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不值得影评（ID:B_Films）
有的电影像白酒，初品有些呛喉，但存着存着就成了陈年佳酿。
《让子弹飞》，是后者。
不像大多电影从院线下线后就变得销声匿迹，这部作品自2010年上映以来，不时被人重新提起。
起初，观众们看的是故事和演员。但随着时间推移，电影背后的隐喻逐渐被人挖掘出来，人们恍然大悟“藏得精妙”。一些经典台词也被网友熟练掌握，灵活地运用在各类时事点评中。
直至近两年，甚至发展到“让学”，大家呼吁要“申遗”的地步。
所谓的“历久弥新”也不过如此了。
《让》的魅力究竟在哪儿？多年发酵后，哪些地方让人们觉得越品越有味？
在“让学”如火如荼之际，笔者试着带大家重新解读此片。
土匪打土豪
解读电影之前，需明确一件事。
不是每部电影都值得解读，正如不是每种饮料都值得细品一样。
《让》之所以让人玩味，只因它的导演是姜文，一个为了达到拍摄效果不计付出的人。
拍《一步之遥》，仅月亮特效就做了一年半；
拍《邪不压正》，他在云南搭了一座4万平米的北平城。
姜文的产量不高，自执导开始29年，只产出了6部作品，但在豆瓣电影的top250榜单中，他就有3部作品入选，《让》是其中之一。
彼时的他，刚刚经历过《鬼子来了》后“五年封导”，又遭遇了《太阳照常升起》的票房失利，在周遭“骄傲自大、孤芳自赏”的质疑声中，心理层面上是有拍摄一部受到观众喜爱电影的需求的。《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好理解的电影，意味着要矛盾外显。
《让》的故事内核，就可以归纳成一个简单的矛盾：土匪打土豪的故事。
这个故事并不是姜文自创的，原型来自于作家马识途《夜谭十记》中的《盗官记》一篇。马识途是以前“国统区”的地下工作者，出于掩护身份的需要，他经常更换职业，得以和三教九流打交道，听来了很多有趣故事，《盗官记》便是其一。
原著讲了一个土匪买官做县长，与县里豪绅对抗的故事。影片基本延续了这样的故事主轴，但是对各个角色，进行了更为深入独特的艺术加工。
姜文向来喜欢改人原著，而且是大篇幅地改。
《阳光灿烂的日子》，把王朔6万字的《动物凶猛》改到了9万字。《鬼子来了》改的太多，直接被原作《生存》的作者尤凤伟告到了法院。
《让》这次呢，姜文依然我行我素。
《让》的剧本有6个编剧，朱苏进、述平、姜文 郭俊立、危笑、李不空，他们不是分工作业，而是一个编剧在上一个编剧的基础上进行改动涂色。
这样的结果是，与原作相比：
张牧之不止是个土匪头子，而是成了跟随蔡锷将军的手枪队长；
黄天棒不止是个豪绅，而是成了留过洋、参加过革命、最终反叛了革命的黄四郎；
电影是一种导演个人化的表达，除了丰富旧人物，增添新人物，姜文一如既往地将自身体验嵌入了电影剧本创作之中。
“站着把钱挣了”让人联想到姜文的票房复仇；“你给翻译翻译”、反复出现的鹰击长空画面，让人联想到姜文对教员的感情。
复杂四郎，悲情牧之
封建社会里有一句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讲的是皇权的至高无上。但与此同时还有一句话，“皇权不下县”，说的是在郡县制的管理体制中，皇权基本到县一级就结束了。
那县的管理靠谁？
答案是以黄四郎为首的豪绅势力。
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提出了中国社会“双轨政治理论”，他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构成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皇权，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绅权和族权，二者平行运作，互相作用，形成了皇帝无为而天下治的乡村治理模式。
但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中，黄四郎得以在县中横行霸道，普通的县长敛财，还要和黄四郎三七分账，给黄四郎七分。俨然一副县中土皇帝的架势。
不过有意思的事，《让》的改编，使得黄四爷这个人物比起一般的豪绅更为复杂，更值得玩味。
黄四郎，并不是一般的县城土财主，这一点从很多台词中都可以得到证明。
一、他懂得武士剖腹中的“介错”。暗示他可能在那个年代，留学过东洋。
二、他知道辛亥革命用的何种型号的地雷，还拥有双胞胎的另外一颗，还曾说过与参加过革命的张牧之有过一面之缘，强调“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他很可能也参与过推翻清政府的革命。
三、他出口成章，懂英文，干的是贩卖人口去美国修铁路的买卖，最后控制了民国小半的烟土交易。可见他绝非等闲之辈。
虽然没有一句直接表述，但几段台词细品下来，一个参加过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后来却又背弃了三民主义，摇身变为作威作福的县城恶霸的形象就浮出水面了。
黄四郎这个人物，站得住吗？
很站得住。
并不是所有人都带着崇高的理想的。或者说，有人推翻旧世界是出于现实的考量，为了一己私欲。
从秦朝到清朝，中国封建社会的无数次起义暴动，哪一次不是刚推翻上个朝代，又开启了下个朝代的皇权轮回？
像老三那样，辛辛苦苦打了土豪，瓜分胜利果实后，带着财富和女人转移到新乐土，更像是普通人的普通选择。
原著《盗官记》中，张牧之的结局是个悲剧。
他虽砍杀了仇人黄天棒，但他的兄弟在特务队的围杀中死伤殆尽，他也被判盗官罪处以死刑。赴刑那天，全县老百姓都出动了，喊着“青天大老爷”，张牧之在一片暗黑而悲凉的气氛中走到了生命的终结。
《让》中虽然结局不尽相同，但是最后的英雄的落寞，却被姜文还原了。
打倒黄四郎后，百姓们沉浸抄家，武举人成了新霸，兄弟们离开队伍，张牧之一人一马追着夕阳缓缓独行。
若革命不彻底，轮回不打破，倒了一个黄四郎，只是换了另一个张四郎罢了。
夕阳拉长背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国父遗言中的遗憾和希望，全在此情此景之中了。
十人十色
马邦德、县长夫人、花姐这类重要配角自不必说，连卖凉粉的、被假麻匪侮辱的民女、8岁傻大个这样在电影中仅出现几帧的角色，也令人印象深刻。
群像戏一直是电影拍摄的难点所在，在有限的时长中，多人多面很难让观众加深记忆。姜文能够把这一点做好，你不得不佩服其台词和镜头的设计精巧。
马邦德，是张牧之和黄四郎之外戏份最多的配角，葛优为其贡献了相当多的金句。
比起他们俩，马邦德的背景并不复杂，从县长夫人口中那句“写几个烂戏本的老色鬼”中，我们可以得知马邦德是一个编剧，依靠青楼女子的钱买了两个县城的官，一个康城，一个鹅城，就是准备去两个县城捞一笔的。
在电影中，马邦德的站位并不坚定。最开始因为求生跟了张牧之，后来见黄四郎势力大又跟了黄四郎，最后又被张牧之拽了回去。
这样的站位，其实很符合马邦德这类人的身份。
写戏本的编剧，实际上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
教员有关知识分子有个著名的“皮毛”理论，他认为知识分子是“毛”，他们过去依附在帝国主义者、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五张皮上。
封建社会中，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并非独立的，而是需要依附于权力阶层和体制，从而成为权力阶层的一份子。他们借助于言词将自己标榜为一种具有特殊价值的独立人群，但另一方面他们在世俗实践中同这种标榜相反。
依附和虚伪，是人们指责知识分子最多的地方。
马邦德的虚伪，在影片中也多有表现。满嘴跑火车，骗官，骗张牧之，骗黄四郎，骗县长夫人，还骗了他孩子的妈，用张牧之的话说“就是一个老骗子”。
马邦德临死之前说骗了张牧之两档子事的迷，曾让人津津乐道。
第一件事，马邦德没说，但从电影中黄四郎前后掌握信息差，以及两张委任状变成五张委任状来看，很可能是马邦德曾告密黄四郎，使得老二遭了埋伏。
马邦德也知道这件事太遭恨，临死前也没好意思和张牧之说。
第二件事至今仍有争议。马邦德说“那个谁你还记得吗”，然后嘴巴一撅，死了。
因为重要人物没几个，加上这个噘嘴的口型让我觉得很像“花”的发音，我更为偏向的是，他想告诉马邦德花姐策反的事。
总的来说，马邦德这个人物设计得并不可憎，甚至狡猾得有些可爱。
作为一个需要依附他人的群体，知识分子并不会做太多伤天害理的事，更多地出于自私自利，最终为虎作了伥。电影的刻画既生动，也写实。
另一个重要的配角花姐，则是《让》中被称为“最大赢家”的角色了。
在男人眼中，青楼女子花姐更像是一种性资源，只要有钱，谁都可以拥有。但她却凭借这种职业优势，反客为主，在各种势力间如鱼得水，保持了相当良好的关系。
黄四郎是花姐的座上宾，虽一时怀疑花姐，但花姐进贡后，很快重新获得他的信任；
张牧之虽然起初不愿让花姐入伙，但花姐充斥着革命热情的理想主义演讲最终打动了他，之后遭到背叛，竟也送枪祝愿了这位短暂同行的战友；
老三更是在进城的时候就拜倒在了花姐的石榴裙下，成了兄弟里最早缴械的人。
可以说，这场男人间的权力角逐中，无论哪一方胜利，花姐依靠其八面玲珑的手段，日子都不会差。充其量只是过得滋润，还是过得更滋润的区别。
花姐本质上和县长夫人是一类人，她们不会主动去压迫别人，但是却总是围绕在权力四周。
她们不在乎什么主义，公不公平，谁的天下，甚至不在乎伴侣是谁，她们要的是县长夫人的头衔，是自身利益的保障。
姜文的电影，大多数都能经历时间考验。但像《让》这种，至今超高频率被人提及的，绝无仅有。
在他眼中，《让》大概率不是最得意的作品。
姜文曾说过，《太阳照常升起》是上帝送给自己的一个礼物，而《让》是他送给观众的一个礼物。言下之意，《让》他特意降低理解门槛，试图达到雅俗共赏的境界。
事实上姜文也做到了，这部在他作品中埋线“相对较浅”，隐喻“相对较少”的影片成了观众们反复观摩的“神作”。
十多年过去了，这一点，应该是姜文自己也未曾想到过的。
作者 | 古月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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