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西方人眼中，共产主义中国犹如“洪水猛兽”？

观察者网：2002年您去法国交流学习，当时身边法国朋友对中国是什么印象？双方在沟通过程中，最大的误解是什么？对彼此存在哪些认识差异？

李洹：2002年刚到法国的时候，法语也才学了不到半年，磕磕巴巴的，仅仅能用简单的语言和人交流，就已经感觉到周围人提出的问题让我很懵。比如，共产党统治的国家生活环境很严酷吧？是不是满街都是警察在监视你们的行为？你们怎么能“侵略西藏”，“屠杀藏人”？台湾是个“独立国家”，你们中国为什么总是欺负他们？

我感觉到我们认知的中国是不同的。我认知的中国是五颜六色的，而他们认知的中国是灰色的，甚至是黑色的。而这种高高在上的说教的傲慢，基于片面认知带来的深深的偏见。

我那时候只是个刚刚高中毕业的学生，其实并没有很深入的了解西藏问题，了解所谓的人权问题，包括对台湾的历史遗留问题在内了解的都不是很透彻。周围人让我摸不着头脑问题，使我产生了把这些事讲明白的冲动，于是花了大量时间去研究，查阅各种中文资料、英文资料、法文资料，电视上有关中国和亚洲的新闻、纪录片、专题报道等等都会去看，一方面为了学习历史，另一方面为了挖掘他们对中国偏见的原因。然后再用蹩脚的法语跟他们说明和辩论。后来不但历史和政治知识增长不少，而且法语也进步很快，辩论技巧也有很大提升，算是意外收获吧。

观察者网：我看到您之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陌生”“偏见”“抵触”，为什么西方人在提到“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时，如同提到了“洪水猛兽”，在他们眼中，中国为什么如此可怕？他们是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李洹：共产主义是从欧洲起源的，但是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共产主义的实践都是可怕的，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从古巴到中国，资产阶级是无法接受无产阶级革命的，对他们而言这是“恐怖”而“邪恶”的运动。他们会把共产主义实践中负面的或失败的部分无限放大甚至扭曲，然后给公众展示经过筛选的片面的共产主义，从而让公众抵触甚至害怕共产主义，从而达到资产阶级长期执政的目的。我认识的个别受过高等教育的法国人干脆就说“中共就是纳粹”，“共产主义就是野蛮和血腥”。

这种“反共”信息战从共产主义产生就有，二战后的冷战中达到了高潮，伴随中国崛起“反共”信息战又有了新的目标，即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离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挑拨中国的民族矛盾以期从内部搞乱中国。特别是近二十年，中国在经济发展与国家治理方面越来越高效，大有超过自认为完美的西方民主制国家，再加上新冠疫情的管控，让西方惧怕民众对中国产生好感，对西方的制度产生怀疑，所以变本加厉，从西藏、香港、台湾、新冠病毒源头、南海、新疆等议题一个接一个下手，颠倒黑白，以假乱真，混淆视听。

中国的人种不是白人，是非基督教国家，哲学基础不是希腊哲学，政体也不是西方民主制，与此同时，我们的体量对欧洲人来说又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对于不了解中国的人而言，中国是神秘、异类、可怕的。中国共产党也是世界上邪恶的共产主义“余孽”。

而对于了解中国的人而言，中国共产党是成功的政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务实的、成功的、适合中国的制度，也恰恰因此，相当一部分了解中国政党和制度的西方人有着深深的焦虑，认为中国必将超越西方，从而产生警惕和抵触。

当然，也有一部分了解中国政党和制度的西方人认为中国的发展不是威胁，而是世界找到新的平衡的过程，欧洲需要和中国搞好关系，从中国的发展中把握机遇，发展好自身经济。但抱有这样想法的人现在还是少数，我们努力的方向也是讲好中国故事，让越来越多的西方民众了解中国，意识到和中国合作的重要性。这部分人越多，中法、中欧关系就越向良性发展。

左图为真实的新疆人，右图为西方媒体报道中的“新疆人”

观察者网：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离不开媒体和政客的刻意塑造。从所谓的“黄祸论”到“中国威胁论”，媒体和政客不遗余力抹黑中国，是出于怎样的利益需求？西方媒体在宣传时，会运用哪些“技巧”达到自己的目的？

李洹：在我看来，西方媒体和政客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西方现有的制度，维护白人至上主义，利用民粹主义提升媒体的知名度和塑造政客强硬的形象。

我在大学学过商业情报学，其中讲到舆论战的内容，西方也在依照舆论战教科书做着“卓有成效”的工作：首先要占领道德制高点，明明是出于地缘政治目的，却把对攻击对象的舆论攻击说成是对正义的伸张，对弱者的关爱。制造虚假新闻，资助一些学者或记者，以及对中国政府有仇恨的人士，炮制虚假新闻和所谓的目击证据，援引一些根本无法验证的所谓信息源。

第二，设立双重标准。比如在西方眼中，加泰罗尼亚的独立公投是违反西班牙宪法的，加泰罗尼亚作为西班牙的一部分没有所谓的自决权，但是台湾就具有“自决权”，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大陆就应该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

第三，选择性报道，比如在香港，西方媒体始终说是和平示威，只字不提恐袭暴乱，对暴徒攻击平民的事件完全忽略。在主流媒体上选择一种论调，而主动忽略西方不支持的论点。虽然名为言论自由，实则是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下的舆论垄断。

西方反华媒记者通常是先有结论再拼凑所谓证据，对一些不明出处的报告和文章互相引用，互相佐证，能糊弄民众却经不起任何学术和调研方法推敲，但他们也并不需要严谨，因为大众媒体只需要吸引眼球就够了。

观察者网：说到沟通交流，2008年4月19日的巴黎《支持北京奥运、反对媒体不公》万人集会不能不提，您的演讲令现场的法国人都感到震撼。作为亲历者，您觉得2008年奥运会带给您最大的冲击是什么？当时做了哪些工作为奥运和中国正名？

李洹：当时媒体都在一边倒的说西藏暴乱是“平民反抗残暴统治”，说西藏的平民和僧人被“血腥镇压”，西藏应该“独立”，抵制北京奥运会等等。美国资助的记者无疆界组织把一面黑色的印有一副手铐的巨型旗子挂在埃菲尔铁塔上，该组织的负责人到处参加节目抹黑中国政府，宣扬对中国的仇恨，占用大量媒体空间，而且几乎没有不同的声音。

看到这种情况，很多留学生都做了自己能力范围内的工作。我当时给所有的议员和主要媒体写信，告诉他们西藏暴乱的真相和我们作为留学生在媒体不公报道下对中法关系的担忧，在网上各大媒体的评论区驳斥反华论点，在学校里散发介绍真实情况的传单，给一些悬挂“藏独”旗帜的政府写信，一些市政厅也在收到信之后把旗子降下。

这一年对我最大的冲击是意识到西方对中国的舆论战是长久的，破坏力极大的。要想让西方民众更好的了解中国，还有很多很多工作要做。我也更坚定了在促进中西方了解与合作的事业中长期奋斗的决心。

观察者网：有一件事情让我有些感慨，您在参加法国电视二台《仲裁人》电视辩论后，有法国人表示，“终于听到了中国人的声音”。为什么以前中国人的声音总是难以发出？是我们不愿说还是他们不愿听、听不进？

李洹：有很多原因，中国人敏于行讷于言，不太喜欢说明和口头争执。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没有重视对外舆论斗争，或者仅仅做一些基础的工作。华侨在国外生活不易，大都刚解决温饱，不愿意卷入政治争端中，不少人法语过关，但是选择明哲保身。外国民众很少听得到，听到了也不相信，因为相对当地媒体的篇幅，不同的声音听起来并不怎么有说服力。

不过我们也看到了新的现象，年轻的留学生对中国更自信，语言也掌握较好，也熟悉运用网络空间，在一些关乎中国尊严的议题上愿意发声，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2008年法国巴黎万人集会，李洹在共和国广场上的精彩演讲引起轰动

观察者网：2008年奥运会被看做是中国提升国际形象和国家自信的转折性事件，当时无论是国内外，我们都面临很多质疑和抵制，但都一一挺过来了。马上2022年我们又要举办冬奥会，现在也有一些抵制的声音出来了，再加上眼下新冠疫情以来西方对中国的抹黑。您是否觉得我们面临着一场新的斗争？这场斗争和2008年比起来，有哪些新特点和严峻性？

李洹：是的，这场斗争已经开始了。新冠，南海，新疆，一个话题接着一个话题，而且西方国家紧密跟随美国的节奏，抱团攻击中国。

这次斗争有几个新的特点。

美国相对于2008年具有更深的战略焦虑，中国的科技、工业等领域的发展让美国的政治家们很是头疼。中美关系变成以竞争为主基调，某些领域甚至是在对抗。

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内部都是一塌糊涂，无论是疫情防控还是经济发展，可谓一筹莫展，阶层矛盾、族群矛盾尖锐化、极端化，各国急需甩锅和转移国内视线。

西方国家非常抱团，欧盟三十年以来第一次制裁中国，而且还是因为杜撰的所谓新疆种族灭绝，欧盟搁置中欧投资协定；英、法、德等欧洲国家不远万里派军舰加入美国在中国南海的军演和军事炫耀；法国议会通过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的方案等等。

可以说中国实力逐渐变强，西方实力相对变弱，中国更自信，西方更焦虑，中国习惯平视西方，西方还没习惯平视中国。西方在自我拷问的过程中越来越茫然和躁动，相对于2008年的傲慢，今天的斗争更多了基于无奈的对抗情绪。

西方借疫情抹黑中国

观察者网：从2008年到现在，您一直在中西交流的一线，也做了很多工作。从您的观察来看，今天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比起2008年，是更凶险了还是有所改观？中国的国际形象和话语能力发生了哪些改变？

李洹：我们做了一些宣传中国正面形象和“一带一路”的工作，也在网上和反华的大V们做着长期较量，但这些点滴对于扭转长期以来被扭曲和抹黑的中国形象还是杯水车薪。

中国早已被被贴上共产党国家的标签，随着中国实力的提升，特别是一些西方大国在新冠疫情中的失败，“中国威胁论”也越来越有市场。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个被贴了邪恶标签的政府的官方声音，通常传不到普通民众的耳中，即使传到他们耳中也时常被一些西方媒体断章取义，即使不被西方媒体曲解，外国民众也会对中国官方的声音产生不信任感。

但是，随着今天网络的发展，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机遇。尽管推特、脸书等平台偶尔会删除一些亲华账号，甚至是官方账号，但是我们可以更方便的接触到西方国家的普通民众，他们也可以更多了解有关中国的信息和视频。在中国和西方国家都有不少中国人向外国人介绍中国，也有很多了解中国、来过中国或者在中国生活的西方人士利用互联网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深深感到外国媒体的报道与真实的中国大相径庭，愿意站出来为中国正名，其中不乏知名的学者和政治家。这股民间的力量将会在国际舆论斗争中发挥更大更重要的作用。

我觉得总的来说今天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更为凶险，但是我们也有更多斗争的途径和抓手。正应了那句老话，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国对西方没有恶意，我想我们在西方一定会有更多的朋友。

观察者网：2016年以来，加上去年的新冠疫情、美国黑人运动，华裔、亚裔在欧美受到了歧视，甚至人身攻击。种族主义、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重新抬头，作为海外华人，您感觉承受的压力和危险更大了吗？从个体和华人群体来说，我们该如何应对欧美重新刮起的这股种族主义潮流？

李洹：疫情中和疫情后各国的经济压力加大，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的寅吃卯粮的经济模式将会使经济濒临崩溃，社会安定都将会出现问题。在振兴经济无望的时候，对外强硬，转嫁内部危机很可能成为西方各国的普遍行为模式。在催发对外仇恨的过程中，其国内的华裔族群就成了某种出气筒，针对华人和亚裔的暴力事件也越来越多。

在西方国家，大部分华侨华人很低调谦逊，没有明显的社会矛盾，但很多都处于社会的中下层，会被白人歧视。同时，又有不少华侨华人通过努力积累了财富，逐渐融入主流社会，但是又会被曾经同为中下层的其他族群嫉妒，有一部分下层的失意移民甚至会把华侨华人当做打劫的对象，造成很多身体和财产的伤害。

在各国转嫁内部危机的时候，在各国政客和媒体把矛头指向中国的时候，华侨华人将会承受很大的舆论和安全压力。同时，经济的不景气也会给华人的经济生活带来阴影。

这就需要华侨华人一方面继续努力奋斗，更好融入中上层社会，为社会作出贡献，建立良好形象，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同时要积极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安全和权益，最后要积极参政，发出华人声音，引起社会对华人社群的关注，维护族群利益。

观察者网：我们一直强调通过交流、沟通、理解、尊重来化解中西误解，但不得不承认，西方人骨子里的傲慢和偏见，以及一些别有用心者，总是从中挑拨。从这个角度来说，在经历这么多之后，您认为该如何打破西方人心中对中国的魔魇？在友好沟通的同时该如何把握斗争性？

李洹：我的一些法国朋友认为“西方”这个词有些笼统。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和美国人一样，尽管他们是北约盟友，都手持制裁大棒在全世界耀武扬威。我们应该区别对待美国和欧洲国家。美国已经对中国展开全面竞争的态势，甚至在个别领域还有对抗，美国在中国的周边有驻军，在台湾问题和南海区域和中国有军事冲突的可能。而与欧盟之间并没有地缘政治冲突和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都有对多极化世界的共同诉求。和美国人应该以斗争为沟通方式，而和欧洲人应该以沟通为斗争方式。

具体的讲，就是对于美国人，从舆论上应该火力全开，以牙还牙，从美国的人权、种族、历史、防疫、病毒溯源等方面全面的批判，在有关中国的议题上进行严厉驳斥。

而对于欧洲人，应该花时间和耐心去沟通和说明，对挑衅和诽谤污蔑也要驳斥和反制，但是也要注意方式方法，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欧洲人认识到与中国合作的利益大于与中国对抗的所得。这也正是我们在做的事。

随着中国的重要性越显突出，合作的呼声也会压过对抗的声音。最核心的是做好中国自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