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战一败,大明国祚只剩25年

作者:大唐梁金吾

本文转载自:最爱历史(ID:solovehistory)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十三日,紫禁城一如既往的宁静。

万历皇帝仍旧宣称身体不便,继续久居深宫。百官与皇帝之间的权力争斗,依然水深火热。为了尽可能攫取大臣手中的权力,皇帝不惜在帝国四方裁减官员,让百官惶恐不安。整个大明帝国陷入无声的危机。

这一天,远在关外。

虽是初夏季节,暖意未曾降临寒冷的东北。寒风呼啸,滴水成冰。在赫图阿拉城(今辽宁省抚顺市新宾老城),一身戎装的努尔哈赤等来了复仇的最佳时机。在他身后,八旗部队热情高涨,跃跃欲试。

努尔哈赤当着大家伙的面,宣布了所谓的“七大恨”,正式向关内的大明宣战。

后金与大明这对生死冤家的决战时刻,终于到了

次日,这股士兵趁着抚顺集市开集之际,乔装成赶集的商贩,混入人声鼎沸的抚顺城中,发动了叛乱。由于事发突然,未及准备的守城部队一击即溃,抚顺守将李永芳等人被俘后投降。

大明军事重镇抚顺城陷落,努尔哈赤首战告捷。

此战一败,大明国祚只剩25年

三天后,消息传入紫禁城。万历皇帝看完战报,登时反应过来,要求兵部与地方一线官员磋商,尽早拿出围剿方案。

为给百官作出表率,一向身体素质欠佳的万历强撑起精神,一改多年来不理朝政的生活方式,忙得热火朝天。

按说,连万历这种出了名不上朝的皇帝也认真起来的话,想要解决努尔哈赤叛变引发的辽东困局,估计也不是太大的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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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皇帝画像。图源:网络

但接到皇帝命令的代理兵部尚书薛三才却没有立即执行,而是向皇帝大倒苦水,称户部过去欠发的辽东军队兵饷已拖了三年,而自己坐镇兵部以来,答应给辽东士兵的粮饷也还欠缺十几万两。总之,对于出兵辽东一事,薛三才是十万个不愿意。

按照薛三才的意思,朝廷根本不需要专门出兵辽东,只要皇帝拨钱让他去安抚驻扎在辽东的将士,就能打赢努尔哈赤,妥妥的。

三才的底气,来自于距此百余年前那场被称为“成化犁庭”的关外重大胜利,更来自于万历二十年到二十八年间,明军相继发动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在朝鲜战场,不可一世的日本关白丰臣秀吉被明军打得满地找牙,含恨而终;在西北宁夏和西南播州,无论是总兵哱拜还是盘踞播州多年的土司杨应龙,皆没获得个好下场,兵败身死。而且,从万历皇帝亲政以来,大明军队在国际战场上还有明缅战役这种“练手”机会。似乎从哪个方面上看,小小的后金,都不是值得让大明帝国正面重视的对手

可惜,薛三才不明白,星星之火,也可燎原

拿下抚顺后,努尔哈赤前进的脚步并未停止,反而比原先速度更快。在他的统筹下,另外四座拱卫抚顺主城的军事要塞也相继被攻陷,军民死伤惨重,人畜被掳掠者超三十万。

在辽东战局瞬息万变之际,蓟辽总督汪可受已经不能再等了。

拱卫大明、镇守辽东防线本就是他的职责所在。如今丢了抚顺,且不管朝廷未来是否会怪罪自己,就努尔哈赤大军这样凶神恶煞地到处掠杀,自己恐怕已在劫难逃。于是,在未得到朝廷下一步具体指示的时候,汪可受命令广宁总兵张承荫(胤)发兵进攻努尔哈赤大军。

但很明显,在造反的道路上,老天爷没有给努尔哈赤及其背后的八旗劲旅留有一丝退路。要么成功,要么成仁。他们必须一路朝前,直至打下大明江山,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

张承荫一行,虽有万余部队,不过就是去送死,压根没有胜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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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公开宣战一个星期后,四月二十一日,大明帝国地方上组织的第一场反击打响了。

但随即哑火——张承荫的援军在半道上遭遇八旗埋伏,全军覆没。

远在北京兵部衙门办公的薛三才接到战报后,总算明白自己低估了关外那群“饿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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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狼般的满洲八旗图源:影视截图

在向皇帝上奏承认自己的过失后,薛三才提出了四点建议:

第一、征调真顺、保河等地壮士,可得三万人;
第二、各边废弁家丁,皆许效用军前,可得数千人;
第三、山海关为蓟辽门户,须任命一员大将提兵弹压,兼为辽东声援;
第四、起用原任总兵杜松驻守山海关,总兵王宣驻守关内。

对于薛三才的建议,万历皇帝一切照准,立即下令让名将杜松星夜兼程赶往山海关坐镇指挥。

但针对薛三才挤牙膏一样募集到的这么点兵力,万历多少心存不甘。要知道,在此时的大明帝国卫所中,还有挂名士兵200多万。不管怎么看,都不像到了无兵可调的境地。

可大明军队体系就是如此奇葩。在沿用了200多年的军队卫所制中,士兵的身份是世袭的,只要你祖上被列为军户,你家祖祖辈辈都得当兵,免费替大明朝卖力拼命,保土守疆。如此庞大的人群,战时为兵,闲时种田。以军事屯田的方式养活自己,然后继续为朝廷卖命。

这种世兵制,固然有减少国家开支的优势,在明朝初年因为人丁凋敝、百废待兴,也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与所有实行世兵制的朝代一样,明朝也深受制度的掣肘:

一方面,按照世兵制“15岁袭职,60岁退役”的规定,新兵和兵油子混在一块,战斗力良莠不齐。

另一方面,军队内部的自给制,让军户与普通百姓完全脱节。为了过上好日子,那些世袭军官的子弟自然想尽办法压榨底层的军户。当兵本来就苦,再拼命压榨他们,军户逃亡乃必然现象。

因此,当国家真的有难之时,万历皇帝在紫禁城即便喊破喉咙,能召集到的士兵也寥寥无几,且多为无用之兵,于当时的辽东战事,其实并无裨益。

面对国土沦陷,作为帝国最大的“地主”,万历当然还是希望延续了200多年的卫所制度能发挥该有的作用。他下旨,要求辽东“各处城堡都要用心防守,遇有虏警,并力截杀,务挫狂锋”。

他还要求在辽东一线的督抚们应靠前指挥,用心调度,“随宜战守,务在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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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警入跸图》中的大明正规军图源:网络

可这对于刚遭遇张承荫战败恶果的蓟辽总督汪可受而言,奉旨率兵出关,直面努尔哈赤,大概是其接到的最坏的命令了。

一到山海关,汪可受就踌躇不前了。在上呈万历的奏折中,他开始哭惨:第一、我军战斗力不足,还是想先等等装备精良的朝廷援军再说;第二、我军士气不足,打仗需要钱粮。

如此,又绕回到一开始薛三才问万历要钱的问题上。

这钱到底谁出?当初万历与薛三才之间就没谈妥。如今,形势迫在眉睫,这件大事依然没有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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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首辅方从哲认为,此事不宜再等,随即上书请求万历皇帝发内帑赈济辽东将士,先提振士气。以后的问题,以后再说。

万历只能抠抠搜搜地从内帑中拨银十万两,以赈军资。

但这笔钱,说到底算是万历自个儿的私房钱。不论万历是否就是传闻中的“守财奴”,要一个坐拥四海、“以国许家”的封建君主自掏腰包,为国为民,就实在高估了他的道德觉悟。

十万两,无论用于募兵还是振奋辽东士气,无疑都是杯水车薪。故而,在拿到钱后,方从哲还是上疏请求皇帝再给点。

结果,万历皇帝大怒,数落了一通:“每年户部按照祖制,就给内帑库进贡100万两作为宫中开销。这笔钱,朕还得拿去给嫔妃们发工资、修缮宫殿、改善伙食以及每逢年节采办礼物发放给你们。年年朕这都不够花,能给你们十万两银子,还是朕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再要,没有了,自己想办法去!”

此战一败,大明国祚只剩25年▲故宫博物院图源:图虫创意

万历的“哭穷”,着实难以说服诸位大臣。毕竟,当初刚打完“万历三大征”之一的播州战役时,福王朱常洵分府,他一次就从内帑里掏了三十万两银子出来大摆宴席,绝对不是他现在所说的这么“穷”

可他是皇帝,方从哲等人是大臣。“君为臣纲”,皇帝一口咬定自己没钱,身为大臣,他们还能要得到吗?

没办法,万历朝的这群大臣,只能“拆东墙,补西墙”,腾挪腾挪,凑齐了一支约10万人的援军。

与之前明宪宗发起的“成化犁庭”一样,出发前,大明王朝照例致书自己的小弟——李氏朝鲜,要求对方发兵数万在外围打打下手,好歹也算报答一下当初大明王朝的“救国大恩”。

此时接替父王统管朝鲜八道的光海君却打起了“退堂鼓”。无他,此时的朝鲜政局不稳,内忧外患,除了要应对身边反对自己的大臣发动政变,还得防范着周边势力的乘虚而入。还有就是,上次朝鲜战役时,日本丰臣秀吉大军把朝鲜士兵揍得太狠,尚未缓过劲来。

对于后金势力的威胁,光海君的迫切感估计比万历还重。毕竟朝鲜半岛紧挨着中国东北地区,后金八旗只要想打,不用十天,朝鲜王朝就得开门投降。

据朝鲜王朝《光海君日记》显示,壬辰倭乱(即万历年间朝鲜战争)后,光海君元年(1609年),朝鲜八道常规军为76400人;而在壬辰倭乱刚发生时的朝鲜宣祖二十五年(1592年),这个数字约为148500人。很明显,光海君在位期间的军队人数,几乎锐减了一半。

就这区区不到八万人,还得给你大明“数万大军”,难啊!况且,若把兵借给了明朝,打不赢的话,招致后金八旗怨恨,那么,朝鲜王朝日后再出现灭顶之灾,谁能救?

说实话,光海君着实矛盾。他紧急召集了身边的两班大臣商议国是。出乎他本人意料的是,两班大臣的意见出奇一致,全体赞成出兵帮助明朝。

朝鲜王朝领议政(相当于明朝内阁首辅)郑仁弘甚至说:“上国(明朝)有事,则当奔走尽诚,思效其万一,况有征兵事乎?”

最终,朝鲜方面筹措了13000人军队交付明朝。随军出征的,还有无偿献给明军的战马700匹。

殊不知,此举为李氏朝鲜埋下了祸患。当然,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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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六年,冬。

征剿努尔哈赤的大明劲旅终于集齐,整装待发。

根据明人程开祜的《筹辽硕画》可知,这次大明王朝算是下了血本,不仅超额集合了近9万的大明士兵,更是破天荒地起用了杜松、马林、李如柏、刘綎等四员久经沙场的宿将,分率四路兵马,配合主路大军作战。

临行前,万历特授予此次战役主帅、辽东经略杨镐一柄尚方宝剑,准许其便宜行事,总兵以下有不听命者,皆可先斩后奏。

可万历终究还是错付了他人!

大军到了辽东之后,杨镐并没有立即发动反攻,仍在静待时机。此时,努尔哈赤再度率领八旗部队进犯大明边境,连下数城。兵部急报频频,看得万历眼睛直生疼。

内心颇为不满的万历皇帝下旨诘问杨镐:“经略任事已久,各处援兵俱集,如何又有会安之失?”按万历的想法,兵我给你们了,钱粮我也给你们了,你们好歹给朕打两场漂亮仗出来瞅瞅。

皇帝这种迫切的心理需求,无疑给一线将士带去极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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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总兵李如柏画像图源:网络

而坐在后台指挥的兵部要员及内阁成员,其实也都有跟皇帝一样的心理。只不过,他们并非单纯关心战争胜败的结果,他们更为忧心的是,如果战争时间拖得久了,粮饷损耗大,帝国的经济负担持续加重,势必引发国内一系列动乱。

总之,在皇帝和百官眼中,打仗若不能速战速决,还不如不打。故杨镐在接到皇帝的圣旨时,也多次接到来自兵部的催促檄文。

可打仗岂是儿戏,更何况,像这种动辄十几万大军调度的军事行动,不探听清楚前方战报,贸然进军,无异于带着大家去“送人头”。杨镐虽是文官,但战场上的这点逻辑还是懂的。

最终,经不住皇帝和朝廷频频催促的杨镐,只得下令出兵攻打努尔哈赤。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正月,杨镐下令,兵分四路以赫图阿拉为目标,分进合击,四路会攻,一举围歼后金军。

萨尔浒之战正式打响

根据进兵方略,四路总兵杜松、马林、李如柏、刘綎各带一路人马从沈阳、开原、鸦鹘关(在今辽宁省辽阳县)、宽奠(即今辽宁省宽甸满族自治县)四个方向出击,约定好日期,到达二道关后,再统一进攻。

这行军策略乍看天衣无缝:努尔哈赤的老巢赫图阿拉城的东南西北四路方向,均被有效围堵得水泄不通。不出意外的话,“万历犁庭”估计也能立马上演。

但自古以来,分兵作战、四面出击乃兵家大忌。因为这样做的一个致命弱点是,无法准确约定精准的时间同时进攻。战场百态,瞬息万变。贻误战机,必败无疑。

那四路大军的统帅估计也都明白这个道理。但不知是惧怕杨镐的先斩后奏还是其他原因,四路总兵居然都没有站出来反对杨镐错误的战略部署。

于是,大明与后金的“萨尔浒绞肉机”如期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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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气温突降,明朝大军出发前,辽东平原上正下着鹅毛大雪,大部队不得不再度推迟进攻时间。

但事情总有例外,四路大军中,负责从沈阳东进的总兵杜松是个贪功冒进之人。面对大雪,他一马当先,率着麾下大军,星夜兼程,先到抚顺城稍作休息,再冒风雪急行军百余里,一天时间就到了浑河北岸,距离汇兵地点——二道关,只有一河之隔。

第二天,杜松不顾其他几路大军尚未跟上,孤军冒进,一头扎进了浑河南岸的萨尔浒地区,与前来阻击明军的八旗精锐展开遭遇战。

分兵冒进的杜松部队很快被杀得大败,全军覆没。杜松及其手下副将等人,皆力战而死。

闻讯,从开原出发才走到三岔儿堡(今辽宁铁岭县横道河子镇)的马林大军,赶紧停下脚步,固营自守,严密监控战场上的一切信息。结果在猝不及防间,被乘胜追击的努尔哈赤部队发现,包了“饺子”,落得与杜松一样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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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浒之战示意图图源:网络

其实,三岔儿堡离马林出发的开原城不过百余里而已,如果马林大军能够及时回城固守,鹿死谁手,还未可知。

但历史没有如果

在接到两路大军先后大败的信息后,杨镐赶紧叫停了其余两路大军继续进军的计划,让李如柏和刘綎大军原地待命,再图进攻。

可惜,从南边北上的刘綎大军由于道路不畅、通信中断等诸多因素,对杨镐的新命令无从得知。在率军深入敌阵300余里后,凭借自己多年的战场经验,刘綎夺得了此次萨尔浒大战中,明军仅有的局部胜利。但此后,遭遇努尔哈赤大军重点打击的刘綎,寡不敌众,兵败身亡。随同作战的朝鲜军队也损失惨重。

至此,萨尔浒大战中,明军四路大军,除了李如柏外,其他都没了,合兵会攻早已没有意义。

消息传回紫禁城,京师震动。万历皇帝完全不敢想象,自己辛辛苦苦筹集的十余万大军居然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化为乌有。

作为此次大战的主要责任人,辽东经略杨镐被下锦衣卫诏狱论死,以慰死节将士之心。

后来的历史学家说,萨尔浒之战是明清战争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清史研究第一人”萧一山指出,明清之兴亡交替,此战是“最大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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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败象已显,但大明帝国并非没有补救的机会。

萨尔浒之战惨败后,万历皇帝在朝臣的举荐下,任用赋闲在家的熊廷弼经略辽东,以图改变明朝国运一蹶不振的困局。熊廷弼还未到任,开原即失守。

比起前任,这位曾巡按辽东多年的文官军事家有着更清晰的认识。熊廷弼认为,“辽左为京师肩背,欲保京师,欲保河东,开原必不可弃……不复开原,必不能保辽、沈”。因此,他向万历建议,应先想办法重夺开原,然后以开原为据点,一步步夺回其他领土。

对此,万历皇帝深表赞同,立即像之前授予杨镐尚方宝剑那样,授予熊廷弼辽东地区的最高决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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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廷弼画像图源:网络

万历这回人是选对了,可自己的命却不长了。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没能看到辽东成果的万历皇帝驾崩了。而辽东地区的重整筹备,才刚刚开始。

根据皇帝的圣旨,熊廷弼到任后,立即着手安抚军民,杀逃兵祭奠死难将士,上疏罢免了此前在八旗进攻开原、铁岭时拥兵不救的李成梁第三子、总兵李如桢,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辽东地区的局势。

可那座皇帝们住了两百年的紫禁城,总是充满着不确定性的党派之争

在帝国的风暴中心,不同政见的大臣对远在辽东宵衣旰食的熊廷弼指手画脚,致使其最终卷入大明朝吵闹了百余年的党争之中,成为无休止的口水战的牺牲品。

天启五年(1625年),熊廷弼被杀,传首九边,辽东局势每况愈下,大明帝国终究失去了最后一次救命的机会。

这一年,上距萨尔浒之战惨败仅6年,下距明朝亡国不到20年。

参考文献:
[明]张惟贤:《明神宗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清]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2年
[清]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2020年
[日]末松保和编纂:《李朝实录》(影印本),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1年
刘家驹:《清史拼图》,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
李长宏:《朝鲜光海君在位期间内外举措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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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大唐梁金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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