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前，一支“舰队”从浙江台州出发，驶向台湾……

中国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毋庸置疑。但是，中原王朝和政权对中国台湾地区的经营到底有多早呢？

有人会说，明代前有抗倭大将沈有容，三次率军进入台湾、澎湖列岛一带，成功保卫台湾；后有民族英雄郑成功，击败荷兰入侵者，收复台湾，这总算很早了吧。有人说，早在南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泉州知府汪大猷便已派万余水军屯驻台湾岛，并于此地开府建牙，设立了衙门。

影视剧中的郑成功。来源/电视剧《英雄郑成功》截图

若再往前推五百多年，即隋炀帝大业六年（610），我们还能看到：虎贲郎将陈棱因成功登陆台湾，而被称为台湾“开山之祖”。时至今日，位于台南市民生路的陈棱庙（亦称开山宫）仍是中国台湾最古老的庙宇；而在台湾彰化市，还有一条以陈棱命名的“陈棱路”。

话虽如此，隋朝对台湾的经略，也并非是最早的……

据现存史料记载，我们对台湾岛的经营最早可追溯到两千年前的三国时代。有此壮举之人，不是曹操，也并非刘备、诸葛亮，而是孙权。据《三国志·吴主传》记载：“（黄龙）二年春正月……（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得夷洲数千人还。”

吴黄龙二年（230），一支由卫温、诸葛直率领、规模高达万余人的“舰队”从江南沿海地区出发，成功抵达夷洲。关于其出发点，一般默认是当时的首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市），但结合史料记载与出土文物可知，临海郡章安县的港口（今浙江台州市）才是卫温等人真正的出发点。《太平御览》卷77引周处《风土记》曰：“温庥五会者，永宁县出豫林，合五板以为大船，因以‘五会’为名也。”当时，临海郡下辖的永宁、温麻两地造船业非常发达，孙权曾设立过典船校尉与温麻船屯，用以督造战船。

卫温等人最终抵达的“夷洲”，就是今中国台湾省。但也有学者认为，它本是指日本海岛或冲绳岛。这显然经不起推敲。尽管《三国志》对此次出航着墨不多，但沈莹所著《临海水土异物志》中的一些记载，有力证明了“夷洲”即台湾的事实。

《太平御览》收录的《临海水土志》。来源/纪录片《过台湾》截图

沈莹是什么人呢？据《晋记》《襄阳记》等史料记载，他是东吴最后一任丹阳太守，擅长水战，后在灭吴之战中以身殉国。吴太平二年（257），少帝孙亮以“会稽东部为临章郡”，可知沈莹在出任丹阳太守前，也就是太平、凤凰年间，极有可能担任过临章郡太守。近水楼台先得月，沈莹由此得到大量一手资料，后著成《临海水土异物志》（下文简称《沈志》）一书，详细介绍了东南沿海地区越族与夷洲土著的经济、文化与生活习俗。可惜该书已经散佚，现存最完整的版本由中国台湾学者张崇根辑证，保留了不少珍贵史料：

以上材料反映了夷洲在三国时的社会状况。当地人还处在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阶段，以氏族或部落为单位从事生产活动，“各号为王”，未能形成统一的社会组织。因此，夷洲土著的生产力也十分低下，以至于当地虽生产铜、铁，但他们却仍以石器、骨角为主要生产工具。

材料①③④中反映出的夷洲之方向、地势、气候、风俗与物产，仍符合今中国台湾省的情况。如《沈志》中说夷洲土著有“穿耳”“缺齿”的习俗，明代著名藏书家陈第随沈有容登临台湾岛后所著《东番记》一文中，亦有“男子穿耳，女子断齿，以为饰也”的描述。而材料④提到的铜、铁矿，也主要在台湾北部的基隆、淡水一带有所发现。这样一来，东吴船队登岛后的主要活动区域，应在台湾北部。

此外，考古学家还曾在台北市发现了一块东吴时砌筑城郭的指掌型古砖，中国台湾史研究专家叶国庆、张祟根等人皆认为：“今在台湾台北发现的东吴指掌型古砖，与其说是台湾和大陆进行经济交换的结果；毋宁说是卫温、诸葛直出使台湾留下的物证。”更加巧合的是，临海章安县遗址也曾发现了多处两汉魏晋时期的砌砖墓穴，其砖面上所带纹样与台北古砖颇为相似。由此可见，卫温、诸葛直带领的船队的确是从临海章安出发，最终抵达台湾北部，并在此进行了短暂统治。

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对台湾行使主权的有力证明。那么，孙权此次派遣船队出海的目究竟是什么？卫温、诸葛直抵达台湾后，为何只在当地待了一段时间，便匆匆返回？之后的孙吴政权，又为何没有继续经营台湾呢？

早在卫温、诸葛直出发前，陆逊、全琮便向孙权提出过反对意见：“殊方异域，隔绝障海，水土气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转相污染。”果不其然，卫温率领的这支军队最终因水土不服而染上疫病，损失了十之八九。如此一来，史学家胡三省认为孙权经略中国台湾是为了“欲俘其民以益其众”的说法，便有待商榷了。倘若这支“舰队”前往台湾只是为了掠夺人口和劳动力，那便不会“军行经岁”，更不会“水土不服”。

实际上，从陆逊、全琮的描述中不难看出，东吴政权可能已经对夷洲有了基本认识；基于此，孙权自然有了将其纳入到东吴版图之内的打算；于是，卫温、诸葛直才会在岛上驻足良久，并对其进行短暂统治；而台北出土的古砖，或许正是他们带到夷洲用来筑城拒守的。可惜一场突如其来的疫病，导致东吴水师损失惨重，以至于卫温、诸葛直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匆匆离开夷洲，而后又转而寻找亶洲，未果，遂无功而返。

俗话说“好钢用在刀刃上”。东吴偏安一隅，国力与人口有限，彼时孙权的“大航海运动”才刚有起色，故而他只能将发展重心放到东南沿海其他地区。

中古之初，东吴无疑是颇具实力的“海上霸主”，在孙权这位“航海先驱”的领导下，古代中国与东南亚、非洲等地成功展开往来，其开辟的海上路线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具体而言，孙吴政权有三条主要航线：

东部航线有夷洲（中国台湾）与日本。上文称亶洲“所在绝远”，位置已不可考；三国时，有长老称“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可见其东渡的主要方向正是日本。

尽管现存史料中没有日本与东吴政权往来的直接证据，但日本滋贺县大岩山古坟曾出土过一面三角缘神兽镜上，其上刻有“镜陈氏作甚大工，型模雕刻用青铜，君宜高官至海东”，考古学家认为，“海东”即指日本，故这面不符合曹魏所产铜镜特征的三角缘神兽镜，极有可能是东吴工匠东渡日本后所作。

无独有偶，日本“六国史之首”的《日本书纪·应神天皇纪》中，也有日本曾通吴并得到四位“织女”的记载。应神天皇于公元270—310年在位，对应东吴后期至西晋初期；再结合出土铜镜，可知东吴与日本之间应当存在过贸易往来；日本和服如今仍被称为“吴服”，也有一方面原因或是受此影响。

北部航线主要为辽东、高句丽。据割据辽东的公孙渊所言：“臣父康，昔杀（孙）权使，结为仇隙。”可知早在建安年间，孙权便曾遣使至辽东，试图与公孙氏交往；但由于当时曹操尚在，威名犹存，故公孙康不敢得罪曹魏，这才先斩袁尚、袁熙兄弟，后杀孙权使者，以明忠诚。至太和二年（228），魏明帝曹叡初登大位，公孙渊夺其叔公孙恭之权，渐生自立之心。孙权见状，于嘉禾元年 (232）三月“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海之辽东”，同年十月，公孙渊向孙权称藩，“并献貂马”，权大喜，乃“加渊爵位”。此后六七年间，公孙渊在魏吴两边左右摇摆，孙权虽恼怒其反复无常，但碍于辽东对曹魏有掣肘之用，加之辽东盛产马匹，故仍与辽东保持着海上往来。

嘉禾二年（233），东吴一支万余人规模的使团抵达辽东后，为公孙渊所袭，领头的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皆为其所斩。事情到了这一步，竟出现了“神转折”。吴使秦旦、张群等人逃亡至高句丽境内后，谎称“吴主诏于句丽王位宫及其主簿，绐言有赐，为辽东所劫夺”。高句丽东川王闻言大喜，故前来相迎，后又遣皂衣25人护送，奉表称臣。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东吴虽暂时与辽东交恶，却意外与高句丽联系上了，孙权日后就曾三次遣使出海至高句丽。值得注意的是，高句丽未必就这么容易糊弄；辽东公孙氏威压朝鲜半岛，公孙康掌权时，还曾“破其国，焚烧邑落”，险些灭掉高句丽。因此，高句丽王也可能是“将计就计”与东吴达成联系，借此向辽东公孙氏施压，并能获取来自东吴的赏赐。

最后是西南航线，自江浙沿海地区出发，向南可抵达海南岛。吴赤乌五年（242），孙权令聂友、陆凯领兵三万出征海南，虽短暂统治了此地，但吴军又因为“水土气毒”而被迫返回东吴。与之相比，东吴在西南方向的航线却取得了较大成功。

早在黄武五年（226），江东文武就对南海诸国有过初步了解。这离不开一个叫秦论的“罗马人”。据《梁书·诸夷列传》记载：“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权）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论乃径还本国。”

古籍中的“大秦”一般是对罗马帝国的通称。但在东汉、三国时，大秦主要指“埃及亚历山大城，或者说是指以埃及亚历山大城为代表的罗马帝国东部地区”。换言之，在吕岱进驻交州后，一个不知其名只知其字为“秦论”的埃及商人前往东吴当时的都城——武昌（今湖北鄂州市），并得到了孙权召见。在秦论的介绍下，孙权提前看到了海外风景，这便为他日后遣使出使南海诸国做了铺垫。

据《三国志·吕岱传》记载：“岱既定交州……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秦论来华当年，位于东南沿海地区交流（贸易）中心的交趾为孙权所掌控，于是扶南（今柬埔寨及老挝南部、越南南部和泰国东南部）、林邑（今越南中部）、堂明（今老挝）等国纷纷遣使入吴。

其中，与东吴政权往来最密切的就是扶南国。赤乌六年（243），扶南国王范旃曾向孙权进贡过乐队和土特产；在这之后，孙权派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出使南海各国，“其所经过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是为《扶南异物志》与《吴时外国传》。只可惜，二书均已亡佚。好在《吴时外国传》现散见于《太平御览》《初学记》《艺文类聚》等类书中，经由后人辑佚，所见古国、地区虽只余31处，但仍能一览东吴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以及非洲地区的交往。可见在三国时代，中国便与越南、柬埔寨、老挝、埃及、印度等国进行过良好往来。

孙权之所以要倡导“大航海运动”，显然是因为三国时代“内卷”严重，导致他不得不寻求海外发展。当然，东吴所拥有的强大水军与发达的造船业，也给了东吴政权以莫大信心。那么，东吴的“舰队”到底有哪些“黑科技”？

平稳、吨位大、种类与数量繁多，是东吴战船的显著特点。《太平御览》称其为“舟楫为舆马，巨海为夷庚”，意思是说，东吴水军乘船犹如坐车骑马；哪怕是波涛汹涌的大海，此时也成了平地。能做到这一步，离不开长江中下游地区造船业与手工业的蓬勃发展。

就战船动力而言，考古研究表明，汉代主要以舵、橹、棹为主；但东吴时期的战船却多已使用船帆。《太平御览》引万震（吴丹阳太守）所著《南洲异物志》中记载，东吴海船已配备了“四帆”，根据风力大小与方向不同对船帆进行升降，就能利用侧向风疾速航行，同时也能保证船体的平稳与安全。此外，汉末时期还出现了“碇石”，孙权攻打黄祖时，后者曾在战船上增加“碇石”，用来保证船只在远离岸边后仍能保持相对平稳。这项“黑科技”，孙权在击败黄祖后自然能轻易获得。

纵观东吴的“大航海运动”，动辄上万乃至数万人，如此庞大规模催生出了一大批巨型战船。当时，东吴能批量生产“楼船”，最高可达五层，如“长安”“飞云”“盖海”都是闻名一时的巨型楼船，一次可容纳三千人乘坐。除了装人之外，东吴用来远航的商船，也同样能装载大批货物，《荆州土地记》记载“湘州七郡，大艑所出，皆受万斛”，换算成现代单位，东吴一艘商船便可载重数百吨。难怪，东吴能一次从辽东、高句丽运来上百匹战马。如此惊人的容量，自然对船体厚度与造船材料有着严格要求。上文所引周处《风土记》中提到的豫林，便以生产优质木材而闻名，这种产自江西一带的“豫材”，“皆以多曲理盘结为坚劲也”，非常适合建造大型船舶。

强大的军事实力，是友好贸易的前提。

因此，东吴不仅有大吨位的商船，也有分工明确的各种“战舰”。如充当主力的“斗舰”，其船舷边上带有高大、坚固的护墙，无惧各种冲击；又如“艨冲”，这种全身上下都蒙着厚厚牛皮的小型战船，船体狭窄，非但能轻松挡下敌人的枪林弹雨，也能快速地灵活游走，并从专门的射击孔中向外瞄准射箭。此外，还有更小、更快但数量惊人的“舸”，它能骚扰、干预敌方战船的行进路线，从而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正是凭借这些优势，东吴水军才能“制霸”东南沿海地区，并开展大规模航海运动。孙权还曾在秣陵、京口、武昌、温州、南昌等地设立多个造船基地；另外还有建安侯官（今福建福州）与广州番禺（今广州市）两地，主要生产大型船只，用以远航海外。至东吴灭亡时，西晋仅在吴都建业一地便缴获了5000余艘船只。东吴造船的规模与水军的发达，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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