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英国Z/Yen集团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评定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排名中，香港被新加坡反超，落于全球第四名。
消息一出，金融界尚未有太大反应，舆论界却炸开了锅。不少媒体都专门撰稿评论，搞出好大新闻。
最为兴奋的莫过于国内的目田派公知，他们可算找到了一个抓手，开始对香港近年来的一系列政策变化大加挞伐。攻击的重点尤其集中在《香港国安法》与防疫政策上。在公知们嘴里，因为这两点，中国香港已经完全失去了国际金融中心的资格。
之所以攻击这两点不言而喻，毕竟在这些人看来，《香港国安法》是“剥夺香港自由”的罪魁祸首，而防疫政策则是他们在欧美国家全部选择躺平防疫之后，在舆论场上攻击中国的主要方向。甚至可以说，对于香港防疫政策的舆论战，明说香港，实际上是在攻击内地。
然而，让目田派公知们兴奋了这么久的事情，却未在金融界引起太大的反应，也没有对现实中的金融业务有任何影响。可笑这些狗腿子上蹿下跳，却根本没人搭理他们……
目田派公知们这次为什么出丑了呢？因为他们对于金融缺乏了解，甚至对金融中心这个概念也完全无知。
第一，公知们强调的《香港国安法》及其所谓政治因素，对于国际金融中心来说，根本就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东西。
如果来驳斥公知们的谬论，那太简单了。如果是否具备“西方式政治民主自由”体制是能否成为金融中心的关键，那他们用来踩香港的新加坡，根本就没有任何资格。
新港之间关于金融中心和港口城市的龃龉由来已久，新加坡人自己也只能调侃称“香港是有自由无民主，新加坡是有民主无自由”。毕竟新加坡是一个吐痰、吐口香糖、说自己老家方言都没有自由的国家，哪敢碰瓷“政治自由”四个字。
至于新加坡所谓的民主，那就更是“五十步笑百步”了。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全部把持大权，每次选举之前都要重新划分选区，大搞杰利蝾螈，分割反对党占优势的选区。
十几年来三次大选，除了2015年吃了李光耀去世这一选票红利，人民行动党得票率得以接近70%以外，剩下两次它们都只获得了60%的支持。可见以新加坡工人党为首的反对党已经稳定住了40%的基本盘。
如果没有近乎疯狂的杰利蝾螈，人民行动党不可能凭借六成的选票拿下九成的议席。
还有，公知们两年多来一直明里暗里替那些被《香港国安法》处置的反对派叫屈。且不说这些人叛卖国家罪有应得，对比下新加坡对反对党领袖采取的手段，公知们真是无理搅三分。
“新加坡政治老人”约舒亚·本杰明·惹耶勒南是新加坡独立之后第一位竞选胜利进入国会的反对党议员。那是在1981年，安顺选区补选中惹耶勒南成功当选。
但他议员椅子还没捂热，就在1986年被控伪造工人党账目，被剥夺了议员资格。
惹耶勒南毕竟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体面律师，人民行动党犯不着用霹雳手段恶整他。但要是对付那些对政权真有威胁的反对者，李家坡可是毫不手软的。
新加坡有一条《内部安全法令》，最初是马来西亚国会颁布的1960年内部安全法令的一部分，并于1963年9月16日在新加坡实行，新加坡独立后萧规曹随，未有变更。
该法令授权了行政安全部门可以实施预防性拘留，即没有证据只要怀疑就可以捉人关人，以防止政权颠覆、制止针对个人和财产的有组织暴力行为，以及其他影响新加坡国内安全的犯罪行为。
内部安全法令还授权新加坡当局查禁政治和准军事组织，阻止有政权颠覆性文件和出版物出版，关闭可能有损于国家利益的娱乐场所和展览。
1963年的新加坡州大选，李光耀深感形势不妙，决定在选举前夕先发制人，以“清除康米”为由，展开“冷藏行动”，引用内部安全法拘捕逾115名反对派骨干，谢太宝、林福寿等多个反对派领袖，他们未经审讯被判关押19至32年不等。
庄明湖是新加坡油漆工人，是一名工会领袖，六十年代领导工人曾参与反对新加坡政府关闭南洋大学、消灭华文教育的抗争。
到1970年，他终被清算，被当局引用《内安法》逮捕，在被囚岁月，他每年都会被带到“政治站”独立囚禁数天，逼他就范签忏过书，但他拒绝屈服。
在被关的第八个年头，庄明湖用拒绝吃东西来反抗，”我拒绝单独囚禁，要求能阅读书报”。结果遭狱卒痛殴，被淋尿壶秽物，最后不得不被带到监狱医院治疗伤口。一周后，他继续拒绝吃东西，被狱卒强灌牛奶。
遭受如此折磨的庄明湖直到1983年才重见天日。不审不判抓起来关13年，这是什么民主自由法治……
直到2020年，新加坡政府还强制通过了《防外国干预法》控制社交媒体。这种民主自由法治，是目田派公知喜欢的吗？这么“民主自由法治”的新加坡，不也一样当国际金融中心吗？
说白了，国际金融中心对于政治民主自由并没有硬性要求，这个城市的政府怎样对待政治反对派，和那些来做生意的外国银行家有什么关系？只要经济上能够保证资本自由流动和低税率，海外资本自然趋之若鹜。
其实有些公知也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们编出了什么“《香港国安法》威胁外国金融人士人身安全”这种扯淡的段子，让人笑掉大牙。几十年来，还真没听说过哪个经济城市用类似法律逮捕过外国银行家……公知们真是胡说八道到了可笑的地步。
另外，所谓“防疫政策”影响人员流动更是无稽之谈，香港前段时间还保有一些入境管控倒是不假，但是任谁都知道香港的这种政策不会坚持很久。另外，哪怕香港对于入境控制比较严格，疫情也不会是金融人士决定执业地点的首要考虑因素，毕竟，没谁会为了一个短期的问题，影响就业这种人生长期规划。
也许有人就要问了，既然《香港国安法》和疫情管控措施都对香港金融业发展没有巨大影响，为何香港的排名被新加坡反超了呢？
第二，GFCI是一个权威排名没错，但是排名上出现一些变动，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在大的基本面没有剧烈变化的前提下，影响因素更多的是短期性的。公知们拿这个事儿大炒，只是为了他们的政治目的。
就在今年三月，第31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中，香港还排在纽约和伦敦之后，是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而新加坡当时排第几呢？它甚至没能排到第四，反而掉到了第六，比上海和洛杉矶排名还低……
各位要是信了公知的邪，没准儿还得去查查当时新加坡遭遇了什么巨大政治变故……
其实原因很简单，美国牵头搞得那个《关于应对经济数字化税收挑战双支柱方案的声明》，想通过建立全球最低税制度，打击跨国企业逃避税，并为企业所得税税率竞争划定底线。
对于新加坡来说，面对全球最低税率的压力，因应起来比较困难，很容易造成资本大量外流。而中国香港毕竟背靠内地，有很强大的基础，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
而这次香港排名被新加坡反超，也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据业内人士分析，这次香港的综合得分其实还比三月高了十分，新加坡之所以后来居上，靠的是当地家族办公室数量大增。
全球超级富豪基于财富管理、接班安排规划及进行慈善事业等各种原因，近年趋向自行设立家族办公室。
根据现有的资料，全球的”单一家族办公室”（即专为单一创始家族服务，而架构较为简单的办公室）数目已由2008年仅约1000个，锐增至2019年不少于7300个，其总资产管理规模高达5.9万亿美元，占全球资产及财富管理业务总值的5%。
目前，全球家族办公室之中，“单一家族办公室”属主流，占总数约80%，余者则为多家族办公室，同时为数个并无关联的家族提供服务。
家族办公室的崛起，成因不一而足，既是因为自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地中央银行大力推行量化宽松政策，超高资产净值家族持有的资产因而水涨船高；也由于投资策略趋向多元化，而企业受到的监管过多，超高资产净值家族趋向于自行打理财务。
说起来挺有意思的是，家族办公室不能利用外部资金，所以之前美国SEC处罚对冲基金时，常常采用逼其成为家族办公室这一方式。但时移世易，现如今富豪们为了灵活配置资产，竟然自己搞起了家族办公室……
在亚洲区，新加坡向来致力爭取家族办公室业务。透过精简监管措施和提供各种诱因，新加坡渐成区內新家族办公室落戶，或现有家族办公室搬迁的其中一个首选之地。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新加坡金管局一共接到143家家族办公室的申请，目前家族办公室数量已超过400家，而2018年仅为27家。短短4年时间，翻了14倍。
Henley & Partners研报显示，2022年预计会有2800名亿万富翁前往新加坡，通过设立家族办公室的方式管理资产。
香港在争取家办的道路上的确反应偏慢，棋差一着，随着大量家办已经落户新加坡，香港在这方面的差距已经比较大了。这次排名被反超也是很正常的一个表现。
但也要看到，新加坡是在大力招揽家族办公室，但是他们那儿对于家族办公室真的十分友好吗？
前对冲基金经理Stephen Diggle现在就在新加坡经营一家家族办公室，他表示新加坡政府会明里暗里用各种手段要求他雇佣本地人，如果你从境外调人来工作，对不起，工作签证是一概不批。
由于在2020年的大选中，人民行动党破天荒的输掉了两个集选区，让工人党士气大振。为了做出些姿态，人民行动党政府不得不开始限制外国高薪人士的数量。
数据显示，去年新加坡发给外国专业人士、经理和高管的签证数降至161700份，这是自201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大西洋伙伴公司的头儿爱尔威就表示，在拓展欧洲业务后，公司估计会离开新加坡。新兴市场投资老手麦朴思则直接把公司从新加坡搬到了迪拜。
以至于有美国财经媒体认为，新加坡和香港可能都不行了，未来的亚洲金融中心是迪拜……令人无语（难不成还有人认为“中东酋长国”更加民主自由吗）。
就算香港是在争取家办方面落后于新加坡，可作为两个全方位的国际金融中心，而不是开曼群岛那种避税天堂，家办只是一条赛道罢了。两地的比拼还要考虑许多别的方面。
比如，香港的股市可是远远要强过新加坡的。以去年数字计，港股市值超过42万亿、合共有2500多家上市公司，分别比新加坡高出七倍及两倍七；港股去年全年总成交额为41万亿港元，为历年新高，与新加坡仅1.9万亿港元相比，高出超过二十倍。
而凭着具竞争力的金融机构和专业服务生态系统，香港亦成为亚洲区内最具规模安排国际债券及内地离岸债券发行的中心，占区内发行额的34%，规模比新加坡多六倍。
绿色金融近年也在香港迅速起飞，这市场亦正不断壮大且向丰富多元的方向发展。去年绿色及可持续国际债券发行额便有313亿美元，占亚洲市场三分之一，安排发行量亦居亚洲首位；而绿色及可持续债券及贷款融资总额较2020年增加四倍，达到566亿美元，为亚洲之冠。
另外，自2012年以来，港股的IPO就一直稳居世界前三，还经常问鼎第一。虽然2021年略有下滑，但随着大批中概股退美来港，港股的IPO也有望回暖。
这也就引出了最重要的一点——香港背后有祖国内地的支持。
“一国”之内，香港有着国家的坚实支持，也受惠于可直接全面参与内地庞大市场发展的位置；“两制”之利，让香港继续维持高度自由开放的金融体系，以及与国际接轨的营商环境，成为国家连接世界独特的桥梁、窗口和平台。
就连美国彭博社都感言，新加坡取代不了香港，因为“香港即便失去全世界，可依然还有中国。香港是全世界进入中国的跳板，更是中国走出全世界的前哨站。未来香港将与中国将更紧密的结合。”
话说公知们听到美国主子这句话，会不会觉得自己写的那些文章都做无用功了？
参考资料：
香港立法会：新加坡推动家族办公室的便利措施
彭博社：離開香港的銀行家發現轉進新加坡沒有想像中那麼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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