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的委屈不叛党！此生跟定共产党

油画《炉前入党》

中国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场小资产阶级的革命。

所谓“小资产阶级”，我个人认为主要是毛泽东同志，1925年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提到的“小知识阶层”，即学生出身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我党的基本干部班底。

根据中组部在1939年11月的统计，我党在党政方面的中层干部中，有85%是这些人。

但是问题来了，作为革命的主要力量，当他们投身革命，成为革命者的同时，也必然把小资产阶级的毛病带入党内。

哪些是小资产阶级毛病呢？或者说“学生气”最致命的弱点在哪里呢？

油画《抗大讲坛》

有些同志可以援引经典著作和党史文件，列出一大堆，但我个人觉得，主要是受不得委屈，特别是来自革命内部的委屈。他们在同反革命进行斗争的时候，不论斗争是如何的残酷，如何的艰难困苦，受到反革命如何严重的打击，都是绝不动摇、毫不抱怨、从不伤心的。但是在党内斗争中，却丝毫也经不起批评、打击，受不了委屈、冤枉，甚至连一句不好听的话都受不起。

中统特务就特别善于利用这点，逼你就范，因为它们的得力干将，往往就是我党的叛徒，徐恩增的老婆费侠不就是最好的例子？

叛徒秦曼云与盛忠亮

它们最常用的伎俩就是抓了你之后，也不打也不骂，就是断绝你和外界的联系，同时放出假消息，全套的自白书、供状，还会以你的名义登报叛党，甚至还会裹挟你，去抓自己的同志，坐实你是个“叛徒”。然后当你被党组织和自己的同志误解的时候，再攻心，为你“委屈”和“不值”，拉你下水。

有些人经不起这种考验，觉得受了委屈，不是自己对不起党，而是党对不起他了，因此告别革命，消极起来，走向反面，更有甚者沦为可耻的叛徒。但同样有不少同志，挺过来了这一关，百炼成钢。

只要打不死我，我就还是党的人！

1926年，火热的大革命中，来自江苏丹阳的上海大学中文系学生匡亚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之下，叛徒层出不穷，然而知识分子出身的匡亚明坚持斗争，不屈不挠，屡屡被党组织派到最艰苦危险的地方去做地下工作。国民党特务对他恨之入骨，就四处散布匡亚明“叛变自首”的假消息，想来个反间计。在那种情况下，特科的同志也没有仔细调查，就派出打狗队去惩处“叛徒”匡亚明。

建国初期的匡亚明

还好干这活儿的同志，是个新手，又紧张，距离又远，子弹从匡亚明的嘴里射入，穿过脖颈，幸未击中要害。这才死里逃生，却被巡捕房抓了，移交给党务调查科，也就是后来的“中统”。

特务们百般劝诱，说你们的人都不要你了，都要弄死你了，你还跟他们干什么啊？赶快自首过来，还不吃香喝辣，何况你是个知识分子，书香门第，又是江浙人，投奔过来，在我们这里前途无量，何必跟他们作死？ 

匡亚明面对这番看似“合理”的说辞，不为所动，严词拒绝：

“这是我们党内的事情，错就错了，打不死我，我继续革命干到底，党会知道我的，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坚定不移的，你们的挑拨没有用，我绝不会向你们投降！” 

敬酒不吃吃罚酒，下一步当然是严刑拷打，自己的同志误伤自己，敌人软硬兼施，换了你，委屈不委屈？可人家匡亚明就是挺过来了！

左起：吴健雄、匡亚明和袁家骝

到这一步，中统觉得他没啥价值了，毕竟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了，还能翻起多大的浪？

可匡亚明出狱后，到浙江天台当教师，仍坚持学习全套英文本的《资本论》，这就吓坏了反动县长和台州县党部的特务们。下一步当然是交给中统继续修理，最逗的是在台州站，处理案子的两名我党叛徒，一个原来是团中央秘书处秘书，一个是团中央秘书处的交通组长，俩人大笑，可碰到“老领导”了。匡亚明在江苏团省委工作过，江苏团省委管上海，团中央也在上海，所以都认识。

 这俩家伙觉得，一来老领导人不错，二来觉得是个立功的好机会，就开始白日做梦：

 “此人早先是共青团中央委员，怎么现在会在天台小县充当教员，莫非他已消极脱离组织了吧？像他那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争取他办一个自首手续，让其参加特务组织，或凭此转任其它公开职务，兼为特务起耳目和掩护作用，倒不失是一项较大收获！” 

解放战争中的匡亚明（左五）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任你百般劝诱，甚至搬出叛变的“老朋友”，团中央书记胡均鹤，匡亚明还是那套说辞：你们叛变你们的，我坚守我的信仰，党不要我，是误会，迟早会搞清楚，我也会归队，继续革命到底，我这辈子生生死死，都是共产党的人，永不叛党！

这次负责案子的叛徒特务，也是的确“真诚”，生生跟匡亚明耗了几个月，最后还是“文明”押解反省院，可老匡要不是近视眼，差点越狱成功，最后去了反省院照样拒不“反省”，还暗里影响其他人，采取消极抵制“感化”。

没多久，抗战开始，党组织指名把匡亚明营救出狱，他二话不说，埋头为党工作，一句怨言、气话都没有。对于这段经历，匡亚明同志后来曾说过：

南京大学校园里的匡亚明塑像

“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生涯并不都是阳光灿烂、一帆风顺的，不但事业有成败，在党内有时也会受到很大冤枉。能否以坦荡胸怀正确对待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有的同志在对敌斗争中不愧是英雄好汉，但在党内斗争中受到委屈时就伤感备至，甚至消极悲观，政治动摇，也是有过的。”

我啥时候也没忘自己是党员

同时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还有位安徽濉溪籍的共产党员徐风笑同志。毕业于宿县师范讲习所，当过小学教员，1925年由团转党。不管是大革命，还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都深受党的信任和重用。

然而，1930年代初在上海却遭到王明宗派集团的残酷打压，断了组织联系，断了经费，还给他扣帽子，说无中生有，他是托派分子，这在当年可不是个小事儿，等于彻底跟你划界限了。

少年徐风笑

徐风笑郁闷啊！苦恼啊！委屈啊！

几次站到黄浦江边，想一了百了，以死明志。换了你，苦巴巴找党，可是好不容易找到同志，人家跟避瘟神似的不搭理你，甚至搞不好还连累了搭理你的同志，一起被割断联系，停了经费，一而再如此，你咋想？

这边满大街找党，还能碰到叛变投敌的老同学和曾经的“老同志”，这些国民党特务，虽然不会把你怎么样，因为你的确“脱党”了，也没有利用价值了，可对方会抓住你的弱点，劝你下水，跟它们当叛徒特务。其中有个叫赵乐山的，叛变之前是我党的江苏省委书记，叛变后在上海公安总局特务股说服组，也是个中统特务。特别擅长劝降，曾经说服了无数留苏老同学和党内“老同志”，投奔中统。

遇到徐风笑，赵乐山笑了，他太了解徐风笑了，早年都是宿县的老党员，后来又留苏，在江苏省委还是徐风笑的领导，自己也是知识分子出身，学历比徐风笑高，北京民国大学政治经济系本科，于公于私，说服徐风笑还不是手到擒来？

王明（前排右一）

赵乐山巧舌如簧，专门捡你的软肋，毕竟它们这些叛徒，也是这么走过来的，很多就是受不得委屈，被前面的叛徒说服了。可费尽口舌，也是枉然，徐风笑就是跟它耍肉头阵，说你看我都惨成这样了，共产党早不要我了，我都要饿死了，现在就想着彻底脱离政治，回老家当个小学老师，本本分分过日子。感动得赵乐山，还塞给徐风笑十块钱当路费，你太不容易了，换了我也不会再跟他们干！

这是人情关，过了这关，还是生存问题，居长安大不易，上海待不下去，徐风笑就回老家，那里的党员也不搭理他，因为他有托派嫌疑啊！

怎么办？

党不要我，我不能不要党，徐风笑努力找寻所有跟党的最新动向有关的报刊杂志，按照上面的精神，在当地为党搞宣传，培养进步青年。这已经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最大的政治就是抗日啊！徐风笑在当地当老师，把党的抗日思想，深深播撒到了青少年心目中，团结了一大批爱国青少年，这些人日后都成为我党抓军队，抓基层建设的后备军。

甚至抗战爆发后，徐风笑同志为党掌握了一支基本武装，已经跟党重新联系上，它还被视为托嫌，前前后后折腾到1940年才重新入党。这里面的原因因为抗战初期，长江局的书记就是王明，冤家路窄，又碰上了！

解放战争中的徐风笑

换了你，这样的委屈，能受得了吗？

可我们的徐风笑同志，从1931年到1940年，生生受委屈了9年，仍然坚持按照同志党员的要求，去做人做事。

“不但从组织上入党，更要从思想上入党。”

这话想必很多同志都听过，听得耳朵都磨出膙子了，可真正去做到，却真的很难。

发完牢骚，我这辈子还得跟党走

这是一份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反对出卖工人利益的徐阿梅的传单》，骂得很难听：

什么“大流氓走狗杜月笙及徐阿梅”，“工贼徐阿梅”，“出卖阶级利益的徐阿梅”，而且说徐阿梅勾结法帝国主义，要开除27个工人，连开除条件都说得有鼻子有眼，不由你不信这个徐阿梅一定是个十恶不赦的工贼！

江苏省委关于徐阿梅的传单

1930年五一节前夕，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要求上海各行业工人以总罢工的方式，迎接工人阶级的节日。

然而这种“左”倾冒险主义水土不服，搞不好还会暴露组织，被敌人给一勺烩了，法商电车的地下党支书徐阿梅同志不同意，说得瞅准机会一击而中，不能说罢就罢，于是就被开除党籍。

被开除党籍后，徐阿梅不服气，一个多月后，经过充分的酝酿，瞅准机会，发动了轰动大上海的法电57天大罢工。顶住敌人的压力，杜月笙的收买，为群众争取了实际利益，空前提高了党的威信。

事后徐阿梅被捕，国民党反动派和法帝国主义认定他是共产党，判了十年零六个月。可进了反动派的监狱里，地下党支部却不认他这个共产党，排挤他，不理他，批判他，拿他当叛徒对待。

徐阿梅 烈士

这边杜月笙瞅准机会，出来拉拢徐阿梅，拿着花园洋房，还有法国佬给的大把现大洋收买他，说：只要你不跟着共产党瞎折腾，这些都归你，而且我开山门，收你为徒，上海滩各工厂，岂不任你平趟？

徐阿梅同志告诉杜月笙，等全上海所有工人都能享受到花园洋房和高工资待遇，我再跟你单聊！

真的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然而徐阿梅想事情终有搞明白那天，狱中的同志不理我，可我也不能跟着反动派走，我要继续为党工作，为党学习。没书看，他就学佛经来认字，想着在监狱上个自修学校，学好文化，出去还能为党做更多工作。

受命向徐阿梅宣布开除党籍的负责同志就是陈云，陈云一直惦记这事，觉得不应该这么对待自己的同志。终于抗战爆发，徐阿梅出狱，党组织找到他，准备给他恢复党籍。

徐阿梅一肚子牢骚，说了很多难听话。耐心听完这些，负责工会工作的张祺同志笑了，甩出一句话：“你还要不要党的关系，跟不跟党走？”

上海法商电车公司的有轨电车

徐阿梅同志急眼了，赶紧说：“当然要，牢骚归牢骚！”

这可是日寇马上就要侵入进来的大上海，跟共产党走意味着刚出国民党的牢房，就可能再进鬼子的监狱，甚至被鬼子杀害。

1939年12月29日，徐阿梅同志被日伪特务杀害，以死履行了“对党忠诚，永不叛党”的入党誓言。

我是无产阶级，只能跟党走

说完男同志，就该说女同志了。

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张金保同志，因为反对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被开除了党籍13年，可她始终坚持为党工作。在最艰难的时候，还收获了爱情，湖北老乡，领导过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共产党员金泽霖，说我了解你是个好同志，相信你对党忠诚，我们恋爱吧？

五卅运动中的“全总”

金泽霖信任张金保，为了与张金保结为夫妻，他遭到牵连，也被开除党籍。全家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他们两口子仍时刻不忘共产党员的神圣使命。他们同一天被捕，都被判无期徒刑，在各自的监狱里坚守信仰。

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的看守所里，大叛徒徐锡根作为“老领导”来看张金保。这家伙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兼上海市委书记，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32年在上海被捕后随即叛变，沦为中统特务。它假惺惺地替张金保“惋惜”，说：

“金保，你不要死心眼了，王明把你整得那么苦，何必跟共产党走呢？三民主义同样可以救中国！”

没听徐锡根啰嗦下去，张金保就怒了，大骂道：

“你放屁！王明是王明，王明与共产党是两回事！我不识字，不懂得什么叫三民主义，也不懂得共产主义大道理，我只懂得我是工人，为了吃饱饭，要生存，才要起来革命！我已经被你们抓来了，已经成了砧板上的肉，是砍是剁随你们的便。”

解放初期的张金保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里，张金保早产，生下了孩子。刚三天，就被“审判”，原本关在死囚牢，准备枪毙的，但因为得了严重的产后风，敌人认为不枪毙也会病死的，于是它们带张金保上过雨花台，给被枪毙的烈士陪绑，想把人拖死、吓死。从孕妇到产妇，国民党反动派从来没有对张金保有些许优待，手铐脚链，羼杂砂石虫子的“八宝饭”，更是家常便饭。

抗战爆发，张金保、金泽霖被放出来，先到晋东南，被当成叛徒特务关押，仍然坚持信仰，直到解除误会。后来到了延安，恢复党籍，毛泽东同志开玩笑说：“怎么王明打你，没有把你打跑呢?”

张金保笑着回答：“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不打自己飞。我往哪里走？我是个无产阶级，只能跟共产党走！”

毛泽东给张金保的信

罗亦农烈士的遗孀李文宜同志也是如此，同样因为反动王明那套瞎胡搞，被开除党籍。为了革命，我丈夫都牺牲了，和你们却这样对待我？

还有没有人心？

换了你，委屈不委屈？苦闷不苦闷？会不会沉闷下去？

右起：李文宜、史良和张澜

可李文宜仍然坚持为党工作，直到1946年恢复党籍。

还有秦怡君同志，15岁逃婚从黄陂到汉口，在英美烟厂当工人，1923年入党。她的前夫许白昊烈士，牺牲时是全总的组织部长，和陈乔年烈士一批同日牺牲的，然后又嫁的李伟森烈士。就是《为了忘却的纪念》里，鲁迅先生提到过的“左联五烈士”之一。

李伟森 烈士

秦怡君跟党失去联系之后，也是仍然坚持为党工作，直到抗战爆发，才恢复联系，重新正式回归革命队伍。

我们的入党誓词里，最后都有四个字：

“永不叛党！”

面对委屈的时候，你能想到这四个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