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中共一大

在我党创建的历史上，一般来说是南陈北李，但不为人知的是，李汉俊是与陈独秀、李大钊齐名的功臣。可以说，北方受李大钊的影响，南方受李汉俊的影响更大一些，特别是一大代表中，十三人中就有五个湖北人(董必武、陈谭秋、李汉俊、包惠僧、刘仁静)，说明李汉俊功不可没。

1920年，李汉俊和陈独秀等先后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陈独秀离开上海后，李汉俊出任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代书记。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也说，中共成立之初，李汉俊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陈独秀。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议地址在兴业路76号（原望志路106号，法租界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那座坐北朝南、沿街砖木结构、旧式石库门的住宅建筑，便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地。中共“一大”于1921年7月23日至7月30日在楼下客厅举行。时整个中国只有50多名党员，出席代表也只有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李汉俊、李达、刘仁静、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等13人。如此规模在那个时代只能算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党，而且没人、没钱、没地盘，还要面对各种风险。然而其理念和历史趋势契合，格局足以容纳风云气象，又能在风云突变之际调整组织管理模式，所以最终赢得整个中国大陆的统治权，如今成为全球第一大党。

那个时候的中国处于最混乱的时代，列强来来往往，军阀的旗帜不停变换。共产党成立之后，列强依然来来往往，但要讲规矩；军阀们统统退场。对中国来说，中共建立是改变历史走势的大事。鉴于中共日后取得的成绩，后来凡与之相关的人都有巨大荣耀。然而当时的参与者，人生局面却又极为不同。因为中共诞生在暴风雨之中，又在风雨之中开启了艰难行程。

参加会议的十三代表中，年龄最大的何叔衡四十五岁，最小的刘仁静十九岁，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八岁。当时的毛泽东恰好二十八岁。共产党从建党到建国之间的时间恰好也是二十八年。

十三名代表分别代表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和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他们都有机会改变历史，但每个人的命运又不相同。现在说这些，不是扒那些旧事，而是通过旧事看不同人的命运，显示同一个时代的不同侧面。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两人——李达和李汉俊。他们协助陈独秀创建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李达是湖南人，留学日本。“一大”会址的选定和外地代表的住宿等具体事务都是李达负责的。他在“一大”之后分管宣传工作，工作非常出色。李达是一位知识分子型的共产党员，有自己的个性，后来由于和张国焘、陈独秀发生矛盾，脱离了党，研究自己的学术理论，一直到建国后他还继续搞教育，遗憾的是没有熬过文革。

李汉俊是湖北人，和李达一样是知识分子，一样很有个性，一样和陈独秀不和，但没有和李达一样脱党。他在国共分裂后被捕牺牲，成为一名烈士，算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生命。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两位——张国焘和刘仁静。他们最后走上了组织的对立面，成为叛徒。

张国焘因个人野心没能实现而叛党，比较容易理解。刘仁静的人生则曲折丰富。

当时刘仁静只有十九岁，年龄最小，原本挺有前途。“一大”之后，刘仁静多次往返苏联，对托洛茨基的理论很感兴趣。所谓托洛茨基理论，在那个时代被称为修正主义。

刘仁静并不仅仅是对其理论感兴趣。陈独秀下台之后转变成托派，刘仁静是其追随者之一。但是后来刘仁静又和陈独秀闹矛盾，成为托派个体户。

陈独秀无论如何不会去与国民党合作，刘仁静不但跟国民党合作，直到一九四八年还在写文章反对毛泽东，但又留在大陆。

“文革”中刘仁静被关押，但他熬过了“文革”，高寿近九十。如果不是意外车祸，可能会长命百岁。纵观刘仁静一生，他属于那种为了否定而否定的知识分子。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两位代表是董必武和陈潭秋。

董必武可以说是中国二十世纪的“活化石”。他原本是清末秀才，转变为革命家，参加过同盟会、辛亥革命、护法运动等孙中山的全部事业。另一方面，他又是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经历过国共合作、分裂、再合作、再分裂，还经历了建国后的各种政治运动，并得以善终。

很显然，董必武是那种极具智慧之人，一直干最危险的事儿，却永远走在正确道路上，这种智慧整个二十世纪都很少见。

陈潭秋一直是一个积极分子，武汉“五四运动”的干将之一，共产党建立之后“工运”搞得有声有色。革命斗争时代表现也很不错。躲过了国民党的追捕，却和毛泽民一起死在新疆军阀盛世才（反苏投蒋）手中，成为了烈士。

最能显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命运的是济南代表邓恩铭和王尽美。二人都是硬骨头。

王尽美因劳累过度而死，死时只有二十七岁。他的遗嘱是：“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他是那个时代典型的共产党员，先天下而后个人的典范。

邓恩铭品格和王尽美一样，但走的是另一种道路。邓恩铭因被叛徒出卖而被捕。但他并没有屈服，在狱中领导同志们与敌斗争，两次组织越狱，使得部分同志逃生，而他自己因受刑过重没能逃脱，最后被杀，年仅三十岁。

并不是所有人都是硬骨头。旅日代表周佛海就是一个全身软骨的投机者，典型的墙头草，随风倒。“一大”选举陈独秀为委员长，周佛海为副委员长，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达为宣传部长。陈独秀未到上海的时期内，职务由周佛海代理。可见当时周佛海的地位不低。但他的心思不在新组建的共产党上，而是在上海与商界老乡的女儿谈恋爱。之后，他很快脱离了组织，宣称自己要做一个“国民党忠实党员”，叫嚷“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

如果说周佛海是软骨，那么广东代表陈公博相当于没有骨头。

陈公博旧学功底很好，从北大毕业后跟孙中山干了一段时间革命，感觉没啥前途，就开了小差。不经意之间，脑袋发热成了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干了一段时间又觉得没啥前途，便投靠了军阀陈炯明。蒋介石消灭陈炯明后，陈公博又回到了共产党。国共分裂之后，他又跟了汪精卫。

日本鬼子进入中国后，陈公博发现当中国人没啥前途，跟着汪精卫当了汉奸。1921年开会那会儿，陈公博带着他漂亮的老婆住在大东旅社，对开会的事不上心，整天忙着私事，仿佛借开会之机搞一场浪漫的蜜月旅行。

由此可见，中共“一大”固然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但并非每一位参与者都铁骨铮铮，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他们制定的共产党员的标准，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或者有能力去遵守标准。伟大事件的参与者并不一定都是伟大的个体。

如果某人穿越到1921年参与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那么收获的可能不是荣耀，而是三分之一的概率成为烈士、四分之一的概率成为叛徒、六分之一的概率脱离组织，只有六分之一的概率能走到最后。

还剩最后一位代表没有介绍，就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毛泽东。

毛泽东在中共“一大”上的表现有点“异类”。他穿着长袍，身形高大，却很安静。其他人都是满口理论，说话引经据典，条条框框一大堆。马克思什么时候说过什么话，列宁什么时候说过什么话。他的职责是担任记录，只做过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一些基本情况。其他时间，他只是静静地倾听，全神贯注地倾听。

会议之外毛泽东常常陷入沉思，在房间里走走想想。窗外有人经过和他打招呼，他有时会听不见，因为他在思考。有人就讽刺他是书呆子。实际上，当时二十八岁的毛泽东，人生前十七年是农民，即使在求学生涯中就搞过学生运动，驱赶过散兵游勇，但绝对和书呆子扯不上。

事实就是如此有趣：最没有书呆子气息的人成了“书呆子”。

他们谁也没想到，这个看似书呆子而非书呆子的人带领中国共产党走向了成功。毛泽东和其他人不一样。其他人虽然懂得很多道理，却只能跟着共产党队伍前进。毛泽东开会时也许不如他们能说会道，但毛泽东可以改变共产党队伍的运行方向，特别是当队伍前途渺茫暗淡的时候。

那么开会的地址为何会选在南湖呢？

会议开到第六天傍晚，一个陌生人鬼头鬼脑地闯入，贼溜溜地打量一番之后说是走错地方了。代表们立马警觉起来，分头散开。十几分钟之后，法国巡捕包围了会场。再晚一会儿，历史就要改写了。形势虽然险恶，会还是要开。

李达提议离开上海。可去哪里呢？周佛海建议去杭州西湖。之前他在西湖智果寺住过一段时间，那里非常安静，是个开会的好地方。

张国焘虽然也很想离开上海，却不同意去杭州。他认为杭州是个旅游胜地，人多事杂，容易暴露。李达夫人王会梧提议，到她的家乡浙江嘉兴去。嘉兴离上海并不远，交通方便，城市不大，风景也好，可以在南湖上租条游船继续开会。

陈公博所住的大东旅社头天晚上发生了一起人命案，夫妻俩受到惊吓。陈公博决定忍痛不参加会议，带老婆跑到杭州游山玩水、散心快乐去了。这事可以看出陈公博抗压能力差，也预示着他日后在民族存亡关头扛不住压力当了汉奸的必然性。

李汉俊当然也不能去。他是李公馆的主人，正受到侦探的严密监视，无法脱身。余下代表们一起乘火车到嘉兴。地理位置上看，嘉兴位于京杭大运河之侧，又是沪杭铁路的中点，离上海、杭州都比较近，而且临海不远，自古比较兴旺。

南湖是嘉兴一处胜景。它与大运河相连，古称“陆渭地”，雅号“鸳鸯湖”——因为南湖分东、西两湖，这两部分形如两鸟交颈，遂得此美名。南湖之妙在于湖中心有一小岛。那岛上亭台楼榭，绿树红花，美不胜收。

南湖原本是一片泽国，并无湖岛。跃然湖心的那座美丽小岛，是人工堆成的。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嘉兴知府赵瀛修浚护城河，把挖出的河泥用船运至水中央，垒成小岛；又把原来岸上的一座烟雨楼移于岛上，并在其四周栽种花草果木，培植垂柳绿杨，岛上顿时飞红流翠，恍若仙境。明万历十年（1582），嘉兴知府龚勉又下令在烟雨楼外建造亭榭，南面拓一台曰“钓鳌矶”，北面筑一池曰“鱼乐园”，更增南湖之妩媚。

相传当年乾隆帝南巡，先后曾8次登上烟雨楼，抚栏远眺南湖胜景。触景生情，这位伟大的诗匠皇帝写了不少诗歌，让南湖声名大震。民国元年（1912），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也曾来赏玩过。

1921年7月31日，古城嘉兴的美丽南湖迎来了历史性的时刻。王会梧提前到达，打点一切。她租了一条雕梁画栋、装饰奢华、陈设考究的游船做会场。

张国焘第一个跳上船，兴奋得大叫：“这船太美了！”

“一大”成功召开，王会梧有很大的功劳。

如何评价王会梧呢？简单说她是近代中国觉悟较早的女性。“一大”期间，李达和李汉俊负责通知各地代表来京沪参加会议，而食宿、开会地点等后勤事务则由王会梧负责。可以说她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位“总后”。她绞尽脑汁寻找开会地点，最后才确定李汉俊的家。因为那个房子的真正主人是李汉俊的兄长李书城（同盟会发起人之一，老革命）。

代表开会时，王会梧就在楼下后门门口望风，相当于安保工作。周恩来创建的特科是中共第一个安保机构，其实中共安保源头可以追溯到王会悟。正是王会梧看到有陌生人鬼头鬼脑闯入会场，觉得事情有蹊跷，代表们才得以及时脱身。

上海是开不下去了，哪儿去呢？大家争论不休。王会梧想到家乡嘉兴南湖，游人少，好隐蔽，建议到南湖去包一个画舫，在湖中开会。大家同意她的提议。随后王会梧提前赶回家乡，租借一条红船。接到与会代表后，她让船主把船撑到离烟雨楼东南方向200米左右比较僻静的水域用篙插住，让代表们在中舱的客堂间里围坐在八仙桌前安心开会。她自己坐在船头望风放哨，充当会议的 “哨兵”，她由此成为南湖游船上中共“一大”会议召开时唯一一位非代表成员。

一旦有别的游船靠近，她就哼起嘉兴小调，手指敲着舱门打节拍，提醒代表们注意。为掩人耳目，她还特意准备了一副麻将牌，放在代表们开会的桌上。一旦风吹草动，代表们就将搓得劈里啪啦的响。由此可见“国粹”的重要性。

那是一个阴天，下着蒙蒙细雨，游人渐渐离去，秀丽的南湖格外清静优雅。中午十一点左右，南湖会议正式开始，在缓缓划行的画舫上继续着上海“一大”会议没能完成的议题。南湖会议到晚上6点结束，一共只开了7个小时，但是成果非常显著。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决议，党纲第一条将我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会议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张国焘分管组织工作，李达分管宣传工作。当天傍晚，会议在代表们低声齐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声音中闭幕。

中共初心由此定下。

那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特殊的一次会议。当时的中国处在最为混乱的时代，列强横冲直撞，军阀战乱不休，堪称历史最低谷。中共就是在那样的背景下横空出世，从微弱到壮大，终结了中国的乱世，驱逐了列强，建立了新中国。其后的历程虽然气吞山河，但绝不能忘记开会之初的重重困难。中共“一大”是一场秘密会议，一不小心就可能被捕或丢命。后来的史诗历程，是那个时候中共的“初心”通过会议内容确定的。

就这样，代表们在风景如画的游船上完成了这样一次开天辟地的会议。中共“一大”的召开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诞生，红色文化由此在东方大地盛开。

会议内容之一：建立中国共产党，且定性为无产阶级政党。

会议内容之二：建党目的是要消灭私有社会，消灭阶级差异，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从当时仅有几十名党员的小党立场看，好像天方夜谭。当时很难有人相信，28年之后，这个小党会发展为世界性大党，并且取得中国的统治权。但直到今天看来，想要消灭私有社会、消灭阶级差异，依然是我们的理想。

会议内容之三：全党建立统一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党指挥枪的理论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中央领导的基础之一。

游船虽美，会议结束之后，代表们却要面临血雨腥风的状态，面临历史级别的考验。他们的命运，分别写在历史画卷中。

其实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的状况非常艰难。比如说，如今7月1日是建党节，而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是在1921年7月23日成立的，建党日变成7月1日的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故事。建党之初，非常贫弱，没条件纪念诞辰；随后忙着国共合作、开展工农运动和支援北伐战争，没时间纪念诞辰；再往后国民党清党、国共内战、长征，包括共产党内部也不稳定，所有因素加在一起，更没法去搞诞辰纪念。

直至1936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一大”代表陈潭秋在莫斯科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算是中共第一次诞辰纪念。文中提到“一大”是1921年7月底开幕，但没有具体的日期。当时国内在延安的曾经参加过一大的党的创始人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然而他们已经记不清确切的开会日期了。

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于是“七一”成了中共诞生纪念日。其实中共“一大”时，毛泽东只是做记录工作，但战争年代，生死一瞬间，不确定因素太多。不过这些都无损中共的史诗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