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不需要特货

作者:温伯陵

本文转载自:温伯陵的烟火人间(ID:wenboling2020)

延安不需要特货

    伯陵说:    

这个系列的第三篇,

聊一下陕北时期的经济财政问题。

1

1935年9月18日,长征一年的中央红军抵达甘肃哈达铺,缴获大批物资,极大缓解了红军的经济困难。

毛泽东给同志们讲话的时候说:“大家都要吃好点。”

红军在哈达铺休整的时候,毛泽东让侦察连长梁兴初找些精神粮食,也就是供他阅读的报纸杂志。

梁兴初接到命令,便去搜罗了厚厚一堆的报纸,不管有没有用,都送给毛泽东,让他自己选择。

而就在7、8月份的《大公报》上,毛泽东看到一段阎锡山的讲话:“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

陕北红军是刘志丹的红26军,另外徐海东的红25也过了终南山,威逼西安。

毛泽东和其他同志分享报纸的信息,大家非常兴奋,原来陕北红军发展的如此猛烈,那就不用继续长征了,可以北上找同志嘛。

于是政治局召开会议,放弃了“接近苏联”的策略,改为和陕北红军会师。

10月19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随后进驻瓦窑堡,和已经合并为红十五军团的陕北红军取得联系。

经过一个月的行军,在哈达铺得到补充的中央红军又穷了,毕竟没有大规模缴获,也没有正常经济来源,谁都扛不住。

于是毛泽东亲自写了一张借条,让后勤部长杨至诚去找军团长徐海东,看能不能借一千大洋,然后买点物资给部队过冬。

红十五军团的全部家底,差不多是七千大洋,原本准备买物资过冬的,但是收到毛泽东的亲笔信后,徐海东找来供给部长,让他抽出五千大洋,送给中央红军。

毛泽东说借,徐海东说送,一来一去,区别可就大了。

毛泽东等人收到五千大洋,以及徐海东的回信,感动的哭了一顿……后来彭德怀见到徐海东也说,要感谢你这位财神爷啊。

有了徐海东的帮忙,中央红军才勉强过了一个冬天。

1936年春,毛泽东领导两支红军东征山西,经过三个月的征战,扩红八千人,筹款五十万元,虽然没有完成“经营山西”的目标,最终返回陕北。但有了这些人和钱,不论买药或者买粮,足够党中央和红军维持一段时间了。

不过也只是维持而已。

“瓦窑堡会议”上,为了降低革命的难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党中央废除“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这就减少了经济收入来源。

而陕北地狭民贫,基本收入不足以供养部队,如果不能打开新局面,经济问题,就能把红军困死在陕北。

幸好,西安事变和抗战爆发,提供了打开新局面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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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东

2

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19人联名致电蒋介石:

“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致电先生,当断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为全国民族唯一之路。

他们的姿态特别低,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战议和,那么很多事情都可以谈。

然而蒋介石不愿意,好不容易把红军赶到陕北了,怎么可能在最后的时刻放弃,他觉得三个月内一定能消灭红军。

结果不到半个月,张学良在西安发动“兵谏”,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蒋介石在重兵包围之下,才无奈同意。

你要是体面,就让你体面。

要是不体面,我们就帮你体面。

停战抗日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改变红军。

党中央的意见是改编成4个军、12个师。蒋介石觉得编制太大,担心将来控制不住,死活不同意,只愿意给3个团的编制。

1937年3月,周恩来亲自去杭州,和蒋介石谈了新拟定的15条意见书,放弃原先的编制要求,只要能给4.5万人的编制就行,而且红军和陕甘宁边区的经费,必须国府来支付。

蒋介石还是不同意,谈了几天都没什么结果。

等到“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蒋介石坚持不下去了。

全国到处是战场,蒋介石需要一支军队在北方牵制日军,于是同意给红军3个师、12个团的编制,每月按时拨付军费。

至此,红军便改编成八路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西北办事处,也改组成陕甘宁边区政府。

这是中国革命的一次重要转型。

只从经济和财政问题来说,困在陕北的边区政府,正式有了稳定的财政收入,可以生存下去了。

国府给八路军的军费,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向军需局领取,按照4.5万人来算,每月可以领到63万元法币,包括30万生活费、20万战务费、1万医疗费、7万补助津贴等等。

当时的法币信用不错,1元法币能兑换1块大洋,所以这笔钱对于边区政府而言,不是一笔小数目。

直到1940年国府停止供应之前,这笔钱基本没断过,总共收到1640万元,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边区政府和党中央的运转

至于新四军,国府答应每月给18万元,其实只能给到8万,叶挺和项英觉得差距太大,连续几次要求增加军费,国府才扭扭捏捏的涨到每月13万元

我们都知道,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战爆发不久,便迎来兵员的爆发式增长,尤其是八路军,1939年就达到25万人,1940年打“百团大战”的时候,已经有40万人了。

国府给的军费,远远不够开销。

而且国府给八路军的军费,边区政府要截留相当一部分,做为政府的财政收入,实际上分给军队的钱没多少。

那怎么办呢?

其实也没什么办法,只能由部队自己筹集了,比如在新建立的根据地筹粮、缴获日伪军的物资、爱国人士捐助等等,总之日子比较艰苦。

1937年8月,边区政府发出《关于征收救国公粮的决定》,要求党员做榜样,鼓励人民缴公粮,并且说“多缴一升公粮,就是在前线多杀一个敌人”,让根据地的人民觉得,缴公粮就是杀日本人,非常光荣。

于是在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成为风气。

山西娄烦县总共4万人口,便有8000人参军,每年缴公粮300万斤。而且完成缴公粮的任务之后,他们还节省口粮借给八路军。

2012年在娄烦发现的一张麻纸,上面写着:“借择石村周模旦谷子1担,民国三十年秋。”

民国三十年是1941年,时隔70多年发现借条,娄烦县人武部给周模旦的后代,送去3袋白面、2袋大米和2000元现金,算是给八路军还债。

除了军费和根据地筹粮以外,另一项财政收入是外援

这里说的外援,不是共产国际的援助,而是海内外爱国人士,给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抗日捐款。

随着全面抗战爆发,我党调整了不合时宜的政策,希望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得到海内外人士的认可,再加上平型关等一系列战役的胜利,延安成为抗日和革命的圣地。

每年大批爱国学生奔赴延安,就是革命圣地的吸引力。

在这股潮流之下,抗日捐款也向延安汇聚,而且一年比一年多。

据统计,1937年收到3.6万元,1938年收到197万元,1939年是600万元,1941年达到890万的规模。

5年时间收到的捐款,将近1700万元,比国府给八路军的军费都要多

这笔钱成为边区政府财政收入的大头,每年占到财政收入的50%—80%不等,毕竟国府军费要分配给八路军,外援则全部归党组织和边区政府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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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稳定的财政收入之下,是严格控制的供给标准。

按照1937年制定的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标准,分区、县、乡级干部,每人每月的生活费是3.9元。

八路军总部规定的机关部队标准,有些区别。

粮食标准分为每人每日1斤半(750g)和1斤4两(625g),菜金按照不同等级分成四种,每人每日4分、5分、7分和1角。

夜班工作人员有加班补助,每月是1.5元。

抗战前几年,虽然党、政府和军队的财政不充裕,但特别稳定,和现在体制内上班一样,几乎不可能大富大贵,起码能活下去。

但是到了1940年代初期,出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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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战士

3

1940年8月爆发的“百团大战”,彭德怀指挥八路军打出了军威,给日伪军极大的杀伤,对于抗战时期的中国来说,实在是一件好事,对吧。

但是蒋介石感觉不对劲。

抗战初期的八路军只有4.5万人,根本不足为虑,怎么仅仅过了3年时间,八路军就冒出100多个团来,这种扩军速度也太恐怖了吧?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蒋介石决定,不给八路军发军费了……

几个月后,新四军又遇到“皖南事变”,被国军突袭牺牲惨烈。事变后新四军的军费也停止发放。

延安的一条重要财政收入来源,断了。

国府在停止发放军费之后,派兵武装保卫延安,并且挑动起大量国共摩擦,想把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困在陕北,就像用碉堡战术围困中央苏区,最终逼红军走上长征路一样。

被围困的延安,逐渐失去海内外捐款的渠道,于是另一条重要财政收入来源,也断了。

延安彻底成了孤家寡人。

而且那几年到处是天灾人祸,日本军队掘开运河、滹沱河等河流,导致沿岸的大量农田被淹,没收成的农民便成为灾民。

山西、河南、河北等华北地区,遭到百年难遇的干旱,赤地千里颗粒无收。

冯小刚的电影《1942》,讲的是河南旱灾,非常凄惨。

在八路军的太行山根据地,就有35万灾民,再加上河南跑来的十几万,灾民人数达到50多万。共产党不是国民党,不可能任由灾民自生自灭,必须得安顿下来。

屋漏偏逢连夜雨,太难了。

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里说:

“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1940和1941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那怎么解决呢?

只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就发生在这个时期。

1941年初,王震和359旅奔赴南泥湾,风餐露宿开垦荒田,在一片荒凉的黄土地上,开始了经济生产的“战争。”

其实南泥湾是树立起来的一个样板,当时各部队和359旅一样,都是一手枪杆一手锄头,在打仗之余自己种粮。

而且在开荒的时候,其他手工业也在跟进。

毛泽东在院子里种菜、朱德背着箩筐拾粪、周恩来成了纺线标兵……那张经典的八路军战士集体纺纱,其实是当时的正常现象。

到了1943年,不仅南泥湾成了“陕北的好江南”,陕甘宁边区经过大规模开荒种田,耕地面积达到1338万亩,年产粮食181万石,各单位基本能保证3个月的粮食自由。

毛泽东在《组织起来》里写到:

“做到每个战士平均种地18亩,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袜,住的窑洞房屋,开会的大小礼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笔墨纸张,烧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办。我们用自己动手的办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

不过“大生产运动”的成果,也只能维持最低保障而已,要保证党组织和边区政府的运转,甚至支援前线部队,大生产远远不够。

我们之前一直在说,陕北地狭民贫,能长出来的东西极其有限。

真正摆脱困境和发展经济,还需要另外一些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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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生产运动

4

第一支利器是食盐

陕北“三边”自古以来就是产盐的地区,长城内外分布着近20个盐池,尤其是定边和盐池的盐,颗粒大颜色白,质量非常好。

在管理不善的旧时代,这些盐池每年能产30万驮,每驮150斤,差不多是4500万斤盐

抗战爆发以后,沿海的产盐区都落入日本之手,甚至连山西运城的盐池都被日本占领,中国内地人民的吃盐选择不多,无非是四川井盐、宁夏、青海和三边的池盐矿盐。

但是四川的盐要供应西南国府,青海路途遥远,宁夏的产盐量不大,所以“三边”池盐突然成了紧俏货。

只要增加池盐的产量,并且出口到国统区,就能赚大钱,解决党和政府的财政危机。

据高克林写的《鲁忠才长征记》,如果每头驴子能驮150斤盐,除去生产和路上的成本,可以赚115元。

如果大家还记得江西钨砂的故事,基本就能理解“三边”池盐的作用了

1940年成立的盐务局,承担起组织生产、管理盐池的重任,盐,也正式成为解决财政危机的利器。

国府为了断绝陕北的财路,便和陕北打贸易战,花费巨大代价从青海运盐到内地,准备用青海盐占领内地市场,结果青海盐的运输成本高导致售价高,根本卖不出去。

于是陕西人民做了一个违背蒋委员长的决定

商人和盐贩纷纷向边区政府买盐,甚至连武装保卫延安的国军军官,也和商人合伙买盐,然后运到其他地方大赚一笔,而边区政府用盐换回紧缺的药品、布和棉花。

毛泽东曾说,每年只要运30万驮出境,换来3000万元的物资,就实现了财政的收支平衡。

事实上,整个抗日时期,边区政府共产盐200万驮,除去自己用以外,出口了180万驮,盐税成为边区政府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从1940年的4.4万元,一路攀升到1945年的1.78亿元,占工商税的34%

既然出口池盐这么赚钱,为什么才占工商税的34%?

这就要说到第二支利器了——工商业

早在1937年,边区政府就废除各种苛捐杂税,以前那种提前征收几十年税收的破事,再也没有了,而且把田税也定在极低的标准。比如年收入不足300斤小米者免税,300—450斤者征1%,以此类推。

即便以最高标准来算,年收入1500斤小米以上,才征收5%的税收。

不论从哪个维度来说,这都是非常低的。

经过几年休养生息,很多陕北人民有了存款,便开始投资工商业。而边区政府本着公私兼顾的原则,也通过减免税收、保证安全环境等方式,鼓励发展工商业。

短短3年时间,陕北的商业资本总额,就翻了10倍。有些商家原本是几百块的小个体户,结果到了1940年初期,便拥有几千甚至几万的资本。

延安是陕北首府,一般人看来,肯定是没有私人工商业的吧。

结果恰恰相反,原本是150家商户的延安,1940年就发展到280家,其中7家商户的资本超过10万元。

是不是感觉,和电影里的延安不一样,但这就是事实。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几十年前的陕北就出现了。

根本原因就是“公私兼顾”而已

进入国府封锁的困难时期,边区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开始对收税的行业提高税收,对一些免税品征税,于是边区政府有了工商税的收入。

但工商业不是一锤子买卖,必须不停的扶持,让工商业发展壮大,才能有持续不断的收入。

杀鸡取卵,不是共产党的风格。

扶持工商业的金融,就是第三支利器

1937年随着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原来的苏维埃国家银行,改组成陕甘宁边区银行,曹菊如出任财政厅长兼银行行长。

因为是国共合作,边区银行不能发行独立货币。但国共合作这种事吧,不能太认真,还是要保证自己的独立性。

于是曹菊如领导边区银行,成立了延安光华商店,并且以“光华商店代价券”的名义,发行了小额货币,基本在法币流通之下,建立起边区货币的护城河。

到了国公合租破裂以后,边区银行正式发行“边币”,然后逐渐换回光华代价券,让边币成为边区的唯一通行货币。

这样一来,便保证了边区政府的金融稳定。

如果没有光华商店代价券的准备工作,遇到突如其来的国共合作破裂,边区政府没有物资、没有准备金,整个金融市场就垮掉了。

到时候物价飞涨,人民的财富被法币洗劫,都不用国军进攻,陕北老汉就能把延安给拆了。

这种事在世界上无数次上演,幸好,边区政府的货币替换成功了。

有了稳定的货币,就可以投资工商业,而且投资额度一年比一年大,几乎是翻倍增长。

1940年的生产建设投资只有1047万,1942年就增长到1507万,主要集中在农业、纺织、运输、手工业等领域,年底便建立起纺织、印刷、造纸、煤炭、石油等工业部门74家,资本总额近6000万元。

那个地狭民贫的陕北,竟然开始尝试工业化了。

虽然体量非常小,但这份眼光和远见,谁都得服。

而且在这套工业体系里,有一座年产1279吨的延长油田。当这个数字报上去的时候,朱德激动万分,把自己用过的卡车划给油厂,让他们运输石油。

时间进入1944年,边区政府年度总投资超过20亿。

数量巨大的边币花出去,换来的是边区经济繁荣,也就是党组织总结的那句话,边区终于度过困难时期,完成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标

伴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边区开始反哺农业。

征收的公粮数量,从1943年的18.4万石,降低到1945年的12.4万石,只占粮食总产量的7.75%。

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模式,简直是改开至今的预演。

而在党中央领导下繁荣的边区,即将参与到解放战争中去,从这里走出去的人们奔向全国各地,把战争和经济的成功经验告诉更多人,直到攻破南京一统山河。

延安不需要特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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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人说,陕甘宁边区能走出经济困难时期,是因为有“特货”,这是什么东西,我不具体说了,你们可以自己查。

文章看到这里,到底有没有特货,恐怕大家也心里有数了。

边区的经济这么好,抗战结束的时候,1.78亿的盐税才占工商税的34%,那么整个工商税差不多是5.2亿元

有这些阳光收入,倒卖那玩意干什么?

以后千万别说什么特货了,暴露智商。

反倒是蒋委员长,十年如一日的和杜月笙勾结起来,通过法租界倒卖特货,用赚来的钱维持国府运转。

要是没有这门生意,杜月笙不过是上海滩的青帮混混,怎么可能和国府高层谈笑风生。

事实上,越高级的政治博弈,越讲究光明正大,尤其是涉及改造国家的大事业,耍阴谋诡计基本没什么用,只有踏踏实实的做事,认认真真的为人民服务,才能得到人民的认可。

王道荡荡,得民心者得天下。

如果非要说陕北有什么特货,那也是几条看起来假大空、实际上是真理的老话:

不惧强敌封锁的勇气。

公私兼顾的灵活政策。

战争经济并列的眼界。

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参考资料:

那时的文化界   陈明远

鲁忠才长征记   高克林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盐业   黄正林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公营工业   侯天岚

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下的石油工业   庞培法  荀玉森

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   闫庆生

定边盐业与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建设   魏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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