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世君；2021年06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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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了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特别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5月以来，tuzhuxi进行了《讲述中国故事》连载，提出“要把我们官方话语体系用更加通俗的、国际化的语言‘翻译’出来”，“丰富中国故事的‘叙事版本’”，也是在探索构建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一些思路。 

今天，环境议题已经成为全球最核心的、也是最“政治正确”的议题。本篇《是时候构建属于中国的环境议题话语权了》，作者提出、论证了构建属于中国的环境议题话语权的一些思考，发表在这里，供读者批评。

图：1973年，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重工业排放的烟雾让天空失去了本来面目     来源：National Archives/Fliekr

观念先于历史，传播新观念的人，是历史的主宰者。没有谁能脱离观念而存在——在个体方面是人的价值体系，在整体方面组成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在国与国之间形成了话语权的争夺。纵观人类发展，所有崛起的大国，都会在观念上影响世界；而任何国家的衰落，也必然伴随观念影响力的衰微。观念的此消彼长，塑造了人类文明的样貌。

现代社会，法律等制度产生的权力有着比较清晰的边界，国界基本限制着国家的权力范围；但观念，影响观念设置的话语权，反倒没有国界、族群的限制，甚至可以无限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影响人们的行为。这种影响力之争，是现代国际竞争中的一个核心赛道。

福柯在1977年出版的《规训与惩罚》中提出 “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也是一种类似的逻辑：一种规范性的观念，一种绝对话语权（也就是知识），参与人类社会运作体系（权力，不仅限于政治）。

1、环境问题为何是话语权问题？

用这样的“观念-知识-权力-历史”的框架看环境问题，尤其放在全球竞争合作的视角下，放在今天拜登政府时代的中美关系视角之中，就更是一个话语权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4月中旬在中法德领导人视频峰会上提出：“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不应该成为地缘政治的筹码、攻击他国的靶子、贸易壁垒的借口”，就是对此一个非常深刻、也是战略性的判断。

沿着这一判断，从筹码、靶子、借口的角度再去审视环境议题，自然会发现当下西方主导的环境议题中，有很多逻辑上的不自洽，比如：

——一些国家的环境保护是否只意味着污染的迁移？例如西方国家的高污染产业向第三世界迁移，站在全球立场，污染总量不降反增。那么很多西方国家的碧水蓝天，是否只是把污染排放在其领土之外，这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爱护我们唯一的地球”？

在能源议题方面，为什么有着比第三世界国家高得多的总体/人均能源消耗的西方国家，却可以站在道德的高点做“环境保护”的楷模？

比尔·盖茨在他的《气候经济与人类的未来》中对此有过反思：“我自己住着大房子，乘着私人飞机出行——其实我就是坐私人飞机去巴黎参加气候变化大会的，有什么资格在环境问题上对他人说教呢？”

图：瑞典女孩桑伯格乘坐“零碳排”帆船横渡大西洋到达纽约，支持者认为此举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批评者也指出帆船最后用飞机运回欧洲非常不“低碳” 来源：go.com

——环境保护核心任务究竟是什么？是找到清洁替代能源，是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是植物肉替代动物肉，是治理空气污染，是植树造林，是珍惜水/能源，是填补臭氧空洞，还是“以可持续方式种植良好棉花”？……其中哪些是真命题？优先级又是什么？

这些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答案很大程度上来自先前的关于环境的观念、知识的体系，甚至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拥有环境议题话语权的发达国家。

有读者会说，我自己感受到了空气的污染，希望呼吸清洁的空气，所以我认为治理空气污染就是真真切切的环境保护，不是被什么“观念”左右。

这样的疑问其实来自问题的不同层面。这里的重点是要说清楚环境问题是话语权问题，而不是要去反对“环境保护”，也不是说环境治理是阴谋论；而是想要揭示发达国家主导的环境议题话语权中一系列被刻意掩饰的本质性问题：

——谁在全球拥有更大的“环境保护”话语权？环境问题评价标准在谁手中，是谁在不断抛出新的环境保护观念（比如植物肉替代问题，比如比特币耗能的问题，比如用环境议题操纵贸易议题）？其中是否有可能“偏向”？是否可能夹杂着不是那么正面或者为了一己私利的诉求？

看清环境议题是一个话语权的问题，并不是要否定“环境保护”，而是要对发达国家拥有更强的环境议题话语权保持清醒。

2、环境议题为何拥有巨大的政治能量？

2021年1月20日，刚刚宣誓就职的拜登签署行政命令，美国重新加入《巴黎协定》。拜登的逻辑很清晰，“美国回来了”，拜登非常清楚环境议题背后巨大的政治能量。

能量来自何方？大众对环境保护的认同有一种本能性的，涉及生命安全的关注，这是人最基础的生命权、健康权的衍射，这也是环境问题“政治正确”的最原始能量。

此外，由于与工业、能源的密切关联，让环境问题成为所有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况且，民众对环境议题的日益重视，正是与国家的发展阶段同步的，与国民收入的提升同步的。在这几种力量的影响之下，环境议题逐渐开始有了越来越强的政治动员力。

例子非常多。环境保护运动兴起于1960-1970年代，1970年4月22日，美国约2000万人参加声势浩大的“地球日”（Earth Day）游行、集会，核心诉求是唤起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重视。这也是现在联合国“世界地球日”（The World Earth Day）的缘起。

图：纽约时报报道了1970年4月22日的地球日运动    来源：apmcdn.org

用 “观念-知识-权力-历史”分析，这是一次成功的环境议题设置。更何况地球日的主要推动者、时任美国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的盖洛德·纳尔逊（Gaylord Nelson）明确说：

“（地球日运动的）目标是要在（美国）全国范围内引发对环境的关注，（这种关注）要大到将其政治基础从嗜睡中唤醒，最终将这个问题永久地置于国家政治议程上。”

很显然纳尔逊成功了。但这只是开始。1970年代末，将环境议题作为核心意识形态的政党“绿党”也开始兴起。1979年，赫伯特·格鲁尔（Herbert Gruhl）和佩特拉·凯利（Petra Kelly）在联邦德国创立世界上首个绿党（Green Party）。1983年，德国绿党以5.6%的得票进入国民议会。

图：1980年，德国绿党创始人之一赫伯特·格鲁尔（Herbert Gruhl）绿党大会上发言   来源：Imago/Friedrich Stark，转引自kontextwochenzeitung.de

到1980年代末，西欧、北欧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了绿党，在意大利是“绿名单”（Green List），爱尔兰和芬兰是“绿色联盟”（Green Alliance），奥地利是“绿色替代方案”（Green Alternatives），瑞典是“绿色生态党”（Green Ecology Party），比利时是“生态学家党”（Ecologist Party）。

1990年代，东欧的绿党也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到1990年代中后期，绿党开始进入欧洲议会和所在国家的政府或者执政党团。

有趣的现象是，在通过环境议题这一意识形态获得核心参政权的一些绿党，一旦真正参与执政，反而在这一问题上开始“妥协”。

2002年，德国和英国的两位研究绿党的学者斐迪南•穆勒-罗密尔（Ferdinand Muller-Rommel）与托马斯•波古特克（Thomas Poguntke）出版了《执政绿党》一书。

图：2002年出版的《欧洲执政绿党》第一版书影   来源：routledge.com

《执政绿党》对20世纪90年代后期先后进入全国政府的五个西欧绿党（芬兰、意大利、德国、法国和比利时）进行分析，核心结论是 “从抗议到默许”（from protest to acquiescence）。

作者认为，绿党在联合执政过程中，在其核心的环境议题上会进一步妥协，或者对一些违背其核心政治诉求的政策进行“默许”。原因也很明确，在环境议题上绿党的很多主张，必须与所在国的科技能量、经济能量相匹配，不然就只是空谈。

但这并不阻碍环境议题政治能量的积累。2021年5月10日，新华社报道称，在2021年9月德国选举中，绿党很可能时隔16年再次进入执政联盟，甚至成为联邦议院最大党，从而产生该党历史上第一位总理。

图：疫情期间德国绿党赢得地方选举的一次庆祝会   来源：Oliver Schaper，转引自ruhrnachrichten.de

结论非常清晰，不存在所谓的环境问题泛政治化，而是从一开始到今天，环境问题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一国在全球环境议题上的话语权，是其国际话语权、国际领导力的重要构成。

3、2030/2060目标，中国为什么选择在环境议题上发力?

2020年9月，中国提出了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彼时，在特朗普政府主导的美国政府退出《巴黎协定》的背景下，中国战略性的表态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大量环保组织为中国叫好，这就是在扮演一个环境问题上的国际领袖，就是在构建属于中国的环境议题话语权。

图：2015年12月巴黎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了全球气候变化新协定《巴黎协定》，这展现了环境议题在全球政治话语体系中的高层级   来源：联合国un.org

2021年，美国政府进入拜登时代，环境话语权成为了更核心的议题。4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以视频方式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他在发言中指出：“中国承诺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所用时间。”拜登也在本场会议上宣布，到2030年将美国碳排放量较2005年减少50%-52%，到2050年要实现净零排放目标。这就是中美之间一次环境议题话语权的角力。

2030/2060目标，中国“突然”在环境议题上发力，无疑是决策层的深思熟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的，要广泛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有能力也有责任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同各国一道为解决全人类问题做出更大贡献。

2030/2060目标，就是基于当下国情、国际环境，基于中国战略的顶层设计。核心任务之一，就是在发达国家主导的环境议题话语权中找到一个突破口。发达国家在环境议题的话语权又来自何方呢？主要是两个方面：

（1）基础的原因是“技术-经济”的先发优势，并以此长期把控话语权。

从大航海时代到数次工业革命，西方世界依靠技术的领先，不断扩大经济优势，建立了“中心-边缘”的南北世界格局。近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进一步发展，发达国家更是能够一方面将高污染、高能耗产业逐渐转移（即环境殖民主义Environmental Colonialism）；另一方面，也有足够的实力逐渐成为全球产业秩序的标准制定者，环境议题只是其中之一。

此中的不平等性，是我们必须反对环境殖民主义的原因——将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后，再用手中的话语权，甚至用“标准”或者“技术对话”的方式，让南北一起承担、甚至承担更多环保成本。

例如之前的“棉花事件”。即便现在纺织业的中心早已离开了西方世界，即便同样是棉花生产大国的美国82%的棉花用于出口，但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在纺织业的话语权依然延续，依然对“好”的棉花和“不好”的棉花（不仅仅是环境友好，标准更加复杂），拥有肆意的、甚至不加考察进行歪曲的评价权。棉花只是表象，关键的也是全球话语权之争。

图：哈佛大学斯文·贝克特在2015年出版《棉花帝国：一部全球史》，提到了技术进步推动英国棉纺工业发展，并以此建立全球政治经济体系    来源：imagesbn.com

图：1870年白人主导的美国的棉花种植业，事实上美国内战之后很多被解放的黑人依然不得不签署不平等的合约，按照内战前的模式为白人农场主工作   来源：eji.org

（2）更为直接的原因是西方世界实际在“制度化”环境议题

1970年代开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世界气象组织（WMO）、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SO）等一系列发达国家牵头的政府间国际环境组织成立。同时，《京都议定书》、《巴黎路线图》、《哥本哈根协议》、《巴黎协定》等一系列全球环境保护的公约、路线图、协定也在发达国家的主导下签署（从名称上就有所显示）。

事实上，不乏批评声音：“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制定的环境制度，表面上是协调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实际上是为居于世界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服务。”

或者可以认为，在环境议题上，发达国家不仅拥有话语权，甚至还试图将这种话语权条约化、制度化，但这些是否真正是建立在全人类的福祉之上，是否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推进环境治理，答案值得思考。

因此，对于中国而言，认清拥有国际环境议题话语权的巨大能量，不是要拒绝履行环保的大国责任，而是在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切实推进全球环境治理的同时，更加广泛参与、更加深刻构建属于中国的环境议题，把构建属于中国的环境议题话语权作为一项历史任务，去扩大中国在环境议题上的话语权。

环境议题，尤其是碳排放议题，是南北对话中参与最广泛、全球认同度最高，也是参与国家最广泛的议题。尤其是在特朗普时代的中美竞争格局下，中国提出2030/2060的承诺，获得的话语权能量巨大。

这不仅能够避免中国在环境议题上被牵鼻子，被肆意指摘；更是中国在复兴之路上，提升国际话语权，甚至获得部分领导权的一次有效机会。

4、中国的环境话语权构建也需“群众路线”

习近平总书记在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要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大旗，依托我国发展的生动实践，立足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全面阐述我国的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

毫无疑问，当代中国发展的实践，应该参与到国际环境议题话语权的构建之中。2021年5月30日，中科院学部第七届学术年会上，丁仲礼院士做了《中国碳中和框架路线图研究》专题报告。丁仲礼在报告中也指出了环保在科学技术之外的一个最重要力量——市场。

他说：“碳中和”过程既是挑战又是机遇，这将会是经济社会的大转型，是一场涉及广泛领域的大变革。这轮“大转型”需要在能源结构、能源消费、人为固碳“三端发力”，所需资金将会是天文数字，决不可能依靠政府财政补贴得以满足，必须坚持市场导向，鼓励竞争，稳步推进。

图：丁仲礼院士作《中国碳中和框架路线图研究》专题报告 来源：weibo.com

tuzhuxi在《讲述中国故事（六）丰富中国故事的“叙事版本”（2）》中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各种在海外上市的中国头部企业是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民间力量——“这些企业背后都有许多的成功故事。他们的故事也是中国故事的一部分。”放在环境议题的语境下，就是要打造中国环境话语权的“民间维度”，就是要民间的力量配合国家的战略——头部企业也应该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

那么现在中国哪家企业能担此任呢？作者首先想到的是新能源相关的企业，比如比亚迪、宁德时代。能源替代，尤其是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国拥有自己的实力，前者登上Corporate Knights全球最佳可持续发展企业百强榜单也并不是一个让人意外的新闻。

事实上，已经连续发布17年的Corporate Knights全球最佳可持续发展企业百强指数也是一种话语权，但相对于国家，企业参与往往“身段更柔软”，也能够在国际环境议题话语权体系中先广泛参与，再深刻影响。

图：Corporate Knights全球最佳可持续发展企业百强榜单（部分），中国内地企业仅有联想集团（排名78）和比亚迪（排名94）两家上榜 来源：corporateknights.com

稍感意外的是这份权威榜单上联想集团的排名——不仅高于作为新能源企业比亚迪，也高于联合利华、爱立信、谷歌（Alphabet）等西方老牌跨国企业。

但仔细研究这家企业，我们会发现联想集团的确可以成为打造中国环境话语权“民间力量”的代表——第一，环保有亮点：相较2009/10财年的数据，联想2019/20财年所有业务减少了92%的温室气体排放，超额完成了40%；第二，业绩不打折：最新财报显示联想集团2020/21财年营业额4116亿人民币，增长19.8%，税前利润120亿人民币，增长超70%。这表明，其环保成就的来源确如其掌门人杨元庆在首届全球影响力投资峰会上所言，是一条“技术创新赋能下的碳中和之路”。这从另一个侧面给更多的中国企业作了示范，“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并不矛盾。

图：据富达国际（Fidelity International）的研究发现，尽管疫情对经济造成了冲击，但ESG评级比较高的上市公司在股市表现、财务回报仍有较好的表现。

2020年12月发布的MSCI ESG（即环境、社会和治理）评级中，联想集团亦是AA级，全球同业最高。来源：msci.com

从国家战略角度看，我们需要有比亚迪这样的新能源企业在环保的“主赛道”上弯道超车。但从构建话语的角度看，高端制造业代表的出现更加重要。

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未来必须成为制造强国，这是我们是基于环境、历史、国情的战略选择。但世界对中国的制造业偏见仍未改变，尤其是在环境层面，至今仍存在以环境议题为借口的贸易壁垒。这尤其需要类似联想集团这样在全球IT制造业已经拥有话语权的企业，能够继续积极参与这个领域的环境议题，甚至参与相关标准的制定。

实际上，企业也必须这么做。很多中国企业已经意识到，只埋头赚钱，不抬头看路是不行的，因为没有脱离国际政治的国际经济。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要争夺市场的主动权，必须主动出击，布局、参与、甚至改写一些国际规则和秩序。由于环境议题巨大的政治和经济能量，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在关键的制造、科技领域，必须在环境问题上有自己的行动、自己的纲领、自己的策略，真正参与到国际环境议题之中。不仅是避免被动，更是用一种不同于官方的、较为市场的视角，强化中国的环境议题话语权。

天下大势，浩浩汤汤。所有的历史，所有的国际“大事”最终都必须落脚到每一个活生生的人之上，落脚到千千万万的机构（有组织的人）之上。在构建属于中国的环境议题话语权的过程中，如何创新观念、如何传播观念，如何让中国的环境议题影响世界，远不仅仅是国家的事，更是我们每个人、每个企业的事。这是争夺国际环境议题话语权的“群众路线”，也是我们这代人、当下中国企业的责任，期待整个人类向更美丽的世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