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对美国的最大误解,是看不透“两个美国” | 文化纵横

作者:欧树军

本文转载自:文化纵横(ID:whzh_21bcr)

欧树军 | 中国人民大学

【导读】近期,美国参议院审议通过《无尽前沿法案》,授权在五年内为美国基础和先进技术研究提供超过11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并将中国视作劲敌与防范对象。如今,美国在对华政策上形成共识,但美国社会本身却处在大分裂之中,从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到拜登上台后的状况无不如此。

本文认为,今天美国的政治局面并非晚近六七十年的新鲜事,而是几乎贯穿整个美国史,两大政党、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当代角力,实际上延续了两百余年来“两个美国”的历史斗争,也接续了四百年前“两个新英格兰”的文化分歧。美国“分裂”的主题随时代而变迁,但有在“二战”后的三十余年间,美国社会才短暂地存在过比较坚固的共识。此后,美国精英的权力失去制约,中产阶级大幅萎缩,美国再度陷入“无共识社会”,今日的大分裂不过是这一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

作者认为,对于中国而言,美国社会裂变所形成的“无共识社会”,并非有益经验,而是需要汲取和避免的教训。晚近三十余年来,美国社会陷入恶性循环,政治体制的寡头化,经济生活的“去工业化”,资本金融化的货币主义反革命,通过牺牲工人权益来换取经济复苏,以巩固世界金融中心地位,这反过来加强了美国政治和经济的寡头化。实际上,美国今天用以团结美国人的力量,是帝国结构带给美国的国家利益,而支撑这一点的恰是其国家实力。如果没有外力作用,等待美国的或许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衰落过程。“无共识社会”将会走向何方?这也许是历史留给整个21世纪的大问题。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杂志2021年第2期(4月刊),原题为《“两个美国”才是常态?——美国社会分裂的历史脉络》,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本音频由读者 白乐天 热心录制)

202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昭示着美国社会的大分裂:两方获得的选民票均创历史新高,胜负难辨;特朗普否认败选,拒不出席拜登的就职典礼,甚至怂恿支持者围攻国会;而拜登上任首日,就下令废除特朗普的17项政策,政治默契束之高阁,国家形象一落千丈。

美国政治乱象并非晚近六七十年的新鲜事,两大政党、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当代角力,实际上延续了两百余年来“两个美国”的历史斗争,也接续了四百年前“两个新英格兰”的文化分歧。这种分裂,贯通了美国的建国时代、内战前后、进步时代、大萧条、“二战”和冷战时代,分裂主题亦随时代而变迁。“二战”结束后的三十余年间,迫于冷战压力,“两个美国”开始转向“一个美国”,美国被着力塑造成一个没有“精神分裂”的国家,一个具有共识的“自由主义社会”。但在晚近四十余年,尤其是21世纪第一个二十年里,美国少数精英和利益集团的权力失去制约,中产阶级大幅萎缩,美国再度陷入“无共识社会”的分裂危机。

“两个美国”

为什么说存在“两个美国”?这要从一条清晰的地理界线说起。北纬39度43分的梅森—迪克森线,堪称美国社会大分裂的地理标记。这条线最初只是英国北美殖民地的分界线,后来成为美国最著名的南北政治分界线。梅森—迪克森线以北,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是英国人最早的六大北美殖民地:缅因、佛蒙特、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罗德岛和康涅狄格,史称“新英格兰”。新英格兰形似英格兰,最早由英国殖民者约翰·斯密制图并命名,也就是今天的科德角到佩诺布斯科特湾,是跨越南北不到三个纬度、东西不到三个经度的狭小地带。那些叛出天主教旧欧洲的北欧新教徒、法兰西新教徒和英格兰清教徒,怀揣着斯密地图来到这块“新大陆”,不论是出于宗教、经济或阶级诉求,他们都希望建立一个“美丽新世界”。

新英格兰被视为有别于旧欧洲的新大陆,是美国历史和文化记忆的起点,更是美国政治记忆的起点。在清教徒看来,新英格兰是脱胎于但又有别于旧英格兰的新世界。“新英格兰人”是征服、战争、牺牲的产物,他们与形形色色来自旧世界和已在新世界的他者——包括“不开化的印第安人”、不遵循旧约的反律法主义者、忠于特定君主的保王党、忠于英帝国的效忠派、不说英语的法裔加拿大人、出身荷兰的纽约人等——长期斗争,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并强化了独特的“新英格兰人”身份认同。

不过,新英格兰并非没有内在张力。事实上,存在两个彼此矛盾的新英格兰,二者之间的分歧贯穿整个殖民时代,构成了美国社会分裂的文化起源。“两个英格兰”背后是“新旧英格兰同源论”和“新英格兰例外论”两种思想,二者都是清教主义的新英格兰遗产,分别以国教派与分离派为代表:前者强调新英格兰是旧英格兰的复制品,主张政教合一,教会高于并主宰国家,清教徒要在新世界重建旧英格兰国教,政治必须动用一切手段捍卫宗教的纯洁、虔诚和使命;后者强调新英格兰在各方面均应以崭新姿态告别旧英格兰,主张政教分离,国家独立于教会,教会不同于国家,教会有捍卫自己的精神武器,不需要政治力量来捍卫。在清教主义统治新英格兰的殖民时代,国教派长期压制分离派,牧师集团是统治阶级,教徒资格是公民资格的前提。

不过,梅森—迪克森线的历史意涵一直在改变。自1763~1767年勘定到美国内战前后的近百年间,此线以南为奴隶州,以北为自由州。美国内战后的百年间(1865~1964年),美国的总统—副总统沿此线南北搭配,支持共和党的保守主义红州和支持民主党的自由主义蓝州由此分界。晚近五六十年来,美国政治地理版图又沿此线南北逆转:巴里·戈德华特(Barry M. Goldwater)代表共和党历史性地赢得民主党在南方腹地的五个铁票州,民主党也历史性地赢得东北部共和党的六个铁票州,过去一两百年的美国地缘政治版图从此乾坤倒转,两个美国之间的分裂态势渐成水火之势。

“两个新英格兰”奠定了“两个美国”的基调。美国例外论究竟是保守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美国究竟是共和德性的特殊堡垒,还是个体自由和民主意愿的世界代表?这是历史上贯穿美国本质之争的主轴。

在革命建国时代,“两个美国”的主角分别是分离主义的美国爱国者和反分离主义的英国王权派。前者试图将新英格兰从英帝国分离出来,认为清教徒的异端德性更适应文明时代,清教主义可以成为新国家的新价值观。后者没有兴趣反抗英帝国的中央集权和奢靡之风,坚信新国家仍要植根于旧世界。这一分歧既隐含在主张现代共和主义的联邦党人内部,也彰显于它同主张古典共和主义的反联邦党人的斗争之中。

在内战前后,“两个美国”的主角成了加里森废奴主义者和南方白人保守主义者。1820年后,随着美国向西部和西南部扩张,奴隶制的政治经济影响日趋扩大,新英格兰作为美国的发源地,其政治经济地位受到挑战。加里森废奴主义因此接过联邦党人的现代共和主义和国家主义旗帜,指控为奴隶制辩护的南方白人保守主义者是在分裂美国,主张捍卫新英格兰就是在捍卫美国。南方邦联在内战中失败后,白人保守主义和州权派一度偃旗息鼓,形式上的奴隶制终结,但对印第安人的种族清洗以及对黑人的种族奴役、压迫、歧视和隔离,实际上并未改变。

在进步时代,“两个美国”的主角是地方主义的乡村党与国家主义的城镇党。新英格兰地区重塑了新英格兰生活方式的典范符号和美国梦的核心景观:它先是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将人口密集聚居的小城镇模式扩散至全国;又在走向“去工业化”和“逆城市化”之后,以稀疏分布在广阔农村和市郊的现代化民居,取代奋斗的“山巅之城”。尽管在250年之后,清教徒已沦为宗教少数,新英格兰成了失落的伊甸园,但作为美国历史、文化和政治记忆的母体,新英格兰已从偏安一隅发展出遍及全国的影响力。例如,在思想上,随着新英格兰清教徒走向全国,受新英格兰清教主义的美国例外论的推动,美国社会科学兴起,并超越英、法、德等欧洲老师,酝酿着世界级的影响力。

在大萧条至“二战”结束之间,“两个美国”的主角是自由放任主义与政府干预主义。二者共同造就了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繁荣,但随即陷入史无前例的大萧条。罗斯福政府的新政自由主义将政府干预主义视为扭转乾坤的关键,给美国套上了“大国家、大市场”“大政府、大企业”的政治经济缰绳,将美国打造成为一个“军事福利国家”。这一政治遗产改变了美国人的政府观念,为美国自由主义加入了政府干预主义,强大的总统权力也被视为自由的保障,其影响力至今仍未消散。如今的美国人,既普遍接受新政自由主义的大政府观念,又普遍接受新自由主义自我调节的市场乌托邦观念。

“一个共识”?

在“二战”结束之后的三十余年间,“两个美国”开始转向“一个美国”。面对美国与苏联、北约与华约、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对峙格局,美国不得不直面“精神分裂”的困境,着力将自身打造成一个具有共识的“自由主义社会”。这个共识,是政治自由主义、市场自由放任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混合体。从建国之初到进步时代,市场放任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导了美国道路,奠定了美国的政治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思想底色。此后,新政自由主义成功应对了大萧条和“二战”,拉开了美国“光荣与梦想”时代的序幕。战后经济的持续发展,让美国各阶层走上共同繁荣的道路,美国步入真正的现代社会。也是在这期间,美国思想界建构起“自由主义社会”的共识。不过,此后新政自由主义又被新自由主义所取代,大政府倾向受到强烈批判。

在米歇尔·福柯看来,自由主义是美国的建国思想,新自由主义意味着现代西方社会的治理术达到了历史的顶点,美国政治的正当性是被市场经济授予的,美国的大政府干预是为了重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它在20世纪50年代把经济人假设变成了笼罩一切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关系的思想方式。在卡尔·波兰尼看来,市场社会就是美国的建国思想。福柯和波兰尼所说的自由主义和市场社会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市场自由放任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变体。

波兰尼道出了美国社会及其宪制的实质。美国宪法之所以没有经济条款,就是为了将经济领域完全独立出来,进而将私有财产置于最严格的保护之下,从而创造出世界上唯一具有明确法律基础的市场社会。所谓分权,就是将人民从支配经济生活的政治权力中分离出去,尽管人民有普选权,却始终无力对抗私有财产的所有者。按照美国政治学者谢尔登·沃林(Sheldon Wolin)的说法,美国所代表的宪制民主或发达工业国家民主制,实质上是反民主的:通过消解人民,来保障少数人的权力。就此而言,美国社会结构中贫富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始终存在;大规模中产阶级支撑的自由主义社会共识,实际上只存在于“二战”后的三十年间;此后,少数大利益集团再次主导了美国政治。

美国政体是典型的现代失衡政体。塞缪尔·亨廷顿试图以“信念政治”超越进步主义、共识主义和多元主义,因为它们都只强调经济利益而忽略政治理念。不过,与其说“信念政治”给美国政治找回了灵魂,不如说它只是揭示了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大分裂。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两次石油危机,让整个西方世界陷入经济滞胀,阶层分化愈加严重,社会分裂不断加剧。在这期间,美国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社会的共识逐渐破产,自由主义的价值多元走向了逆向种族主义,保守主义的文化寻根开始赢得更多人心。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巨大分歧,成就了里根、老布什、小布什和特朗普,也成就了克林顿、奥巴马和拜登。

当代美国的政治衰败,是市场社会和新自由主义本质的周期性危机。透过18世纪后半叶英国工业革命的教训,亚当·斯密早已洞察这一本质:市场经济的赢家总是希望把财富转化成政治影响力。美国宪法所框定的稳定的分权体制,为少数富人提供了进入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渠道,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和制定执行成了少数商业和政治精英自上而下的决策过程,利益集团游说成为合法的政治腐败,多数普通民众对法律、政策和决策的政治影响力微不足道。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部门的分权制衡,往往走向相互否决。立法部门攫取了行政部门的职能,对行政部门发布自相矛盾的复杂任务,立法程序支离破碎;行政部门丧失了决策自主性,政府变得僵化、失去创造力并且朝三暮四、效率低下;司法部门也在攫取政府职能,高度专业化、终身任职的法官享有立法权和政策制定权,并通过司法权干预政策执行,致使诉讼成本大增,公共政策质量严重下滑。

弗朗西斯·福山把美国政治的衰败概括为19世纪家族制的复兴,其根源在于中产阶级的规模大幅萎缩,“少数的统治”即寡头制在21世纪的美国复活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财阀统治借助极端民粹主义在两极化的美国开始复兴:选举重心从参议院和选举人团向农村州倾斜,参议院阻止法案通过的作用不断强化,联邦和州政府选举极易受党派势力操纵,保守主义者控制法院,这些因素都再次昭示着美国宪法的核心特征——立场坚定的少数足以合法地压制多数的意愿,并更有能力统治多数人。

晚近四十年来,市场资本主义的高歌猛进,既是美国向其市场社会本质的回归,也是后冷战时代美国社会分裂、共识崩塌的最大病灶。洛克菲勒、摩根、杜邦、福特、沃尔顿、梅隆、杜克、哈特福特、奥林、华生与费尔菲尔德等三四十个家族化的资本集团,以及高盛、雷曼、所罗门兄弟等犹太金融集团,借助法治武器,把利润来源建立在对消费者的牢固绑定上,形成了坚不可摧的垄断帝国,控制着美国经济。华特迪士尼、菲利普-莫里斯国际、纽蒙特矿业、Facebook、Skyworks半导体、宝洁、万事达卡、微芯科技、亚马逊、苹果、微软、谷歌等跨国企业不仅左右着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也有很大影响。信息巨头通过公司福利鼓励自由创新,借助技术权威,形成罗伯特·卡普兰所说的牢不可破的“高科技封建割据”,推动着信息资本主义帝国的崛起,将监控资本主义变成美国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也让美国手握信息资本霸权,使之在“去工业化”之后,仍能凭借金融资本的信息化和全球化,继续在全球经济和价值链条中攫取高额利润。在生活层面,25所私立大学垄断了美国社会上层精英的教育;20世纪80年代以来,医疗、养老等专业领域被美国资本集团大举攻破,尽管美国医保支出的GDP占比全球最高,但美国人的健康水平却不高,人均寿命在医保支出超过8%的12个国家中排名垫底,不但婴儿死亡率最高,还有4000万人没有医保。商业垄断帝国、专业领域的资本化和“高科技封建割据”,构筑了市场资本主义在美国的现代堡垒,使社会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最顶层1%的富人,普罗大众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在最近四五十年则止步不前,失去社会流动性。

机理不调,行之不远。20世纪80年代至今,“一个美国”又重回“两个美国”。这次的主角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双方都试图将美国历史从两百年拉长至殖民以来的四百年,把各自版本的“美国例外论”追溯至“两个新英格兰”:自由主义的美国例外论延续了“新英格兰例外论”,将新英格兰视为不同于旧欧洲的新大陆,将美国视为个体自由和民主意愿的示范区,美国就是世界;保守主义的美国例外论延续了“新旧英格兰同源论”,将新英格兰和美国的体制、制度和道路溯源至英格兰和欧洲,将美国视为共和主义的保留地,美国只是美国。双方紧紧围绕“一个少数族裔的美国与一个多数白人的美国”展开斗争,竭力绕开“一个穷人的美国与一个富人的美国”或“一个多数穷人的美国与一个少数富人的美国”之间的对立。

尽管美国社会分裂的实质在于阶级政治而非身份或文化政治,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却总是围绕种族问题展开。自由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种族歧视是美国的原罪,大政府干预是补偿赎罪之必需;保守主义则主张大政府才是症结所在,少数族裔获益过多,多数白人遭遇逆向种族主义。自尼克松政府以来,美国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分歧,总是被民主、共和两党转化成种族政策分歧,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总是建立在对美国各种族尤其是少数族裔的细分之上,人们的注意力总是被牢牢锁定在“种族竞标”的策略之上,两党政客也总是能依靠激发种族愤怒、文化分歧的政治路线获得更多竞选资源。政治竞争的高度市场化,既依赖又放大了“两个美国”之间的斗争。经济生活被家族化的新旧资本利益集团把持,政治生活被权贵化的垂垂老者掌控,文化生活被种种政治正确斗争撕裂,种族问题依然无解,少数族裔的下层地位日益结构化,多数白人的中产梦想摇摇欲坠。简言之,正是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和阶级分化的日益加深,使美国在晚近四十余年,尤其是21世纪第一个二十年中变成了一个“无共识社会”。

“无共识社会”的未来

在21世纪的第一个二十年中,“9·11”事件让美国各阶层达成了短暂的反恐共识。尽管使反恐共识得以产生并维持的“敌人”既模糊又脆弱,但它深刻地改变了当代美国,开启了美国政府部门延续至今的紧急状态,也让美国再次寄希望于通过对外侵略战争来缓解内部困境。国内的反恐共识稍纵即逝,国外的反恐战争债台高筑,收入分配不公加剧了阶层分化,阶级问题种族化的政治路线得以延续,美国社会的大分裂变成了共识。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对美国社会的大分裂忧心忡忡,他在新作《逆势上扬》中将其概括为美国社会的倒U形发展。但是,这或许并非美国一国的问题。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莱克纳-米兰诺维奇(Lakner-Milanovic)的大象曲线,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的《21世纪资本论》和《资本与意识形态》所揭示的,正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晚近四十余年中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工人阶级停滞、中产阶级萎缩和顶层富人大增,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世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持续增加。不平等时代的美国与世界将何去何从,成了时代之问。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家乔万尼·阿瑞吉在《漫长的20世纪》中描绘了三种可能性:由美国及其欧洲联盟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支撑的世界帝国,由东亚经济力量支撑的全球秩序,或是全球性的大混乱。其中,第一种可能性对应的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世界梦想,它已伴随美国深陷全球反恐战争泥潭而破产;第二种可能性则取决于中国能否坚持走向富裕的“自然”道路,即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区分开来,维持农村与城市、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消除经济成功背后不平等的社会代价;第三种可能则取决于中美所代表的不同发展道路如何在21世纪展开。

很明显,对于中国而言,美国社会裂变所形成的“无共识社会”,并不是有益的经验,而是需要汲取和避免的教训。晚近三十余年来,美国社会陷入恶性循环,政治体制的寡头化,经济生活的“去工业化”,资本金融化的货币主义反革命,通过牺牲工人权益来换取经济复苏,以巩固世界金融中心地位,这反过来加强了美国政治和经济的寡头化。尽管美国身为世界上唯一的军事和金融霸权大国,可以向全世界征收铸币税,但美国并未利用这一红利缓解国内的收入分配不公。实际上,美国今天用以团结美国人的力量,是帝国结构带给美国的国家利益,而支撑这一点的恰是其国家实力。美国享有孤悬两洋之间的优越地理位置,地广人稀的人口和资源禀赋优势,高度分割、分离、分化的社会结构,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文化传统。如果没有外力作用,等待美国的或许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衰落过程。“无共识社会”将会走向何方?这也许是历史留给整个21世纪的大问题。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1年第2期,原题为《“两个美国”才是常态?美国社会分裂的历史脉络》,篇幅所限,内容有所编删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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