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畿为什么不再特殊?

作者:Humanitas

本文转载自:地缘谷(ID:Geo-Valley)

京畿为什么不再特殊?
上篇说道,京畿因为其政治地位享有了众多经济特权,加上较为优越的经济区位,使得它同时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区位在都城选择的考量中愈发居于次要地位,朝廷又必须维持住整个京畿的发达地位,为此付出更多的资源。但政策支持终究拧不过经济形势的变化,封建社会下的都城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京畿为什么不再特殊?
西安城墙 图源.pexels

战争的破坏

当一个王朝走向后期,各种社会矛盾尖锐,进而引发战乱。对敌方来说,都城自然是最为核心的攻略目标,攻陷了都城,这个王朝就要濒临灭亡。而且都城作为富庶之地,陷落后往往成为胜利者烧杀抢掠的战利品,整个京畿地区都难逃一场浩劫。
 
长安与洛阳作为历史悠久的古都,遭受了无数次的破坏。东汉末年至魏晋几百年的动乱时期即是其中很好的代表。黄巾起义后,董卓祸乱京师,面对诸侯们的讨伐,裹挟年幼的汉献帝与众大臣,强行将都城从洛阳迁回长安,并且纵兵掳掠焚烧洛阳城外方圆百里的地区,董卓则亲自率军焚烧宫殿、宗庙、府库、民宅,整个洛阳被一扫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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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这事我在行
董卓死后,部将李傕郭汜驱逐吕布、杀害王允,李郭二人又互相攻击,长安也化为一片丘墟。曹操为了赢得政治主动权,抓住机遇保护并迎回了汉献帝,只是此时的政治中心既不在长安,也不在洛阳,而是许昌和邺城,直到曹丕篡汉才还都洛阳。后世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终使二京不堪重负,均无法继续作都城。后世的开封、杭州、南京、北京也都曾遭到洗劫和破坏,有鉴于此,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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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重心的南移

经济重心南移正是拜北方常年的战乱所赐,大批人口为了避难而逃向南方,为南方的开发源源不断地提供着劳动力。而且南方偏安一隅、气候宜人、动乱较少,定居下来的移民也难以再回北方。在漫长的演变中,南方的发展逐渐赶超了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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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开启了这一历史进程。在之前,西晋宗室内部就已经爆发了“八王之乱”,给了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机会。匈奴首领刘渊的堂祖父,左贤王刘宣就说:“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沸鼎,兴邦复业,此其时矣。”内乱的形势越来越往匈奴人的预期发展,刘渊暗中召集本族的五部人马,并游说成都王司马颖征调匈奴军队作战。司马颖虽兵败,匈奴人却赖着不走,刘渊与刘聪父子也滋生了争夺天下的野心。
 
鲜卑、羯、氐、羌等民族也紧随其后,从永嘉五年(公元311)开始,洛阳与长安先后沦陷,六年之后,西晋便宣告灭亡,北方也进入了各族混战的十六国时期。而残余的臣民在琅琊王司马睿的领导下衣冠南渡,在建康(南京)重建了晋朝。为了安置北方难民,东晋设置了众多的侨州郡县。直到刘宋,南渡人口总共约90万,占当时的六分之一。其中移民到江苏的最多,约26万,奠定了南京六朝古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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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冠南渡原指西晋末天下乱,中原士族相随南逃,中原文明或中原政权南迁。后逐渐演化为熟典,代指缙绅﹑士大夫等避乱南方并落地生根的事件
衣冠南渡给南方带来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和先进的技术。移民在士族们的组织下开垦庄园、兴修水利,淘汰了当地原始的耕作方式——火耕水耨。谢灵运在《山居赋》悠然自得地写道:“阡陌纵横,塍埒交经。导渠引流,脉散沟并。蔚蔚丰秫,苾苾香秔。送夏蚤秀,迎秋晚成。兼有陵陆,麻麦粟菽。候时觇节,递艺递孰。” 再经过安史之乱至五代十国、北宋末年靖康之变这两次人口南迁高潮,南北经济地位彻底对调。韩愈有言:“当今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江浙作为全国最发达的地区,直到今天也没有变过。

漕运的军事风险与经济惩罚

出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都城仍然多在北方。都城为了养活庞大的人口就只能依赖漕运,南方每年都要提供粮食、税收与其他大宗物资。但是,漕运自身有不可回避的缺陷,使得整个京畿一面享受着漕运带来的福利,另一面也要承担着巨大成本与风险,反过来制约京畿的发展。它之所以长久,也是因为朝廷拿不出更好的办法,不得已而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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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运是生命线,更是政权的压舱石 图源.pexels
对于漕运的成本,我们一般会想到的就是民力的耗费、疏通河道的耗费以及漕运衙门的腐败,但军事风险是我们不太容易关注到的。都城既是天子所在,朝廷必然会重兵防守,敌人直接强攻往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但只要切断漕运这条生命线,粮草不济的都城不攻自破。京杭大运河开通后,历朝敌对势力优先争夺的就是漕运枢纽,即使未能得手也会让朝廷感到深深的威胁,正所谓“一日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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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时的雎阳保卫战就是个典型。叛军虽然先后攻占洛阳长安,但只有将漕运切断,才能彻底消灭唐朝。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张巡、许远等人以寡敌众死守雎阳,屡屡受挫的叛军同样不肯放弃,双方进行了足足10个月的拉锯战,实在是因为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为了给朝廷调集南方钱粮争取时间,雎阳陷落时已是人相食的惨状,朝廷也不得不改革漕运,但反而加重了对南方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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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巡也因以少胜多成为史书上有名的将领
到了晚清,这种军事风险甚至动摇了统治根基,被淘汰是历史的必然。在鸦片战争中,英国人正是通过切断漕运迫使清朝就范。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英军攻陷镇江、进犯南京,让道光皇帝下定决心求和,自觉大势已去。镇江陷落确实给漕运带来了打击和恐慌——“淮扬盐商惧甚,赂英师乞免。”时任浙江巡抚刘韵珂给皇帝上书了著名的“十可虑”,其中第八条指出“浙江漕粮,多未完峻”,他还说:“且乍浦(属浙江嘉兴)有警,则江省苏、松二府亦难免震惊,不特收粮多有掣肘,并恐船行不无阻滞。”漕运一旦有失,京畿立刻会陷入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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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7月21日英军攻打镇江城,该图为英国随军画师所绘制
十多年后的太平天国起义则让北京遭受到了更沉重的经济惩罚。太平军攻占南京后,“又遣多兵遏绝各省解京粮道,粮道不通,京师震动……只有近京之地,由海道运粮不多,故京城米价八十余文一斤,油盐柴炭,贵不待言。”朝中大臣们将家眷送回老家,闲员学士散归大半,北京城出现了人口流失的浪潮。咸丰四年(公元1854),巡城御史上奏说:“自今春以来,京官之告假出都,富民之挈家外徙,总计不下三万家矣。各街巷十室九空,户口日减。”普通市民也因为谋生艰难而沦为穷人,不是背井离乡,就是冻饿待毙。空前的危机也让朝廷中海运的呼声更高,加上铁路的开通,至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清廷终于宣布废除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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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起义的主力军是因为战乱和列强倾轧导致无家可归的农民

通商口岸的开放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强迫中国在沿海开放了众多的港口,在其中划分租界、开办工厂和洋行,以供洋人从事经商、传教等事务。同时,列强客观上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与思想文化,洋务派官僚与商人们也纷纷兴办实业,促进着开埠城市的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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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车、电力、下水道以及交通系统,确实是当时中国城市无法匹敌的
对人们来说,开埠城市的新鲜事物要比北京城更具吸引力:企业能提供工作岗位;西式的建筑、饮食、各种娱乐场所都在满足着人们的好奇心和生活需求;西式学校林立则营造了优越的教育环境、拓宽了人们的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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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官贵人们也被这花花世界所吸引。在离朝廷最近的天津,他们购置房产,住着小洋楼、吃着西餐、享受着各种西式玩意不说,还将租界视为避难天堂。租界是洋人的地盘,享有治外法权受到洋人的保护,别人很难找他们的麻烦:“庚子之后,北省郡县遭罹厄会,动多烦扰,往往以天津卫为乐土,曾无藩篱之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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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天津也被渲染成所谓的“东方小巴黎”
清朝灭亡后,移居天津租界的满清贵族不在少数,而民国初年军阀混战,落败的一方会向全国通电下野,也往往选择天津寓居。他们当然也不会安分守己,而是密切关注北京的形势,等待东山再起的时机。包括清废帝溥仪住在张园的七年间,身边的遗老如罗振玉、郑孝胥等人无时无刻不在密谋着复辟,溥仪自己在回忆录中也承认:“我在张园里住了一段时间,就觉得这个环境远比北京的紫禁城舒服……除非复辟的时机已经成熟,或者发生了不可抗拒的外力,我还是住在这里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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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在天津的一大家子
综上,京畿作为政治中心一直居于首要地位,但经济地位是不断下滑的。特别是在晚清,北京依赖漕运已久,废除它牵扯到无数人的生计,在近代转型中受到重重阻挠。因此与开埠城市相比,北京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直到新中国进行全面的现代化建设它才获得新生,回归一线城市的地位。

参考资料:三国志.陈寿;晋书.房玄龄;清史稿.赵尔巽;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谭其骧;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我的前半生.溥仪;天朝的崩溃.茅海建;近代天津城市史.罗澎伟;东晋南朝时期的移民浪潮与土地开发.童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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