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窟里的革命,共产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

作者:dangrenbei

本文转载自:党人碑的熟人茶馆(ID:dangrenbeigongzuoshi)

贫民窟里的革命,共产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

沪东陆家嘴贫民窟里长大的女孩徐佩玲,那年才11岁,为了养活双目失明的母亲和三个妹妹,托人给拿摩温送了一份礼,在上海英美烟草厂上班了。 

上海作为中国最早的工业化城市,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工人阶级,也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而徐佩玲的一家,则是上海工人阶级的缩影。

阿玲的祖母就在英美烟草烟厂上班,母亲是沪东三新纱厂的工人,阿玲的婴儿期就在空气混浊的车间里度过,棉纱堆是她唯一的玩具。四岁,死了哥哥。六岁,妈妈眼睛被熏瞎了,就被一脚踢出厂子。屋漏偏逢连夜雨,父亲又去世了,家里唯一的劳动力只有她了,所以当童工之外,还有选择吗?

民国时代上海的童工,每天劳动12到14小时,工资只有两三角钱,还要遭受“拿摩温(领班)”的打骂。尽管阿玲拼命做活,可还是难以保障家人的温饱,两个妹妹相继病饿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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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上海纺织厂的童工

英美资本家对雇佣童工特别有兴趣,因为童工的工时和成年工一样,工资却只有后者的一半,而且更加软弱可欺。此外还有一层深意,成年工人容易被共产党影响而趋于反抗,童工则不敢,也不懂,可以用他们把那些“不安分分子”开除出去,巩固反动秩序。可对这些小则八九岁,大则十一二的童工,洋鬼子拿他们完全不当人,看不顺眼,上去就是一脚,张嘴就是“蛋姆弗罗(damn fellow,该死的蠢货)”。动辄开除更是随心所欲,还疯狂叫嚣:

“上海这地方,要找一百条四条腿的狗不容易,要找一百个两条腿的工人,便当得很。”

这话听着耳熟吧?据说这还是工人的“福报”!

不过阿玲不这么看,她听说知识改变命运,附近开了一所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平民夜校,不要学费,就去读书。可三年时间,就是让你学《圣经》,教会的修女跟阿玲说:“孩子你要虔诚,上帝会给你带来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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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养成工”,也就是童工

上帝没给阿玲带来幸福,倒是带来了徐明清老师。她对女工非常亲热,关心大家就像自己的亲姊妹。她比学生先进课堂,看到早来的同学,就和蔼地问长问短,了解哪个同学在什么厂里做工,家里有多少人,生活情况怎样。有时她发现谁缺课,总要打听打听原因,然后又抽空到人家家里去访问,帮助解决学习上的困难。见到学生家长,也亲热得像自己的父母。所以所有学生都喜欢她,大家说:

“一天不去上课,就像丢了贵重东西,心神不宁。”

徐老师的课,像黑暗中的一盏明灯,给阿玲带来了光明,她明白了苦难不是天生的,要改变命运,必须跟着共产党走。

偶尔还会有一位蓝老师过来,一周给大家上两次音乐课,她常常带着二胡教大家唱爱国歌曲,排练进步戏剧,增强大家的阶级感情和爱国热情。

阿玲和女童工们慢慢成长,也找到了真理,一张苦巴巴的小脸终于有了笑容,因为光明照进了她们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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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工

徐老师私下问阿玲,最近厂子里又有几位工人失踪了,他们牺牲在龙华,你怕吗?

阿玲说,我不怕,这辈子我都认准了共产党,你们要我吗?我想跟你们走到底!

1933年,阿玲由徐老师介绍入党,次年党派她到沪东女工夜校,任专职教师。无数位阿玲一样的姊妹,将沿着阿玲的道路,走向光明和希望。

告别浦东,我们来到浦西,旧上海灯火酒绿的背后,处处是血泪。沪西贫民区包括分散在小沙渡到叉袋角工厂区南侧的十多片贫民区,每片人数几千到万余不等。聚居于此的是饥寒交迫的群众,他们多数由于家乡的各种天灾人祸而无法生活,来到上海找出路。有码头苦力,有蹬三轮车、拉黄包车和榻车的,有小商小贩,有拾破烂的,有失业者、无业游民,还有一些是附近工厂、商店、作坊的工人,他们生活在旧社会的最底层。

这里的居住环境极差,水电气起码的生活设施,您就别想了,能住上草屋、芦棚那都是福气。有些家庭只能住在从家乡摇到上海来的小船上,直到小船完全腐朽不能用。所以火灾和各种传染病频发,尤其是春夏间,死亡率极高。贫病而亡的小孩,家人用芦席一包,随便就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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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上海贫民窟

比自然条件更恶劣的,则是贫民窟的“管理者”,那些地痞、流氓、伪保长等地头蛇混迹其间。它们在此称王称霸,敲诈勒索,无所不为。别说王法,它们就是这里的王法,你稍有迟缓试试?轻则打骂,把死猫死狗挂你家门口,重则砸窗砸家具.甚至拆棚封屋,搞死人命,如同草芥。

国民党管吗?

不能说不管,水龙头还是装了一些,不过都成了地痞无赖的坐地买卖。至于夜校,基本都是花架子,介绍来的“老师”,不是不学无术,就是青帮分子和特务。

你们不管,共产党来管,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

经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洗礼,党的地下工作已经如火纯青。在沪西贫民区,抗战胜利后的上海党组织,通过开办民校和福利站,组织贫民,团结群众,与各种反动黑恶势力展开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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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贫民窟

党组织以沪西最大的贫民区余姚路棚户区为基点,陆续发展到金家巷、梅芳里、小辛庄、药水弄、南北英华里、大自呜钟、太平里等处,从设施教班,办民班开始,发展成为棚户民校。又与宋庆龄同志领导下的,上海市儿童福利促进会合办儿童福利站,通过他们取得一批救一批救济物资,设立了幼儿园、儿童饮奶站、活动室,把孩子组织起来,并从中团结了家长,以后又设立缝纫组、诊疗站……

从此棚户区有了欢乐,有了朝气,有了团结互助、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好风尚。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们今天常说“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革命战争年代的党组织,不光是战场上的战斗,也有“第二条战线”的战斗。哪怕是脏乱差,达官显贵不屑看一眼的贫民窟,党组织一样扎根在这里。

地下党沪西劳工教育区委委员陈鲁生同志,在担任棚户民校校长与儿童福利站站长的同时,还筹建并领导这两个单位的党支部。党从各方面抽调精兵强将,以实验民校教师和儿童福利站工作人员的名义,加强进来。他们不单业务能力强,而且不怕和各种黑社会势力打交道,全心全意实实在在为群众谋福利。教师骨干之外,还有一支学生骨干相配合,由实验民校学生中的积极分子组成,他们被叫做“小先生”,参加识字扫盲工作,大小孩教小小孩,群众教育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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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贫民窟里的孩子们

贫民窟里的穷苦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可不是一句形容词这么简单。先说这个“火”字,历史上这里一直是火灾的高发区,茅屋密集,又缺水源,搞不好就失火,失火就是一大片。虽然各家门上,都贴着“太平”两个大字,但并不能免灾。1947年夏秋之交,余姚路棚户区一家居民,不慎失火,大家们惊恐万状,一片混乱,由于没有消防组织和设备,又缺乏水源,火势迅猛蔓延。

紧急关头,民校里的党员、积极分子带着师生们,冲出来救火。共产党员教师胡宏达同志,刚买了一身白西装,二话不说就跳进臭水沟,奋力用污泥往火头上压。民校教过消防知识,大家这可用上了,带动着茫然无措的居民也有了主心骨,迅速扑灭了大火,才没有蔓延成灾。

灾后为了预防万一,群众在民校(党支部)的指导下,成立了一支救火大队,集资购置配备了一些消防设备。

随后余姚路棚户区再次失火,群众组织的义务消防队迅速出动。这次国民党政府的消防队也赶到了,但他们趁机向受火势所逼的毗邻小店敲诈金条而不去灭火。看到这一幕,大家纷纷指责。群众的装备差,官差占着茅坑不拉屎,眼看火势越来越猛,三轮车工人出身的义务消防队员王渔书,上去跟他们商量,能不能借用下水龙头?这帮家伙不但不借,还动手打人,群众就去抢,在场的警察竟将王渔书推倒在电线上,当场触电死亡。大家义愤填膺,同警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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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贫民窟里的群众

反动当局出动马队,开着多辆“飞行堡垒”装甲车,四面包抄,见人就抓,共捕去19人,多是义务消防员。江宁警察局诬陷他们是“趁火打劫的嫌疑犯”,虽经多方营救,还是扣押两人作为“共产党嫌疑犯”,直到上海解放。

有人说国民党就那么坏?可实际上,国民党反动派比你想象的还要坏!

1948年4月18日夜,与金家巷棚户区毗邻的一家工厂锅炉爆炸,引发大火,殃及池鱼。两百余家棚户化为一片焦土,一千多人流离失所。未来怎么办?贫民窟里的群众抱头痛哭,家没了,希望也没了。

共产党虽然是地下党,却不能坐视不管。党组织余姚路棚户区居民发扬“穷帮穷”精神,开展“一碗粮”救济运动,每家每户做一碗稀饭或一张米饼,来帮助穷哥们、穷姐妹;余姚路儿童福利站派人到火场设立临时救济站,把从社会各界化缘来的牛奶、面包发给受灾儿童。想尽一切办法,动用一切资源,来帮助群众自救。

可国民党反动当局在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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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上海街头的婴儿尸体

起火时不出动消防队,火灾后又接受地皮主的贿赂,派出警察和“飞行堡垒”拆毁灾民重建的草棚,甚至动手抓人。完全不顾群众生死,任地皮主发灾难财,参与分肥民脂民膏。这块地要搞开发,准备盖高楼大厦,至于原有居民怎么解决住宿问题,这就不是资本家和反动当局考虑的问题了。

为了维护自己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贫民窟里的群众奋起反抗。连那些胆小怕事的妇女们,也冲在前面,用马桶刷沾着粪便朝敌人身上洒去,有的干脆卧倒在车前,放掉轮胎里的气。敌人则抡起枪托、警棍,殴打手无寸铁的妇女,顿时哭喊声震天。男人们被激怒了,捡起地上的石块,砸向敌人和“飞行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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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上海警察的装甲汽车“飞行堡垒”

地下党组织通过积极分子,不但发动全体居民支持抗暴群众,而且组织灾民,围攻肇事工厂主住宅要求赔偿损失。随后又以帮会组织和同乡会的传统形式为掩护,百余户灾民代表,每人手拿一根香,上街游行请愿,与反动当局展开持续的合法斗争。一个月后,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终于做出妥协,保证不收回地皮,并向肇事工厂索赔。

能跟反动当局斗争,能不能斗得过地头蛇呢?老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贫民窟里的穷人向来是它们砧板上的鱼肉,它们仗着青帮势力,为非作歹几百年了,反动派拿它们当白手套,蒋介石都要拜码头,共产党信不信这个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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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跋扈的黄金荣,解放后接受劳动改造

余姚路棚户区势力最大的黑社会老大,叫柏文龙,号称“沪西半爿天”。15岁起就以赌博、偷窃为生,在青帮辈分很高,开设浴室、大戏院和赌台。政治上也是“三朝元老”,与租界巡捕房、汪伪警察局、日本特高课和蒋家警宪特都有勾结。又广收门徒,纠集地痞、流氓,组织“斧头党”、“榻粪党”和“挂尸党”,向附近居民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危害人民。

正如有一位棚户居民所说,巡捕房、警察局和流氓原是一家人,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汉奸和这批恶棍是大强盜与小强盜。事实上,这些匪徒除了盘踞在劳动人民居住区里为非作歹以外,还常常受雇于特务机关,充当镇压革命运动的帮凶和打手,它们正是旧中国反动统治不可缺少的补充工具。

我说这些,今天有朋友会怀疑,贫民窟里的老百姓,穷得掉渣儿,他们能有啥钱可敲诈?殊不知在内卷化严重的旧社会,鸬鹚肉也是肉,豫西的土匪会为了一包烟、一双鞋绑票,上海的黑社会同样会在当地居民有结婚、开店、建房等婚丧喜事的时候,收“保护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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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黄金荣的悔过书

有位叫邵玉松的理发师傅,东拆西借,开了家理发店。门面小,亏空大,哪里有钱给柏文龙一伙交保护费,请它的徒子徒孙吃喜宴,这就惹恼了这帮畜生。多次在邵家门窗上涂抹粪便,并纠集歹徒殴打老邵及其内弟魏有鸿,致使魏被殴重伤不治而死。你把人打死了,总要收敛点吧?人死为大,总该讲些“江湖道义”吧?可这家伙反而变本加厉,又勾结警察局,向老邵索赔所谓“手工费”,老子动手打死你小舅子,累着了,这钱得你出!前前后后,老邵被敲去旧币(金圆券)150万元。

共产党办民校,办福利站,给穷人撑腰,替老百姓办事,这就气坏了老小子柏文龙。都像你们共产党这么破坏“规矩”,向着穷人,又不拿穷人一分钱,穷人是听我的,还是听你们的?江湖道义还要不要,王法还在不在?多次派小流氓到诊疗所捣乱,把石块扔进民校教室,砸福利站的玻璃,扬言要共产党滚出棚户区!

你一臭流氓嘚瑟成啥样?

共产党连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和帝国主义侵略军都不怕,在农村广泛开展反霸剿匪斗争,会怕你城市里的恶霸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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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恶霸

党组织把特别能战斗的胡宏达同志直接派进去,全家住进棚户区,共产党员在一线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这可让柏文龙吃惊不小,本想霸占群众集资的修沟费以及消防器材,还想把群众填平臭水沟准备建造儿童福利站房子的地皮占为己有,你共产党来挡横,这不是要我的老命吗?于是扬言要把胡宏达干掉,共产党来一个,我杀一个,来两个,我杀一双!

怎么办呢?说到这里我卖个关子,从中学到研究生考试,大家都会划重点一道多选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是什么?

针对柏文龙和棚户区群众的最大矛盾点,党组织决定为群众撑腰,照死里捅这个“沪西半爿天”的腰眼子。

在一家一户访贫问苦的基础上,组织一批受害最深的群众向国民党市政府、警察局控告柏文龙的累累罪行。与此同时,又通过各种关系开展上层工作,不但邀请跟我党有统战关系的青帮“通”字辈顾竹轩出面,在黑社会内部挤压柏文龙的空间;还通过宋庆龄同志,做上海市长吴国桢的工作,你是我们上海市儿童福利促进会的名誉会长,不能让一个流氓别苗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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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生关心孩子的宋庆龄同志

后来连一些中小流氓、保甲长,特别是那些原来与柏文龙有矛盾的,经过做细致的统战工作,也不同程度站过来和我们一起了。

在此情况下,上海市警察局不得不把柏文龙暂时关起来。消息传来,群情振奋,人们奔走相告,沪西一带的流氓都给震动了,真没想到“穷赤佬”有这么大能耐?

斗争是复杂的,黑恶势力是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家生子,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都是如此,后者是不可能轻易抛弃这些用顺手的工具人。柏文龙不久就被放出来,虽避居在外,却扬言要拿下七颗人头报仇,这次倒是非常“精准”,它指控陈鲁生是“元凶”,是共产党!

看来这个道理,不但我们的人民知道,历史知道,连我们的敌人也知道——

“共产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就是为老百姓办事的,让老百姓生活更幸福就是共产党的事业。”

为了保护这些为他们出头的共产党员,棚户区的群众,家家户户准备木棍、铁棒、石灰包,日夜站岗放哨,都快成解放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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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民喜迎解放

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国民党反动统治风雨飘摇,上海解放指日可待。此时陈鲁生同志任书记的沪西区委分区委,负责统一领导城市贫民斗争,领导12个党支部、党小组,得到了沪西广大城市贫民的一致拥护。

群众被发动起来,团结到党的周围,从消防队、护厂队、护校队到人民保安队和人民宣传队,穷哥们和穷姐妹就等着天亮了!

1949年5月25日,解放军从沪西突破,进入市区,沪西的天亮了,群众载歌载舞,沉浸在庆祝解放的欢乐海洋之中。

人民保安队和人民宣传队的队员们,有的拉条幅,欢迎解放军,有的合解放军执行任务,搜捕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保卫胜利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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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民欢庆解放

解放后,贫民窟的共产党员们,从地下走出,带领群众清理陈年垃圾和臭水沟,铺设路面,安装电灯、设置自来水站.组织居民互助会、冬防大队、消费合作社、青年夜校,还要协助人民公安,拘捕暗藏的坏蛋,抓捕那些看不得人民当家作主,过好日子的各路牛鬼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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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家做主人的纺织女工

阿玲,也就是徐佩玲同志,上海解放初期从事工会工作,之后为上海纺织工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作为专家组成员,多次援外,帮助兄弟的柬埔寨人民和亚非受压迫民族,建设自己的民族纺织工业企业,得到了周总理和西哈努克亲王的赞扬。

徐明清老师,解放后在农业部,长期从事组织人事和妇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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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在《斩断魔爪》

胡宏达同志,解放后从事公安保卫工作。1953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反特《斩断魔爪》,就是根据他参与侦破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的真实案件改编而来的。

顾竹轩先生,解放后受邀参加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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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上枪决恶霸柏文龙的消息

柏文龙,解放后不思悔改,继续作恶,引发众怒,群众把它的新账旧账一起算,召开公审恶霸大会,人民政府接受各界人民正义要求,依法将其判处死刑。

民国时代的沪西贫民窟,曾经被称为“亚洲最大的贫民窟”,如今这个“荣誉”,早就归了印度孟买,当年的上海也曾经被叫做“小孟买”。幸亏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懈奋斗,上海和中国,才摆脱了印度式的命运。

有诗为证: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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