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打断了宝贵的文化启蒙？这个荒谬的观点来自胡适

作者：观传媒大师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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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傅正

观视频的观众大家好。我是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傅正，也是一名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研究人员。下面由我来跟大家交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

前阵子电视剧《觉醒年代》火爆网络，它真实地展现了一百年前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追求民族解放、人民自由的不屈不挠奋斗史，许多场面催人泪下，是这些年来难得一见的历史题材佳作。

但是再好的文艺作品都不可避免地会有缺陷。《觉醒年代》在讲述部分史实的同时，又忽略了许多更重要的史实。我参与制作这个系列的节目，是要补充一些《觉醒年代》没有提到的史实，跟大家一起讨论三组问题：

一、新文化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与五四运动是什么关系？

二、谁发起了五四运动？曹汝霖等人的后台又是谁？

三、国际环境对于五四运动产生了哪些影响？为什么它是中国近现代史的转折点？

今天先看第一组问题：

一、新文化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是什么状况？

在我看来，《觉醒年代》最大的问题是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去讲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也就是1915年—1919年这段时间的历史，但真正重要的却是1919年5月4日以后的历史，《觉醒年代》却十分简略。

大家也许会有疑问，没有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就没有五四爱国运动，《觉醒年代》把重点放在前一个阶段，不是很正常吗？但历史事实并非如此，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冷冷清清，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才真正如火如荼地展开，甚至“新文化”、“新文化运动”这些词都是五四以后的产物。

讲到这里，我必须先驳斥一种荒谬的观点。几乎每年五四运动纪念日，总会有些人阴阳怪气地说：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完全是两码事，新文化运动是知识分子的启蒙运动，而五四运动却是一群爱国贼盲目排外的运动。

这个观点来源于胡适，他晚年曾经对唐德刚说，“我告你这件事，就是说从新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我们那时可能是由于一番愚忱想把这一运动，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但是它终于不幸地被政治所阻挠而中断了！”

按照胡适的逻辑，新文化运动是好的，因为它是知识分子发动的，高举启蒙的旗帜、人性的旗帜，五四运动是坏的，因为它是政治运动，是对人性的压制，是暴力的、不理性的。关于胡适这个人，我下次会专门做一个系列讲讲他，今天姑且放一放。

到了上世纪80年，各路老文化人粉墨登场，各种河殇史观泛滥成灾。胡适的观点又被当作宝贝发掘了出来。比如李泽厚先生就提出过著名的命题“救亡压倒启蒙”，大概是说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启蒙，五四运动的主要任务是救亡。随着民族危机的日趋加重，救亡的任务逐渐压倒了启蒙的任务，所以新中国的成立虽然解决了民族危亡的问题，但启蒙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今天应该轮到我们去解决启蒙问题了。

虽然李泽厚先生比胡适好一些，他好歹还承认了五四运动有救亡图存的时代价值，但基本思路仍然是遵循胡适的，就是宝贵的文化启蒙被政治运动打断了。

胡适的思路影响了许多公共知识分子，比如有一个叫高全喜的人就写文章“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两档事情”，言下之意，按照新文化运动的路子下去，我们就能自由民主了，可惜被五四运动打断了，所以中国始终是国家主义，始终没有自由民主。

上面的新启蒙史观错在哪里？历史的事实又是什么？这是我做这个系列视频的首先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言归正传，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新文化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

我们一般都说，新文化运动的开端是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又说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总之，新文化运动有两个源头，《新青年》与北京大学，这两条线索相互交织，构成了整个新文化运动。没有《新青年》和北京大学，就没有新文化运动，没有新文化运动就没有五四运动。但是这种说法有没有缺陷？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是个什么情况？

下面我们分别考察一下这两个源头。先说《新青年》。我们有种错觉，仿佛《新青年》创办之初就矢志于新文化运动，仿佛《新青年》一出场就受到了广大进步青年的热烈欢迎。但很遗憾，那个年头的《新青年》从来都没有说过自己搞的是新文化运动，《新青年》创办之初，也没有多少引人注目的特殊之处。

我们看一下《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的目录：

《青年杂志》没有发刊词，陈独秀的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勉强充当了发刊词的作用。他劝中国人宁愿主张“年长而勿衰”，也不要“年少而老成”，说：“青年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当然是具有启蒙意义的。但这篇文章并不是多么有特点，也算不上什么独特主张。别的不说，大家想象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是不是跟这差不多？

其实“少年”、“青年”、“学生”在当时是一个很时髦的词汇。当时冠名“青年”或“学生”的杂志也不少，否则《青年杂志》不会因为跟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刊物撞名，而惹上版权官司，不得不改名《新青年》。

目录中署名“陈独秀”的文章就占了一大半，可以说，《新青年》创办之初是带有很明显的陈独秀个人风格的。下面是第2卷第1号的封面：

目录上多了一些大家熟悉的名字，比如李大钊、胡适，但它仍然写得明明白白“陈独秀先生主撰”。毫不夸张地说，《新青年》团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可以概括为陈独秀和他的小伙伴们，还远远达不到全国新思想阵地的高度。

大家看最底下一行，“上海群益书社印行”。它的出版方是群益书社。这是一个很小的出版社。当初陈独秀要办杂志，去找好朋友汪孟邹投资，汪孟邹说“实在没有力量做”，只好把他介绍给了群益书社的陈子沛、陈子寿两兄弟。经过讨价还价，陈子沛两兄弟答应每个月出一期，每期的印数仅仅一千册。这就是《新青年》的规模。

所以后来鲁迅先生评价当时的《新青年》，“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这真实地反映了《新青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处境。可以用“惨淡经营来形容”。

为了解决杂志社的困境，陈独秀1916年跑到北京去募捐，碰到了老朋友沈尹默，随手塞了几份《新青年》给沈尹默。他没有想到，就是这个不经意的举动，把《新青年》的命运与北京大学联系到了一起。

这里就要说一下新文化运动的另外一个阵地北京大学了。当时的北京大学正在经历一场校园大换血，新文化运动就是这场校园斗争的产物，跟启蒙不启蒙没有必然联系。大家千万注意，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历史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光复会会长。

1905年，同盟会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同盟会，就是几派势力的同盟。主要由广东人为主的兴中会、两湖人为主的华兴会和江浙文人为主的光复会三部分组成。我们今天社会流动频繁，大家都说普通话，乡土情结已经很淡了。但当时大家都说方言，一张嘴浙江人和广东人之间就有很大的隔阂。所以光复会和兴中会始终尿不到一个壶里，同盟会成立之后，光复会仍然保留了自己的组织和名号，仅仅过了一年多，它又分裂出来了。

后来南北议和，袁世凯成为临时大总统，光复会的文人大量进入北洋政府的文教系统，其会长蔡元培就成为了第一任教育总长。大家注意《觉醒年代》里提到过教育部大多支持蔡元培和北大，这是符合史实的。

然而当时的北大却由桐城派把持，校长是大名鼎鼎的严复先生。江浙文人盛行乾嘉考据学的风气，桐城派却主张程朱理学、信奉韩愈的道统论，双方在学术上矛盾很大。政治上一派主张共和，另一派却主张君主立宪，更是相互对立。

所以蔡元培当上教育总长以后，就找了个理由，说严复抽鸦片，把他轰出了北大。让工科学长何燏时代理北大校长，一年后，也就是1913年11月起，预科学长胡仁源又成为新一任的北大校长。

何燏时、胡仁源都是浙江人，其实是蔡元培的亲信。一朝天子一朝臣，老校长严复一走，光复会骨干成员章太炎的门生故交就扎堆挤进北大，沈尹默说：“太炎门下大批涌进北大以后，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则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由我们来占领。”其实这才是新文化运动的真正起源。

你说严复、林纾守旧吗？相信但凡了解点历史的人都不敢这么说。反倒是后来激烈主张全盘西化、废除汉字的钱玄同，当时还是个极端的复古派。

陈独秀来到北京时，正好赶上了北京大学这场校园斗争。1916年底，蔡元培接替胡仁源成为北大校长，偶然从沈尹默那里看到了《新青年》。当时的《新青年》刚刚刊登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这不是正好可以用来打击那些信奉唐宋八大家散文、鼓吹文以载道的桐城派吗？于是他不惜为陈独秀伪造了一份个人履历，吹嘘他是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经担任过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等职位，顺利让陈独秀当上了北大文科学长。

1917年初，《新青年》也随着陈独秀来到了北京，进入了全国文化中心。但此时的《新青年》仍然是“没有什么人来赞同，也没有什么人来反对”的状态，甚至在1917年8月还一度因为销路不畅而被迫停刊了几个月。

经由这次停刊风波，《新青年》做出了一项改革：自1918年初第4卷开始，从陈独秀主编转由同人轮流编辑。

3月，第4卷第3号刊载了一则启示：本志自第四卷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其前此寄稿尚未录载者，可否惠赠本志。尚希投稿诸君，赐函声明，恕不一一奉询。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资。录载与否，原稿恕不奉还。谨布。

这段启示明确表示，《新青年》不再对外征稿，而成为了北京大学的同人刊物。也开始了它借助北京大学招牌到处碰瓷的状态。用梅光迪的话说，《新青年》杂志社，“尤借重于团体机关，以推广其势力。”

不对外征稿当然是为了省钱，却很不利于《新青年》的发展。但恰恰就在1918年，《新青年》迎来了它的转机，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舆论形势的变化；二是政治力量的支持。关于第二点，我下次再讲。

这里先讲第一点“社会舆论形势的变化”。首先是北京大学内部的校园斗争扩大化了。《觉醒年代》夸大了桐城派的政治影响力，其实当时桐城派饱受打击，奔走无门，只能靠写写小说射影含沙。比如电视剧里特别讲到林纾的小说《妖梦》惹恼了蔡元培。

蔡元培在1919年3月18日的《公言报》上公开回应林纾，其中说到：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今天说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兼容并包”，就是出于这段话。但是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语境，林纾说蔡元培党同伐异，毁灭中华文化，蔡元培回应说，你们桐城派受排挤不关我的事，其实兄弟我是主张“兼容并包”的。大家细品，这番自我狡辩的话能用来当作兼容并包的证据吗？

恰恰相反，蔡元培用人一贯偏向于同乡同籍或者同一派系，当时人说“欲办好北大，非尽去浙人不可”，真实地反映了民国初年北京大学党同伐异的校风。浙江人把持北大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30年代。

林、蔡之争实际上相当于对社会舆论公开了桐城派与江浙派的矛盾，客观上起到了为新文化运动造势的作用。

很快，五四运动爆发了。6月11日，陈独秀因上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相当于给《新青年》打了一个巨大的免费广告。《新青年》一下子爆火，很快成为一代名刊。

关于这点，胡适在1922年时总结道：林、蔡的辩论是八年三月中间的事。过了一个多月，巴黎和会的消息传来，中国的外交完全失败了。于是有“五四”的学生运动，有“六三”的事件，全国的大响应居然逼迫政府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这时代，各地的学生团体里忽然发生了无数小报纸，形式略仿《每周评论》，内容全用白话。

此外又出了许多白话的新杂志。有人估计，这一年（1919）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种白话报。……从前日报的附张往往记载戏子妓女的新闻，现在多改登白话的论文译著小说新诗了。……时势所趋，就使那些政客军人办的报，也不能不寻几个学生来包办一个白话的附张了。民国九年以后，国内几个持重的大杂志，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也都渐渐白话化了。

你们看，胡适当年可不说“五四运动中断了文化改良运动”，恰恰相反，他说的是五四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文化改良运动。大汉奸曹汝霖在晚年回忆录中这样说胡适：“后来北大有关此事之人，已将此事改称为文艺运动，使人将五四运动淡然忘之。”这哪里是有什么“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两档事情”？许多公共知识分子不是喜欢为曹汝霖辩护吗？怎么忘掉了这番话？

所以千万不要相信文人，尤其不能相信民国的文人。

总结一下，人们谈到《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不外乎两点：第一，主张文学改良；第二，主张民主与科学。

关于文学改良，包括白话文，这压根儿不是《新青年》的创造。我们想想中学历史教科书，清朝末年就有诗界革命、小说革命，什么《文学改良刍议》根本没有超出过清朝末年的主张。甚至被新文化派打为守旧派的林纾等人，当年恰恰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名著，是推动文学改良的好手。

再比如白话文、白话文小说、白话文报纸，也是清朝末年出现的，陈独秀在清末时期就办过一本《安徽俗话报》，钱玄同也办过《湖州白话报》，这些都是鼓吹白话文的。

至于民主科学的水分就更加大了。自1915年9月问世至1926年7月终刊，《新青年》总共发表了1529 篇文章。大家猜猜其中有多少篇是谈民主科学的？

根据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王奇生老师的统计，其中专门讨论“民主”（包括“德谟克拉西”、“德先生”、民本、民治、民权、人权、平民主义等）的文章，只有陈独秀的《实行民治的基础》、瞿秋白的《自民主主义至社会主义》和罗素的《民主与革命》（张崧年译）等3篇。讨论“科学”的文章也不过五六篇（主要讨论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以及科学与宗教、人生观等）。而且这些文章基本是在五四运动以后才出现的。

甚至连“新文化”、“新文化运动”的说法都是五四运动以后才出现的。比方说陈独秀直到1920年4月才发表了一篇题为《新文化运动是什么》的文章，才意识到自己搞的是新文化运动。我们说“没有新文化运动，就没有五四运动”，但事实上“新文化运动”却是五四运动的产物。没有爱国主义救亡运动，什么思想启蒙根本无从谈起。中国近代人讲的启蒙就是政治启蒙，政治启蒙的核心就是爱国主义。

周作人晚年回忆道：在段内阁当权时代，兴起了那有名的五四运动，这本来是学生的爱国的一种政治表现，但因为影响于文化方面者极为深远，所以或又称以后的作新文化运动。这名称是颇为确实的，因为以后蓬蓬勃勃起来的文化上诸种运动，几乎无一不是受了复辟事件的刺激而发生而兴旺的。即如《新青年》吧，它本来就有，叫作《青年杂志》，也是普通的刊物罢了，虽是由陈独秀编辑，看不出什么特色来。

我们仔细读读这段话，可发现两点：第一，五四以前的《新青年》“看不出什么特色来”，再一次证明了鲁迅讲的“不特没有什么人来赞同，也还没有什么人来反对”；第二，“所以或又称以后的作新文化运动”，说明在五四爱国运动的刺激下，才迎来了真正的“新文化运动”。

不过周作人的回忆也有个问题，五四运动时国务总理明明是钱能训，周作人却说成了“段内阁当权”。这个误讥恰恰反映出五四运动真正的对手是段祺瑞及其皖派军阀，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只不过是站在台前的人。

为什么皖派军阀会成为众矢之的？他们又得罪了哪些政治势力？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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