,16岁的项英便自力更生,到武昌的一家纺织厂做工人,月薪8、9块大洋。

想用这些钱养家糊口,显然是不够的,而且想挣到这些钱,还必须付出全部时间精力,项英后来回忆过:

“我每天工作时间在10个钟头以上,规定星期日休息,但休假就没有工资,所以一般工人谁也不争取休假。工厂的黑暗,工人的痛苦实在太多了。”

工作强度和工资收入的反差,比现在的996可狠多了。

不过话说回来,经过多年的纺织厂工作,项英有了浓厚的工人习气,虽然年纪很小,但已经知道了工人需要什么、说什么话能和工人产生共鸣。

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能力,让项英在1920年代的工人运动中趁势崛起。

武汉三镇是九省通衢的地方,遍布水陆码头,贩夫走卒鱼龙混杂,正是发展工人运动的绝佳地区,所以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便把武汉三镇做为工人运动的重点突破口。

同年12月,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反对车行老板加租,发起大规模的同盟罢工。

这不是瞌睡就有人递枕头嘛,于是人力车夫刚举行罢工,武汉党组织便派林育南和施洋去领导罢工,一来可以发展党组织,二来可以扩大工人运动的影响力。

随着工人运动的进展,各项工作也越来越多,林育南和施洋逐渐忙不过来,就想着,要不找个能做事的工人来帮忙吧?

说来也巧,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工作的李书渠,和项英是小学同学,觉得项英常年在纺织厂工作,非常熟悉工人的想法和生活,应该吸收到组织里,参与工人运动。

于是呢,李书渠向武汉党组织推荐项英,经过一番考察,武汉党组织也觉得项英不错,便给项英分配任务,筹备京汉铁路江岸段工人俱乐部。

他们都没有看错项英。

项英接到任务以后,利用自己“老工人”的优势,在工人之间到处串联,再加上大大咧咧的性格,和工人说“咱们工人要团结”、“工人要斗倒资本家”之类的话,很快就和工人们打成一片,成为工人运动的领袖。

1922年1月22日,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成立,项英召集了900余人参加成立大会,武汉党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都派人前来祝贺,同时大会选举杨德甫为主任干事,黄桂荣为副主任干事,项英是秘书干事。

短短2个月的时间,项英便从“老工人”进阶为工运领袖,在这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一举成名。

项英之死

2

刚成为工运领袖的项英也是一腔热血,和后来那个瞻前顾后的项英,简直判若两人。

1923年1月,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在郑州召开,大家经过讨论一致决定,2月1日正式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那时候,吴佩孚雄踞洛阳,拥兵数十万,影响力能辐射半个中国,有些洋人甚至说他是中国最强者,这样的人,自然不允许卧榻之侧有人酣睡。即将在郑州召开的京汉铁路总工会,也就触了吴佩孚的逆鳞。

1月28日,吴佩孚给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下令:禁止京汉铁路工人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

现在怎么办?

箭已在弦上,收回来是挫了工人运动的锐气,发出去便有生命危险。

于是有的人说,要照顾吴佩孚的面子,成立大会不要开了。有的人说,开还是要开的,不过要改期召开,然后再和吴佩孚谈谈。

对于这些言论,项英都不同意,他站出来实名反对以上所有意见:

“工人组织工会,求得解放,肯定是要付出相当代价的。如果工人成立工会都要得到吴佩孚的批准,那以后也要乖乖听他们的话,这怎么行?我们必须召开工会的成立大会,谁敢说一个不字,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和他干。”

项英说话的时候,眼圈发红双手发抖,显然是激愤到一定程度了。

大家被项英的情绪感染,一致同意按照既定计划,于2月1日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

到了召开成立大会的日子,吴佩孚派出的军警布满街道,此外还有一千多荷枪实弹的军队列阵,要阻止工人们聚集开会。但是项英带着工人代表和纠察队,冲过军警到达会场,一点都不怕死。

如果让当时的人评价项英,谁敢说他不是英雄好汉?

大会召开之后,京汉铁路总罢工开始。

长达一千公里的铁路线上,两万多名工人同时罢工,一时间工人运动热闹非凡,而铁路沿线的军阀政府,也开始调集兵力镇压罢工。

湖北督军萧耀南命令军警进驻江岸车站,并且抓了两名火车司机,为了反击军阀政府的镇压,两千多名工人和纠察队员冲进车站,抢回被抓的两名司机,但在这次行动中,又有五名工人被捕。

经过这次冲突,工人和军警彻底对立起来。

负责此次行动的张厚生,担心事情闹大不好收场,便提出工会派出代表过来谈判。

到军警驻地谈判,岂是那么容易的?被扣押做人质算是轻的,闹不好就被直接枪毙了,那些工人领袖都不敢去。

但是项英说了,我是罢工委员会总干事,我去。

果然,项英刚到军警驻地准备谈判,便被武装扣押,张厚生告诉项英,要想活命的话,就下令工人复工。

项英也很硬气,说我不会背叛工人,杀了我吧。

张厚生和项英纠缠了几个小时,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特别无奈。而工人们害怕项英出事,开始连夜包围军警,让他们释放工人代表项英。于是在2月6日凌晨,张厚生被迫释放项英。

结果刚脱离虎口的项英,天亮之后便和林育南、施洋等人领导工人示威游行,沿途有数千人加入游行队伍,而项英和林育南、施洋始终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这么硬气的项英,是不是英雄好汉?

不过,批判的武器没有替代武器的批判,2月7日下午,张厚生派出军警武装镇压,杀害数百名工人,差不多的时间,京汉铁路全线的工人都遭到武装镇压。

项英在江边躲了一夜,才捡回一条命来,一个月以后服从组织安排,转移到长沙,和教员进行了一番长谈。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虽然京汉铁路罢工失败了,但工人运动没有止步,此后几年,项英风里来雨里去的领导工人运动,积累了偌大的名望,直到1927年的“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到了1928年的“六大”,由于项英“工人出身”的资历,以及工人运动领袖的身份,符合共产国际关于“领导干部工人化”的要求,便被选举为政治局常委。

那年项英刚满30岁,这份成就有运气的成分,但更大程度是他自己用命挣来的。

项英之死

3

红军时期,项英迎来人生的大转折。

1931年1月,项英进入中央苏区,出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兼军委主席,论职位和权力,他是朱老总和教员的领导。

当时中央苏区刚发生“富田事变”,大量红军官兵被误杀,于是项英到中央苏区以后,首先要处理的就是“富田事变。”

他到红军和地方进行深度调研,掌握了很多第一手资料,经过仔细梳理分析,项英认为“富田事变”不是反革命暴动,而是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无原则的小组织派别倾向的发展。

也就是说,在项英看来,这件事是内部矛盾引起的,那么就不能用“杀人”这种解决外部矛盾的手段,而是要用“教育”这种解决内部矛盾的方法来处理。

但上海的中央不同意项英的意见。

就在项英处理“富田事变”、防止肃反扩大化的时候,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选举出的王明等国际派,派出代表团到中央苏区全权处理“富田事变”,不仅否定了项英的处理意见,还把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给撸了。

这件事给项英造成很大的打击,于是他人性中“趋利避害”的一面暴露出来,很快就去拜了王明的码头,成为国际派的骨干力量。

此后十年,项英其实都是唯王明马首是瞻的。

当然,在那个风云变幻的革命年代,个人的趋利避害,往往和路线斗争交织在一起。

项英是工人出身的干部,还去莫斯科参加过“六大”,得到斯大林赠送的一支小手枪,从革命路线上来说,项英从骨子里就支持工人革命、城市暴动。

而这条革命路线,正是莫斯科和国际派支持的路线。

如果项英不和国际派走在一起,反过来支持教员的农民革命路线,那岂不是否定了自己搞工运的成就,否定了自己十年来的坚持?

一旦进行自我否定,以后更没有话语权了。

所以项英和留苏知识分子是有区别的。

那些留苏的知识分子没有政治基础,权威完全来自于莫斯科,只能跟着莫斯科的指挥棒走,而项英是根据自己的出身来历,必须选择跟着国际派的指挥棒走。

对于项英来说,码头是一定要拜的。开始拜了向忠发,随后拜了李立三,现在又拜了王明。只要是受莫斯科支持的,他都得拜。

毕竟他只想做县长夫人,至于谁做县长,他是无所谓的。

于是就有了“宁都会议”上,项英追随国际派批评教员的行为,他先是表态支持共产国际的路线和临时中央的决定,然后批评教员不尊重领导、组织观念不强、对夺取中心城市的方针消极怠工等等。

会后教员离开决策核心,过了三年鬼都不上门的日子,项英则在中央苏区如鱼得水。

所以啊,研究一个人的转变时,也要研究他的出身、教育和工作历史。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按照博古和李德的最初计划,所谓的战略转移,其实就是出去转一圈,等仗打赢了再回来,所以他们必须选择一个可靠的人留守苏区。

他们选中的看家人就是项英。

长征出发前,中央在中央苏区设立中央分局、中央军区,任命项英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的司令员兼政委,下辖三万红军。

博古和李德给项英的命令也很明确:

“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安全转移,保卫中央苏区,使进占苏区的敌人不能顺利统治下去,将来配合野战部队在有利条件下反攻、恢复和发展苏区。”

这是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到项英的身上了。

但是世事难料,中央红军最终长征到了陕北,项英也因为不太高明的军事能力,没能看住苏区的家。

当时国军已经把苏区包围了,还恢复了地主富农统治农村的保甲制,导致留守红军成为一支孤军,活动空间非常狭窄。

陈毅因为受伤没能跟随长征队伍,也和项英一起留守。

他向项英建议:

“失败的事实证明,大兵团作战的战术已经破产,现在必须改变斗争方法,把留守红军和地方武装分散到县,搞几百几千支游击队,背上快枪打游击,才能生存下来。”

根据红军的成功经验来看,陈毅的建议是对的,但是项英不同意。

项英认为:

“再过两个月,主力红军就会带着大量俘虏和武器凯旋,我们只要把瑞金、宁都、会昌之间的三角地区,做为最核心的坚守阵地,同时扩红创造新的军团,和国军打硬仗,等待主力红军即可。”

这番分析实在太感人了,如果红军能和国军打硬仗,那就不用长征了。

项英是根本没有从失败中吸取教训。

结果到了11月底,中央苏区的县城便全部丢失,剩下的红军部队分别突围到闽西、闽赣等地,开始三年游击战争时期。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一将无能害死三军。

项英之死

4

年游击战争很艰苦的,项英后来回忆说:

“几乎有两年的时间,我夜里从不脱衣服睡觉,我们多数士兵都是这样。而且我们总是吃不饱,更困难的是,红军游击队没有医务人员,更没有医院,许多指战员牺牲于疾病。

这么艰苦的条件,项英还是坚持下来了,没有和龚楚一样叛变,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1937年10月,项英和中央重建联系之后回到延安,得到教员和同志们的热烈欢迎,教员还号召全党向项英同志学习。

项英也回应说,我们革命者是惯于死里复生的,看看朱毛彭吧,他们被“杀死”十几次了,我们算不了什么。

说归说,做归做。

项英是坚定的革命战士,但他有自己的局限,有自己的无奈,也有自己的野心。

同年,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叶挺出任军长,项英出任副军长,兼任中央东南分局书记、新四军军分会书记,下辖四个支队,一万余人。

其实这个安排就是苏区留守红军的扩大版,人还是那些人,结构还是那个结构,无非是军长换成叶挺而已。

从历史上来说,新四军的官兵一直是跟着项英打仗的,从党指挥枪的原则上来说,项英有两个书记的职务。

论威信和职务,项英都比叶挺高一截,虽然叶挺是军长,但说了算的还是项英。

外还有一件事,可以和新四军成立一起来看,就是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王明做书记,周恩来做副书记,其他成员有项英、博古、董必武等等,负责领导南方各省的工作。

而南方各省的工作,当然也包括东南分局和新四军。

也就是说,原本就穿一条裤子的王明和项英,现在重新建立了直接领导的关系。此后三年,项英做了很多不被理解的事,其实就是来自于此。

 
教员电令新四军挺进敌后创建根据地,项英听了。
 
他和叶挺联名部署,派陈毅带第一支队到苏南建立茅山根据地,张鼎丞带第二支队到高淳、溧水活动,张云逸和谭震林带第三支队到皖南长江沿线,第四支队到皖东。
 
这四个支队经过分化组合,再加上八路军南下部队,逐渐发展出后来的新四军根据地。
 
但教员和中央决议要求新四军独立自主,项英没听,他每次开会都不讲独立自主的路线,而是反复讲王明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粟裕气的大骂,每次打击日寇的军事行动,都被顾祝同追问警告,项英同志不仅全盘接受,还反过来说我们破坏统一战线。
 
项英是老革命了,不是分不清对错的蠢人,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军事行动是技术问题,统一战线是路线问题。
 
技术问题可以商量,路线问题绝对不能妥协,我觉得这就是项英的想法。
 
到了1940年,项英做的更过分。
 
中央根据刘少奇的建议,决定大力发展华中地区,让项英和叶挺带军部渡江,到华中开拓新局面,还说彭雪枫部从3个连发展到12个团,李先念部从几百人发展到9000人,军部也可以的,来吧。
 
项英直接拒绝,反而要求新四军的江北部队全部南调。
 
5月4日,中央发电报,严厉批评项英。
 
陈毅也觉得,国共摩擦越来越厉害,军部留在皖南泾县很危险,便派人劝项英赶紧渡江北上,项英决绝。
 
陈毅大怒:“竟然这样目无中央。不愿去皖中,又不肯来茅山,总有一天顾祝同要打的你头破血流。”
 
既然你项英不走,我陈毅可走了。于是陈毅和粟裕指挥部队渡江,打了黄桥战役,建立了新四军苏北指挥部。
 
至此,留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成了一支孤军,处于国军12万人的包围之中。
 

项英之死

皖南泾县
 
10月12日,教员、朱老总致电项英和叶挺:“整个南方有变成黑暗世界之可能,军部应速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
 
项英主持会议讨论,同意北移,但有困难,需要派叶挺和顾祝同谈路线、军需补给问题。
 
还是在拖延。
 
11月13日,项英和叶挺致电中央,表示同意北渡,但困难很大。9天后又发电报说:“我们的意见,短期内无法行动,如果估计有战斗发生,反倒不如留在皖南。
 
就这么拖来拖去,随着国府动手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军部北渡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了。
 
拖到12月13日,项英也发现问题了,有些拿不定主意,便给教员发电报:“目前很难迅速北渡,我们行动应如何?”
教员怒了,早就让你们渡江北上,你们不听,现在发现问题了,反而甩锅,问我们的意见,早做什么去了?第二天就回电,命令新四军军部月底前必须北移完毕。
 
项英主导的新四军军部,还是没动。
 
12月26日,教员专门给项英发了一封批评电报:
 
“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向中央请求方针,但中央远在一年前便将方针给了你们,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走到这一步,项英也知道拖不下去了,必须渡江北上。
 
经过一系列开会、部署、商量,1941年1月4日,项英和叶挺带着新四军军部、9000余皖南部队拔营北上,3天后便遭到国军伏击,“皖南事变”发生了。
 
新四军皖南部队和国军激战8天,大部分官兵都牺牲了,叶挺下山谈判被扣押,项英和袁国平、周子昆等人一度离开队伍,发现到处都是敌军,根本没地方跑,这才重回部队,3月14日在睡梦中被叛徒枪杀。
 
这里就有个问题,项英为什么拒绝渡江北上,坚持留在江南呢?
 
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是项英掌握的皖南部队,是国际派掌握的唯一武装部队,项英留在天高皇帝远的江南,可以做王明等国际派的武力后盾,让国际派说话有底气。
 
长征到陕北以后,有些国际派成员脱离王明支持教员,项英却始终不松口,原因也在这里。
 
他的手里有兵,没有退路。
 
另一方面就是个人私心了。
 
1940年11月,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负责统一领导陇海铁路以南、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和八路军,任命叶挺为总指挥、刘少奇为政委、陈毅是副总指挥、赖传珠做参谋长,下辖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豫鄂挺进纵队、八路军第四、五纵队。
 
这个总指挥部,根本没有项英的位置。
而苏北指挥部是陈毅和粟裕的,江北指挥部是张云逸和徐海东、罗炳辉的,豫鄂挺进纵队是李先念的,八路军第四纵队是彭雪枫的,第五纵队是黄克诚的,同样没有项英部队的位置。
 
我估计项英是担心渡江北上以后,失去部队的领导权,从而在政治上边缘化,所以他想留在江南拥兵自重。
 
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项英始终拒绝渡江北上。
 
“皖南事变”原本是可以避免的,但因为私心,最终葬送了皖南部队9000人的性命,也葬送了项英自己的性命。
 

项英之死

5

 
回顾项英的一生,从一腔热血的工运领袖,到瞻前顾后拥兵自重的军事大员,其中的转折变化,有偶然也有必然。
 
他的政治能力极其强悍,成就了前半生的名声,他的军事能力极其拉跨,直接导致后半生的结局。
 
工人出身的项英,和知识分子出身的张国焘,虽然起点不同,最终却走上了同样的道路。
 
他们两人殊途同归,原因都是私心太重了。
 
做为项英和张国焘的参照物,应该是素未谋面却“知尊中央”的徐海东,不论生前身后,徐海东都是青史上最正面的人物,项英和张国焘只能做衬托别人的背景板。
 
人的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
 
无非是,公者千古私者一时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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