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楠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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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北宋之富，那可真是让人产生无尽的遐想，前有古人振臂一呼——每年钱财收入数倍于唐代，后有学者粗略一算——北宋经济总量遥遥领先、睥睨世界，且不说政府攒了多么巨额的财富，且看《清明上河图》，商馆林立、各业繁杂，北宋的富足之气溢于言表。
北宋的钱是哪儿来的？这个问题吸引着无数双眼睛，咱们说除了政局稳定、百姓安康的时代福利，北宋的税收与贸易又有着怎样的不同？
盛唐之时，政府赋税是租庸调，收税的依据是田亩和人口，这里的租指的是征粮食，庸指的是征布帛，而调则是以纳绢的形式替代服徭役，从而保证农时。租庸调与中国古代的男耕女织相契合，与均田制下的小农经济相契合。但是安史之乱爆发后，百姓流离失所，原有的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变得混乱不堪，政府一度征不上税来，因而中唐时期“两税法”的出台，就成为拯救时局的关键。“两税法”的依据是户税和地税，前者就是家中财产，如房屋、店铺等，后者就是占据的田亩，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政府见招拆招，采用的方式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直接紧咬固定产不放，而不再苛求人头税（考虑到混乱的人口流动）。一年分夏秋两次征税，逐步演化为夏粮秋钱，“两税法”的两税由此得名，这一制度直接延续至北宋。
有人不禁会问，如果中唐至北宋都行“两税法”，那么为啥北宋收入会暴涨呢？原因在于中唐之时藩镇林立，政府能收到的钱粮主要是听命于中央地区送来的，而北宋则大为不同，立朝之初就定下“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国策，藩镇割据的根基被直接铲除，尤其对于地方财政，北宋专门设立转运使负责监管、押运地方钱粮，所以这是征税行政区域的重大变化。同时，北宋重视垦荒与水利建设，农田面积出现了史诗级提升，梯田的向山地进发，高转筒车的垂直灌溉数十米，甚至让河流漫过贫瘠区，用淤泥重铸良田等，北宋的农耕面积登峰造极，相应的人口也一度达到惊人的一亿以上（徽宗朝之时），故而这是征税拓展区域的时代提升。
赋税之外，商业贸易更是璀璨夺目。宋太祖立朝伊始，就留下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方的商业法规条文，即《商税则例》，其后历代继承者均延续宽容的商业政策，造就了城市贸易中市坊界限的打破与早市夜市的出现，意味着古代商业中时间、空间的限定得以突破，而市镇贸易的便利造就了宋代商业城市的不断兴起，也带动了城郊草市贸易的兴盛，宋代开始把商税收入作为财政支柱。正如北宋大臣所言，“取之于豪强、商贾，以助国家之经费，而毋专仰给于百姓之赋税，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经国之远图也”。北宋实行茶、盐、酒的专卖，又对衣食住行的所需商品严格管理，建立起中央榷货务到地方商税务的完备体系，据学者考证“北宋商税收入最高时达2200万贯”，仅此一项收入就超过唐朝时农工商现钱税收之和。再加上蓬勃发展的海外贸易，北宋的对外政策相对宽松，官方与民间对外贸易竞相发展，为方便管理政府设置了多处市舶司，使得这一领域的贸易走向正规化，政府凭借抽解部分来货，或买下部分来货，大获其利，甚至神宗时期规定各国使者进贡的物品不必进京，一经登岸就地货卖，其灵活的理念与对海外贸易的重视，使得外贸收入远超汉唐。
北宋的富足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朝廷攒钱吗？这个时代会省着点过吗？
《清明上河图》（局部）。作者/（明）仇英，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我们常说北宋有诸多传统，如崇文抑武、内外相制、外戚宦官不干政等，称之为“祖宗之法”，可是大家往往没有注意到，勤俭节约也是家法之一。原来自宋太祖即位以来，就反复强调勤俭节约、恢复国力。一方面精简官员、精选将士，北宋初年机构少、官员亦少，但办事效率极高，且很多方面颇具建设意义，禁军只有近20万，但征战南北无坚不摧，北宋的版图主要成就于此时；另一方面朝野内外的器皿、赏赐都量力而行，避免铺张浪费，比如太祖将祭祀天地所用的金银器皿换成了陶瓷，将祭祀的美酒佳酿换成了井水，又如刘太后掌权之时，她多次规劝王公、后宫衣着朴素，遇到穿金戴银、奢侈浮华者必教育一番。北宋在国库充盈而不骄傲自满上是出了名的，以至于刚即位不久的真宗想问一下国家有多少钱，就被宰辅李沆当场驳回，说您还年轻不能过早知道国库的富足，以免贪图享乐缺乏进取之心。
北宋的节俭已然相当突出，那么攒下来的钱有规划吗？是纯粹的抠门，还是别有一番志向呢？这里就必须提一下北宋的远大构想——封桩库。原来自五代后晋石敬瑭割去燕云十六州之后，北方陷于无险可守的尴尬境地，于是契丹铁骑时常劫掠一番，甚至有攻灭中原政权的危险境遇。宋太祖为杜绝此患，做了两手准备，一个是苦练禁军，以过硬的军事实力收回，确保北方的安定，另一个则是储蓄天下财富，给出契丹人大为动心的价码，高价赎回，如若契丹仍视而不见，那么就用这笔巨资赏赐禁军，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不相信光复大业无法实现。封桩库成了为国守财、心系大业的攒钱项目，以至于原本计划的铜钱三五十万，逐渐变成了宋太宗时代的金帛堆积如山，日后封桩库进一步与部分国库相融合，构成了内藏库，形成了北宋国力的重要象征。
话说时至宋太宗时，国库已然相当充裕，新构建的内藏库也是喜人景象，如果国家财政平稳运作，那么王朝的富足自不待言。可是面对空前的财富，太宗燃起了光复燕云十六州的旧愿。
原来太宗即位曾颇具争议，使得他迟迟无法确立威信，这就是“烛影斧声”之谜，太祖即将驾崩之夜，太宗作为皇室兄弟竟然抢在皇子之前赶入宫中，在一番争执之下最终即位，究竟是太祖传位还是太宗夺位，朝野上下流言四起。太宗此时面对国库的空前充盈，决心以建立盖世伟业来征服群臣，他先是借荡平南方割据政权小试牛刀，然后挥师北进围攻北汉（即山西一带割据政权），面对势如破竹、北汉请降的可喜局面，宋太宗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他再也难以按捺激动的心情，不顾众将的劝阻决意北伐，本打算以浩荡之势拿下燕京，然后完整收复燕云十六州，但是怎料遭遇契丹骑兵的顽强阻击，结果功败垂成，大军溃散、军备尽失，这就是历史上的“高梁河之战”。太宗痛定思痛，本不再敢轻言战事，但架不住契丹老王驾崩，萧太后、辽圣宗孤儿寡母的形势诱惑，以为一雪前耻的机会到来，结果规模空前的三路北伐正式开启，然而前期顺风顺水、后期形势逆转，光复燕云十六州终成泡影，此事则被称为“雍熙北伐”。太宗朝的两次北伐，涉及数十万军队，军备物资、前线犒赏开销极大，而战争中的财产损失、战争后的防线构建也耗费无数。由太祖到太宗，积攒多年的财富底子，如今也兜不住了。
之后的真宗与仁宗朝也一度遭遇澶渊之盟、宋夏战争等颇耗财力的战事，但是王朝真正的无底洞却是“三冗”问题，即“冗官”“冗兵”“冗费”。
北宋建立之初，沿用五代旧官员、提拔心腹新官员，造成了机构与官职的名不副实，很多官员在其位而无事权，有的则是挂它名而负责此事，之所以这样离不开帝王权术的心机，即不得罪官员已有利益，而主要使用信得过的年轻、资浅之人，这样就会导致出现两班人马乃至多位备胎，同时对于大权在握的官员严加防范，用其他职务来监督、牵制，以致于凭空设置诸多官职，被宋人评价为“叠屋架床”，而北宋空前的科举热情，使得官员后备军多出数十倍，有功名无官职者、徘徊在低级官职难以升迁者比比皆是，“冗官”的局面带来了臃肿、低效与耗费，官员们的正常俸禄、逢年过节的优待、特别的宴请与恩赐成为王朝的沉重负担。
而北宋的禁军情况更是不容乐观，一反太祖之时的精兵作战，太宗之后的历朝皇帝均围绕边防、征兵大做文章，甚至认为大灾之时应该招募难民，正所谓有叛民无叛兵，而城市中游手好闲之人，也一并招入军营，以免影响社会秩序，这样一来北宋军人的鱼龙混杂、数量庞大、不堪作战显得尤为突出，至宋仁宗时禁军数量一度高达80万人，是太祖时代的四倍，而至北宋末年军纪败坏，不少军营更是出现了空占名额的现象，军人要凭一技之长自谋生计，军官则揽下军饷中饱私囊。军队的开支既有常规军饷，又有衣物恩赏，还有战事犒劳、老迈伤残的眷顾等，北宋的国力越发难以为继。
在“冗官”“冗兵”共同作用下，“冗费”是难以避免的，北宋初年精兵简政、充实国库的刚健有为渐渐远去，留下的只是负重前行、疲于喘息的王朝背影。
面对征税不断而财政未见好转的尴尬局面，北宋的士大夫开始针砭时弊，如范仲淹挥笔写下《答手诏条陈十事》，掀起激浊扬清的“庆历新政”，其中根据政绩选拔的“明黜陟”，避免兄弟子嗣大量入官的“抑侥幸”，严格限定科举人才的“精贡举”，是对“冗官”问题的有力回应，但无奈的是改革触动了官场利益，为同僚所不容，“庆历新政”历时一年昙花一现。
神宗之时，王安石堪称少有的理财大师，“熙宁变法”融入了广开财源的卓越气势，其中国家发放农业贷款的“青苗法”，百姓出钱替代服徭役的“免役法”，核查土地重订田赋的“方田均税法”，鼓励垦荒兴修水利的“农田水利法”等，从农时、农需着手，强化农业的同时增加了国库收入；关注市场买货卖货的“市易法”，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均输法”，交纳钱财不再供物的“免行法”等，从商品经济入手，体现出物价商情的综合考量，政府获利颇丰。“熙宁变法”既有把农工商蛋糕做大的构思，又有国家干预从中获利的举措，可以说此次变法犹如棋盘上的一招妙手，将不堪重负的财政局势强力挽回。如果说宋太宗时每年收入铜钱一千六百万，就有“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的感慨，那么“熙丰变法”期间每年的最高额竟有铜钱六千万，同时粮食、盐茶、布帛等均有大幅度提升。
然而，变法“续命”的立足点是开源而并未真正实现节流，冗官、冗兵的系列问题只能说有心无力，宛如一个偌大的水池，一侧是不断注水，另一侧却是不断漏水，当变法的脚步逐渐放缓时，北宋国力的水池必将再度回到捉襟见肘的局面。果然，神宗死后，“元祐更化”将轰轰烈烈的变法成果一笔抹杀，哲宗、徽宗两朝新旧两党交替，变法已然没有了兼顾国运与民生的初衷，转而走向了争权夺利的斗争，“熙宁变法”之时的国力只能拯救一时，却无法周全一世。
徽宗上台后，形势急剧恶化，作为一代艺术皇帝，他在琴棋书画上有过人的品味，但在治理国家上却不知量入为出、勤俭持家，百年基业可谓毁于一旦。
于内而言，徽宗接受蔡京的贪图享乐思想，“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能几何，岂可徒自劳苦？”于是徽宗力行“丰、亨、豫、大”思想，肆意挥霍钱财，大兴土木。如崇宁三年（1104），徽宗铸造九鼎以象征九州，又大建九成宫以安放九鼎；又如修造规模宏大的“明堂”，以作为王朝行大典的场所，同时“修方泽”，以作为祭地的场所；再如，在宫城北面修建略小于原皇宫的延福宫，不惜将此处大量的居民区、集市区等一概拆除，延福宫极尽精美、奢靡无度，同时在宫城东北修建了规模更大的“艮岳”，称为“华阳宫”。对外而言，宋徽宗始终力主开疆拓土，做着恢复燕云十六州的大梦，他让童贯等人常年出兵青海、甘肃一带，以经略河湟扩大疆域为名，满足建功立业的虚荣心，后来在宋金夹击辽朝的过程中，童贯率主力进攻燕京一带，结果面对守城残军被打得溃不成军，只得灰头土脸的请求金人帮忙，以每年奉以岁币并额外添加一百万贯赎金的代价，得到了一座破损不堪的空城，金人早已将城中钱粮与劳动力掳掠而走，时称“城市邱虚，狐狸穴空”。而徽宗不管这些，他早已沉浸在《千里江山图》的无限讴歌中，对朝中百官、前线将领大肆封赏，好一派“盛世景象”。
《千里江山图》（局部）。作者/（北宋）王希孟，来源/故宫博物院
大兴土木、挥霍无度的后果就是国库空虚，“熙宁变法”的家底算是空空如也，徽宗君臣决心羊毛出在羊身上，加大了对民间的压榨力度：一方面推行苛捐杂税，如支移、折变、预催、和买、和籴等变本加厉的举措，家破人亡者、愤然起义者数不胜数；另一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索取，如为了打造“艮岳”与宫廷园林，向南方征调“花石纲”，所谓纲是指十艘运粮的大船为一纲，可见每次向汴京进贡的力度极大，奇花异石为之一空，而借选取花石直闯民宅、劫掠财富的现象比比皆是，又如让朱勔设置应奉局，搜刮江南民财，让宦官李彦负责西北供奉，甚至“数根竹竿，即用一辆大车，牛、驴数十头牵引”。
民脂民膏所得的不义之财并未成为进一步挥霍的资本，反倒为北宋的灭亡敲响了丧钟，百姓在压迫中揭竿而起，一时间各地起义如潮水一般，方腊起义更是席卷东南，为镇压起义，军事预算一再升级国家财政难以为继，同时金人在灭辽期间，猛然发现了北宋的国富与军弱，挥师南下抢掠财富已然成念，果然靖康元年金兵围困汴京，北宋以巨额赔款收场，靖康二年金兵卷土重来，北宋终究灭亡，仅有的国库钱粮、金银玉帛被押运而走，只剩下愁云惨淡的城池，与哀声不断的民众。
故而观一朝之财政，不在于数据的多寡，而在于钱粮从何处来，是否有爱惜民力之心，在于钱粮向何处去，是否有造福苍生之念。
1. 陈振：《宋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2. 漆侠：《宋代经济史》，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3. 葛金芳：《两宋社会经济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
黄纯艳：《北宋财政能力与国家治理》，《史学集刊》，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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