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是中国外交官,而不是学者媒体站在反击西方第一线?

作者:郑若麟

本文转载自:观察者网(ID:guanchacn)

    “如果真有‘战狼’,那是因为‘疯狗’太多太凶。”    这是近日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针对法国媒体对中国的污蔑,做出的有力回应。    因为难以接受中国抗疫成功、经济崛起的事实,西方政客和媒体加紧对中国的抹黑。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外交也有所转向,有了更多的正面回击。    但相比之下,中国学者和媒体对西方的反驳,从理论到行动上依旧有所欠缺。对此,观察者网专访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驻法20多年的媒体人郑若麟,从他的亲身经历谈谈如何与西方媒体“斗智斗勇”,外交官、学者、媒体三者之间如何打好组合拳。

为何是中国外交官,而不是学者媒体站在反击西方第一线?

文汇报高级记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郑若麟

观察者网:“战狼外交”是近年来西方对中国外交的概括。近日,有网友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是中国的外交人员,而不是学者媒体站在反击西方污蔑的第一线?您以媒体人的身份驻法20多年,怎么看这个现象?

郑若麟:这个现象我也早已注意到,而且一直在研究。应该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我们媒体工作人员自身素质和水平、能力问题,也有我们的体制短板、从制度上限制了媒体人发挥积极作用的因素。

从媒体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至少必须具备以下两大素养。这两大素养甚至可以说是能够反击外国反华舆论的先决条件。

第一个当然是对外国语言的掌控和表达能力。这个不言自明、勿须赘言。第二个是对驻在国政治和历史背景的深刻了解。其中特别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西方意义上的“政治正确”(Politiquement correct)概念。我一直在强调这个问题,但是国内很多做外宣的人员也没有理解。

应该说,这个词翻译成“政治正确”是一种不得已的翻译法。我是第一个将其翻译成中文的记者。但我承认,这个翻译是有问题的。从字面上翻译确实就是“政治正确”,但由于“政治正确”在中文里有着其特定的含义,因此很多人便望文生义,以为外国的“政治正确”与中国是一样的。比如有人曾说到,在欧洲,反对欧盟统一是政治不正确的。这就是完全曲解了“政治正确”内涵的一种说法,连中国人也说服不了:西方一向主张言论自由,连政府都可以批评,怎么不可以批评欧盟统一政策呢?这是误解了西方的“政治正确”。

西方的“政治正确”与中国的政治正确,有一个根本的不同。中国的政治正确是有一条原则底线的;而西方的“政治正确”则是“大多数人对某事件的一致看法”,这才是“政治正确”,才是西方媒体不可突破的底线。比如,在西方,有人声称,批评教皇没有问题,因为“不存在大多数人认为不可以批评教皇的一致舆论”。但是批评达赖喇嘛却是“政治不正确”的,因为“大多数人都认为不能批评达赖喇嘛”。于是,到了西方媒体上,奴隶制主达赖便成为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物。

这种“政治正确”事实上更为可怕。它有两个特征,一是会变:今天是“政治正确”的人物或事件,明天却有可能会变成“政治不正确”,为什么?我认为因为这一切都有一只“幕后的手”在那里控制着(资本?世界统治集团?各人可以有各人的理解);二是“大多数舆论”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则是一个谜,到底是先有“大多数舆论”,还是先有被制造出来的“媒体上的大多数舆论”?也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有没有媒体在私底下控制着大多数舆论”?

因此,当我们真正理解了“政治正确”的内涵时,我们就明白了,“政治正确”是西方真正的统治集团手中一个极其有效的洗脑工具。它一方面规范着西方媒体的政治底线,另一方面则非常有效地洗西方民众的脑。

所以,中国的政治正确,是透明的、公开的、永恒的;而西方的“政治正确”则是隐蔽的、无法解释的、而且事实上是有人在暗中控制、因此一直在变化之中的。对所有涉及政治的人而言,都是最为危险的。一旦被扣上“政治不正确”的帽子,在西方就是走上了一条政治的黄泉路,永世不得翻身。

对此,我们的媒体人很少理解。在不了解西方“政治正确”的背景下,我们的媒体人就很难在西方的媒体上发言。因为几句话一说,不慎露出一句“政治不正确”的话,立即就会引起西方媒体的注意,而不再邀请你参加辩论了。这也是很多在法国的中国媒体人经常问我的问题:为什么他们老请你呀?我的外语并不比你差,他们就是不请我……这是一个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我们的媒体体制在对外宣传方面,也确实缺乏一种推动作用。驻外人员参加任何西方媒体的公开辩论活动时,是得不到任何报酬的,既没有稿酬,也没有任何“车马费”。他们的理论是,让你在电视上露面,对你已经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广告。广告收费多高?所以请你参加辩论就是为你提供免费广告的机会。问题是,中国记者在外国要广告做什么?

而在国外媒体上参加电视、电台辩论,也得不到任何国内政治上的支持。至少在我当年(2008年至2013年)在法国电视台最活跃的那段时间是如此。我曾经把我在法国媒体上为国发声的经验写成报告,希望能引起重视、推广,让中国的声音能够传播给更多的外国民众。但有关方面的反应是,“这人是否想在国内找工作?”

我们深知,国家需要我们这种对外的声音,需要我们对国家的政策、中国正在发生的事实、以及有关中国的一切,向外用普通西方民众能够接受、理解的方式进行述说、解释。但是我们却得不到官方体制的任何有力支持,得不到国家直接或间接的全力支持。而这恰恰是学者、媒体人员没有或不愿意站在第一线反对西方反华舆论攻势的一个重要负面因素。说到底,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今天还能得到网友们的点赞,当年连网友的支持都没有,因为没有人会报道。

第二个负面因素是,在西方媒体上发声,是要冒一定风险的。我们都知道,作为媒体人和学者,一定要有自己个人的观点和声音,才能以理服人。但是,我们官方机构和体制却对稍有偏离官方话语的说法,均执或几乎执零容忍态度。一些“关键词”一旦触及,便会被“枪毙”。一本长部专著,如果里面有几句话突破了某些话语框架,就不得出版……在这种背景下,媒体人和学者当然便会为了保险起见而拒绝在西方媒体上发声。久而久之,便形成今天只有外交人员发声而没有媒体人和学者发声的奇特局面。

所以,我目前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确实应该让媒体人和学者站到对峙西方舆论战的第一线,但我们一是要对媒体人和学者进行相应的素质培育,二是在体制上要对他们的言论尺度适度放宽、给予他们更大的自由度。特别是应该因人而异、一事一人,有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这样才能进行有效作战。

为何是中国外交官,而不是学者媒体站在反击西方第一线?

2008年,法国部分人士抵制奥运圣火传递。郑若麟(前排左一)在巴黎参加当地电视台的辩论。(电视截图)

观察者网:您一直战斗在反击西方反华舆论的第一线,在法国时应邀到几乎所有电视台、电台参加辩论、采访,还出了专著。但我们知道,西方对华人媒体和学者的声音一直不重视,甚至不乏像BBC、CNN那样的断章取义、故意歪曲。您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是如何化解的?

郑若麟:这种情况遇到得太多了。西方媒体处于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态,它既要“有不同的声音”,但又不能“政治不正确”。为什么他们特别欢迎我呢?因为我对他们了解比较透彻,我很少突兀地说出一些西方“政治不正确”的话,但在必要时我又会坚定地力挺自己的国家,说出中国的真相,在一定程度上将某些“政治不正确”的话用“政治正确”的方式说出来。这是很多法国人欢迎我的重要因素,而观众的欢迎,又会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电视台等媒体的选择。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西方媒体内部不乏支持中国、支持说出一切真相的记者。我曾遇到这样一件事:法国电视四台Canal Plus邀请我去参加一次节目,谈的是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菲利浦·戴赛尔蒂纳(Philippe Dessertine)所撰写的一本有关中国的小说。这部小说讲的是发生在重庆美国领事馆一次中国高级官员的叛逃事件。由于其反华性质,小说受到海外某些反华的华人组织的支持和欢迎。这家电视台的收视率非常高,他们请我去,当然是想我说小说的好话。他们知道我与作者认识,曾一起做过多次有关中国的辩论节目。然而这时电视台内部的编辑却提出,既然请我来参加节目,就应该同时也介绍、评论我在法国用法语撰写的《与你一样的中国人》一书。我评论戴赛尔纳的书,他评论我的书,这样才平衡。

我到了编辑部,这位我不认识的编辑私下对我说,他对法国电视台经常诋毁中国已经非常不耐烦,读了我的书后非常喜欢。所以有了这个机会,便提出要同时介绍我的书,没有想到编辑部里支持他想法的编辑记者非常多。结果这期节目我完全喧宾夺主,成了主角。节目播出后一个周,我的书在大多数书店均告售罄(法国书店里一位非畅销书作者的书一般只在十来本)……这是题外话。

你问我是否遇到过电视台歪曲我的话,或断章取义,我当然遇到过。他们大概有三种做法:

一是用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你进行轰炸式围剿,让你在回答中不知不觉就跟着他们的调子走,最终使你的正常回复变成似乎你赞同他们的说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强调中国是“一党专制”,所以任何执政行为都是为一党利益,所以是反人民、反民主的。

有一次我应邀在电视节目上与法国共产党总统候选人罗贝尔·于和绿党总统候选人诺埃尔·马梅尔(Noèl Mamère)一起辩论。主持人问马梅尔,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三峡大坝”,马梅尔说中国的三峡大坝是反自然的,因而是反人类的,是错误的。我问,你多年来没有去过中国,从来没有现场考察过三峡大坝,你的断言是否太主观了?马梅尔勃然大怒,立即就说,中共是专制独裁的党,怎么会做出有利于人民的事?主持人是著名记者克莉斯蒂娜·奥克莱娜(Christine Ockrent),她立即接过话头说,马梅尔无法去中国是因为中国不给他签证,但这不影响他对三峡大坝做出评判。她接着说,我相信我们的中国记者朋友也会同意,中国是“一党独裁”这一事实的……这就是典型的把话题转到批判中国、并且歪曲我的话的原意一个例子[1]。

二是只让你回答“是”或“否”,不让你进行必要的解释,进而扭曲你的话意。我曾经有一次被问:西藏是一个与中国有着不同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的“国家”,是吗?你就用“是”还是“否”来回答。我是无法回答的。回答“是”,那就是承认西藏是一个“国家”;回答“否”,那就是否认西藏文化特殊性,就是“文化种族灭绝”。我当时的回答是:“是”或“否”一个字无法回答这个如此复杂的问题!对方一看我不入圈套,便立即转移话题,问其他人去了。

三是最典型的做法,当然就是打断我的话,不让我说下去。有一次我在谈到中国正面的话题时,主持人又打断了我的话。这时,我将一句事先我就已经想好的话抛了出来。我说:你们请我来,不是请一位被告来听取他的审判书的吧?如果不是的话,那就应该让我把话说完。这句话对电视观众的冲击非常之大,引起他们的强烈共鸣。事后他们纷纷在电视台留言,大多都是指责电视台请我来又不让我说话的。结果该电视台在刚刚邀请我仅十来天就又邀请我一次,我问为什么,他们坦承,让“被告说话呀”。否则他们压力太大……

不过,电视节目的主导权还是在电视台手里,在主持人手里,这是没有疑问的。只是,我们能够打出一些擦边球、旋转球,让观众在意外中接收到一些他们不了解的有关中国的信息。这是一个技巧问题,也是一个经验问题。

总之,与西方媒体记者进行辩论,不是一种正常的辩论,而是一种特殊的辩论。我不是让你去做诡辩,但你一定要懂得诡辩的道理,要懂得真理并非简单的阐述就可以让人明白的。你一定要学会真正意义上的“说话”,才能去参加辩论。

观察者网:受媒体和政客的影响,西方民众对中国的印象非常刻板和负面。您在向西方人解释中国发展、中国现状,澄清西方对中国的一些谣言、抹黑时,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郑若麟:最大的困难,当然还是如何打掉他们头脑中对中国固有的、错误的、“政治正确”但却不符合事实的那些观念;这些观念往往是西方媒体、汉学家和一些反对自己国家的中国人灌输给他们的。

我们都知道,不可能每个西方人都有机会到中国来亲眼看一看这个国家。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主要还是通过媒体、书籍和电影等媒介;以及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们和流亡海外的某些华人的声音。由于这些媒介在谈及中国时几乎都离不开“一党专制、非选举体制、新闻不自由、没有三权分立……”等等,这些观念也就成为与中国形影不离的“政治正确”的固有观念。这些观念往往对中国有一种似是而非的倾向,因为其出发点往往都是西方的理念,而西方的理念中很多东西是与东方不同的。

所以,有意识地在辩论中尽可能有针对性地用话语来消除西方民众头脑中有关中国的固有的、错误的、“政治正确”但却不符合事实的观念,是我们在辩论中取得事半功倍的有效技巧。这也是我的经验之谈。

观察者网:但也要承认,西方学界和媒体的解释能力很强,我们现在使用的对世界格局、国际秩序的理论解释,几乎都出自西方学者之手。在这种情况下,想要突破西方的话语权似乎很难。现在基本是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要在西方的理论框架下解释中国,这样至少对方听得懂。一种认为应该另起炉灶用中国思维提出中国概念、中国理论,没有必要迎合西方。您对此怎么看?

郑若麟:能够提出这个问题,证明我们的思考已经开始走向深层次,这是好事。事实上,西方的话语体系确实非常强大,而且已经形成一整套能够自圆其说的体系,我们要另起炉灶、另创一套话语体系来谈论中国确实很困难。

比如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三权分立”是行政、司法、立法三权;而从东方的话语体系看,真正的三权分立在于“资本、政权与媒体”;也正是由于对资本和媒体这两大权力维护的实质上是资本的利益,且进而为资本的利益而主导政权的产生、限制政权的权力,最终导致西方社会资本的绝对垄断性质、且绝对维护资本本身利益的权力几乎是无限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要限制媒体和资本的权力的原因。

当然,我们应该如何使得政权本身不产生权力过度膨胀、特别是如何通过对自身组织的监督,以限制其滥用权力、导致腐败,我们也需要进一步完善我们的体制;但从本质上而言,只有中国这样的体制才有可能将全部的精力都用于减贫、脱贫,使国家最大部分的民众都改善生活。这种话语体系在西方完全不存在,你与他去谈论这些内容,他们也完全不能够理解。怎么办?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我们必须非常深入地去研究它。

我个人认为有一个捷径可循:那就是邀请客观、中立的外国观察家们来中国,请他们来说出中国的真相。最近国内都在报道法国作家马克西姆·维瓦斯所撰写的《新疆维吾尔谎言的终结》一书,这本书现在在法国正产生重要影响,对西方媒体的冲击是非常大的。这就是一个非常了解西方话语体系的人,用不同于西方话语体系、同时西方读者又能够接受的话语,来讨论中国问题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可惜的是这本书还没有翻译成英语等其他语言在其他国家出版。如果可以的话,我就会用最短的速度,将维瓦斯的这本书翻译成英、西、德、日等各种语言的版本,在全世界出版;而且我们给维瓦斯最高的非虚构类书籍的奖,使他的书和观点能够影响最多的世界读者。我实在是不懂我们为什么不这么做?

当然,最终我们是要建立起我们自己的中国概念、中国理论整套体系的。中国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实际上就在做这样的事。我参与主持的福建省电视台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也是在利用中国思维提出中国概念、中国理论。我相信,再有三、五年,中国与西方的理论便会出现真正的对峙,届时我们就便可以看出,谁的理论更能够吸引世界舆论。

观察者网:现在我们的外交风格现在变化很大,更多了主动出击。这种风格的转变对于中国媒体人、学者在和西方交流辩论时,有什么利弊影响?从您的角度看,外交人员、学者和媒体,三者该如何打好组合拳,讲好中国故事?

郑若麟:从总体而言,是利大于弊。中国媒体人、学者中有很多都憋了一股气,想与西方舆论较量一番。因为我们相信真相、真理是在我们一边。中国外交过去一直是以韬光养晦为主,基本上是“骂不还口”。但我们今天都看到了,舆论战中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重复、重复、重复,重复就是真理。谎言重复一千遍就真的成“真理”了!我们要恢复历史的真相,就必须打、而且必须要打赢这场舆论战。

我在法国生活、工作了二十多年,对此深有体会。法国媒体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中国总体上采取一种蔑视的态度,基本上是以负面报道为主的。有人说,西方新闻不就是以负面新闻为主吗?不是的。我做过统计,对法国的新闻,法国媒体还是基本正面为主。有的国家,比如英国王室,基本上找不到负面报道的例子。对有的人物,如奥巴马、达赖,也同样。为什么?这就要问那个隐身幕后的世界统治集团了。长年累月对中国的负面报道,久而久之,中国在西方民众的头脑里就被洗成负面形象了。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以及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要迎接这场舆论战。

在这场舆论战中,官方、学者和媒体显然三者各有优势、各有长处,应该各自发挥各自的作用。外交人员应该对一切有损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官方行为进行有力的反驳、斗争。比如对一些专门从事反华运动的西方政治家、官员进行制裁,是非常有必要的。外交领域是一个专门的领域,应该专门有外交人员来研究。

对于学者而言,我认为重点应该放在理论研究上。我们的学者应该一个一个抓住西方话语体系中的错误、悖论、自相矛盾之处,进行有针对性的驳斥。应该订一个时间表,在三至五年内将西方指责我们的所有主题都提出系统性的反驳,这是非常必要的。现在有很多西方的学者,他们也看到了西方在评论中国时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前面提到的“一党独裁”的内涵问题。但是我们不进行解说,他们因为没有真正进入中国的政治生活,因此是无法理解中国的“党”与他们的“党”之间的巨大差异的。比如法国的政党,任何人交纳一笔党费、宣称自己赞同其政治主张,特别是支持其提出的总统候选人,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该党“党员”。这与中国共产党严格的入党程序实在是差异太大,但法国人根本对此一无所知。类似的问题,我们都需要我们的学者一一向西方民众进行解说。这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

这一解说应该说明的是三点:一是中国早已不是中世纪王国时代的“专制统治”,也不是二战前夕的法西斯德国。中国是一个已经建设起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民主国家;二是中国是一个和平国家,奉行的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原则的国家;三是中国未来利益与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是一致的,这就是我们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这三点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学者应该让西方民众充分了解和认识的。

至于媒体,我认为在这场舆论战中应该承担起主力军的角色,媒体本来就是舆论的塑造者。这一点,我认为我们有一个样板在我们的面前,那就是RT,“今日俄罗斯”电视台。“今日俄罗斯”在美国等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不太了解,但“今日俄罗斯—法国台”在法国则非常明显,已经成为一个著名电视台。法国台创立于2017年12月。在法国爆发“黄马甲运动”期间,RT一度成为在网络上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台。法国著名明星主持人弗雷塔里德·塔代伊(Frédéric Taddeï,曾多次邀请我到他还在法国国家三台主持一档收视率非常高的节目做嘉宾)接受RT邀请,在《今日俄罗斯》创办了一档节目,栏目名就非常挑衅性,叫“禁止‘禁止’”。俄罗斯人非常聪明地接受了塔代伊,让他自由地主持这档节目。我估计同时也给了他很可观的薪水。在这种背景下,“禁止‘禁止’”节目当然对俄罗斯非常有利。今天,法国人认识俄罗斯已经不再通过法国电视台,而是通过“今日俄罗斯—法国台”。由此我们可以断言,俄罗斯在与西方、至少在与法国的这场舆论战中,已经大获全胜。但“今日俄罗斯”的宝贵经验我们有人在研究、借鉴吗?

为何是中国外交官,而不是学者媒体站在反击西方第一线?

CGTN主播刘欣与美国福克斯电视台女主播翠西·里根“隔空辩论”

观察者网: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媒体人主动出击,CGTN主持人刘欣和福克斯女主播的辩论就是一例。但这样的例子并不多,中国学者和媒体人一直不擅长短兵相接,有观点甚至认为这是口水战,只要国家实力上去了,“真理在射程之内”。您怎么看这种所谓的“口水战”?

郑若麟:“口水战”不打,那么中国在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民众的头脑里,就会被印上一个绝对负面的形象,这无论如何对我们国家的未来发展前景都是不利的。国家实力上去了,“真理”也确实“在射程之内”。问题是,你为什么要成为一个人人都讨厌的强国,而不是一个人人都欢迎的友好国家呢?更何况,我不相信一个“人人都讨厌的国家”能够真正强大起来。当你的游客走到哪里都遭人唾弃的时候,你就知道,世界并不是只有金钱才是值钱的东西。

所以,我希望中国媒体人都能够向主持人刘欣学习,勇敢地接受与西方主持人进行辩论的邀请;而我们的官方电视台也应该有一定的宽容度,允许我们的记者在辩论中有失误、犯错误。但只要我们的记者说出了一定的真相、真理,影响到了一定的西方观众,我们就要鼓励他,支持他。发声的人越多,中国的声音传播得就越广,这是成正比的。

观察者网:我们前些日子发布了一篇对加拿大博主丹尼尔·邓布里尔的采访,他既提到了西方对新疆的不实报道,也提到了中国对新疆的不全面报道。这其实也是对我们宣传手法的一个提醒,有时候如实展现我们的不足也能帮外界理解到我们面临的困难。从这个角度说,您觉得我们在对外讲述中国时要注意什么?

郑若麟:我们在对外讲述中国时,一定要实事求是,要尊重客观事实,要全面地、多方位地、既谈中国的优点、长处、正面的内容,同时也要谈中国的弱点、短处、负面的内容。我们自己谈自己的负面内容,比如谈我们确实在某些领域存在着不尊重人权的现象、比如我们也应该坦承我们在环境保护方面做得还不够令人完全满意、比如我们也应该经常谈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在进行当中——当然,我们一定要坚决否定将“选举原罪”的大帽子扣到我们的头上。

“选举原罪”这个词是我在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中“反对西方精神殖民”的演讲里自创的一个词,含义是揭露西方因为我们没有采用西方式的选举,就将其视为中国政治体制的一项“原罪”扣到我们的头上。你知道,在基督教中,“原罪”就是与生俱来之罪,是要以一生去赎罪的。中国被扣上“选举原罪”后,中国做什么就都是错误的,中国必须自我修正这个罪,才能与西方平起平坐。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阴谋。可惜,中国很多人都在潜意识里接受了这个“选举原罪”的概念。

总之,在对外讲述中国时,既要“有理就应声高”,也要“负面讨论同样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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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西姆·维瓦斯在新疆的棉花田里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的您的朋友马克西姆·维瓦斯,还有丹尼尔·邓布里尔,这样的国际友人不在少数。用这种外国友人的视角讲述中国故事,是否能够在国际社会获得更大的认可?这些友好人士目前面临的一个局面是在外受到打压,在内又很少为人所知,也有一些是“墙外开花墙里香”,最终又变成了“内宣”。您觉得我们该如何打破这种内外阻隔,让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主动讲中国故事?

郑若麟:这是肯定的,我们应该全力支持他们。因为他们是在一个恶劣的舆论环境中说真话、说真相、说真理,这是需要莫大的勇气的。他们会遭受很多压力,我们应该全力支持他们,比如购买他们的著作版权,把他们介绍到全世界去;我们应该给他们评一些中国的书籍奖、新闻奖;应该邀请他们来华访问;我们的大学应该聘请他们当教授……

我们在国内是很难想象他们遭遇的压力的。这一点,我非常理解他们。我当年也曾经在法国遭遇过类似的压力,但我因为是中国人,为中国说话理所当然,而他们的压力则无疑更大。我的朋友维瓦斯告诉我,他甚至已经遭遇直接威胁了。要知道,有些事情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什么都可能会发生,我真的是非常为维瓦斯担忧。因此,我们一定要强有力地从物质上、精神上多方面支持他们,要保证他们说真话能够收获说真话的成果,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人站出来为真理而鸣!

最后我想说的一句话,是这场舆论战无疑是一场持久战,我们要做好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我们真相在手、真话在口、真理在心!我们理应致胜。问题在于,我们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舆论战,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看不见的战争,这是我们需要唤醒民众的关键。所以,感谢观察者网对我的采访,这就是一声呐喊,唤醒民众的呐喊!

[注]有些节目因为我没有录制下来,网上也已经找不到,因此完全是凭记忆,可能会有一定的出入。请读者谅解。

为何是中国外交官,而不是学者媒体站在反击西方第一线?

来源|观察者网 采访/观察者网 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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