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南北之争

作者:温伯陵

本文转载自:温伯陵(ID:wenboling2020)

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南北之争

1

这篇文章回答一个问题——司马光和王安石到底在争什么?这事说来话长,不过来龙去脉是清晰的。
 
北宋和汉唐明等王朝相比,有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用兵变的方式黄袍加身,直接篡夺了后周的江山,在“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乱世立国。
 
这样的时代背景,塑造了北宋的基因。
 
因为江山是赵匡胤继承自后周的,那么了团结后周的文官,从朝廷到地方的政府班子要保留下来吧,否则就是动了既得利益者的蛋糕,赵匡胤的江山就坐不稳。
 
五代十国的战争和兵变都很频繁,结果就是武将权重,赵匡胤为了降低反抗的烈度,就必须保留武将的地位,并且赏赐他们丰厚的经济利益。
 
文官和武将都原封不动,那么地方上的地主也不能动,北宋便没有进行土地重新分配,也就没有数量庞大的自耕农阶层。
 
由于以上的特点,北宋自从立国起,就有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汉唐明用一百年走完的路,北宋直接一步到位,相当于别人六十岁做保安,你二十岁就做了小区保安,少走四十年弯路。
 
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吸取了五代十国到处是骄兵悍将的教训,决定进行科举扩招,重用文人士大夫们,并且在土地、工资等方面给与优厚的待遇。
 
这样一来,北宋的既得利益集团便越来越膨胀。
 
而得到利益的人,最直接的反应是保住利益,尽量避免任何变动,于是北宋养成了“不折腾”的政治风气。
 
大国崛起不需要、土地分配不需要、改革制度也不需要,只要大家能岁月静好,一切都是OK的。
 
但问题是,既得利益集团越来越膨胀,必然造成人民负担加重、国家财政萎缩的双重困境,体现在政治层面,就是教科书里说的冗员、冗兵、冗费。
 
到了宋仁宗年间,官员人数从1万人暴涨到2.4万人,导致“食禄者日众,力田者日耗”,禁军人数到了80万,所谓“八十万禁军教头”就是借用了这个数字。
 
而官员和禁军的数量膨胀,再加上皇帝逢年过节的例行赏赐,结果就是“天下财赋岁入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
 
挣的多花的多,赤字水平保持的非常稳定。
 
范仲淹等文人士大夫们觉得不行,这样下去迟早要完,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才能延长国祚,避免出现江山倒易的危险。
 
北宋的主流政治风气,逐渐从“清净”向“有为”转变,改革变法成为有抱负的士大夫们的共识。
 
于是宋仁宗年间出现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虽然失败了,但改革的理念星火相传。
 
1063年宋仁宗去世,宋英宗简单过渡几年,1067年宋神宗继位,把头发梳成大人的模样,雄心勃勃的准备改革图强。
此时,北宋有两种改革方向,代表人物就是司马光和王安石。
 
没错,司马光不是顽固守旧派,他是主张改革的,只是和王安石的理念不同。
 
司马光建议,“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必力救其弊”,不要大规模授官、取消对文武官员的不必要赏赐、皇帝节省用度、朝廷减少开销。
 
减少开销降低税赋,让朝廷和百姓都能喘口气。
 
司马光的思路是,既然重新分配土地不现实,那就在不改变现有利益格局的基础上,进行温和渐进的改革,能苟一年是一年,真到了大厦将倾的时候,那也没办法。
 
而王安石建议,“窘乏非今日之急,得善理财者,何患不富”,即现有的财政开销可以继续保持,关键在于国家调整“理财”方式,增加财政收入填补国库。
 
那什么是理财呢?
 
其实王安石的理财,不是代表劳动人民清算官僚地主的阶级运动也不是改变生产关系或者促进生产力,而是国家改变财赋的征收方式,用一切手段搞钱。
 
用王安石的话说,“今之税,亦非重于先王之时,但不均,又兼并为患耳。”
 
看到了吧,王安石不是均田地,是均赋税。
 
如果理财的刀砍到官僚地主身上,那就说声对不起,如果理财的刀砍到百姓身上,那就苦一苦百姓。
 
反正,我王安石就是要钱,你们看着办。
 
所以,司马光和王安石不是改与不改的分歧,而是改什么、如何改的分歧,这是改革的路线斗争。
 

2

司马光和王安石的改革理念,很难说哪种是对的,哪种是错的。
 
司马光不动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肯定不可能彻底改变北宋积重难返的局面,无非是把致死病调理成慢性病,延缓历史周期律的到来。
 
但动了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就能改变北宋的局面了吗?
 
大概率也不行。
 
北宋走到那个时候,已经立国百年了,如果算上五代十国的既得利益者,整个历史周期律已经走了一百五十年,可以说,既得利益者是北宋的支柱。
 
如果彻底推倒重来,既得利益者们必然抛弃赵官家,重新选择利益代言人,那结果就是天下大乱改朝换代,北宋连一天都苟不下去。
 
司马光的改革理念,不是最好的,但起码不是最差的。
 
而王安石的改革理念完全着眼于理财,同时以理财为手段抑制兼并,但王安石又怎么能保证,理财的改革政策一定能抑制兼并呢?
 
比如青苗法是每年青黄不接时,官府给农民贷款,秋收后连本带息一并偿还,年息是两分,比民间私人贷款利息低很多。
 
政策是有利于农民的,但金融贷款的权力收归官府,官府又没有适当的监督,结果就是腐败和层层加码。
 
很多地方春季发放一次贷款,秋季收回本金和两分利息,然后秋季再发放一次贷款,春季收回本金和两分利息,这样一来,两分的年息变成四分。
 
相当于贷款十万块,王安石规定收利息两万,地方官府能收回四万甚至更多。
这些钱自然都出在农民身上。
 
那农民不借高利贷行不行?
 
不行。
 
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不借钱就活不下去,而且官府有放款指标和盈利指标,完不成任务是要摘乌纱帽的,所以官府会主动给农民放款,留下一句话:
 
“这些钱你拿着,半年后连本带息给我,就这么定了。”
 
青苗法,就这样演变成官府强制发放的利贷。
 
在徭役方面,原本北宋实行的是差役法,即轮到出徭役的时候,富人出钱,穷人出力,各尽其能。此外还有大量“下户”可以免徭役。
 
王安石认为,没钱的人强制出徭役,必然耽误农时,不利于北宋的经济发展。
 
于是王安石推出免役法,不论家庭资产多少、上户还是下户,都要给官府交钱,官府用这些钱招募劳动力做工程,这样便不耽误农时。
 
对于富人来说,差役法和免役法没有区别,反正都要出钱。
 
但对于穷人来说,实行差役法的时候可以“以身代钱”,现在实行免役法必须“以钱代身”,那些免徭役的下户也得出钱。
 
改革的目标应该是“损有余而补不足”,而穷人的有余是身体,不足是钱,王安石的免役法恰恰反过来了,损了穷人的不足。
 
保甲法是兵农合一的强制征兵制度,这就导致农民在出钱之后,还得出人当兵,司马光评价为“舍耕桑、事战阵、一身两任。
 
最关键的问题是,王安石改革政策的核心是货币,但在美洲白银流入中国之前,中国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数量始终不足,所以唐朝用绢帛做为货币的替代品。
 
在王安石追求货币的改革政策下,原本就数量不足的货币,价值开始迅速攀升,可能之前一文钱能买一斤米,现在一文钱能买五斤米。
 
于是为了给官府交够规定的钱,农民必须多卖粮食,有人甚至卖田卖房、典妻鬻子。
 
在这个过程中,官府、官员、豪商又能赚一波。
 
回顾王安石的改革政策,可能本意是好的,但实际操作的结果就是,既要农民出钱出力,又要农民感恩戴德,还要富国强兵,型的献了钱再献身,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这样的改革,很难说比司马光的改革理念强到哪里去。
 
所以王安石改革几年以后,被剥夺经济利益的地主豪强不满意,被以改革之名排挤的官员不满意,被剥削财产和身体的农民不满意,但朝廷的财政收入,从宋真宗景德年间的683万石,增长到宋神宗熙宁年间的5201万石。
说到底,王安石改革是一场不发展生产力、不改变生产关系的国进民退。

3

同样是改革派,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政治理念为何截然不同,王安石又凭什么认定,他的改革理念是完全正确的?
 
答案很简单,南北方的经济基础和政治风气,塑造了王安石和司马光。
 
五代十国的各系军阀里,太原李克用和汴梁朱温是实力最强劲的,923年李存勖灭后梁,河东系开始一枝独秀,此后建立的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北宋,本质上都是是河东系的延续。
所以北宋的政治法统,源头是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政治上属于北方政权。
 
从人事构成上来说,开国皇帝赵匡胤是幽州涿郡人,开国功臣赵普是幽州蓟县人,后来的宰相里,吕端是幽州安次人,吕蒙正是河南洛阳人,寇准是陕西渭南人,韩琦是河南安阳人,富弼是河南洛阳人,文彦博是山西介休人,司马光是山西夏县人。
 
这些都是清一色的北方人。
 
也就是说,北宋初期是由北方人主导的北方政权。
 
但是自从宋太宗赵光义搞科举扩招开始,南方人逐渐通过科举参与政治,并且希望在北宋的政坛中,开拓南方人的生存空间。
 
经过近百年的积累,到了宋神宗年间,南方人的代表便是王安石。
 
所以王安石的早期政治生涯,结交了韩琦、富弼、文彦博、司马光等北方人,一旦执掌政权开始改革,搜罗的改革派成员便都是南方人,如王安石是江西抚州人,吕惠卿是福建泉州人,曾布是江西南丰人,章惇是福建南平人。
 
可以说,王安石借北方人的支持执掌朝政,然后联合想夺取北宋政权的南方人搞改革,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北方人的反对。
 
王安石和司马光之争,表象是改革路线之争,背后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地域性权力斗争。
 
而改革路线之争、地域性权力之争,最终目的是夺取朝政的主导权,制定倾向于己方的政策。
 
其背后的决定性因素是南北方的经济基础。
 
北宋时期的南北方经济总量,差不多是五五开,比汉朝的北富南穷、明朝的南富北穷均衡一些。
 
但经济总量的均衡,不代表经济模式相同。
 
北宋的北方,依然是自古以来的小农经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田里种出来的粮食用做口粮、种子、交税,没有大量的市场交换,货币流通量也很少。
 
这样的经济基础,显然更适合司马光等北方人的改革路线——经济上降低财政开销,政治上不折腾,以稳为主。
 
而南方经过六朝和晚唐的开发,农业已经完全成熟,再加上内陆的江河湖泊和海外贸易,导致南方产生“农商并重”的经济结构,市场经济繁荣,货币大量流通。
 
所以南方的经济基础,更适合王安石等南方人的改革路线——以货币为中介物,在经济上解放人力,在政治上推动官民交易,最终士农工商围绕货币,重塑国家模式和社会结构。
 
站在司马光和王安石的立场上,他们都有各自的道路,但北宋是大一统国家,不可能根据南北方经济基础的不同,就搞一国两制。
 
到底用哪种经济模式的政策改革,那就需要争一争了。
 
宋神宗选择了王安石,把适合南方经济的政策推广到北方,于是便产生了南方喜气洋洋,北方怨声载道的局面。
 
北宋文人邵伯温就说:“吴蜀之民以雇役为便,秦晋之民以差役为便”,即北方人喜欢旧的差役法,南方人喜欢新的免役法。
 
罗从彦也认为:“安石之法,正如杨炎之两税,东南人实利之”,说王安石的改革政策,只适合东南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安石成为南方经济的代言人,激进的改革派都到了王安石的旗下,司马光成为北方经济的代言人,温和的改革派,拥护司马光为拨乱反正的老同志。
 
所以王安石和司马光之争,归根到底是南北方的经济模式之争。
 

4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从秦到唐,中国历史的主线是关东和关西之争,从宋到清,中国历史的主线是北方和南方之争。
 
如果说安史之乱是东西之争的终点,那么王安石和司马光之争,就是南北之争的起点。
 
终北宋一朝,围绕王安石改革产生的新党和旧党,始终在政治斗争的最前线,新党上台清算旧党,旧党上台清算新党,直到女真南下,把汴梁一锅端了,才结束这场六十年的斗争。
 
后来南宋不积极北伐,并且提出“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和新旧党争未尝没有关系——
 
既然争不出结果,不如南北分家另起炉灶,用自己的经济模式过自己的日子,不必照顾另一方的感受。
 
后来朱元璋混一南北,再造中华,但南北方的隔阂依然很严重,直到朱元璋在科举上分南北榜,朱棣迁都顺天府、疏通大运河,才在政治经济上打通南北,重新奠定中国大一统的根基。
不过在人事方面,明朝阁老们还是以南方人为主,难得出一个北方籍的内阁首辅张四维,还是以清算张居正改革的面目,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
 
张四维和张居正的斗争,也可以视作王安石和司马光的翻版。
 
到了明朝末年,不论是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农民起义,还是北方地主和满蒙结盟征服南方,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北方小农经济对南方货币经济的清算。
 
而清朝末年,要求独立西化的革命党兴起于东南沿海,保皇派则集中在北方内地。
 
千年历史上,真正混一南北的政权,只有以全民公有制为经济基础、政治上党领导一切、人事方面讲究五湖四海的新中国。
 
没有区别了,人心也就定了。
 
不过随着改革开放,南方沿海地区迅速崛起,国企和重工业基地集中的北方积重难返,南北方重新产生了不同的经济基础。
 
所以现在要求全球化自由经济的,大多是长三角和珠三角人,崇尚计划经济和体制的,北方人居多。
 
最近疫情放开,江浙政府马上组织企业出国抢订单,北方省份还在纠结要不要做核酸、病毒大规模传播怎么办。
 
这些行为的背后,还是经济基础决定的现实理念。
 
所以吧,司马光和王安石之争远远没有结束,以后还会以相同的内核、不同的形式,继续演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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