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瀛洲海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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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章武元年（221），刘备登极称帝，建立季汉政权。刘备践祚，蜀汉群臣也跟着“水涨船高”，个个加官进爵。如左将军马超迁骠骑将军，领凉州牧，进封斄乡侯；右将军张飞迁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进封西乡侯。说到这，有了解三国地理的小伙伴，可能会看出一些“问题”——凉州、司州（司隶校尉部）不是曹魏的地盘吗？
的确如此。张飞的司隶校尉虽有监察王畿（成都）之职，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与马超即便再勇猛过人，也没法堂而皇之地前往曹魏赴任。换言之，两人都没有对司州、凉州的实际行政权。这是什么道理？难道说，刘备给的官职只是一张“空头支票”吗？
影视剧中，刘备称帝。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
说是“画饼”，未免有失偏颇。纵观历史长河，刘备的这种行为并非孤证不举。
汉高帝五年（前202），刘邦加封吴芮为长沙王，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为封地。然而，象郡、桂林、南海三郡皆为南越赵佗据有（一说豫章郡时为淮南王英布所有），赵佗此时未降，吴芮又何以掌控南海三郡？
自西汉伊始，迄于五代乃至后世，这种现象屡见不鲜，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谓之“遥领”。近代历史学者顾颉刚、史念海两位先生在《中国疆域沿革史》中对此有精辟论述，多为后人引用：“遥领者，不入版图之地，而别于国内他处设刺史、郡守以辖之也。虚封者，则仅有封爵而无实土之谓也。”
通俗地说，在不是自己地盘的地方设立“州郡长官”，或是将其“虚封”给自己的王侯封地，即为遥领与虚封制度。如曹魏未据益州、辽东时，有益州刺史杨阜、赵颙、平州刺史田豫；蜀汉除了司隶校尉张飞、凉州牧马超，还有交州刺史李恢、凉州刺史魏延、扶风太守张翼等；东吴也有青州牧朱桓、冀州牧步骘、沛相凌统、汉中太守周泰等。另，蜀汉的北地王刘谌、陈仓侯马岱、平襄侯姜维，东吴的南阳王孙和、寿春侯诸葛诞等人，封地皆在曹魏，即典型的虚封之例。
不难看出，遥领与虚封制度诞生的土壤必然是多个政权并立时期，如三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当然，也有例外，历史学者胡阿祥先生在此基础上补充了两种特殊情况：
一是虽在疆域之内，但统治实力不达之处。刘备初据蜀地时，无法实际掌控南中各郡，以致蛮人数次起兵，“杀太守龚禄、焦璜，是后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上县，去郡八百余里，其郡徒有名而已”。二是不在掌控范围内的“化外之地”。赤乌五年（242），孙权欲收回海南岛，遂以聂友遥领珠崖太守、以陆凯遥领儋耳太守，可惜未果。显然，上述这两种情况，是可能出现在大一统时期的。
还需要指出的是，判断汉末三国时代官职、爵位的实授与遥领（虚封），必须结合其所在的时空环境。
据《三国志·先主传》注引《英雄记》记载：“建安三年春，布使人赍金欲诣河内买马，为备兵所钞。布由是遣中郎将高顺、北地太守张辽等攻备。”彼时，北地郡属北方边地凉州，而张辽却跟随吕布活跃在中原的徐州一带，可知其担任的北地太守一职当为遥领。然而，张辽此时还担任了鲁国国相。
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及布破，（毕）谌生得……（曹操）以为鲁相。”随着张辽的投降，曹操得到鲁国，这才能委任毕谌为新任鲁相，可见张辽此前必然对鲁国有实际掌控权。吕布如此安排，显然是打算让张辽替自己守住徐州的北大门。巧合的是，北地郡同样在京畿地区的北方。吕布曾跟随董卓退守长安，以此类推，张辽的北地太守极可能于此时赴任，为长安朝廷实授，“含金量”很高；后吕布为李傕、郭氾所败，张辽亦离开北地郡，跟随吕布前往中原，这才导致北地太守成了遥领。又因为张辽鲁相一职为吕布私署，不被曹魏认可，故魏臣王粲《英雄记》中才会以“北地太守”记述。
北地、长安与鲁国、下邳位置关系示意图。来源/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
与之类似的，还有刘备的豫州牧。在脱离曹操后，刘备的豫州牧便已经是遥领了。反观江东政权中的交州刺史（牧），孙权没有实际掌控此地前，所署交州刺史步骘当为遥领；但在陆续解决掉吴巨、张津、士氏家族后（士燮在世时，交州仍为半独立状态），孙氏才算彻底掌控此地。故东吴在黄武五年（226年）后任命的交州牧吕岱、陶璜、交州刺史陆胤等人，皆为实授。
实授可能会成为遥领，而遥领也可能成为实授。二者的密切关联其实已证明了一点：三国时代的遥领（与虚封）制度，不仅有它存在的必要性，也有不小的实用价值。
从魏、蜀、吴遥领与虚封的例子（见下表）看，东吴最盛，蜀汉次之；实力最为强大的曹魏，反而对此兴致缺缺，仅有几例以示其正统地位。而“正统”二字，正是吴蜀大量遥领、虚封的一个主要原因。
汉末三国时代，“正统”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它的确是绝大多数诸侯必须遵守的“潜规则”。强如汝南袁氏，四世五公，袁绍、袁术兄弟俩也不敢贸然选择称帝。袁绍是关东联军的盟主，雄霸北方，却仍想着与韩馥合谋，尊奉宗室刘虞为新帝；而袁术这个“混不吝”哪怕僭越称帝，也是以“代汉者当涂高”的谶纬之语为依据的。其过程虽然可笑，但这也是袁术唯一能给自己找的“遮羞布”了，因为从某方面而言，谶纬之语代表了“天命”所在，亦是东汉王朝遗留下的政治遗产之一。
相较于袁术，聪明的曹操（曹丕）与刘备各自走上了一条适合自身情况的称帝道路。自古以来，王朝兴替、政权更迭无不遵循两种方式，要么以强悍武力兼并天下，期间虽然伴随着杀伐，但也能“一力降十会”，迅速扫荡天下，一统宇内；要么就仿效先贤“尧舜禅让”，以相对和平的手段取代前朝。王莽失败后，曹魏成功实践了古史记载中的“尧舜禅让”。
影视剧中，曹丕受禅登基。来源/电视剧《军师联盟》截图
两汉时期，儒学大兴于世；东汉以降，地方豪强为了获取政治地位上的提升，纷纷以《诗》《礼》传家，以经学致仕，逐渐完成了儒学化。三国之中，北方士族的力量最为雄厚，曹操自知有生之年无法一统、曹丕在继承魏王以后又急于称帝，故而只能向北方士族妥协，用他们最能接受的禅让制来完成政权更替。曹丕在称帝登极后，又迁都到“天下之中”洛阳，从而确立了其在法统与地理上的双重正统地位。
曹丕代汉，身为汉室后裔的刘备自然就要“继汉”。就在汉祚已亡的次年，刘备自云“建安二十六年”承袭“汉”之国号，打出“为汉家除残去秽”的旗号，志在“兴复汉室，还于旧都”，配合其对曹魏的一系列进攻手段（详见：“那么多近支皇亲为何只有远支刘备高举兴复汉室的大旗”），蜀汉政权算是有了血统与名义上的正统。唯有孙权，先是依附曹魏，以大魏吴王自居；后与蜀汉重新交好，分润其汉室名义；再后来，孙权干脆另辟蹊径，以“天意已去于汉，汉氏已绝祀于天”“惟尔有神飨之”为由，直接绕过汉朝，以江东各地出现的“符瑞”证明其“君权神授”。
尽管吴蜀都找到了各自的正统依据，但从偏安一隅、割据一方的实际情况考虑，他们未据中原之地，便已经在地理正统上吃了大亏。因此，吴蜀需要通过大量的遥领与虚封，来弥补其自身在地理正统上的劣势。胡阿祥先生指出：“（遥领与虚封）绝非止于图其空名、虚张声势，作为一种政治举措，它意在表明本身的正统地位与不弃是土的决心。”
话虽如此，早在汉末诸侯争霸与吴蜀创业初期，遥领州牧（刺史）、郡太守（国相）的情况便已经普遍存在了。因此，仅以“争夺正统地位”来解释遥领现象，仍略显不够。结合遥领之人几乎都兼任军职或加将军号来看，其未尝不是一种明确官秩等级的主要手段。
东汉时期的军队，由地方军与中央军组成。不同于西汉时期的征兵制，士兵只需在固定期限内服兵役；东汉时期地方上的“州郡兵”多来自招募，并逐渐向终身制职业兵转变。士兵一旦职业化，他们与将领之间的统属关系也将随之固定，进而演变成人身依附关系。
如此一来，地方长官与各级将领就够光明正大地豢养私兵；如遇社会动荡，他们还能摇身一变成为拥兵自重的割据者。与此同时，拥有大量私兵、部曲、家将的地方豪强也纷纷组织武装，或用于自保、或用于争霸，于是“山东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以还相吞灭”。
这些“州郡兵”要么被私家掌控，要么分散在地方上的各级将军之手，以至于刺史（州牧）与郡太守（国相）无法直接统帅他们。可在乱世之下，州郡长官为了能掌控地方，迫切需要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由此便产生了刺史（州牧）、郡太守（国相）加将军号或将军兼领刺史、太守之职的制度，这其实正是曹魏“州郡领兵制”的显著特征。早在乱世之初，其雏形便已出现，如董卓官拜前将军，领并州牧；陶谦与长安小朝廷和解，迁安东将军，领徐州牧；刘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
众所周知，吴蜀征战不休，除了一致对外抗曹，其内部也各自有山越、南蛮作乱。在这种大环境下，吴蜀高级官员几乎都要参与军事行动，他们以军职作为本官，而以刺史（州牧）、太守（国相）为领官。而吴蜀大员之所以遥领曹魏境内的官职，不仅是为了宣示正统地位，也可明确其官秩。
按汉制，无论是因临时征伐而设，事罢即撤的杂号将军，还是常设的大将军、车骑将军、四方将军等重号将军，虽也有俸禄，但一般情况下是没有“若干石”秩级的。所谓“秩级”，犹如行政级别，它不同于官品，一般与职务简繁、职责轻重相关。
吴蜀常年征战，各种“将军”众多，如果不明确秩级，就无法确定主次关系，这就很容易造成混乱。反观刺史（州牧）、郡太守（国相）等领官，皆有明确官秩；吴蜀割据一方，领土狭小，无法满足所有将领的实授，所以让将领遥领曹魏境内的州郡长官，就能有效解决秩级不明带来的各种问题。不同秩级的将领，可以明确从属关系，如刘备自领司隶校尉时，迁杨仪为弘农太守（弘农即属司隶校尉部）；诸葛亮北伐时，以张翼遥领扶风太守，使其在凉州刺史魏延麾下。此外，同一将领的秩级发生变化，也能看出其地位的升降。东吴的许多名将如韩当、周泰、陆逊等人，多从县令长升任到州郡长官，以此获得秩级。
需要指出的是，将领所任州牧（刺史）职位为遥领，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地位。据《三国志·诸葛亮传》所附《董厥传》注引孙盛《异同记》记载：“瞻、厥等以维好战无功，国内疲弊，宜表后主，召还为益州刺史，夺其兵权；蜀长老犹有瞻表以阎宇代维故事。”姜维时任大将军，领凉州刺史；而阎宇则为右大将军，仅在姜维之下。然而，姜维仍牢牢掌控着军队，为了夺其兵权，诸葛瞻等人竟然打算用实授的益州刺史来替换姜维的凉州刺史。此举固然有“明升暗降”意，但也从侧面证明了蜀汉的凉州刺史绝非空有虚名。
由此可见，带有秩级的州郡长官，纵然只是遥领，也可用作激励、笼络部将。孙权在位时，常鼓励将领们征伐山越或其他敌对势力。同一将领，初领县长或县令，待其立下军功，军职得到升迁后，便会兼领新开拓地区的县令长或郡太守，直至改领他郡或州。对于降将，当时也常以遥领刺史、州牧的方式对其进行拉拢。如黄权入魏后，遥领益州刺史；文钦降吴后，遥领幽州牧；蜀亡后，司马氏以罗宪遥领交州刺史，而罗宪又以爨谷遥领交趾太守，使其仍在自己辖内。
三国时代的遥领，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意义与作用，这可从吴蜀关系的变化中具体分析。如上文表格中所示，以（赤壁之战前夕）孙刘两家缔结盟约与（孙权称帝当年）吴蜀“参分天下”为两个主要时间节点，将吴蜀关系简单概括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孙刘结盟之前，两家各自进行创业。相比刘备集团，孙氏集团的遥领现象尤为频繁。这是因为赤壁之战（208）前的刘备还在寄人篱下，未成气候，只能以豫州牧、左将军名号缓缓积蓄力量；反观孙策，早早平定江东，并将目标放到了长江中上游的荆州。建安四年（199），孙权“从策征庐江太守刘勋。勋破，进讨（江夏太守）黄祖于沙羡”。彼时，江东未据荆州，却已有江夏太守周瑜、桂阳太守吕范、零陵太守程普，可知三人之职当为遥领。
汉末以来，军阀以麾下部将遥领某地，即表明对该地的必争之心；而后通过暴力抢夺，“以得到中央政府法理上的承认与现实控制的统一”。如公孙瓒与袁绍争夺冀州时，“以严纲为冀州，田楷为青州，单经为兖州，置诸郡县”，虽说公孙瓒当时拥有冀州、青州的部分领土（如渤海郡、平原国），却无冀州之实土，故严纲的冀州刺史当为遥领。还有袁术，他先是表奏吴景遥领丹杨（阳）太守，而后令其“讨故太守周昕，遂据其郡”，成功把“遥领”变成了“实授”。因此观之，若孙策能一鼓作气打下荆州，周瑜三人大概率会坐实太守之位。
孙策去世后，鲁肃得到重用，他建议孙权以扬州为本，攻取荆、益二州，实现南北划江而治的“二分天下”战略（详见：孙权已经拿下荆州，为何还要拼了血本进攻合肥）。这份战略构想，亦得到了周瑜、吕蒙、甘宁等人的认同。所以在割据江东早期，孙权对荆、益二地虎视眈眈，其任命的巴东太守顾徵、犍为太守陈化，便是配合周瑜西进而设置的。由此不难看出，遥领还兼有明确战略目标与激励臣子奋勇作战的双重作用。
第二阶段始于孙刘联盟，但也两家的“小摩擦”与“大矛盾”。建安十三年（208），孙刘缔结盟约，共誓击曹，并于赤壁之战中取得了重大胜利。不久后，刘备亲至京口谒见孙权，表奏他为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孙权遥领徐州牧，便能以地方长官的身份征辟流寓江东的徐州籍名士，如（临淮郡）步骘，举茂才，出任治中从事；而彭城人张昭、广陵人张纮、陈端、琅琊人诸葛瑾等重臣，亦能以同样方式入仕。另外，车骑将军亦有资格开府治事，孙权行车骑将军后，以张昭为军师、吾粲为主薄、全柔为长史、顾雍为左司马、滕胤为右司马、步骘为东曹掾、张敦为西曹掾（后转主薄）、胡综为书部……可见遥领州牧、刺史级长官，有利于凝聚人心，使投奔而来的才子各司其职，这也是刘备先后遥领豫州牧、荆州牧、益州牧、司隶校尉的一个主要原因。
虽说孙权尝到了不少甜头，但这远不足以让他直接放弃荆州。故刘备入蜀后，孙权便立即要求他归还借走的荆州（实为南郡）。据《三国志·吴主传》记载：“权以备已得益州，令诸葛瑾从求荆州诸郡。备不许，遂置南三郡长吏，关羽尽逐之。权大怒，乃遣吕蒙督鲜于丹、徐忠、孙规等兵二万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使鲁肃以万人屯巴丘以御关羽。”不难看出，孙权所署“南三郡长吏”应当就是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之太守，且很可能就是鲜于丹、徐忠、孙规三人。孙权令他们遥领三郡太守，以表明其对南三郡的必得之心；恰逢此时曹操破张鲁、据汉中，刘备担心孙曹联手，不得不暂退一步，与孙权平分荆州，于是“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
影视剧中，周瑜率军夺取荆州。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
只可惜，一半荆州并无法满足孙权的胃口。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攻襄、樊，水淹七军，“威震华夏”。深感其威胁的孙权最终选择与曹操合作，令吕蒙、虞翻夜袭南郡、零陵、公安三郡，不仅顺利斩杀了关羽，还得到了身在荆州的前任益州牧刘璋。爱将被杀、荆州丢失，刘备大怒，于称帝当年（221）发动夷陵之战。此后，两家之间的遥领多针对彼此而设置。如刘备称帝，以李恢遥领交州刺史；东征孙权时，以史合遥领南郡太守，廖化“千里走单骑”，诈死归来，也被任命为宜都太守。
面对刘备的挑衅，孙权不甘示弱，亦以周泰遥领汉中太守、以韩当遥领永昌太守。不仅如此，孙权还故意加封刘璋为“益州牧”，让他前往荆、益交界处秭归，利用其当年在益州的影响力，挑动部分东州士与巴蜀豪强反叛；刘备去世后，益州豪强雍闿果然“绑架”了蜀臣张裔，将之送往东吴以示投诚；权大喜，令其接替韩当遥领永昌太守。可见，刘璋在秭归，的确能有效动摇蜀人之心；故刘璋去世后，孙权又令其子刘阐担任益州刺史，继续“捣乱”。
随着刘备的去世，吴蜀双方在遥领上的“意气之争”也稍有缓和。但很明显，经过一场生死大战的吴蜀，虽迫于曹丕的威胁，暂时握手言和；但双方之间的芥蒂，却并非短短几年能消除的。直到吴黄龙元年（230），孙权称帝，诸葛亮力排众议命陈震出使东吴，这才重新确立了一致抗曹的联盟方略。
第三阶段，是从孙权正式称帝后、吴蜀“参分天下”开始的。在第二阶段的和平期，孙刘两家有不少遥领的刺史（州牧）、郡太守（国相），是针对曹魏而言的。如刘备任关羽为襄阳太守、任杨仪为弘农太守；孙权也曾提拔了广平太守周宾、沛相凌统、襄阳太守潘璋、彭城相朱桓、冠军太守韩当等人。
影视剧中，吴蜀重新结盟。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
吴蜀视曹魏于无物，虽还未能灭掉它，但已经确定好怎么将其“平分”了：首先，双方此时已拥有的土地，默认仍属于对方，吴得荆、扬、交三州，蜀据有益州；其次，曹魏拥有的豫州、青州、徐州、幽州属吴，兖州、冀州、并州、凉州属蜀；至于司州，则沿函谷关划分（有人认为司州也是平分，但事实并非如此）。
吴蜀“参分天下”，看上去是在“过家家”，实则双方都非常认真。因为兖、冀二州被“划分”给了蜀汉，所以孙权当即解除了朱然兖州牧、步骘冀州牧之职；同理，蜀汉亦解李恢交州刺史之职，后又“徙鲁王永为甘陵王、梁王理为安平王，皆以鲁、梁在吴分界故也”。以此为前提，吴蜀才能在接下来的北伐战争中，几度合作。
遥领与虚封源流虽早，却盛行于汉末三国时代；于吴蜀而言，它俨然成为一种常制，对各自政局及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若不提前了解这种特殊的政治地理现象，很容易产生误解。
如赤壁之战后，刘备任关羽为襄阳太守；我们若对“遥领”毫无概念，就会下意识地认为关羽早已据有襄阳，这岂不是与关羽日后“大费周章地攻打襄、樊”互相矛盾？
反过来看，通过关羽遥领襄阳太守一事，还能确定襄阳郡设立的具体时间。一般认为，曹操建安十三年（208）夺取荆州后，分南郡北部设立襄阳郡。但根据鱼豢之说，襄阳郡是魏文帝曹丕在位时设立。鱼豢是曹魏臣子，其著作《魏略》还是裴松之注《三国志》的常用史料之一；按理来说，他的说法应当更为可信。
而吴增仅《三国郡县表附考证》却指出：“三国诸臣遥领敌郡，皆实有其地，从无虚领其名者。”关羽既然在赤壁之战后遥领襄阳太守一职，便足以说明当时已存在“襄阳”这个地方，由此可证鱼豢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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