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中的黑暗,广东老鼠山鼠猫勾结案,揭露出乾隆盛世下的真实

作者:浩然文史·小太阳
本文转载自:浩然文史(ID:haoranwenshi)
盛世中的黑暗,广东老鼠山鼠猫勾结案,揭露出乾隆盛世下的真实

在今天的广州市番禺区金山村,有一座山被称为“老鼠山”。清朝的时候,因当地居民困于当地地理位置偏僻,多山地、丘陵无法大面积耕种的生存条件,在缺衣少食的情况下时常出去偷盗,“老鼠山”因此得名。政府还曾派遣专门的“金差营”部队用以镇压当地盗贼。金山村正是因“老鼠山”和“金差营”而得名。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广州巡抚在老鼠山抓到被官府通缉许久的“巨盗”梁亚香,一时间名不见经传的老鼠山迅速“爆红”。但老鼠山之所以被人以“老鼠”命名,显然并没有当地老人口中传说的那样简单,其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社会现象与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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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耕时代,山区是很难生存下去的

一、遍地“盗匪”的老鼠山

没有人生下来就是盗匪,更何况全村人都是盗匪,这显然不是先天性的产物,而是后天性的社会环境所引发的社会问题。金山村是一个濒海的村落,早在明代就已经是当地著名的渔业市场,集市上每天都人山人海,十分热闹,而当地民众也以此作为生计与出路,生活还算是能过得去。金山村在清代之所以成为一个被周边村落及当地官府避之唯恐不及的村子,与国家的政策变化有着重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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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金山村

1780年,新任广东巡抚李湖走马上任,他深知前几任巡抚在职时期的最大“忧患”,就是老鼠山盗匪成群。因此李湖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就是开始调重兵剿匪。其实李湖心里很清楚,之前的历任巡抚并不是真的对付不了这群衣衫褴褛的山大王,最大的问题恐怕不在于老鼠山的山大王有多强,而在于士兵与官府是否和他们勾结成一体,是不能剿灭还是不想剿灭,这是个关键性的问题。李湖剿灭老鼠山盗匪势力之后,很快就展开审讯工作。在乾隆看来,老鼠山正如同宋代的“梁山泊”一样,而盗匪首领则是老鼠山上的“宋江”,应该彻底严办。小小的老鼠山无足挂齿,真正令乾隆头疼的,是广东官匪勾结问题,而李湖接到的审讯任务的重点,也正是要查清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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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好汉

二、猫和老鼠的勾连

随着审讯的愈发深入,揭露出来的官、盗勾结的情况也愈发触目惊心。根据广东政府向朝廷奏报的折子可知,在之前发生的沙湾茭塘剧盗一案当中,之所以官兵接连失利,就是因为参与剿匪的水陆官兵有很多人收受了盗匪的贿赂,纵容盗匪出入。官兵们不但在剿匪中敷衍了事,而且他们当中的部分人竟然直接参与到盗匪的分赃活动中。有了官兵当保护伞和盟友,盗匪势力想不发展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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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里的“山大王”

根据老鼠山最大的首领梁亚香的供述,以金钱收买官兵的事情在很早之前就发生了,无论是陆兵还是水兵,都大量参与到分赃行动当中,就更不用说他们的顶头上司了。听到这些乾隆暴跳如雷,广东地方官兵所做之荒唐事情已经远远超出他的底线,比盗匪作乱带来的冲击还要强无数倍。随后他立即下令严办盗匪案涉案官员,原广东提督章绅、左翼镇总兵郑天竣、广州协副将朱秋魁是军队的直接负责人,他们在任时间最久,也是受贿最严重的中下层将领,直接撤职严办。除军队负责人外,一大批广州中下层官员也被撤职查办。可以说一座小小的老鼠山,引发了广东官场的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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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里的乾隆

官匪勾结一事对乾隆来说带来的不仅是震怒,还有他对广东地方官员的彻底不信任感,1784年,他派钦差大臣福康安前往广东,彻查历任总督在任时的经济问题,数位已离任的总督在清查下“原形毕露”,只得上缴数万两白银,以表忠心。其中牵连最多的是已经去世的两广总督杨景素,他不仅在死后还一再获罪,生前所获功名尽数抹去,他的儿子也接连被要求上缴他所“贪污”之银两,下场十分凄惨。其实杨景素并不是老鼠山盗匪案的直接负责人,他在任时间很短,但问题就在于他已经去世,无法替自己辩白,只得成了老鼠山盗匪案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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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中的福康安

三、没有天生的盗匪

老鼠山盗匪被彻底清扫之后,为防止盗匪再起,李湖等在任官员决定采取严厉的善后措施,以防范于未然。首先派遣大量士兵镇守在老鼠山附近;其次为防止官匪勾结一事再度发生,李湖决定建立一套地方官员问责制度,根据剿匪是否得力,来决定官员升迁;最后则是从文化层面出发,他下令在老鼠山铸“铁猫”像,重达数百斤,这分量足以镇得住老鼠山的“老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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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的塑像

“热闹非凡”的老鼠山盗匪案至此算是告一段落,李湖等官员也得到了乾隆的高度赞赏,官运财运亨通,事情似乎是得到了解决。但问题真的解决了吗?恐怕现实远非小说结尾那样大家都是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正如文章开头所讲,没有人是天生的盗匪,老鼠山的民众之所以在明、清两代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由民变匪,并不是因为他们先天邪恶,而是由清政府采取的严厉海禁政策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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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王朝》迁界禁海令

众所周知,清政府推行严厉的海禁政策,除开放为数不多的几个城市,如广州作为通商口岸之外,大部分沿海地区的居民严禁下海,如果私自出海等同于谋反。而老鼠山的居民在明代是以打鱼为生的,当地还是一片热闹的渔业市场,他们早已习惯的生活方式在清代被悉数摧毁。渔民不能打鱼自然没有了生路,沦落成为盗匪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在乾隆四十五年李湖剿灭老鼠山大盗之后,老鼠山并没有像设想的那样恢复平静,“铁猫”也没有起到应有的震慑效果,相反在此后的数年间,老鼠山的匪患是接二连三地发生,一方面是官府对民众的巧取豪夺与贪污腐败导致民生唯艰,一方面则是大量的民众在生活重压下沦为盗匪,这究竟是谁的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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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奉行“一口通商”政策

文史君说

俗话说官逼民反,梁山好汉的故事就属于这一类型,但在老鼠山的故事中,却没有了梁山好汉这样的浪漫主义与替天行道的豪壮,一切都是如此的荒谬。民众被逼为匪,又反过来去抢劫其他无辜的百姓;官府逼民造反,反过来却还与盗匪勾连以获利。这一切又令人不得不感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百姓总是兜底的那一个!

参考文献

《清乾隆高宗实录》。

刘正刚:《老鼠与猫:1780年广东盗案研究》,《广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作者:浩然文史·小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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