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考古,“重写”了一部怎样的中国史

作者:倪伟

本文转载自:中国新闻周刊(ID:chinanewsweekly)

100年前,一位瑞典人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的大门

以田野调查、发掘为特征的西方现代考古学

就此传入中国

100年里,考古学让人们用另一种方式了解过去

知道我们从哪里来

百年考古,“重写”了一部怎样的中国史

百年考古,“重写”了一部怎样的中国史

2020年6月13日,湖南常德市汉寿县株木山乡全赋村的老坟山墓群考古发掘工地。图/IC

百年考古,“重写”了一部怎样的中国史   

本刊记者/倪伟

发于2021.6.14总第999期《中国新闻周刊》

2021年4月,在《推理与发现:考古纪事本末》的新书发布沙龙上,一位读者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不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都?

《推理与发现:考古纪事本末》一书是二里头考古队第三任队长许宏回顾自己20年考古田野经历,向读者展示其亲历的考古发现及思考的考古普及读本。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洛阳偃师,相传这里是孕育了华夏文明的中原腹地。自发现之日起,对其“姓夏还是姓商”就争论不休。

对夏的执着追寻,交织着中国人对中国历史的追问、对华夏民族身份的确认、对国家自信的重建、对考古学科的期许等等,堪称中国考古学复杂使命的缩影。

百年考古,“重写”了一部怎样的中国史

20世纪30年代的殷墟王陵大墓M1217发掘考古现场。图/FOTOE

100年前,一位瑞典人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的大门,西方现代考古学就此传入中国。“中国史前文化的系统论不是社会科学理论的套用,而是根据扎实的考古材料所建立起来的文化历史。”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张光直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中如此写道。

100年里,考古学让人们用另一种方式了解过去,知道我们从哪里来,“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脉络逐渐清晰。不过,这门学科带来的疑问,或许比答案更多。

第一次考古高潮

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与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带队,在河南仰韶村挖出了大量石器和彩绘陶片。这些出土文物,被确认为远古文化的遗存。因此,仰韶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被命名为仰韶文化。

安特生热爱冒险,去过南极和北极,他本是北洋政府从中立国瑞典聘请的地质顾问,来帮中国寻找矿藏。刚来两年,袁世凯去世,地质调查没了经费。这却给了他一个机会去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收集和研究古生物化石,并申请到了仰韶遗址的考古发掘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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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特生。图/FOTOE

这趟由个人爱好与特殊身份催生的出行,却是个了不起的开始:1921年10月27日,以田野调查、发掘为特征的西方现代考古学,进入了中国。

仰韶文化也被称为彩陶文化,其范围以渭、汾、洛诸黄河支流汇集的关中豫西晋南为中心,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达鄂西北,东至豫东一带,西到甘、青接壤地带,持续时间在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

但是当时安特生对仰韶文化的解读,让很多中国人感到沮丧——他认为仰韶文化是从西方传入的。因为仰韶文化的典型器物彩陶,在中国从未见过,在中亚却大量出土。19世纪起,一些西方人就做出这样的论断:中国文明是源于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这种说法流传到国内,甚至写进了清末民初的历史课本。

这次官方考古的初体验,非但没能唤回民族自信,反而又一次刺激到了中国人,也引发了中国考古发现的第一次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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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傅斯年与史语所同仁在北京北海合影。前排右起李济、吴稚晖、蔡元培、徐中舒、裴文中。后排右起赵元任、傅斯年、董作宾 、 姓名不详、丁山。图/FOTOE

1926年初的农历小年夜,留美归国的人类学博士李济顶着寒风,带队前往山西夏县西阴村。他希望找到更多证据,阐明彩陶的来源和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这是中国人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梁启超给儿子梁思永写信谈到这次行动,针对当年安特生判断的仰韶文化来自西方的论断,梁启超说这些中国学者“想翻这个案”。1929年春天,从西阴村等地考古归来的李济,出任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正式接任殷墟发掘负责人,从此他的名字与安阳不可分割。

这时期,中国考古界收获非常大,包括对周口店遗址的大规模发掘,中瑞学者组织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发现了大量汉代大小城堡,还有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等。

殷墟遗址位于河南安阳西北郊区,跨洹河两岸。对殷墟持续至1937年的15次挖掘,出土了著名的“大龟四版”“七块龟版”、后母戊鼎以及藏有1.7万片有字甲骨的YH127甲骨坑等。这些古老而新鲜的材料,与历史文献合拢,使得商代成为确信无疑的信史。

殷墟发掘和甲骨文研究,开创了中国人认识历史的一种崭新方法:用地下材料印证文献记载,并补充古史的缺失,亦即“证经补史”。在此之前,历史研究只能依靠古文献和有限的青铜铭文、石刻碑文等材料。国际学界也因为殷墟的发掘对中国考古产生了兴趣,美国学者评价,殷墟堪与特洛伊遗址的发掘相媲美,两者都把传说变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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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傅斯年前往安阳视察第十一次发掘,右一为梁思永,右二为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图/FOTOE

殷墟是星星之火,中国第一代最重要的考古专家几乎都是从这里走出的。除了李济和董作宾,还有第一位受过西方考古学训练的梁思永,以及石璋如、尹达、王湘、高去寻等。这群当时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称兄道弟,在李、董、梁三位先生之下,戏称“十兄弟”。

有个26岁的实习生参与了第十三次发掘,见证一具完整的女性骸骨出土时,他正站在坑边,产生了诗意的联想:“她的爱人洒着眼泪,将泥土遮没了痕迹,哪里知道数千年后有人来翻掘呢?”他叫夏鼐,新中国成立后,他领导了考古事业长达30余年之久。

殷墟的考古发现,特别是其所出土的卜辞中关于商王室的资料,对历史文献中关于商朝的记载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即与《史记》中对商王朝的综述基本一致。为此,研究古代史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深受鼓舞,迫切地希望用同样的方法,还原印证历史文献尤其是《史记》中关于夏朝的记载。

寻找夏朝

1948年内战局势渐明。11月,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决议选一批文物运往台湾,李济、董作宾受命参与押运,从此离开了大陆。

梁思永、夏鼐等人留在大陆。当年的殷墟考古“十兄弟”中两人早逝,四人赴台,四人留下,大多数人再也没有重逢。次年,留在大陆的人组建了中科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改属社科院),夏鼐是继郑振铎与尹达之后的第三任所长。

50年代,郑振铎、梁思永、夏鼐等人敏锐预感到,大建设将让文物遭殃,考古所先后向西安西周丰镐、汉长安城、隋唐长安城、洛阳东周王城、汉魏洛阳城、隋唐洛阳城等古代都城遗址派出考古队,配合基本建设,这就是抢救考古。

这一时期最大的成果是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主持这一考古工作的是中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徐旭生。

徐旭生是留法归来的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30年代前后出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主任一职。北平研究院是一个与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齐名、同样是大家云集的地区性综合国立研究机构,其下设的史学研究会考古组与李济主持的史语所考古组类似。30年代,徐旭生率队前往陕西关中地区调查周秦遗址,在宝鸡至长安地段发现包括宝鸡斗鸡台遗址在内的7处遗址。

郑州商城遗址、登封县王村遗址的考古发现,从地层关系上判断出这种文化的年代晚于龙山文化,又早于商代。这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寻找夏朝的动议再次燃起。

1959年夏天,已经71岁的徐旭生,坐火车前往豫西,去寻找夏代都城的遗迹“夏墟”。这位白胡子老人待人和蔼,不愿给人添麻烦,总是随身带着铺盖卷,借当地政府、学校的空房下榻。一路行程很紧,一个多月调查了十多处遗址,常常一天步行十余里,雨天光脚蹚泥,靠红薯馍充饥。 

顺着文献记载找遗址,是最有效的办法。出发前,徐旭生梳理了文献里关于夏的七八十处地名,凭着自己深厚的古史底子,在地图上画了两个圈:河南洛阳平原及其附近,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

这次先去洛阳。

1959年5月中旬的一天,洛阳偃师忽然下起大雨,道路泥泞。这一天徐旭生到了二里头村调查,兴致很高,坚持冒雨调查完毕,直到天黑。

这是对二里头遗址的首次考古调查。当时徐旭生认为二里头属于商代早期,不过,后来学者的研究将二里头与夏朝直接挂上了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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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龟甲及其上的甲骨文。图/FOTOE

殷墟是商代晚期都城,考古学家希望证实更早的信史,目光自然投向商代早期,以及传说中的夏代。据东周《竹书纪年》记载,从“成汤居亳”到“盘庚迁殷”,商代历经七座都城,殷墟是最后一座。令人遗憾的是,二里头并没有文字出土,无法直接定位年代,需要依靠其他无言的物证。

事实上,直到今天,人们再没有发现比甲骨文(“殷墟文字”)更早的中国文字系统。“文字是可遇不可求的。”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文字如果写在简帛木牍等易于腐朽的载体上,即使存在,也留不下来。

二里头遗址出世,让考古学家离夏朝从未如此接近。夏朝是文献记载里中国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如果将一个具有广泛辐射力的王权国家定义为“中国”,夏朝就是作为国家的中国诞生之起点。寻找夏朝,从情感上延续了晚清以来重修国史的爱国热情,也是考古学界自殷墟之后理所当然的下一个目标。王国维曾乐观地判断:“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

抢救考古还在延续,从国家级考古队到省级考古队,甚至是县级考古队都出动了。

定陵是新中国第一座经国务院批准,有计划、有组织、主动发掘的帝王陵墓。虽然夏鼐极力反对挖掘,但还是不得不亲自主持挖掘工作。从1956年开始,挖掘工作持续了两年,出土了大量珍贵的丝织品、玉器、金器等文物。然而,由于技术水平落后,无数奇珍异宝无法保存,发掘的丝织品变硬腐化,三口金丝楠木精制而成的巨大红漆棺椁以及万历帝后的尸骨也在“文革”前后被毁坏。

痛定思痛的郑振铎和夏鼐上书国务院,请求立即停止再批准发掘帝王陵墓的申请,周恩来批准了这一申请。不主动发掘帝王陵从此成为考古界的一个定规。

上世纪60年代开始,以路易斯·宾福德为代表的一批美国年轻考古学者崛起,强调以人类学视角研究考古,重要的是解释文化变迁的过程,被称为“过程考古学”或“新考古学”学派。当时,中国考古人对这些还一无所知,他们忙碌在层出不穷的新发现中,甚至来不及做出解释。

漫长的争论

回到文章开头提到新书发布沙龙。

作为二里头考古队第三任队长的许宏,如此回答现场读者的提问:“二里头极有可能是夏,最有可能是夏,但在发现文字证据之前,如果有哪个专家说能给出定论,那这个人一定靠不住。”

这是一场漫长的争论。

1978年春天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预示着“科学的春天”到来。而此前河南登封的冬季,考古界已经涌动着自由论辩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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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的至少有3700年历史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图/中新

1977年11月18日至22日,河南登封告成遗址举行了一次现场会,主题定为夏文化。大会上来了个“搅局者”。会开到第四天,临近结束,北京大学教授邹衡拿起了话筒,作了长达6小时的发言,核心观点是:“二里头文化不能从中割开,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会下,考古所的先生们窃窃私语,打算组织反攻。

邹衡的“搅局”,事关二里头遗址是不是夏都、是哪个时代的夏都的问题。此前20年,主流意见认为二里头遗址在200多年里兼有夏商两个时代,前期为夏代晚期都城,后期为商代早期都城。这个推论有时间与空间的双重证据:时间上,二里头早期的器物比商代更早;空间上,史书记载偃师附近有个商代早期的都城“西亳”。现在邹衡提出了另一个观点。

后续几十年关于夏文化的大规模论战由此点燃。考古学家俞伟超曾说,在中国没有另外一项考古学研究,曾经在那么长的时间内牵动着那么多人的心,一次又一次地引发出新的理论概念的思考。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在《追迹三代》中记述了这段故事,正是他给了邹衡“搅局者”这个名头。邹衡当时是少数派,不过,他很快得到了考古发现的支持。1983年,二里头遗址5公里之外,另一座商代城址“偃师商城”出土,与“西亳”位置吻合。那么二里头遗址晚期就不是“西亳”了,整个二里头可能都是夏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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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出土于河南偃师的青铜爵。图/IC

“最大的争论基本平息了,普遍认为二里头是夏,偃师是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认为,“(二里头)除了没有文字,其他一系列证据链都吻合,不能把这些全都无视。” 

“夏找到了。”这迎合了以考古“证经补史”的心理。大概1980年代后期开始,“夏”在官方话语中正式登堂入室。二里头遗址考古队前队长许宏所在的社科院考古所“商周考古研究室”,不知不觉中改名为“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他后来问了很多人,都不清楚具体是什么时候改的,“有一年从院子里搬到楼上,木牌换成铁牌子,可能在那时候就换了。”

邹衡的意见也并非牢不可破。至今关于夏商王朝分界,仍有多种提法。邹衡观点的挑战者之一,正是许宏。他认为二里头现在不是“姓夏还是姓商”的问题,只要没有发掘出文字材料,它就既不能说是夏也不能说是商。他称自己为另一个“搅局者”。

相差36岁的两位“搅局者”属于两代人。邹衡的老师是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郭宝钧,曾参与过殷墟发掘。邹衡与许宏的老师徐苹芳是同代人,是新中国培养的最早的一批考古学家。

两代“搅局者”曾多次相遇。2004年,二里头遗址公布一系列新发现,之后不久的一次会上,拄着拐杖的邹衡遇到许宏。许宏将那次会议命名为“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邹衡跟他说,会办得很好,美中不足的是,名字要是改成“夏文化学术研讨会”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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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簋。

二里头每一任考古队长都干了不多不少20年。“第一任老队长的观点,从跟随殷玮璋改成跟邹衡一致,第二任队长同意邹衡的观点。到了我,第三代,却不知道是不是夏了。”许宏对《中国新闻周刊》笑道,“有人说是‘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但我作为考古队长的价值,就是提供更详实的材料,而不是明确观点。” 

看似是考古人之间的“代沟”,但分歧在同一代学者之间也会浮现,反映的是对考古学使命的不同见解:考古依然要“证经补史”,执着于与文献记载“合龙”,还是突破文献的文字世界,用客观的考古发现重建一部更具人类学色彩的宏观历史。

杰出的架桥人

1979年8月,考古学家李济在台北病逝。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告台湾同胞书》,两岸关系有了破冰的迹象。

当年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考古》杂志第三期上,刊载了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张光直以“韩起”为笔名发表的文章《台湾原始社会考古概述》。这是张光直1976年寄给夏鼐的,积压了3年终于刊出。

祖籍台湾的张光直生于北平,高中时随父母回台湾,后成为李济在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教的得意门生。从台大毕业后负笈美国,在美国任教三十多年间,一直致力于考古学理论和中国考古学的研究。

80年代前期,李济仍是个不能提的名字,年轻一代学生基本不知道他是谁。社科院考古所所长陈星灿记得,直到1990年,一本《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在北京出版,宣布了李济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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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没能重返大陆的考古现场,但他的学生等到了这一天。1975年张光直随美国古人类学家代表团一行来到北京,但那时与大陆考古界同仁接触的机会仍然非常受限制,于是,1977年他又回大陆探亲旅游,1978年随汉代史代表团到大陆访问。

中美建交后,两国学术交流逐步恢复,张光直往返于中美之间,他甚至提出想来考古所或北大工作,不是客座或兼职,而是成为一名正式员工。当时,中美生活条件差异巨大,他并不在意。90年代,他还跟陈星灿回忆过当时的想法,“一辈子都想回到大陆进行田野考古。”

1983年的一天,张光直访问北京时,来到房山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当时毕业不久的王巍正在这个项目上,张光直看到了传说中的洛阳铲,立刻让王巍演示给他看,自己也试了试。洛阳铲,最具中国特色的考古工具,起先是洛阳一带盗墓者吃饭的家伙。杆头装一个卷成筒状的铲子,扎进地里转几下,铲子里就带上了土,有时还能带出陶片、玉器等文物。考古人沿用了过来,一看铲子里层次分明的土层,就知道地下是城墙、墓葬还是灰坑。

直到1990年,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涉外工作管理办法》,同年,张光直获批组建中美联合考古队,在河南商丘扎下洛阳铲,寻找他脑海中商人祖先的第一座都城。但天不假年,没过几年,他患上帕金森,只能坐轮椅到发掘现场看一看,已经无法亲自动手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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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28日,湖北十堰市郧县青曲镇弥陀寺村滴水岩化石点考古发掘现场。该考古点发掘出距今约10万-2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手斧等。图/新华

张光直将自己作为桥梁,沟通两岸及美国三地考古学界。陈星灿说,那时将国外最新理论和方法引进国内,同时将中国最新成果向外介绍,张光直几乎是唯一的渠道。

然而,对于张光直的一片赤忱,他的两个故乡却都有所保留。1982年,张光直曾张罗哈佛大学与四川大学合作开展考古项目,被夏鼐阻断了。他回台湾与史语所合作,也并不顺利。“他是代表外国,两岸老一辈考古人都受过帝国主义侵略的苦,大概是过去受伤留下的阴影。”陈星灿说,“我估计他虽然有批评,但也理解。”

张光直联合考古计划告吹的同年,陈星灿进社科院考古所读研,时代正在改变。

“满天星斗”说

变革之中的大陆考古学界,有陷入困惑境地的感觉。

1984年,苏秉琦在北大考古教师会上说:“在以往的工作中我们习惯于整理材料,编写报道、论文,进行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诚然,这些工作都带有科学研究的性质,都涉及一些理论,但其中却普遍存在着概念模糊的问题。说到底,是我们的实践工作已经走在前面,理论工作落后了。”

同年,张光直回北京大学和山东大学讲学。当时,许宏在山东大学当助教,现场听了张光直学术演讲,“传统考古学”“新考古学”“后过程考古”等考古学理论方法不由分说地涌向中国大陆的年轻学子。张光直宛如学术明星,山东省考古所和博物馆的人都跑来旁听,后两次不得不挪到更大的教室。

张光直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很清楚,大陆同行守着无与伦比的宝贵资料,却“满足于继续采用李济时代的方式来处理考古资料”。他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大陆)80年代以前的考古研究和解释方法,仍然停留在三四十年代的水平。”

与世界隔膜许久的中国考古学,需要新的刺激。近20年里,张光直不断把国外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介绍回国,比如他有深入研究的聚落考古。聚落考古从50年代在美国萌芽,强调通过遗存来剖析聚落的社会结构,把考古学的“资料”转化为人类学的“现象”。再比如他提出的“中国(文化)相互作用圈”理论,这一成果,最早刊于耶鲁大学1968年版《古代中国考古学》,1989年,他亲自翻译刊登于《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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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由31位水下科考人员组成的西沙考古工作队,在西沙群岛对华光礁水下Ⅰ号沉船遗址和北礁沉船遗址,开展了抢救性发掘和水下考古调查工作。图/中新

针对大量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张光直指出:“所有的区域文化在经过一定的时间之后都更广泛地分布,而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趋于深化,终于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

这一理论其实与苏秉琦提出的中国史前文化“满天星斗”论不谋而合。 

上世纪70到80年代,是苏秉琦理论建构的关键时期。恰恰在这段时期,中国考古学界迎来了一系列难以解释的难题,几乎颠覆了对中国文明史的认知。

1986年7月24日夜里,新华社发了一条通稿,以“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为题,介绍辽宁凌源牛河梁遗址的新发现。第二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晨7点档的新闻联播,这条消息足足播报了三分钟。报道称,牛河梁遗址将中国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牛河梁遗址是距今5000年的一处祭祀场所,属于红山文化——红山文化以赤峰东郊红山后遗址命名,距今6500到5000年,分布于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

牛河梁遗址考古领队郭大顺起了个大早,守着广播,又激动又忐忑。“讨论中华文明起源是很敏感的事啊,是个禁区。”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主流的中国史是从夏写起的,总长度约4000年,比如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

牛河梁遗址发掘的几年里,郭大顺永远难忘的一天,是1983年的11月2日。辽西山区初冬已相当冷冽,显得分外安静,遗址上只听到小铲刮土的声音。就在这安静中,一个完整的女性人头塑像露了出来,仰面朝天,双目圆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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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26日,考古工作人员对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园五号墓的内棺进行清理工作。图/新华

郭大顺的老师苏秉琦端详这位“红山女神”许久,说:“这是中华民族的共祖。”因为牛河梁的祭祀制度与后世历代似有传承关系,其三重圆祭坛的模式,与明清天坛一脉相承。苏秉琦觉得中华文化里,红山文化这一支基因强大。

中原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文明起源的中心,而这一时期的一系列重大发现,表明距今4000~5500年,各个流域都已经形成复杂社会。比较重要的还有杭州良渚的大墓、山西襄汾的陶寺墓地,以及五六十年代发掘的石家河、屈家岭等遗址,天南海北遍地开花。

“中原中心论”摇摇欲坠,中华文明的摇篮难道不在中原,而是东北?苏秉琦预感到,一场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大讨论,已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大家要有思想准备”。

这场讨论触及了中国考古最核心的问题:中华文明到底起源于何时何地?

苏秉琦提出:认为文明只起源于中原的“中华大一统”观念是个“怪圈”,需要跳出来。中华文明并非一灯烛照,而是满天星斗。这给了“中原中心论”最后一击。

他把广阔的中华大地分为六大区系,认为每一块都有独立的文明起源和发展体系,中原只是其中的一块。“满天星斗”的说法则更容易理解。到夏商时代,随着各地文明交流与融合,以及对域外文明的吸收,中原才成了中心。这种“多元一体”的构想,成为理解中国文明起源的核心框架。

回到中原

1992年,老一代考古专家中较为新锐的俞伟超,在河南渑池班村启动了一个特别的考古项目,被称为“新考古学的试验田”。前后数年有14个单位40多位学者,以及三位美国考古学家,先后来到这个普普通通的史前遗址,试验多学科联合研究,史无前例。

当时,新考古学引发了一次著名的论战,导致“同室操戈”,余波荡及海外。与俞伟超师出同门的张忠培撰文批判,称新考古学为了抬高自己,刻意贬低了传统考古学,其实并未增加什么新内容。张光直隔空调停两位老友,也对新考古学提出不少批评,认为其热衷于发明新名词,中国考古学大可不必紧跟“时髦而毫不务实”的风气。

当时,陈星灿问张光直属于什么学派,张说自己什么学派都有。“你的兴趣、学术背景等决定了你的研究方法。”陈星灿说,如今的中国考古学界,坚持各个学派的也都有,“文化历史学派也好,新考古学也好,后过程考古学也好,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建构或者重写我们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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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羊方尊。

班村考古是一次激进的尝试,参与的青年学者如今已陆续退休,考古报告仍遥遥无期。“从现在看,它是一个失败的典型。”陈星灿说,“但概念是对的,现在已经成为研究型考古项目的常态,作为研究方法的一部分。”

一直以来,张光直利用各种资金资助邀请大陆考古学家去美国访学进修、帮助大陆学生到哈佛攻读学位。他与大陆几辈考古学家都私交甚笃,视夏鼐为老师,包饺子招待访美的考古学家徐苹芳,每次回大陆都给晚辈陈星灿打个电话“汇报”:我回来了。他与长自己22岁的苏秉琦更是惺惺相惜。

两人见面次数并不多,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郭大顺记得,有一次张光直到北京大学开会,午餐时间,看到晚到的苏秉琦坐到食堂门口那桌,他马上端起碗筷快步挤过人群,紧挨苏秉琦坐了下来。那年张光直行动已有些不便,但这一过程却相当麻利。

苏秉琦以“摸陶片”著称。陶器不起眼,但延续时间长、变化多,是文明演变的化石。他看到陶片、陶器就喜欢上手去摸,如痴如醉。他说:“根据我的实践体验,手感对于形象思维的作用,绝不是凭视觉得到的印象所能代替的。”

无论是摸陶片,还是想问题,苏秉琦都有着强大的直觉。1977年的一天,他在良渚遗址考察,当时良渚还有点“平平无奇”。他坐在大观山果园里歇脚,问司机,杭州在哪?司机说,我们就是从杭州过来的啊。苏秉琦神秘地笑笑,指指脚下:“古杭州就在这。”几年之后,大观山果园下挖出了宫城,辐射整个环太湖地区的古国揭开面纱。 

王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那是苏秉琦掌握了太多新资料。当时在考古所,王巍与苏秉琦办公室挨着,各地考古队不断进京给苏秉琦送最新的资料,请教看法。有人开玩笑,国家文物局还不知道的资料,苏先生就先知道了。

陈星灿说,自安特生起,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经历了“西来说”“东西对立说”“中原中心说”“多元一体说”。“多元一体”是苏秉琦最先大声疾呼的,这是他对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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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金缕玉衣。

中华文明的拼图上,依然还有很多残缺。正如许宏所说,“我们说不清楚的,永远比能说清楚的多得多。”

2021年4月13日,新一年度的考古界“奥斯卡”——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入围的项目中,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被认为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一块关键拼图。河南文物考古部门称,这是5300年前后古国时代的一处都邑遗址。重要的是,它位于中原,而且是在5300年前这一关键时期,换句话说,中原迈入文明社会的起点,可能就在这里。

因其出土器物远远少于同期的其他古国,对于双槐树遗址的性质不乏争议声。“不急于解释。”王巍说,“有人认为可能是发展模式不一样,也可能还没发现高等级墓地。”

能说服许宏二里头是夏都的文字证据,或许就埋在二里头的地下。二里头遗址有300万平方米,60多年才发掘了4万平方米,不到2%。

“我当然也期待有历史信息丰富的大墓,但要慢慢来,未来的技术会更先进,交给年轻人去做吧。”许宏说。

参考资料: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许宏《何以中国》,孙庆伟《追迹三代》,李济《安阳》,岱峻《李济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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