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西方对华错误政策源于对中共的误读

作者：施倗

本文转载自：南洋时评

郑永年指出，西方许多错误的对华政策都源于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读。不研究导致不了解，不了解又进一步误导政策制定。

从历史上看，在1949年前，西方有斯诺等一些人对中国共产党非常感兴趣，曾专程前往延安持续、深入地报道中共；1949年到上世纪70年代，即使中国当时与西方沟通很少，但仍有许多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共的方方面面，出版了很多书籍。然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西方研究中共的人以及著作越来越少，他们要么认为中共“不再重要了”，要么认为中共“已经过时了”。

这一现象和西方自身的政治社会变化有关。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西方采取的政治制度，本质上是一种精英民主，而政党是精英民主的主体。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逐渐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兴起，它对西方的政党制度产生很大影响。从那时起到今天，西方政党一直处于衰落的状态，其在社会的影响力日渐下滑，而新自由主义日渐兴起，资本的地位越显重要，政治被边缘化，这也是英美等国今天普遍面临治理危机的根源。

在这一大背景下，西方学者整体的研究方向从政党逐渐转向社会组织，转向所谓的“后工业化时代”议题，这一趋势也影响到他们对中共的研究。仔细观察近年来西方研究中国的专著不难发现，研究中国环保运动、非政府组织的文章很多，但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极少。然而，到底是中共在中国扮演的角色更重要，还是非政府组织扮演的角色更重要？答案显而易见。

西方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读和错误判断，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近年来西方对中共研究的缺乏。西方一些所谓的中国专家、意见领袖更是从意识形态出发，传递出完全错误的判断，比如“中国共产党要崩溃”，“应该把中共和中国人民分离开来”等。倘若美国不纠正这些误判，它一定会在对华政策上继续犯大错误。

“一人一票”与合法性

谈到西方认为中国没有“一人一票”的普选，所以中共不具备代表性，中共的执政也没有合法性。郑永年表示：“执政党的合法性来源于一人一票的选举”只是现在西方学者的观点，不是普遍真理，不能把它当作衡量一切的标尺。即便在西方，也并非从来如此。

如果阅读西方近现代史，会发现他们对执政者合法性的观点是持续变化的。比如，在早期政党还没产生时，英国通过“老人俱乐部”（old boys’ club）形式来商讨推举谁出来执政。20世纪初，西方国家有投票权的人都还很少，比如英国在一战以前主要是有产的、向国家交过很多税的男性才有投票权，妇女没有投票权，少数族裔更没有。

美国很早就认为自己是民主制度，但它的“一人一票”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非裔平权运动后才开始的。所以，“执政党合法性只能来源于一人一票的选举”，完全是一个伪命题。我们无需按照西方有关合法性的定义来衡量自己。

郑永年认为，中共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三点。一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中国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这方面大家都已看得很清楚。

二是中共实现了可持续的社会稳定，且这种社会稳定并非是像西方所说的那样，通过独裁或“警察国家”来实现。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其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提出这样一个难题——不发展一定会贫困，但如果在发展过程中把握不好，社会会出现不稳定，法国大革命就是一个案例。同时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可持续的社会稳定并不容易，但中国做到了。

三是中共实现了可持续的政治制度的支持和引导，这是中国可同时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可持续的社会稳定的重要制度根源。

对于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郑永年表示，西方定义的政治改革很简单，即多党轮替、一人一票、三权分立等。如果用这一定义来衡量，那么中国没有政治改革。但非西方定义的政治改革，中国是有的，不仅有，它还是中国今天取得成功的根源之一。

从历史和全球的视角看，二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从西方强国的殖民统治中独立，但许多国家出现“换人不换制度”的情形：这些国家的精英寻求政治独立，但他们也是西方培养出来的，西方的制度因此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得以保留。

从表面上看，这些国家有了多党制、“一人一票”以及自由媒体，但“有其名，无其实”，经济发展不起来，国家也整合不起来。比如印度，国大党基本上是一个家族性组织，以尼赫鲁-甘地家族为代表，现在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是一个地区性政党，正在向全国发展。但印度目前没有一个强大到像中共一样的结构性组织，所以该国总是出问题。

亚洲的一些其他国家则成功地从制度上“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建立符合自己文明与文化的体制。除中国以外，我认为制度改革最成功的是日本和新加坡。但这两个国家恰恰不被西方视为真正的民主，因为它们并未真正做到“政党轮替”，更有许多西方学者认为日本是“一个伪装成西方的东方国家”。

总体来看，既符合西方“民主”定义、又同时取得发展成功的国家少之又少。世界银行有一个统计，在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二战后没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只有二十多个，除了北欧和中东等一些国家，还有“亚洲四小龙”经济体。

而台湾发展最好的时期是蒋经国时代，现在“西化”之后，台湾的发展反而陷入停滞。所以，我们不要忘记马克思的论述：经济是基础，政治制度是上层建筑。

郑永年对中国政治改革的总结非常简单：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实现了自身的现代化。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有些改革在经济层面，有些在社会层面，有些在体制层面，只是我们没有明确将它们称为政治改革，且西方用他们自己的理论无法理解。

郑永年表示，当西方的理论对中国的发展解释不通时，他们不应简单化地认为是中国做错了，而应该想想自己对中国的认知是否出了问题。

外部多元 vs 多元一体

郑永年把西方的政党制度称为“外部多元主义”。比如在美国，你可以支持共和党或者民主党，如果你两个党都不喜欢，理论上还可以组建自己的政党。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以同时有几个政治过程。

在“外部多元主义”中，政党代表的是一部分人的利益，其生存和发展依赖于政党的外部开放性。而在选举时，政治认同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不同政党获得政治支持的重要工具。因此，西方社会的政党往往建立在阶级、阶层、区域、民族、宗教和种族之上，很容易造成社会甚至国家的分裂。

与西方相比，中国是“内部多元主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长期执政的政党，所以，中国只有一个政治过程。但是，这个过程是开放的，即任何精英分子、社会群体、经济利益代表都可以参与其中，并通过内部协商使其利益得到表达。这并不是西方说的“一党专制”，而是一种“多元一体”。

以人事制度为例，毛泽东曾说过，“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这是其代表来源的多元性，但中国没有山头主义，因为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在其他利益的表达上，情况也是类似的。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国的社会利益必然是多元化的，每一种利益产生后，都可以被吸纳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过程中来，即解决问题的过程是在内部，而不是在外部。

“内部多元主义”的政治安排也是中国历史文化特征的一种外在表现。“大一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在西方，帝国解体之后便是一个个独立的国家。在中国历史上，尽管分分合合，但“分”不是终极目标，“分”的目标仍然是“合”。但“大一统”并不是说利益的一元化，相反，“大一统”通过内部多元而得以持续发展。

三权分立与纠错机制

西方学者经常质疑中国没有相互制衡的“三权”，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督和纠错机制。郑永年认为，西方的三权分立是行政、立法与司法三权在“外部多元主义”下的平衡，但中国早在汉朝起就形成自己的三权分工合作体制，即决策权、执行权和监察权的分工。

很多西方学者忽略了中国国内、党内有多少权力间的互相制约，从中央与地方间的权力制约，到比如省委书记和省长之间的制约。中国的任何决策都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这和西方一些人臆想中的完全不同。

西方对中国体制另一个错误的认知是，因为没有三权分立，所以中国没有纠错机制，会“错误一犯就犯到底”。然而，把中美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里根上台到今天，一共换过七位总统，如果按照美国自称的“有效的纠错机制”，那么美国的很多政策错误早就应当更正了，但事实却正相反：很多人都意识到美国的中东政策花费巨大但效果不佳，可到现在还没有完成调整；美国的中产阶级越来越少，很多总统有意改善这一趋势，但积重难返。

美国的政党政治如今已沦为“相互否决”的机制，而非政治决策机制。这一点让越来越多美国学者日感担忧。从福山在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到今天美国流行的“民主实验终结论”，是多么巨大的变化！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一直在与时俱进。改革开放后，中国没有错失任何一个发展机会。倘若中国没有纠错机制，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