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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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浒传》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刑罚就是“刺配”，书中先后有十余人受过刺配：林冲、朱仝刺配沧州；裴宣、卢俊义刺配沙门岛；武松先刺配孟州，又刺配恩州；宋江刺配江州；杨志、董超、薛霸刺配大名府；王庆刺配陕州；高俅刺配临淮州；王义刺配远恶军州；唐牛儿刺配五百里外。
被刺配的十余人中，光梁山好汉就有七位之多，作者正是通过被刺配的几位好汉，来变换地图、转换空间，推动故事情节，并引出新的英雄亮相，所以，也可以说《水浒传》就是一部刺配史。
水浒传豪杰。作者/（日本）歌川国芳，来源/《水浒传豪杰百八人》
七位水浒好汉的刺配地点，除了宋江所在的江州外，其他不管是沧州、恩州、沙门岛，还是大名府、孟州，都在距离宋辽边境很近的抗辽国防前线上。但其实，在宋朝把罪人刺配到边境州军去，是有违祖制的。
“刺配”是宋朝最常用的一种刑罚，具体内容就是把决杖、黥面、发配远州牢房合三为一，官方称谓叫“配隶法”。
配隶法是宋朝初期在特免死罪的情况下、惩治严重犯罪的法律手段，后来逐渐演变成几乎对各种犯罪都能适用的刑罚。因为朝廷一直扩大配隶法的适用层面，就不断充实配隶法的内容，真宗祥符年间配隶法的相关法条“止四十六条”，到仁宗庆历年间，就“增至百七十余条”，再到孝宗淳熙年间，“又增至五百七十条，则四倍于庆历矣”。
按照犯罪情节的轻重，刺配一般分为不刺面配、刺面配本城、刺面配本州、邻州、五百里、一千里、两千里、三千里、广南、远恶地、沙门岛十一等（北宋时期）。在刺配时，凡是没有指明不刺面，也没有指明特定军分（有番号）的，都要刺配牢城营，因此，厢军中的牢城营就成为“贼配军”们集中的主要场所。
罪犯在杖脊、刺面后，被送到配所地牢房营服役，其中身体健壮骁勇者，会被选出来隶属禁军，在拣选后经过训练分隶各路，这些配军出身的人，在战斗中必须去充当前锋。
除了在牢房营服役外，还有配军隶属衙门参加各种工役、劳役；有在淮南东路的通州海门岛承担煮海盐的苦役；最令人色变的，则是被发配到京东东路登州蓬莱县的沙门岛。
沙门岛是今山东烟台庙岛群岛中的一个岛屿，属于北宋时期最恶劣的刺配之地，由于岛内土地狭小，生存环境恶劣，所以每年配隶的罪人都有定额，不超三百人，而官府也只给三百人的口粮；且四面临海无法逃亡，配隶到这里的犯人缺衣少食，又无路可逃，要么饥寒而死，要么被投入海中，死亡率极高。
早在景祐中期，朝廷就注意到这个情况，仁宗还下诏把应该刺配到沙门岛的罪人，降等刺配到广南牢城营。但没多久，诸州军就旧伎复萌，又把罪人刺配沙门岛，“至者多死”。
宋仁宗后坐像。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嘉祐三年（1058）十二月六日，京东转运使王举元上书：沙门岛每年约收罪人二三百人，十年总得有三千人，就算除去一分死亡，也该有二千人在，如今岛内罪人却只有一百八十人，足见沙门岛之弊，实在有伤朝廷仁德。希望能够严责诸路州军，那些罪行不严重的犯人不允许再刺配沙门岛。仁宗诏“从之”。
但尽管朝廷屡下诏令——或严禁随意把罪人刺配海岛、或改配沙门岛罪人到诸州牢城营以缓和满溢，沙门岛还是经常超员，枉法滥配的官员，还是习惯无视罪行轻重就把罪人一体刺配海岛。
熙宁六年（1073）马默知登州，听闻沙门岛寨主李庆在任期间杀害服役配军七百余人，就问责李庆，李庆辩解说：“岛土地狭，配军人数又超员过多，官粮不够，只能把他们投到海里。”马默痛斥李庆的凶残，李庆遂惶恐自缢死。马默又上书神宗，请求更改刺配沙门岛的法条，在定额满员的情况下，把服役时间长且没有过失的罪犯转移到登州去。
神宗深以为然，再次下诏沙门岛以三百人为额，以后该配沙门岛的罪人，改配琼、崖、儋、万安诸州牢城。然而，沙门岛还是经常溢额，直到北宋末年，沙门岛变成金国领土。
可见，宋朝统治者最初用刺配来宽免死罪，一来宣示朝廷仁德，二来可以把死刑犯转化成可以再利用的、无偿的劳动或军事力量。但随着法条的增加以及官员们的枉法滥配，刺配制度早就失去原来宽免死罪的作用，也远远超越单纯的刑罚意义，而是成为国家以惩治罪犯为借口的强制、变相征兵的手段，同时也成为不法官员徇私报复、草菅人命的伎俩。
君不见，小说中禁军教头林冲就因为得罪太尉高俅而被刺配沧州，孔目裴宣因得罪贪官知府被刺配沙门岛，员外卢俊义也被小人陷害刺配沙门岛，他们都是因为恶人的蓄意迫害而遭受不公正的刺配。当然，客观的说，杨志、武松、宋江因杀人被刺配，朱仝因徇私被刺配，也算是罪有应得。
细查一下水浒中被刺配人物的犯罪地点和配隶所在地（按宣和五年区划）：
林冲：东京开封府（属京畿路）——沧州（属河北东路）；
武松：阳谷县（属京东西路东平府【宣和元年由郓州升府】）——孟州（属京西北路【宣和元年升河阳府】）——恩州（属河北东路）；
宋江：郓城县（属京东西路济州）——江州（属江南东路）；
裴宣：京兆府（属永兴军路）——沙门岛（属京东东路登州）；
以上刺配人物的配隶地点，有个明显的错误，就是作者把高俅的刺配地写成淮西临淮州，但宋朝从来没有临淮州，只有临淮县，且临淮县也不在淮西，而是在淮东，隶属淮南东路的泗州。当然，倒也不必吹毛求疵，小说家毕竟不是史学家，出现史实性的失误也在情理之中，不影响整体阅读即可。
七位梁山好汉除了宋江被刺配江南东路的江州，其余六位的刺配地点均被安排在边境的抗辽前线上。但在宋朝，除了四面临海的沙门岛外，其他边境线大多数时候是不允许刺配罪人的，尤其是穷凶极恶的重犯，更不允许刺配边境州军。
辽、北宋、西夏时期中心区域图。作者/邹逸麟，来源/《中国历史地理概述》
宋立国之初，因南方尚在割据，朝廷只有延续五代旧制，把罪人刺配到西北边境线上的州军。等江南平定后，太宗赵炅在太平兴国二年（977）正月二十八日，就下诏改变刺配地点，禁止把罪人流配到沿边诸郡，“当徒者，勿复隶秦州、灵武、通远军及缘边诸郡”。从那时开始，罪人就都配隶南方州军。至真宗景德年间，已形成相邻东西、南北诸路间的交互移配，以及同伙人量远近分开刺配的制度。所以，宋朝的罪人不配沿边州军、不配京畿地区，可以说是从宋太宗以后都奉行不辍的政策，且被南宋承袭。但是，律法和现实总是存在一定的差距，敕令亦然。通过仁宗分别在庆历三年（1043）七月十六日、和皇祐五年（1053）十月二十七日诏敕今后不许配隶罪人到沿边州军可知，尽管朝廷禁止流配罪人到边境州军，实际上依然存在流配边境的情况。熙宁三年（1070）正月二十四日，通州百姓仇承广等九人因持杖抢劫，被判决脊杖二十、刺面配广南东西路逐州牢城，神宗御批：不许把罪人流配到一路。于是，司法部门就把九人分配广南、陕西、河北诸州军。
宋神宗坐像。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到三月四日，神宗还下诏敕：以后再遇到同伙五人以上、该配广南的抢劫贼，不许同配一路，可以分散配往河北、河东、陕西边远州军。如果是河北等三路的贼人，则分配到广南、福建州军。
从而可见，在神宗时期，仍然存在把罪人配往三边的现象。到了徽宗政和三年（1113）二月二十五，永兴军等路提刑司申报朝廷：请求今后强盗人不要流配到商、虢州以外州军。朝廷“从之”。
至政和七年（1117）六月四日，河东路经略安抚使薛嗣昌也上奏皇帝：请求从今往后免配强盗人到本军，真要配隶到本路，就配到平定军和辽州，也获得徽宗的批准。
通过史料记载可知，虽然罪人禁止配隶沿边州军是太宗祖制，但事实上一直存在把罪人流配到边境州军的情况，地方官也不能凭诏敕禁止，只能尽可能的把罪人流配到边境线挨着近里的州军，而不是缘边州军。
原因很简单，因为国初时被流配到边境的罪人，多有逃亡塞外，还诱导外人来为祸边境。为了避免罪人外逃，保持边境的安定，宋太宗颁布诏敕，禁止罪人配隶沿边州军，把刺配地点从西北等边境地区转移到南方地区。宋朝的远恶州军，诸如“南恩、新、循、梅、高、雷、化、宾、容、琼州，万安、昌化、吉阳军”就多在南方。
皇祐五年（1053）十月，有大臣又专门上书提醒皇帝，防止配军们“诱众纠集作过”，禁止流配罪人到“极边之处”。仁宗再次颁布诏敕“今后编管人更不配沿边州军”。那么，北宋边境线上的州军又是如何划分层级呢？
北宋时期的三边，就是与辽国、西夏接壤的河北、河东、陕西三路，而三边的边疆层级体系，则是由“极边”“次边”“近里”三层构成。
所谓“极边”，又作沿边、缘边、并边，就是指与邻国接壤、有“边面”的沿边区域，以统治中心为参照，则属于最外围的边远之地。简单来说，极边州军就在国防前线的防御第一线，对大规模敌军入侵有拦截及预警的作用。
所谓“次边”，又作近边，就是统治区域最外围的次级区域，位于极边和近里中间的过渡地带。次边没有“边面”，不和邻国直接接壤。次边州军平时就是支援极边州军的后勤，但也是重点防御区，一旦遇到大规模敌军入侵，在极边州军被突破时，次边州军就要担负起拦截敌军的重担。
所谓“近里”，就是位于次边和腹心的中间区域，属于边疆层级的第三层。近里州军也是支援地区，要给极边、次边提供后勤补给，但在大规模敌人入侵，极边、次边州军被突破时，近里州军就要成为最后的防御地带阻截敌军了。
如果某州军同时处于次边和近里的位置，朝廷又没有明文规定时，那该州军既可视为次边，也可以视为近里，但原则上一般是就外不就内，就次边不就近里。
以河北东、西路为例，从西往东看北宋边疆的三级体系：
处于第一层极边的州军，就是西路的真定府、中山府、保州、广信军、安肃军，东路的雄州、霸州、清州、沧州，一共九个州军，有边面，和邻国接壤。
处于第二层次边的州军，有西路的赵州、祁州、永宁军、顺安军，东路的莫州、保定军、河间府、永静军、德州、棣州、滨州，一共十一个州军。
处于边疆层级体系第三层的近里州军，有西路的信德府、深州，东路的冀州、恩州、大名府、博州，一共六个州军。
元丰八年（1085）及宣和五年（1123）河北路、河东路。来源/李昌宪《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图27截图，标注/猴格
当然，边疆层级并非一成不变，它也需要根据国际关系的变化来划分，自从宋辽澶渊之盟后，两国关系比较稳定，北方边境的层级体系就不怎么变动，远比西北边境和西夏接壤的陕西路更为稳定。
梁山好汉中，林冲和朱仝的刺配地点沧州，就属于极边州军；杨志的刺配地点大名府，和武松第二次刺配地点恩州，则属于近里州军；裴宣和卢俊义被刺配的沙门岛，隶属京东东路的登州，也曾一度被划分为极边州军。
可能会有人疑问，登州并没有和辽国接壤，它没有边面，为何也被划分为极边呢？
虽然北宋时期的防御重点一直在西北和北方，以陆地为主，但临海的登州等州军，也具有一定的边防意义。登州东、西、北三面距大海各五里，一路向西北，可到契丹辽国蓟州地界；一路向北，扬帆一天一夜可达马石山，能直达女真地界；一路向东北，行千余里，可达高丽地界的具江口。
不考虑女真和高丽的问题，单说辽国，登州的位置就不容小觑，知登州军州事的苏轼，在元丰八年（1085）十二月给神宗的奏疏中就曾说过：“登州地近北虏，号为极边，虏中山川隐约可见，便风一帆，奄至城下。”所以宋辽敌对时，北宋朝廷就不得不考虑海疆防御的问题，提升登州的级别，屯驻重兵，教习水战，并定期遣兵去最远的驼基岛巡视，“旦暮传烽，以通警急”。
元丰八年（1085）及宣和五年（1123）京东路。来源/李昌宪《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图26截图，标注/猴格
等宋辽签订《澶渊之盟》后，两国关系趋向和平，登州的防御级别就随之降了下来，被视为近里，其他州军频频借调登州兵马，以至于士兵们无处学习水战，导致“武艺惰废”，看不下去的苏轼才愤然上《登州召还议水军状》，禁止别州再借调登州平海四指挥兵士。
到了徽宗时代，女真人崛起，登州的海疆防御再次被重视起来，政和五年（1115）朝廷有旨，直接升登州、莱州、潍州、密州为次边州军，选择能干的官吏出任知州和通判，抗金名将宗泽就是此时出任登州通判的。
被视为北宋最恶劣刺配流放地的沙门岛，就在驼基岛和登州之间，当驼基岛举平安火向登州城报无事时，和驼基岛烽火呼应、充当中介的，正是处于中间地带的沙门岛。
赵欢迎《宋代刺配制度研究》，青海师范大学，2020.5。
程涛《宋代流配地域的演变及其影响——以刺配法的实施为中心》，《历史地理研究》2021第3期。
淮建利《宋朝厢军若干问题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9。
郑涛、张文《极边、次边、近里：北宋西北边疆层级体系三级制界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2期。
李昌宪《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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