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师承大家,终成大家

作者:夏明星 高桃源

本文转载自:党史博采(ID:dangshibocai)

粟裕:师承大家,终成大家

晚年,粟裕在《战争回忆录》中思绪万千:“我在少年时期,痛恨军阀残害老百姓,就想拿起枪杆子打倒军阀。1927年‘马日事变’,我被湖南反动当局通缉,跑到了武汉,参加了党领导的叶挺部国民革命军24师教导队。我欣喜自己扛起了枪,当了革命战士。教导队军事训练十分严格,但只能算是养成教育。在我以后的战斗生涯中,也没有机会进学校专门学习革命战争的理论,我的学习道路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到1934年7月,他受命参赞北上抗日先遣队戎机(担任参谋长),明知前途凶险,已是满腔自信:“聊以自慰的是,我在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下学会了带兵打仗。
的确,粟裕终生“没有机会进学校专门学习革命战争的理论”,他的学习道路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幸运的是,他的老师都是鼎鼎大名的大军事家:毛泽东、朱德、叶挺等。
“叶挺的名字大家是熟悉的,而且对他很崇拜”
1927年5月下旬,由于湖南革命形势恶化,粟裕逃离湖南常德省立第二中学,辗转来到湖北武昌。这时,武汉政府还没有公开反共,中共党组织还在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驻武昌,师长叶挺)成立了教导队,专门收容湖南、湖北地区被反革命迫害的青年学生和工农干部。诚如粟裕所言,“党对这个教导队是非常重视的,对学员寄予很大希望。通过严格的军政训练,党要把我们这些青年培养成为基层军事干部,毕业后去基层掌握武装力量。”粟裕一到武昌就接上了组织关系,中共党组织的安排和粟裕的心愿完全一致。晚年,他回忆起这一幕,仍然豪情满怀:“我毫不犹豫地在五月末赶到平阳门外招生处办好了入学手续,顺利地进入教导队。从此,我坚定地走进了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的行列,再也没有离开过片刻。”一入教导队,粟裕就当上学员班长,作为骨干来培养。
教导队成立,“不到半个月,就有了一千多名学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党、团员。党组织十分重视这批新生力量,派了坚强的政治、军事干部来领导。”作为一师之长,叶挺自然上心,常常到校指导。
对于叶挺,粟裕非常推崇。在《战争回忆录》中,他留下了这样的文字:
“叶挺的名字大家是熟悉的,而且对他很崇拜。”自然,粟裕也是“大家”里面的一员。
有一次,叶挺发表队前讲话,要求教导队学员必须做到“铁腿、马眼、神仙肚”。粟裕不解其意,问了第24师老兵才明白,这是叶挺独立团的流行语,意思是要做到能昼夜兼程长途跋涉,能连续作战不合眼不休息,能忍饥挨饿有饭多吃没饭不吃。
叶挺出身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他制订的教导队训练计划可以说是保定军校训练大纲的“速成版”。对此,粟裕体会尤深:“教导队的军事训练非常严格,至今还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粟裕:师承大家,终成大家

◆1939年,陈毅、粟裕、傅秋涛、周恩来、朱克靖、叶挺(自左至右)在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合影。
根据叶挺指示,教导队每天不是一般军队的三操两讲,而是四操三讲:“四操”是早晨一次跑步,上、下午各一次军事操练,黄昏一次军事体操;“三讲”是上、下午各一次政治课或军事课,晚上1小时点名训话。每天起床号一响,学员们立即跳下床铺,穿衣、漱洗、整理内务完毕,例行跑步10多公里,有时还得抢占一座100多公尺高的山头。叶挺特别指示,先到者站排头,后到者站排尾。粟裕认为,“这也是一种表扬和批评的意思。”大家列队完毕,只休息5分钟,立即跑回原地,直接带进饭堂。吃罢早饭,就进行军事操练,要求十分严格:
“一个动作做得稍不合乎要求,就要重做十几次,直到完全合乎要求为止。有时一排人、一连人连续重复做一种动作,直到全排、全连完全整齐一致为止。为了培养我们不怕严寒,不畏酷热,以适应以后战争的环境,虽然在武汉的炎热夏天里,也从未间断过军事操练。”(粟裕语)
一开始,有人对如此严格的军事训练不习惯,中共党组织立即进行思想工作,说明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武装问题,要有大批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干部派到部队里去,才能掌握武装,完成中国革命任务。
从1927年5月底受训至7月底开赴南昌准备起义,粟裕在教导队受训整整2个月,耳濡目染之中,粟裕从叶挺身上、在叶挺倾注心血的教导队里学到了掌兵之要:指挥员必须要在官兵中树立起信仰;带兵必须带成“铁腿、马眼、神仙肚”;从事军事斗争不能怕死怕苦。1927年6月,粟裕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而成为“叶挺式指挥员”则成为终生追求。
纵观粟裕一生,他后来领导队伍在困境中始终百折不挠,在艰苦转战中始终要求部队做到“铁腿、马眼、神仙肚”,可见当年叶挺的教诲和教导队受训对他军事生涯的影响。
“学习毛泽东建军思想”、“学习建设根据地”
1927年10月起,作为南昌起义部队连长,粟裕追随朱德、陈毅从粤北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北上过程中,朱德、陈毅对起义部队进行过三次整顿,“派党员担任连队的领导干部,以加强党对基层的领导,但支部还是建在团上”,“是对我们那支部队进行改造的重要开端,但还不是全面的改造。”(粟裕语)因为“还不是全面的改造”,所以部队中拖枪逃跑、不辞而别者不绝于途。

粟裕:师承大家,终成大家

◆粟裕
1928年4月底,南昌起义部队、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井冈山,红4军成立之后,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全面建设和改造开始了,在我军中肃清旧军队习气的残余,与旧军队的旧制度、旧思想、旧作风、旧习惯彻底决裂,把贫苦农民、知识青年、旧军人改造成无产阶级的革命军人,按照无产阶级和人民利益的需要,建设一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新型的人民军队。”(粟裕语)
两军会师后,红4军相继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中共红4军第一次代表大会,粟裕有幸都参加了。“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就一些重要的建军原则作了阐述,还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不久,红4军又召开了一次连以上党代表会议,讨论建军问题,并请大家发表意见。粟裕也参加了会议,并且终身难忘:“我在武汉参加的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24师教导队时,上政治课讲过马列主义的道理,但军事教育基本上是用旧式军队的教育方式,讲的是下级对上级绝对服从。此时这种民主的做法,本身就体现着一种崭新的精神,给我上了建军教育的重要一课。”
这时,为加强党对红4军的领导,毛泽东重申了党支部建设在连上这一项强有力的政治和组织措施,使党的工作扎根到了基层。当时,为了加强党的工作、政治工作,一些优秀的共产党员被调到连队担任政工干部,粟裕军政兼优,能者多劳:“我在井冈山时,工作多次调整,时而任连党代表,时而任连长,都是为了加强政治工作的需要。比如连队里新战士和解放过来的战士多了,需要加强政治工作,就调我去任连党代表;某个连长军阀习气太重了,要调动他的工作,又让我去任连长。”
那时,毛泽东亲自拟定红4军宣传口号,就是:“红军官兵平等”,“红军不打士兵”。红4军生活虽然苦,但从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起,吃的、穿的、用的都一样。旧军队常常有闹饷的事,而红4军因为官兵一个样,从来没有闹饷的,也不怨恨谁。当时,红军中流传一副联语:“红军中官兵伕薪饷穿吃一样,军阀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
井冈山缺粮,朱德、毛泽东就带领红4军官兵,一起从山下往山上挑粮。有一次,朱德军长开会回来,正遇到挑粮的队伍,就下了马,把体弱同志的粮担放到马背上,自己又抢过一副扁担,和大家一起挑上山。“士兵们想方设法不让朱军长同大家一起受累,于是才出现了‘朱德记’扁担的佳话。我就亲眼见过这根扁担。也许现在的青年人不能体会到官兵平等、废止肉刑这些基本制度所产生的强大威力,……而当时,这些基本制度,唤醒了被压迫者长期被压抑着的人的尊严,激发着对未来美好的无限希望,成为大家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牺牲的强大力量。这些新型的制度,是进行政治工作的强大武器。”井冈山时期,尽管斗争异常艰苦,逃亡几乎绝迹!
粟裕几乎亲历整个井冈山斗争时期,从而学习领会了毛泽东、朱德的建军思想:一,要建立一支人民的军队;二,人民军队必须听党指挥;三,人民军队要有强有力的政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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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5月,朱德和聂荣臻等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右起:聂荣臻、陈毅、朱德、彭真、粟裕、李先念、蔡树藩、薄一波。
粟裕坦言,“我确立根据地的思想是在参加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时期。”南昌起义部队兵败潮汕,北上湘南又立足不住,只好北上井冈山。粟裕认为,“毛泽东同志比同时代其他领导同志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在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转战上了井冈山后,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当我们上井冈山时,井冈山红色根据地的建设已初具规模。我们上了井冈山后的第一个感觉是有了‘家’了。按陈毅同志的说法,不再像‘釜底游魂’了。”“毛泽东同志很注意对部队进行建立根据地思想的教育。他常说,人不能老走着、老站着,也得有坐下来的时候,坐下来就靠屁股,根据地就是人的屁股。毛泽东同志深入浅出的比喻,很有说服力。”
这些学习、领会,影响了粟裕整个军事生涯。诚如《粟裕传》所言,“后来他独当一面领导革命和战争中,对军队和根据地建设所采取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做法,从指导思想到具体实践,都可以从他在井冈山战争时期跟着毛泽东、朱德学习找到源头。”
在晚年撰写《战争回忆录》时,粟裕专门回顾了“学习毛泽东建军思想”“学习建设根据地”两方面情况。
 “使我认识到,两军对阵,不仅是兵力、火力、士气的较量”
解放战争时期,粟裕以打大歼灭战闻名全军,著名者如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蒙阴战役、豫东战役等,以及他立下“第一功”的淮海战役。追溯历史,他的打歼灭战思想是在红军战争时期向毛泽东、朱德学习来的。
粟裕回忆:“由于红军是在敌人包围之中作战,武器装备一切取之于敌,因此歼灭战一直是我军作战的基本方针。战略战术的运用常以能否达到歼灭敌人为标准。当时,朱德同志带领我们打仗,为了达到歼灭敌人的目的,依据不同的敌人,采取不同的战法。对于一打就垮的部队,采取穷追;对于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则运用迂回包围。”
1928年4月底,在井冈山第二次反“进剿”时,红4军打赣南刘士毅的部队,它是地方部队,战斗力不强。当时,红4军从黄坳出发,向遂川运动,刚一接触,敌人就逃跑了。这时,朱德军长和粟裕所在连在一起,“他一面领着我们跑,一面不停地督促:‘快追!快追!’我们一口气追了三十五公里,俘虏了敌人营长以下官兵三百人,缴枪二百五十支。”战后,粟裕学到一手:“这种追击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追击,而是为了达到歼灭敌人的一种战术。”
1928年6月,红4军一举粉碎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会剿”。当时,敌人抽调湘赣两省10个团的兵力,兵分两路进犯井冈山。毛泽东、朱德决定采用避强打弱的方针,即对湘敌采取守势,集中兵力打赣敌。红军主动撤出永新城,退到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宁冈,集中主力,在地方赤卫队配合下,坚决控制敌进攻井冈山必经之路新、老七溪岭,寻机歼敌。作战部署,是以红29团附1个营担任正面阻击牵制,以红28团附1个营迂回到白口、龙源口,断敌后路,以求歼灭敌人。这次战役在朱德的亲自指挥下,取得了歼灭敌人一个团,击溃敌人两个团的重大胜利。战后,连长粟裕又学到一手:运用迂回包围而达到歼灭战目的。

粟裕:师承大家,终成大家

◆孟良崮战役后的粟裕(左二)和陈毅(左一)。
1930年12月,蒋介石调集10万军队,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这时,粟裕调任红12军第64师师长。对于此战,他有过回顾:“第一次反‘围剿’是一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范例。……我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向根据地中部实施退却。敌人以平均日行三十五公里的速度,分多路向我进犯,每路又分成梯队。我军在多路敌人中选择了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和谭道源的第五十师。这两个师是此次‘围剿’的主力军,是这次‘围剿’总指挥鲁涤平的嫡系部队,消灭这两个师,敌人这次的‘围剿’便可基本打破。……随即得悉张辉瓒师已进抵龙岗,孤军深入,立足未稳。我军迅速定下决心,集中优势兵力,运用迂回包围战术,十二月三十日,一举将该部全部彻底干净地歼灭了,一个也没有跑掉,活捉了张辉瓒。”“接着打谭道源师,我师担任正面攻击。……歼灭谭道源部一个旅,俘敌三千余人,敌人第一次‘围剿’就被粉碎了。”
战后,粟裕既从毛泽东、朱德身上学到排兵布阵,又认识到此战的美中不足:“两仗相比,打张辉瓒迂回得好,四方面重重叠叠,他跑不掉;打谭道源则因没有迂回好,仅歼敌一半,未能达到全歼。这说明要打歼灭战,在兵力运用上,必须把包围、迂回结合起来,没有迂回打不好歼灭战。”诚如《粟裕传》所言,“粟裕在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总结得出的经验,以后发展成为他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战法,几万、十几万、几十万地聚歼敌人。”
1931年2月,敌人卷土重来,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这次“围剿”,敌人采取的是一字长蛇阵,由西向东,从赣江边上的高兴圩,一直摆到福建省的建宁,差不多将近500多公里的战线。敌人两翼兵力强大,中间则是一些杂牌部队。在决定作战方案时,毛泽东很形象地说:现在敌人的阵势是只螃蟹,两边两只大钳子,中间一个软肚皮。打软肚皮当然好打,但搞得不好,两只大钳子就夹过来了。经过反复研究,最后决定还是从软肚皮开刀。这软肚皮是上官云相、孔繁祥等北方部队,他们在南方不服水土,又不会爬山,而且蒋介石一贯玩弄借刀杀人扫除杂牌的伎俩。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敌人两翼强大兵团观望不前,红军捅破了敌人的软肚皮一直打到敌人的后面,他的一字长蛇阵就全线崩溃了。
粟裕指挥红64师参加了反“围剿”,他由衷认为,第二次反“围剿”,是一次正确选择打击目标的典范。“毛泽东、朱德同志指挥作战,常常是先打弱敌。打弱敌难在选择。判断敌军之强弱,需要对敌人的各种具体情况作全面、周密的调查研究。例如部队沿革、兵员籍贯、装备给养、内外关系、上下关系、军政素质、生活习惯、战术技术及其特点以及占据的地形、工事条件等等。这些仅是基本的情况。但一切的强和弱,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强敌而未展开,虽强犹弱;弱敌作困兽之斗,虽弱亦强等等。所以,还需结合实际作具体的分析,毛泽东、朱德同志对这一原则的运用,可谓得心应手,我深受他们的教育。”1947年5月中旬,粟裕决策蒙阴战役收拾张灵甫第74师,依稀可见朱、毛当年正确选择打击目标的风范。

粟裕:师承大家,终成大家

◆1972年1月,毛泽东和粟裕在一起。
1931年7月,敌人不甘失败,又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这时,粟裕调任红4军第13师师长,率部亲历了反 “围剿”全程。这次,敌军新的攻势来得如此之快,迅速窜入赣南,出乎我军意料。毛泽东、朱德决定,将活动于闽西的红军主力撤回赣南苏区应战。“有天晚上,通过敌方两支部队中间的一个约七公里半的空隙,……神不知鬼不觉地转到了苏区。敌人竟然不知我们到那去了。”接着,毛泽东、朱德充分利用在苏区内部作战的有利条件,故示假象,以红12军主力扬旗鸣号,大张旗鼓地向东北方向佯动,把一部分敌人引向东北,并以另一部兵力一度攻占乐安县城,紧紧牵住追敌的鼻子,穿行于高山险路,把敌人的一部分主力拖了半个多月。红军主力2万多人,却偃旗息鼓,秘密越过敌人重兵之间的十公里空隙,跳出敌人包围圈,向西转移到兴国东北白石、枫边地区隐蔽休息。等蒋介石发觉真相,再度调兵西进,红军主力又进一步调动和疲惫敌人,继续西移,隐蔽地转到兴国、万安、泰和之间山区,休整待机。
这时,敌人像个瞎马似的已乱奔了2个月,3个师遭到了红军的歼灭性打击,其余部队受尽苏区军民不断袭扰和坚壁清野之苦,悲叹“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最终,敌人不得不实行总退却,红军趁势分路出击,又歼灭敌2万多人,赢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第三次反“围剿”中,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化被动为主动,共歼敌7个师,17个团,俘15000余人,缴枪20000 支,此战让粟裕受益匪浅:“使我认识到,两军对阵,不仅是兵力、火力、士气的较量,也是双方指挥员指挥艺术的较量。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开始常处于被动,但只要指挥员善于运筹,可以驰骋的领域仍然是很宽广的。战争指挥艺术是一门无止境的学问。”
到这时,粟裕对于指挥打歼灭战已经胸有成竹,苏北抗战的黄桥战役、车桥战役,以及解放战争诸战役,就是他深入学习毛泽东、朱德打歼灭战思想结出的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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