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打断了宝贵的文化启蒙 ?这个荒谬的观点来自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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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打断了宝贵的文化启蒙 ?这个荒谬的观点来自胡适

文 | 傅正

观视频的观众大家好。我是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傅正,也是一名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研究人员。下面由我来跟大家交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
 

五四运动打断了宝贵的文化启蒙 ?这个荒谬的观点来自胡适

前阵子电视剧《觉醒年代》火爆网络,它真实地展现了一百年前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追求民族解放、人民自由的不屈不挠奋斗史,许多场面催人泪下,是这些年来难得一见的历史题材佳作。
 
但是再好的文艺作品都不可避免地会有缺陷。《觉醒年代》在讲述部分史实的同时,又忽略了许多更重要的史实。我参与制作这个系列的节目,是要补充一些《觉醒年代》没有提到的史实,跟大家一起讨论三组问题:
 
一、新文化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与五四运动是什么关系?
二、谁发起了五四运动?曹汝霖等人的后台又是谁?
三、国际环境对于五四运动产生了哪些影响?为什么它是中国近现代史的转折点?
今天先看第一组问题:
 
一、新文化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是什么状况?
 
在我看来,《觉醒年代》最大的问题是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去讲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也就是1915年—1919年这段时间的历史,但真正重要的却是1919年5月4日以后的历史,《觉醒年代》却十分简略。
 
大家也许会有疑问,没有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就没有五四爱国运动,《觉醒年代》把重点放在前一个阶段,不是很正常吗?但历史事实并非如此,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冷冷清清,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才真正如火如荼地展开,甚至“新文化”、“新文化运动”这些词都是五四以后的产物。
 
讲到这里,我必须先驳斥一种荒谬的观点。几乎每年五四运动纪念日,总会有些人阴阳怪气地说: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完全是两码事,新文化运动是知识分子的启蒙运动,而五四运动却是一群爱国贼盲目排外的运动。
 
这个观点来源于胡适,他晚年曾经对唐德刚说,“我告你这件事,就是说从新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我们那时可能是由于一番愚忱想把这一运动,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但是它终于不幸地被政治所阻挠而中断了!”
 

五四运动打断了宝贵的文化启蒙 ?这个荒谬的观点来自胡适

按照胡适的逻辑,新文化运动是好的,因为它是知识分子发动的,高举启蒙的旗帜、人性的旗帜,五四运动是坏的,因为它是政治运动,是对人性的压制,是暴力的、不理性的。关于胡适这个人,我下次会专门做一个系列讲讲他,今天姑且放一放。
 
到了上世纪80年,各路老文化人粉墨登场,各种河殇史观泛滥成灾。胡适的观点又被当作宝贝发掘了出来。比如李泽厚先生就提出过著名的命题“救亡压倒启蒙”,大概是说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启蒙,五四运动的主要任务是救亡。随着民族危机的日趋加重,救亡的任务逐渐压倒了启蒙的任务,所以新中国的成立虽然解决了民族危亡的问题,但启蒙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今天应该轮到我们去解决启蒙问题了。
 
虽然李泽厚先生比胡适好一些,他好歹还承认了五四运动有救亡图存的时代价值,但基本思路仍然是遵循胡适的,就是宝贵的文化启蒙被政治运动打断了。
 
胡适的思路影响了许多公共知识分子,比如有一个叫高全喜的人就写文章“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两档事情”,言下之意,按照新文化运动的路子下去,我们就能自由民主了,可惜被五四运动打断了,所以中国始终是国家主义,始终没有自由民主。
 
上面的新启蒙史观错在哪里?历史的事实又是什么?这是我做这个系列视频的首先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言归正传,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新文化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
 
我们一般都说,新文化运动的开端是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又说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总之,新文化运动有两个源头,《新青年》与北京大学,这两条线索相互交织,构成了整个新文化运动。没有《新青年》和北京大学,就没有新文化运动,没有新文化运动就没有五四运动。但是这种说法有没有缺陷?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是个什么情况?
 
下面我们分别考察一下这两个源头。先说《新青年》。我们有种错觉,仿佛《新青年》创办之初就矢志于新文化运动,仿佛《新青年》一出场就受到了广大进步青年的热烈欢迎。但很遗憾,那个年头的《新青年》从来都没有说过自己搞的是新文化运动,《新青年》创办之初,也没有多少引人注目的特殊之处。
 
我们看一下《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的目录:

五四运动打断了宝贵的文化启蒙 ?这个荒谬的观点来自胡适

 
《青年杂志》没有发刊词,陈独秀的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勉强充当了发刊词的作用。他劝中国人宁愿主张“年长而勿衰”,也不要“年少而老成”,说:“青年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当然是具有启蒙意义的。但这篇文章并不是多么有特点,也算不上什么独特主张。别的不说,大家想象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是不是跟这差不多?
 
其实“少年”、“青年”、“学生”在当时是一个很时髦的词汇。当时冠名“青年”或“学生”的杂志也不少,否则《青年杂志》不会因为跟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刊物撞名,而惹上版权官司,不得不改名《新青年》。
 
目录中署名“陈独秀”的文章就占了一大半,可以说,《新青年》创办之初是带有很明显的陈独秀个人风格的。下面是第2卷第1号的封面:
 

五四运动打断了宝贵的文化启蒙 ?这个荒谬的观点来自胡适

目录上多了一些大家熟悉的名字,比如李大钊、胡适,但它仍然写得明明白白“陈独秀先生主撰”。毫不夸张地说,《新青年》团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可以概括为陈独秀和他的小伙伴们,还远远达不到全国新思想阵地的高度。
 
大家看最底下一行,“上海群益书社印行”。它的出版方是群益书社。这是一个很小的出版社。当初陈独秀要办杂志,去找好朋友汪孟邹投资,汪孟邹说“实在没有力量做”,只好把他介绍给了群益书社的陈子沛、陈子寿两兄弟。经过讨价还价,陈子沛两兄弟答应每个月出一期,每期的印数仅仅一千册。这就是《新青年》的规模。
 
所以后来鲁迅先生评价当时的《新青年》,“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这真实地反映了《新青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处境。可以用“惨淡经营来形容”。
 

五四运动打断了宝贵的文化启蒙 ?这个荒谬的观点来自胡适

为了解决杂志社的困境,陈独秀1916年跑到北京去募捐,碰到了老朋友沈尹默,随手塞了几份《新青年》给沈尹默。他没有想到,就是这个不经意的举动,把《新青年》的命运与北京大学联系到了一起。
 
这里就要说一下新文化运动的另外一个阵地北京大学了。当时的北京大学正在经历一场校园大换血,新文化运动就是这场校园斗争的产物,跟启蒙不启蒙没有必然联系。大家千万注意,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历史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光复会会长。
 
1905年,同盟会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同盟会,就是几派势力的同盟。主要由广东人为主的兴中会、两湖人为主的华兴会和江浙文人为主的光复会三部分组成。我们今天社会流动频繁,大家都说普通话,乡土情结已经很淡了。但当时大家都说方言,一张嘴浙江人和广东人之间就有很大的隔阂。所以光复会和兴中会始终尿不到一个壶里,同盟会成立之后,光复会仍然保留了自己的组织和名号,仅仅过了一年多,它又分裂出来了。
 

五四运动打断了宝贵的文化启蒙 ?这个荒谬的观点来自胡适

后来南北议和,袁世凯成为临时大总统,光复会的文人大量进入北洋政府的文教系统,其会长蔡元培就成为了第一任教育总长。大家注意《觉醒年代》里提到过教育部大多支持蔡元培和北大,这是符合史实的。
 
然而当时的北大却由桐城派把持,校长是大名鼎鼎的严复先生。江浙文人盛行乾嘉考据学的风气,桐城派却主张程朱理学、信奉韩愈的道统论,双方在学术上矛盾很大。政治上一派主张共和,另一派却主张君主立宪,更是相互对立。
 
所以蔡元培当上教育总长以后,就找了个理由,说严复抽鸦片,把他轰出了北大。让工科学长何燏时代理北大校长,一年后,也就是1913年11月起,预科学长胡仁源又成为新一任的北大校长。
 
何燏时、胡仁源都是浙江人,其实是蔡元培的亲信。一朝天子一朝臣,老校长严复一走,光复会骨干成员章太炎的门生故交就扎堆挤进北大,沈尹默说:“太炎门下大批涌进北大以后,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则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由我们来占领。”其实这才是新文化运动的真正起源。
 
你说严复、林纾守旧吗?相信但凡了解点历史的人都不敢这么说。反倒是后来激烈主张全盘西化、废除汉字的钱玄同,当时还是个极端的复古派。
 
陈独秀来到北京时,正好赶上了北京大学这场校园斗争。1916年底,蔡元培接替胡仁源成为北大校长,偶然从沈尹默那里看到了《新青年》。当时的《新青年》刚刚刊登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这不是正好可以用来打击那些信奉唐宋八大家散文、鼓吹文以载道的桐城派吗?于是他不惜为陈独秀伪造了一份个人履历,吹嘘他是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经担任过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等职位,顺利让陈独秀当上了北大文科学长。
 
1917年初,《新青年》也随着陈独秀来到了北京,进入了全国文化中心。但此时的《新青年》仍然是“没有什么人来赞同,也没有什么人来反对”的状态,甚至在1917年8月还一度因为销路不畅而被迫停刊了几个月。
 
经由这次停刊风波,《新青年》做出了一项改革:自1918年初第4卷开始,从陈独秀主编转由同人轮流编辑。
 
3月,第4卷第3号刊载了一则启示:本志自第四卷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其前此寄稿尚未录载者,可否惠赠本志。尚希投稿诸君,赐函声明,恕不一一奉询。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资。录载与否,原稿恕不奉还。谨布。
这段启示明确表示,《新青年》不再对外征稿,而成为了北京大学的同人刊物。也开始了它借助北京大学招牌到处碰瓷的状态。用梅光迪的话说,《新青年》杂志社,“尤借重于团体机关,以推广其势力。”
 
不对外征稿当然是为了省钱,却很不利于《新青年》的发展。但恰恰就在1918年,《新青年》迎来了它的转机,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舆论形势的变化;二是政治力量的支持。关于第二点,我下次再讲。
 
这里先讲第一点“社会舆论形势的变化”。首先是北京大学内部的校园斗争扩大化了。《觉醒年代》夸大了桐城派的政治影响力,其实当时桐城派饱受打击,奔走无门,只能靠写写小说射影含沙。比如电视剧里特别讲到林纾的小说《妖梦》惹恼了蔡元培。
 

五四运动打断了宝贵的文化启蒙 ?这个荒谬的观点来自胡适

蔡元培在1919年3月18日的《公言报》上公开回应林纾,其中说到: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今天说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兼容并包”,就是出于这段话。但是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语境,林纾说蔡元培党同伐异,毁灭中华文化,蔡元培回应说,你们桐城派受排挤不关我的事,其实兄弟我是主张“兼容并包”的。大家细品,这番自我狡辩的话能用来当作兼容并包的证据吗?
 
恰恰相反,蔡元培用人一贯偏向于同乡同籍或者同一派系,当时人说“欲办好北大,非尽去浙人不可”,真实地反映了民国初年北京大学党同伐异的校风。浙江人把持北大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30年代。
林、蔡之争实际上相当于对社会舆论公开了桐城派与江浙派的矛盾,客观上起到了为新文化运动造势的作用。
 
很快,五四运动爆发了。6月11日,陈独秀因上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相当于给《新青年》打了一个巨大的免费广告。《新青年》一下子爆火,很快成为一代名刊。
 
关于这点,胡适在1922年时总结道:林、蔡的辩论是八年三月中间的事。过了一个多月,巴黎和会的消息传来,中国的外交完全失败了。于是有“五四”的学生运动,有“六三”的事件,全国的大响应居然逼迫政府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这时代,各地的学生团体里忽然发生了无数小报纸,形式略仿《每周评论》,内容全用白话。
此外又出了许多白话的新杂志。有人估计,这一年(1919)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种白话报。……从前日报的附张往往记载戏子妓女的新闻,现在多改登白话的论文译著小说新诗了。……时势所趋,就使那些政客军人办的报,也不能不寻几个学生来包办一个白话的附张了。民国九年以后,国内几个持重的大杂志,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也都渐渐白话化了。
你们看,胡适当年可不说“五四运动中断了文化改良运动”,恰恰相反,他说的是五四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文化改良运动。大汉奸曹汝霖在晚年回忆录中这样说胡适:“后来北大有关此事之人,已将此事改称为文艺运动,使人将五四运动淡然忘之。”这哪里是有什么“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两档事情”?许多公共知识分子不是喜欢为曹汝霖辩护吗?怎么忘掉了这番话?
 
所以千万不要相信文人,尤其不能相信民国的文人。
总结一下,人们谈到《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不外乎两点:第一,主张文学改良;第二,主张民主与科学。
 
关于文学改良,包括白话文,这压根儿不是《新青年》的创造。我们想想中学历史教科书,清朝末年就有诗界革命、小说革命,什么《文学改良刍议》根本没有超出过清朝末年的主张。甚至被新文化派打为守旧派的林纾等人,当年恰恰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名著,是推动文学改良的好手。
 
再比如白话文、白话文小说、白话文报纸,也是清朝末年出现的,陈独秀在清末时期就办过一本《安徽俗话报》,钱玄同也办过《湖州白话报》,这些都是鼓吹白话文的。
 
至于民主科学的水分就更加大了。自1915年9月问世至1926年7月终刊,《新青年》总共发表了1529 篇文章。大家猜猜其中有多少篇是谈民主科学的?
 
根据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王奇生老师的统计,其中专门讨论“民主”(包括“德谟克拉西”、“德先生”、民本、民治、民权、人权、平民主义等)的文章,只有陈独秀的《实行民治的基础》、瞿秋白的《自民主主义至社会主义》和罗素的《民主与革命》(张崧年译)等3篇。讨论“科学”的文章也不过五六篇(主要讨论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以及科学与宗教、人生观等)。而且这些文章基本是在五四运动以后才出现的。
 
甚至连“新文化”、“新文化运动”的说法都是五四运动以后才出现的。比方说陈独秀直到1920年4月才发表了一篇题为《新文化运动是什么》的文章,才意识到自己搞的是新文化运动。我们说“没有新文化运动,就没有五四运动”,但事实上“新文化运动”却是五四运动的产物。没有爱国主义救亡运动,什么思想启蒙根本无从谈起。中国近代人讲的启蒙就是政治启蒙,政治启蒙的核心就是爱国主义。
 
周作人晚年回忆道:在段内阁当权时代,兴起了那有名的五四运动,这本来是学生的爱国的一种政治表现,但因为影响于文化方面者极为深远,所以或又称以后的作新文化运动。这名称是颇为确实的,因为以后蓬蓬勃勃起来的文化上诸种运动,几乎无一不是受了复辟事件的刺激而发生而兴旺的。即如《新青年》吧,它本来就有,叫作《青年杂志》,也是普通的刊物罢了,虽是由陈独秀编辑,看不出什么特色来。
我们仔细读读这段话,可发现两点:第一,五四以前的《新青年》“看不出什么特色来”,再一次证明了鲁迅讲的“不特没有什么人来赞同,也还没有什么人来反对”;第二,“所以或又称以后的作新文化运动”,说明在五四爱国运动的刺激下,才迎来了真正的“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打断了宝贵的文化启蒙 ?这个荒谬的观点来自胡适

不过周作人的回忆也有个问题,五四运动时国务总理明明是钱能训,周作人却说成了“段内阁当权”。这个误讥恰恰反映出五四运动真正的对手是段祺瑞及其皖派军阀,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只不过是站在台前的人。
 
为什么皖派军阀会成为众矢之的?他们又得罪了哪些政治势力?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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