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底美国情报部门的黑历史

本文转载自:瞭望(ID:OutlookWeekly1981)

共3篇文章:

 外交部奉劝美方停止借溯源搞政治操弄

 “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 ——起底美国情报部门的黑历史

 新华国际时评:声名狼藉的美国情报界

 

外交部奉劝美方停止借溯源搞政治操弄

  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记者王宾、温馨)针对有报道称美国总统拜登要求情报机构提供的新冠病毒起源分析报告预计将于24日完成,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所谓报告不过是一份先有结论、后拼凑“证据”的栽赃报告,奉劝美方停止政治化操弄,早日回到科学溯源的轨道上来。

起底美国情报部门的黑历史

  汪文斌说,溯源需要的是科学,而不是什么情报。由情报机构去搞病毒溯源本身就是反科学的。美国情报机构历来劣迹斑斑,他们搞的所谓溯源报告更不可能基于事实真相,只不过是一份先有结论、后拼凑“证据”的栽赃报告,根本不可信。

  “溯源需要的是团结,而不是陷害。溯源为的是维护各国人民的生命与健康,而不是为了甩锅推责、打压对手、服务一己私利。”他说。  

  汪文斌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将抗疫政治化,导致美国成为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让美国民众付出了沉重代价。现在,美国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又在溯源问题上动用情报机构搞所谓调查,破坏国际溯源合作,遭到国际上的普遍质疑和反对。  

  “奉劝美方从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生命健康利益出发,停止政治化操弄,早日回到科学溯源的轨道上来。”汪文斌说。  

▍外交部:敦促美方尽快邀请世卫组织专家赴美开展溯源研究

  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记者王宾、温馨)针对有媒体报道,美国首例新冠死亡病例或早于美国官方公布的时间,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4日表示,中方敦促美方尽快公布并检测早期病例数据,尽快邀请世卫组织专家赴美开展溯源研究,给国际社会和美国民众一个科学和公正的交代。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美国《水星新闻》报道,美首例新冠死亡病例或发生在2020年1月,早于美官方公布的时间。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说,此前中方也介绍过,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的时间线不断前移。美国新泽西州贝尔维尔市市长称,他本人于2019年11月就已感染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也显示他已拥有新冠病毒抗体,这比美国报道的首个新冠确诊病例早2个多月,也早于中国报告的首个病例的时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网站显示,研究发现美国5个州的新冠病毒感染证据在2019年12月就已出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与华盛顿大学合作研究表明,从2019年12月下旬开始一直持续到2020年2月的呼吸道症状和疾病患者数量明显增加,表明新冠病毒在具有临床意识和检测能力之前就已经在美国社区传播。此外,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威斯康星州2019年7月大规模暴发电子烟肺炎并席卷多州,患者肺部CT部分区域呈现团状模糊的白色,与新冠肺炎症状极其相似。美国的这些病例情况表明,新冠肺炎呈现多个源头、多点暴发的特点,需要高度重视,认真调查。  

  汪文斌说,但令人不解的是,美方指责中方在溯源问题上不透明,污蔑中方搞虚假宣传,却在自身溯源问题上推三阻四,讳莫如深,消极回避,不断设置障碍。此前,美国《棕榈滩邮报》和《迈阿密先锋报》都曾披露,佛罗里达州卫生部网站曾发布当地2020年1月和2月出现新冠肺炎症状或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为阳性的171名患者数据,然而这些数据一度被莫名其妙地删除。  

  他表示,无独有偶的是,美国疾控中心研究人员2020年11月在美国《临床传染病》杂志上发表报告称,他们在2019年12月13日至2020年1月17日期间采集的7389份血液样本中,发现106份含有新冠病毒抗体。但结果如何呢?据报道,这项溯源调查项目被美国政府高官叫停,大量的血液样本也被封存。  

  汪文斌说,中方已两次邀请世卫组织专家来华开展溯源研究。中国和世卫专家也得出了权威的溯源研究报告。“我们敦促美方停止甩锅推责、栽赃抹黑中国的拙劣把戏,尽快公布并检测早期病例数据,尽快邀请世卫组织专家赴美开展溯源研究,给国际社会和美国民众一个科学和公正的交代。”

“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 

起底美国情报部门的黑历史  

来源:人民日报

记者:张梦旭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美国政府从一己政治私利出发,从隔岸观火到等待所谓“群体免疫”,利用一系列谎言麻痹本国民众。待到疫情扩大难以掩盖时,美国政府又开始甩锅推责,不断指责和质疑中国,制造包括“病毒系武汉病毒实验室泄漏”等一系列谎言。今年5月,美国总统拜登甚至要求美国情报部门“加大力度”调查新冠病毒源头,并于90天内提交调查报告。将病毒溯源这一科学难题,交由以暗杀、政变、监听、说谎而见长的美国情报部门来完成,这一做法无异于视科学为儿戏。 

利用虚假情报入侵伊拉克

  “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我们还有一门课程专门来教这些。这才是美国不断探索进取的荣耀。”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局长的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2019年4月在得州农工大学演讲时,一语道尽美国情报机构的“厚黑学”。  

  近年来,美国靠虚假情报策动战争的最经典案例,莫过于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2003年2月5日,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拿出一个装有白色粉末的试管,声称是伊拉克正在研制化学武器的证据。之后,美英联军以此为由,悍然入侵伊拉克。然而,美国至今都未能拿出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确凿证据。  

  美国沃克斯新闻网2019年的一篇文章整理出了美国政府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撒谎的主要时间线。2002年8月,时任美国副总统切尼表示:“伊拉克现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毫无疑问的。”当年9月,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声称,伊拉克购买的铝管“只适合用于核武器计划”。当年10月,时任美国总统布什表示,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量的生物武器储备”。直到2003年2月,鲍威尔公开在联合国安理会用虚假情报误导世界。  

  沃克斯新闻网评论说,时任美国政府多次夸大或完全捏造情报结论,许多人因为这些谎言而死于战争。从2003年到现在,最令人痛心的事情之一是,任何主要决策者,甚至是辅助决策者,都没有为他们选择发动的这场造成数十万人死亡的战争道歉。  

美式霸权背后的隐形黑手

  多年来,美国情报部门一直是美式霸权背后的隐形黑手。美国策动一场又一场战争、政变、暗杀,都少不了情报部门编造谎言、罗织罪名。  

  20世纪中叶,CIA发起“知更鸟计划”,旨在凭借这一项目收买全球记者和机构搜集情报。该项目负责人之一菲利普·格雷厄姆是时任《华盛顿邮报》的出版人。CIA曾承认,“知更鸟计划”收买了全球至少400名记者和25个大型组织。直至今日,CIA仍然热衷于对媒体人威逼利诱,以求掌握信息、操控舆论。 

  1964年8月4日,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表演讲,宣称两艘美国军舰当晚遭到北越鱼雷艇袭击。仅3天后,美国国会就通过“东京湾决议”,批准总统采取所有必要措施抵抗任何针对美国军队的武装袭击,自此,越南战争全面爆发。但最终解密资料证实,8月4日当天根本就没有北越鱼雷艇袭击美国军舰,反倒是美军自己的两艘驱逐舰对着空旷的水面发射了数百枚炮弹和炸弹。  

  1990年10月,美国HBO电视网播放了一则CNN提供素材的新闻:一名“科威特志愿者”在美国国会声泪俱下地作证称,伊拉克士兵冲进科威特的一家医院,将育婴箱内早产婴儿扔在地上,致使300多名婴儿死亡。这则新闻引发了美国民众对伊拉克的愤怒。1991年1月12日,美国国会通过对伊拉克宣战决议,1月17日海湾战争爆发。直到一年后有美媒爆料称,“育婴箱事件”完全是美方炮制的谎言,科威特医护人员早就指出该“科威特志愿者”并不存在。  

  1999年,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伙同《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造谣称,在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的美籍华裔核武专家李文和是中方间谍,并以此为由向李文和发起多达59项指控,经过9个月的单独囚禁,结果没有抓到任何证据。为了诱导李文和认罪,FBI甚至“钓鱼执法”,凭借名目繁多的罪名逼迫李文和用“认小罪”换取“免大罪”。直到2000年9月13日,法庭才根据一项辩诉协议将李文和释放。美国联邦法官帕克当庭表示,美国有关部门在这一案件中的行为“令整个国家和每一位公民感到难堪”。  

  2018年4月,美英法三国对叙利亚发动空袭,理由是“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但事实证明,所谓的“证据”只是叙利亚民防组织(又称“白头盔”)的一段摆拍视频。“白头盔”看似是中立客观的民间组织,实则受美西方资助,勾结恐怖主义势力,拍摄虚假视频,栽赃叙利亚政府。在采访中,当地民众甚至表示,“白头盔”还尽数掠走了给当地的救援食物。  

  2018年,FBI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指控美国田纳西大学副教授胡安明犯有电信欺诈罪和虚假陈述罪,对胡安明开展了一系列调查,并将他列入美联邦禁飞名单。《华盛顿邮报》指出,FBI探员库吉姆·萨迪库通过谷歌搜索到的一份带有胡安明照片的中文新闻稿,便指控他为中国间谍,各种指控事后被证明完全是子虚乌有。今年6月,3名美国联邦众议员致信司法部监察长迈克尔·霍洛维茨,对FBI利用虚假信息诬告胡安明深表不安,并要求重新调查此案。  

谎言和行为令人愤慨

  除了捏造事实、制造冤案外,美国情报机构在滥刑、虐囚上也不择手段。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从2009年开始对CIA在审讯中针对在押人员施加酷刑的行为进行调查,形成了6000多页的报告,并于2014年12月公布约500页的调查报告摘要。据已经解密的调查报告摘要,CIA为获取情报,对抓获的恐怖和极端组织嫌疑人施加酷刑,包括禁止睡觉、囚禁在狭小空间、实施人身羞辱以及动用“水刑”等。CIA领导层还夸大审讯成果,长期“系统性”欺骗白宫和国会。2016年,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以《信息自由法》为依据,要求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公布虐囚报告全文,并将官司打到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但没有胜诉。法院在判决书中称,《信息自由法》仅适用于联邦政府的行政机构,不适用于国会。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国家安全项目资深律师阿什利·戈尔斯基表示,虐囚报告摘要记录了大量CIA的欺骗行为,从对酷刑“有效性”的不实陈述,到对CIA关押的在押人员数量的不实陈述。该机构欺骗白宫、司法部、国会和公众的广度令人震惊,“它的谎言和行为是如此令人愤慨”。  

  美国专栏作家乔恩·米尔迪摩撰文表示,从干预他国选举到颠覆外国政府,从非法监控美国公民到强迫囚犯参与精神控制实验,从制造虚假指控嫁祸他国到操纵媒体编造假新闻,美国情报机构的黑幕数不胜数。这些机构的所作所为,与美国长期宣称的价值观严重不符。  

  巴基斯坦《先驱邮报》指出,面对肆虐的疫情,美国政府一开始就对疫情轻描淡写,未能保护本国60多万人的生命,政府是否应该为此负责?2020年初,美国新冠肺炎病例短期内飙升,这是突然暴发还是未能掩盖?2019年,美国陆军为什么突然关闭德特里克堡的生物实验室?美国200多个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目的是什么?白宫是否会邀请世卫组织专家在美国的实验室开展溯源工作?美国政府违背人类基本良知和正义,发起一场政治赌博,用情报机构来调查新冠病毒起源,这种“洗衣粉谎言”的模仿者只会带来耻辱和丑闻。

 新华国际时评 

名狼藉的美国情报界

来源:新华社

  当前,面对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的严峻现实,美国部分政客非但不思团结抗疫,还借病毒溯源问题搞政治操弄,要求情报部门开展新冠病毒溯源调查,在短短90天内拿出一份有结论的报告。

  美国情报部门声名狼藉,见不得人的勾当“一箩筐”,早就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美国情报部门服务于政治。虽然嘴上说着独立运作、与政治和党派不搭界,但美国情报机构一直以来的所作所为证明,其不但服务于美国政客,更是美国维护霸权的“马前卒”。为满足美国政客的需求,美国情报部门不惜歪曲事实、编造情报,甚至搞“有罪推定”,栽赃陷害他国。2003年,美国信誓旦旦地称有“可靠情报”显示伊拉克政府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以此为由对伊开战。然而,美国始终拿不出对伊拉克政府指控的“实锤”,最后只能“甩锅”给错误情报。这场以虚假情报为名发动的战争让伊拉克满目疮痍,数百万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美国情报部门不择手段。中央情报局人员以“反恐”为名,在海外监狱大搞刑讯逼供,水刑、剥夺睡眠、狭小空间禁闭、人身羞辱等“加强审讯方法”触目惊心。中央情报局的所作所为成为美国历史上的污点。此外,中央情报局多次组织或参与谋划刺杀其他一些国家领导人、政治领袖;过去几十年,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和社会动荡中或多或少都能看到美国情报部门的影子;中央情报局在冷战期间还启动秘密计划有偿招募记者,“投喂”假消息,利用媒体影响大众舆论。时至今日,美国情报机构和本国一些媒体依然在相互利用。  

  美国情报部门不讲信义。美国是监听大国和黑客大国,通过各种手段把肮脏的触手伸向全球,连盟友都不放过。今年5月,欧洲媒体调查曝光美国国家安全局曾利用丹麦互联网设施监听欧洲盟国一些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令全球舆论哗然。不少国家谴责美国言而无信,不值得信赖。2013年,美国情报机构在国内外进行大规模监听的事实遭曝光,触发声势浩大的对美声讨,白宫一度在压力下承诺不再监听欧洲盟国领导人。面对最新曝光的“监听门”和来自欧洲盟友的质疑,美国政府闪烁其词,情报部门拒绝评论,无良媒体和专家甚至跳出来为美国“洗地”,大言不惭称监听盟友很正常,让人大跌眼镜。  

  让背负如此巨大“信任赤字”的情报机构来搞病毒溯源,根本就是个笑话。面对愈演愈烈的疫情,不知美国情报部门又会编造出怎样荒腔走板的“剧本”。不过,谎言终究是谎言,无法取信于世,注定不得人心。

延伸阅读

美国政客将科学问题政治化会造成巨大危害” 

——国际社会持续批评美国政治操弄新冠病毒溯源

来源:人民日报

记者曲颂、张光政、闫韫明、李晓骁、沈小晓

  美国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持续将疫情政治化、病毒污名化、溯源工具化,给全球抗疫合作蒙上阴影,严重干扰国际溯源研究合作。外国政要、学者等呼吁美方尊重科学,停止抹黑攻击中国,停止政治操弄病毒溯源,强调国际社会应团结一致,共同抗击疫情。 

“炒作新冠病毒‘实验室泄漏论’是企图将祸水引向中国”  

  据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情报部门主导的新冠病毒溯源调查目前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但美国仍打算如期发布报告,并在报告中炮制病毒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诱导性结论。同时,美国还施压世界卫生组织尽快启动对华第二阶段溯源,并企图纠集盟友必要时在世卫组织框架外推进所谓第三方独立调查。  

  俄罗斯病毒学家、莫斯科国立大学生物科学教授阿列克谢·阿格拉诺夫斯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直言,美方日前发布的关于病毒溯源的报告纯属政治游戏,与科学无关。“其中明确提到,该报告是根据间接数据和媒体报道编撰而成。至于美国政客是否已得到任何支持新冠病毒从实验室泄漏的新数据,我对此表示怀疑。”阿格拉诺夫斯基认为,美国在病毒溯源问题上对中国的指责没有科学依据,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是为了转移美国民众对政府抗疫不力的关注。  

  “美国炒作新冠病毒‘实验室泄漏论’是企图将祸水引向中国。”俄罗斯叶卡捷琳堡病毒感染科学研究院院长亚历山大·谢苗诺夫指出:“美国无休止地指责‘新冠病毒起源于中国实验室’,完全出于政治原因。”  

  巴西传染病学会传染病学家埃利安娜·比库多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强调,新冠病毒溯源是严肃的科学问题,应该从科学和专业的角度来对待,政治因素不应干涉。美国将这一问题政治化是不尊重科学的表现,也不会对解决问题产生任何积极影响。  

  巴西东北部联合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科学委员会协调人米格尔·尼科莱利斯表示:“美国政客将科学问题政治化会造成巨大危害,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肯尼亚国际问题专家卡文斯·阿德希尔对本报记者表示,世卫组织国际专家团队先后两次专门赴华开展溯源研究相关工作,双方联合发布了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为下一步全球框架下多国多地共同开展溯源研究指明了方向。正如该报告所说,新冠病毒溯源工作应当延伸到世界其他国家,尚无其他权威科学研究反对这一论断。再次把调查重点放在中国,与世卫组织之前得出的结论背道而驰,将损害世卫组织的信誉,甚至危及该组织当前和未来的其他工作计划。  

▍“责怪外人总是比照镜子或审视自己破碎的心更容易”  

  埃及爱国运动党主席拉乌夫对本报记者表示,美国一些政客借病毒溯源问题抹黑中国,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可以遏制中国发展的机会。“政治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是非常明显的。病毒溯源工作显然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影响。”  

  阿德希尔表示,世卫组织秘书处在未同包括中国在内的成员国充分协商的情况下提出第二阶段溯源工作计划,这反映出美国正在向世卫组织施压,迫使该组织的工作计划符合美国利益。同样,撤换曾赴武汉实地考察的专家,也有外部力量干预的痕迹。这些做法都将政治置于科学之上。美国政府下令美国情报机构在8月底前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他强调,由情报机构主导新冠病毒溯源调查,国际社会不会接受。新冠病毒溯源工作应当本着科学的精神,加强国际合作,避免政治化。  

  “现在应该由科学家说,政客们倾听。”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研究联合专家组成员、动物学家达扎克表示,疫情仍在蔓延,人们迫切希望一些政客尤其是美国政客能够让世卫组织不受阻碍地继续工作。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乔纳森·齐默曼近日在《华盛顿邮报》网站上刊文指出,每当遇到疫情,美国就会把责任甩锅给外人,这种做法由来已久。文章指出,美国总是把流行病与外人联系起来,把他们当作“方便的替罪羊”,免除美国对疾病和死亡的责任。他在文章结尾感叹:“我们遇到了敌人,这个敌人就是我们自己。但责怪外人总是比照镜子或审视自己破碎的心更容易。”  

“病毒溯源工作应在全球范围展开,包括核查美国的生物实验室”  

  达扎克表示,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在武汉出现疫情之前,欧洲和美洲已有人出现新冠病毒感染症状。病毒无国界,作为负责任的科学家,应在溯源工作中保持合作、公正、开放、透明态度,“要科学,不要指责”。美国政客声称的“武汉实验室泄漏论”是极不负责的。  

  俄罗斯科学院基因生物学研究所高级科学家阿列克谢·杰伊金研究微生物基因重组已超过15年,在他看来,“病毒溯源工作应在全球范围展开,包括核查美国的生物实验室”。“美国是世界上生物科技研究领域的领头羊。近年来,美国的生物实验室曾多次发生事故,美方须向世人坦陈自身如何管控生物技术研究活动。”杰伊金指出,美国反对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框架下建立核查机制,同时在公约监管困难的“灰色区域国家”开展生物实验。研究多国出现的早期疑似病例十分重要。2019年末,一些国家可能出现了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但当时人们并未意识到。  

  坦桑尼亚《卫报》国际版主编本杰明·麦格纳对本报记者表示,中国始终支持科学地开展病毒溯源,同世卫组织密切合作,而美国一些政客却试图将溯源问题政治化。病毒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国际社会应当坚决反对政治化干扰,团结一致,尊重科学,共同对抗病毒。  

  南非茨瓦内理工大学教授马莫·穆奇强调,第二阶段病毒溯源应在全球多国多地开展。“诸多证据表明,由于对待病毒的消极态度,一些国家遭受了一波又一波的疫情冲击,也导致病毒在本国和世界其他地区迅速传播。如果我们不得不把疫情造成的损失归咎于某些人或某些国家,那我们应该指责的是那些不关心本国人民、没有采取正确行动遏制病毒传播的个人或国家,而不是那些首先报告病毒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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