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动 作 与 大 动 作

作者:杰尼龟

本文转载自:杰尼龟漫游仙境(ID:lowvapourwave)

日本从1905年在中国东北开始殖民,到1945年战败投降,伴随着军事侵略的,中日之间还有一场货币战争,这是金融战的“冷兵器时代”。几十年间,日本“金融战”的算盘常常落空,最终导致了日本对中国,从暗戳戳的偷,一步步变成了明火执仗的抢。
从“挤兑团”到关东军
日本对东北的经济侵略,一开始靠的是两家“国策公司”: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和横滨正金银行。
1904年的日俄战争,是英国给日本出钱、在中国土地上打的一场战争。
日本和英国金融上的密切合作,始于甲午战争。《马关条约》的2亿两白银赔款,不是中国直接运到日本的,而是中国运到伦敦,换来英镑,再把英镑划转到日本在伦敦的银行账户上。
由于当时是金本位,得到英镑就相当于得到了黄金,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得到了字面意义上的“第一桶金”,得以加入金本位俱乐部,并成了英国的“远东看门狗”。
日本靠英国的借款,在日俄战争中获胜,在美国的“调停”下,得到了旅顺和大连,建立了“关东州”殖民地,设立了“关东都督府”。
沙俄军队是骂骂咧咧走的,想要赔款?没有!但是俄国留下了中东铁路长春以南的部分,还有抚顺煤矿。
靠着这些战利品,日本设立了满铁,把公司总部从东京搬到了大连。由于日俄战争前,美国的铁路大王哈里曼,大力承购日本的战争国债,满铁又是优质资产,哈里曼也想掺和一脚,都和日本首相签了备忘录了,日本又反悔了。日本对东北经济的垄断意图开始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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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满铁的营运资本中,一半从日本财政里出,一半是天皇和王公大臣众筹的。
满铁垄断了战略资源,而垄断金融要靠横滨正金银行。正金银行本是财阀企业,后被日本赋予“第二央行”的地位,专门负责外汇和海外经营。
横滨正金银行垄断东北金融的对手,“正规军”在沈阳(奉天),“游击队”在营口。
1908年,东北的大豆开始出口欧洲,豆饼是优质饲料,欧洲的猪吃了都说好,从此东北大豆畅销海外。
当时东北的人口还不到全国的1/12,但是出口占全国的1/3,进口占1/4,是全国唯一存在贸易顺差的地区,出口的对象也不是日、俄,2/3的出口面向欧洲,可以赚各种硬通货外汇。
横滨正金银行,坐镇海城牛庄这个“东北小上海”,看着大豆贸易这块肥肉,眼馋不已。但干瞪眼下不去嘴。
因为大豆贸易已经形成了精巧复杂的产业链,营口是终端口岸,辽河水运是中轴,大城市铁岭是枢纽,对满铁构成了强劲的竞争。
在营口,还存在着一种叫过炉银的奇葩民间货币制度。清末由于贵金属货币稀缺,商人集合起来,开设“银炉”来改铸银两,发展到后来,出现了过炉银这种信用货币。过炉银只存在于账面上,没有实体,银炉的账目也是个黑箱。
这种民间货币,一年才清算四次,但是效率奇高,虽然不透明,但是公信力极强。在日本人看来,这纯属黑科技。
经常能看到,两百多个各家银炉的人,聚集在屋檐下,嘀嘀咕咕摆弄手指头,交换花里胡哨的票据。满铁调研员在暗中观察了好久,还是看不懂。
奸商,绝对是一群奸商。
这是日本人的判断,他们认为,必须对银炉予以取缔,代之以自己的奸商。
营口军政长官兴仓喜平(总喜欢平仓,这个名字搞金融不吉利)亲自干预。先是要求各家银炉公布账目,接受监管。但是银炉掌柜们打死不让查,他们通过三井物产告诉兴仓喜平,说查了商业一定崩溃,大家一起死,日方只好作罢。
后来日本人又想开设自己的银炉,扶持了一个叫深水十八的横滨正金银行小职员,让他筹备建立正隆银行。
资本上,名为中日合资,一家一半,结果逼着中国商人资后,日本人的钱始终没有到位。深水十八本来想着,正隆银行既可以享受日资待遇,又可以避免银行监管,但开业后发现营口的水太深了,就以回国集资为名跑路了。
之后正隆银行被日本安田财阀接盘,搬到大连去了,各家银炉还好好地活着。
后来日方逼迫银炉以横滨正金银行的钞票计价,他们认为,这样日后自己的钞票就能成为主流货币了。横滨正金银行在内部报告里写道:这种变化“令我窃喜”。
但日本人没来得及偷笑太久。清廷为了财政,让盛京将军赵尔巽设立了奉天官银号,铸造了自己的银元,并发行以这些银元为基础的纸币——奉票。日本人迎来了更强劲的金融正规军。
早在1905年,日方就想骗清政府,撺掇双方成立“合资银行”。赵尔巽虽然老,但并不傻,这是一个把张作霖调理得服服帖帖的封疆大吏。
赵尔巽对日方说:不了不了,我这破衙门一没人才,二没资金,三没权限,高攀不起。
结果没过多久,日本人发现赵尔巽手里,人才、资金、政策啥都有了,清政府独资的奉天官银号开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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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日俄战争时,日本发行了大量军票,临时用于收购物资。战后横滨正金银行想要用自己的钞票,来兑换中国老百姓手里的军票,然后正金银行的钞票就可以成为东北的主流货币了。
但奉天官银号的把一切计划都打乱了。奉票大受欢迎,正金银行钞票受到排挤,只能在满铁沿线和旅顺大连附近流通。
即使是日本人,都不爱用正金银行的钞票,因为客户在不同的支行兑现还要额外付手续费。
自己不好,别人也别想好。日本抓住奉票背后白银准备不足的弱点,想要买来官银号的银元熔掉运到外地,造成奉票的准备金短缺。但是日本人舍不得下本钱,定价太低,根本没人卖给他们。
后来日本又组织了“日侨挤兑团”,拿着奉票去官银号要兑换白银,以造成奉票的挤兑危机。
挤兑团分为软磨和硬泡两种。
日本侨民中的“良民”负责软磨,不分昼夜,在奉天官银号的柜台上躺着,不给兑银元就不走(横卧柜台,日夜不休)。有的还操着蹩脚的东北话,冒充中国银行派来提款的人。
日本浪人负责硬泡,砸官银号窗户,满院追打官银号职员。
挤兑之下,1916年,袁世凯宣布停止白银兑换,奉票成了不兑换的信用纸币。但邪门的是,奉票一直保持着东北主流货币的地位,正金银行的钞票虽然可以兑换白银,但是使用仍然受限。
日方金融战失利,固然和“敌人太强”有关,内部互相拆台也是重要原因。
日本政府命令满铁协助正金银行,建立自己的银本位货币。但是满铁完全不配合,因为银本位货币对满铁来说太恶心了。
日本是金本位国家,中国一直是银本位国家。满铁从日本国内买的铁轨和车厢,都是用金本位的日元计价的,在东北收的运输费却是各种银票。那个年代,白银相对于黄金的比价一直在下降,这让满铁的支出越来越高,收入越来越少,损失很大。
满铁想要金本位货币,关东都督府代表的军方也是一样,这样能让日本侨民有“家的感觉”,往日本汇款也更合算。但对日本的金融财阀来说,银本位已经够香了。
为此,时任大藏相的日本重要政客高桥是清,亲自来到大连调解各方,劝满铁按照既定方针办事。他列出了种种理由,但核心的原因是,日本的黄金储备根本不足以支撑在东北发行金本位货币。
后来,张作霖的军阀混战中,不断增发奉票,奉票的信用有所降低,1931年之前,奉票始终是东北的主流货币。
日本人不仅没有占领金融上层建筑,其满铁基础设施也面临挑战。张作霖修建葫芦岛港和锦州港,围绕着满铁,兴修东西两线铁路,对满铁形成合围竞争势头。日本关东军1928年除掉张作霖,选择的地点很有象征意味:安放炸药包的地方,是欧美势力的京奉铁路和南满洲铁路的交汇点。
直到1931年,关东军几个愣头青参谋“以下克上”,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事后得到了日本国内承认,筹建了伪满洲国。这才依靠抢来的5700万个银元,用伪满货币干掉了奉票和过炉银。
法币改革的酸葡萄
1935年,日本已经占据了东北,又试图“变华北为东北”。这时南京政府做了一件近代史上的大事——法币改革。
法币改革是废除实行了几百年的银本位,实行不可兑换的信用纸币制度。这个改革看似很现代,但当时纯属无奈之举。
第一,近代中国的外债太多了,白银一直在跌价,还起债来特别难受。所以早在清末,梁启超就和张之洞有过实行“虚金本位”的辩论。
1929年,蒋介石找来美国专家学者,成立财政设计委员会,准备隆重推出金本位货币。为了纪念孙大炮,新货币的单位是“孙”,1孙=40美分。但是29年搞金本位,无异于49年入国军。因为当时欧美处于大萧条中,各家的金子都藏着捂着,金价暴涨,中国无力负担。这次金本位改革不了了之。
第二,罗斯福新政时期,又出了新的幺蛾子
金本位制度下,各国货币都有规定的含金量,汇率也是固定的,这大大限制了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主动性,所以罗斯福和凯恩斯都对金本位深恶痛绝。1931年英国率先放弃金本位、采取浮动汇率之后,凯恩斯笔下的英国社会“喜大普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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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新政最强力的部分,就是农业改革和《白银收购法案》。而这两者是紧密联系的。
现在有一种人云亦云的观点,认为《白银收购法案》是美国七个产银大州、14名联邦参议员小圈子推动的结果。但是须知,七个产银州银矿就业总人数才3000人。实际上,《白银收购法案》最大的推动者是美国农业州。
美国是农产品出口国,《白银收购法案》带来的货币增发和美元贬值,有利于美国农产品的出口。而且农民还都背有土地贷款,美元贬值让他们的债务负担减轻了。
《白银收购法案》将白银定位发行货币的基础之一,大大增加了美国的货币供应量。
但是美国满世界收购白银,造成了银价的大幅上涨,这要了中国工商业的命。
白银成了美元的补充基础,但白银是中国货币唯一的基础,这就好比长工家的饭碗要被地主拿去当夜壶了。
一时间白银大量外流,中国陷入货币紧缩,经济在连年水灾之后,又受到打击,民国的“黄金十年”来到尾声。
以上两个理由结合起来,南京政府不得不搞法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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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得澄清关于法币的一个事实。
国民政府的法币烂掉,是抗战胜利后“劫收”和后续腐败的结果,在抗战期间,法币几乎是民族之光。可以说,没有1935年的法币改革,全面抗战是无法开展的。
法币是不可兑换的信用纸币,国民政府也没有强大的信用,所以法币当然有很多弊端。但是法币一经推出,迅速成为全国通用的纸币,这不利于军阀继续割据,加强了南京政府的集权,为日后组织人力物力抗战打下了基础。
日本军部预见到,法币改革会对侵略中国构成阻碍,所以对法币恨之入骨,法币改革前后更是阴阳怪气。
法币改革挑起了英、美、日的竞争。好比一头肥猪面对三把刀,选择让谁来宰割反而成了肥猪的特权。
1935年,听说中国要搞法币改革,在华有重大利益的英国先派来代表。孔祥熙想让英国借给南京政府1000万英镑,作为发行法币的基础,让法币和英镑挂钩。但是英国人舍不得,没有马上同意。
这个风声传到外面,让日本人非常恐慌,他们表达了强烈的反对,但由于没钱,也只是口头反对而已。
比如日本驻上海的武官矶谷廉介,也是后来的侵华战犯,假惺惺地唱高调说,法币改革完全是“一些财政家和财阀勾结”,“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其实他只是恨南京政府没有和日本的财阀勾结。
日本媒体还用激将法,说“在中国已经表示要自力更生之际,外国再向中国借款就会动摇中国的决心,还会让中国颜面扫地”。南京政府完全不吃这一套,《大公报》直接说日本就是“妒忌”。
眼看中国要加入英镑货币圈,不仅日本妒忌,美国也妒忌。
但美国财大气粗,直接就上了干货。在英国人还在犹豫的时候,提出以高价向南京政府买入白银,然后南京政府把卖白银获得的美元存在纽约,作为发行法币的准备金。
美国人和蒋介石谈妥了,把英国截胡了。但是南京方面怕得罪英国人,不敢说法币和美元挂钩,法币的汇率还是盯住英镑。美国人不干了:敢情我出美元,就为了让你抱英国大腿?
随后美国人停止在伦敦市场购买白银,银价暴跌,法币贬值,根本盯不住英镑汇率了,国民政府只好求饶。至此,国民政府算是加入了美元货币圈。日本人在一边干瞪眼,搞了几次偷袭都失败了。
比如1935年11月,法币改革后的第一个光棍节,日本人花血本,用手头的法币去挤兑南京政府的外汇,换了125万美元,但是此时南京政府的外汇储备已有3000万美元,日本搞的这些小动作完全不构成冲击。
此后好几年,美国都从中国大量购银,到了1937年4月,南京政府又1.7亿美元外汇储备,4500万直接存在美联储,国民党倒向了美国的怀抱。日本除了占据东北,再想在中国其他地方浑水摸鱼,越来越难了。
1935年,日本国内的“二二六”政变,让日本进一步倒向军国主义,狗急跳墙的全面侵华通过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开始了。
偷鸡不成蚀把米
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人在华北想靠朝鲜银行发券充当货币,但是效果很差。市场上这种银行券兑法币的比价是100:71,首战失利。日本“对满事务局长”青木一男反思说:
“有人说只要日本撒钞票,势力就会变大,但这种做法即使在东北都行不通。货币是心理作用很强的东西,必须是能令中国人感到安心的东西。”
钞票上印着大灰狼,小白兔当然不会使用了。
日本鬼子痛定思痛,开始借伪银行,发行改头换面的货币,在华北的伪币叫联银券。日本人想让老百姓把手头的法币换成联银券,为了利诱,100法币可以换103联银券,但是老百姓不为所动,法币回收率只有6%。
一看利诱不成,改成了威逼,命令过渡期后禁止法币流通。消息传出来,市场上联银券反而跌价40%。联银券的流通,只限于铁路沿线的日军占领区,由于人民对法币的绝对信任,日伪货币只要踏入内地一步就用不了。
折腾了半天,即使占领华北全境,在天津租界的货币市场上,法币还是比联银券高3个点。
这相当于金融市场对战争前途开的盘口。
“战胜国”的货币,反而不如“战败国”的货币强势,这让日军感到不可思议。
日本在华北搞的伪币是联银券,在南方是汪伪发行的“中储券”。中储券更加狼狈,只能靠下三滥的手段推行。1941年,“中央储备银行”开张。汪伪政权的高官,为了推行伪币,亲自上街“持券购物”,一副以身作则的模样,谁见了都躲着走。
汪伪还组织了500人的“特种青年行动队”,满世界贴小广告。汪精卫虽然和几个大百货公司的老板谈妥了接受中储券,但商店的营业员都拒收这些伪币。被逼无奈,汉奸政权只好在公交找零里掺杂伪币硬币,这些硬币和法币硬币长得很像,有时候乘客收到后发现不了。
就靠这些小动作膈应人,但小动作还不止这些。
日本1936年就开始伪造法币,通过青帮,把假币以10:6的兑换率通过钱摊投放出去。占领香港后,又掌握了印刷法币的工厂,从此可以生产真·假币了。目的都是为了搞乱物价,争夺物资。
但国民党也不是善茬,戴笠通过美国人,印了大批的日伪货币,通过忠义救国军下面的游击队,从重庆,经江西、福建、浙江,一路倒腾到上海。像日本人用假法币收买叛徒一样,军统也用假日伪货币贿赂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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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42年,日本和美英宣战一段时间后,拿枪逼着老百姓用伪币交税后,中储券才流通起来。
这一时期同样少不了内部的拆台。一边是殖民机构“兴亚院”和日本大藏省,在起劲儿地推广伪币,另一边日本军部却在拿军票明抢,搞乱了沦陷区的经济秩序。大藏省的长官去军部以命相威胁,才得到了初步的妥协。
这种货币混乱让日本头疼。
日军即使啥也不干,军费也由于通货膨胀蹭蹭涨。1942年的军费是15亿日元,1944年涨到了278亿日元。到后来,用伪币已经买不到物资了。这倒不是因为日军讲原则,而是工商业连简单再生产都维持不下去了,总不能从日本国内供应侵略物资吧?
1943年,日本从国内运来25吨黄金,用于维护占领区货币秩序。偷鸡不成蚀把米,日本国内拢共才150吨黄金储备,前后用在中国的就有50吨。
早在战前,日本的贸易结构就是三角贸易,对欧美净进口,对亚洲净出口。但是日本从中国赚到的多数是日元本币,很少有外汇收入,所以国际收支状况很差。1938年日本储备的硬通货价值只有5亿日元。
侵略中国后,日元汇率进一步翻车,侵略中国带来的收益都用来补贴战争了,没有带来任何外汇。袭击珍珠港前,美英冻结了日本的海外资金,这反而打碎了日本的枷锁,开始破罐子破摔了。之前日本的贸易是以外汇储备为限度,之后就掠夺只受海运能力限制了。
日本在沦陷区的经济活动,只能实现以战养战的目标。1940年,日本占领了中国16%的国土面积,工业生产额占94%,耕地占47%,但是各种伪币发行量只占货币总量的15%。日本在和中国争夺物资,但物资总是往国统区跑,法币往沦陷区流动。
因为经济规律不站在日本一边。
日本人发现,存在一条“援蒋通道”,各种物资通过或明或暗的渠道,源源不断第运往国统区。蒋介石这个日后的运输大队长,享受着日本人的运输。
回头一查物价,日本人崩溃了:以1936年的物价作为基数100,1939年天津是物价指数是409,上海是567,东京是160。物价在日本最便宜,重庆物价最高,商人逐利,带着物资往中国跑,往大后方跑。
贵金属也是一样,1两黄金在日本值15日元,朝鲜20日元,东北50日元,上海80日元。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大量黄金通过香港,落脚在美国,成为重庆政府存在美国的钱。
这种“资敌行为”,气得日本外务省写报告大骂,说是“愚蠢的低物价政策”。后来设置了A、B两档价格调整费,来遏制这种愚蠢政策。
但这种愚蠢是战略上无法避免的:日本既想将占领区纳入日元货币圈,又想在本国遏制通货膨胀,这从根本上做不到。
“大东亚共荣圈”,谁也跑不了。
1944,赌中日国运的盘口发生了重大变化——法币又缓过来了,法币兑中储券变成了100:69,在香港更是高达100:33,法币完全把伪币踩在了脚下,预示了日本的战败。
2013年,安倍晋三访问英国的时候,和首相卡梅伦套近乎,说日俄战争期间,日本的大藏相高桥是清到伦敦为战争筹资,当时借钱给日本的汇丰银行伦敦分行行长,是卡梅伦的祖爷爷。
通过简单回顾可以发现,日本右翼记吃不记打的原因很简单:侵略的历史不仅罪恶,经济上的种种失败更让他们觉得窝囊。回顾这段与侵略并行的金融战,也可以给“蛇吞象”的必然失败,增加一个经济的注脚。
参考:
燕红忠等,《中日货币战争史》
Eichengreen,Golden Fetters
赖建成,《中国经济史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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