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为什么要坚持五次远征漠北？

要说明代皇帝中谁最“好战”，明成祖朱棣一定是个有力竞争人选。且不说他的帝位本身就是用武力从侄子手里夺来，单是登基之后，朱棣在位22年，竟有12次“万寿圣节”是在出巡和征伐中度过的，称得上是位不折不扣的“马上天子”……

《明成祖朱棣像轴》，杨令茀摹。来源/故宫博物院

永乐一朝的武功，大抵一南一北。在南者，朱棣遣兵将攻灭胡朝，置安南为郡县；在北者，便是御驾亲征，“五出漠北，三犁虏庭”。从永乐八年（1410）至二十二年（1424）间，朱棣5次率军北征。其中4次以鞑靼与兀良哈为作战对象，1次以瓦剌为作战对象。5次亲征又以前3次的规模为大，其作战地区分别在斡难河（今蒙古鄂嫩河）、忽兰忽失温（在今蒙古乌兰巴托南）、阔滦海（今内蒙古呼伦湖）和屈裂儿河（今内蒙古洮河支流归流河），后两次亲征，均因阿鲁台闻讯远遁，未战而还。永乐二十二年七月，朱棣在第五次亲征漠北途中，病死于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西北），漠北之战也随之结束。

明成祖五次北征示意图。来源/地图帝

对于这五次远征，史家称赞者不少。比如明人高岱说：“成祖五出漠北，三犁虏庭，当时不无苦其劳费，然迄今二百年，虏所以不敢大肆凭陵者，则其余威之震，后世所藉赖不浅也。”甚至还有更夸张的颂辞，说什么“文皇帝躬擐甲胄，张皇师徒，穷追遐讨，深入漠北，以靖胡虏，妖氛残孽，荡焉廓清，几无孑遗，乘舆所至，盖汉武唐宗所不到者”。

当然也有唱反调的，比如朱棣的老相识朝鲜李朝太宗就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劳民而往征于穷荒之地”。至于当时负责后勤的户部尚书夏原吉，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了远征造成的严重后果：“军马储蓄十丧八九，灾眚迭作，内外俱疲。”

影视剧中的夏原吉。来源/电视剧《山河月明》截图

抛开战果究竟如何不论，难道朱棣就没有一点小心思吗？当然是有的。篡位之后，为了赢得执政的合法性，朱棣处处打着恢复“洪武旧制”的旗号，为了表示自己才继承了朱元璋的衣钵，甚至毫无道理地取消了建文帝减轻苏、松一带重赋的政策。但在北伐这件事上，他不是恰恰验证了朱元璋“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了么？

虽然朱棣可以抹去“建文”这个年号（建文四年改为洪武三十五年），并诛杀了方孝孺、齐泰和黄子澄等人，将反对派残酷镇压下去，但“纂位”的恶名就像一个可怕的幽灵，时时缠绕在朱棣心头。为了摆脱尴尬的处境，朱棣一方面先后两次修改《明太祖实录》，用纂改洪武时期的历史来说明自己得位之正；另一方面利用洪武时期积累起来的雄厚国力进行南征北讨、建功立业，竭力树立自己的威望，这既可转移臣民的视线，又可以凭借超过父亲朱元璋的功业让那些心存不满的人闭嘴。

平心而论，永乐时期的“功业”确有可圈可点之处，譬如郑和下西洋、修《永乐大典》，但这些事，朱棣都交给了臣下去办，唯独对北征漠北一事，他选择了亲自出马，不惮风霜寒苦。揣测他的心态，自然是将“一扫胡尘，永清沙漠”看作是当时所能创立的最大功绩。毕竟，自从秦汉以来，历代中原王朝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凡是能使其臣服的君主如汉武帝、唐太宗等就被视为英武之主，朱棣对此当然是心向往之。父朱元璋虽然“驱逐胡虏”，建立明朝，又派大将蓝玉远征捕鱼儿海（今贝尔湖），重创了残元势力（1388），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蒙古封建主仍然控制着漠北广大地区，如果能够通过征伐彻底制服蒙古势力，自己的功业不就能够超过父亲了么？第五次北征因无功而回，走到清水泉时，道旁石崖数十丈高，朱棣竟命刻石纪行：“使万世后知朕亲征过此也。”此举将其北伐动机暴露无遗。

实际上，永乐年间的蒙古，虽然还能偶尔取得对明军的胜利（1409年，本雅失里便以诱敌之计，全歼邱福统帅的十万明军），但相比元时乃至14世纪晚期，其势力已经大为削弱。迨至14世纪末15世纪初，北元内部的分裂已成不可更之势。蒙古各部从农耕区退回草原，重新开始了粗放的畜牧经营，诸部之间的经济联系大大削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政治上，各部领主的分离倾向越来越强，结成了大大小小的“兀鲁思（ulus，“人众”“领地”）”。就实质而言，所谓 “大汗”本人，也无非是一个“兀鲁思”的领主而已。

按说，在这种情况下，明朝的北边防御可以大松一口气，但永乐年间的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为抵御蒙古铁骑南下，从明初开始，沿长城一线，先后建立了九个边防重镇，包括辽东（今辽宁辽阳）、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延绥（今陕西绥德，后移至榆林）以及稍后建立的宁夏（在银川）、甘肃（在张掖）、蓟州（今天津蓟县）、太原、固原等，即所谓“九边”。在长城以北又建立大宁卫（今辽宁宁城）、开平卫（在今内蒙多伦境）和东胜卫（在今内蒙呼和浩特东南）等三个外围据点，这就组成以三个卫为第一线和九边为第二线的防御体系，它们声势相连，互为犄角，使南下之敌难以逾越。

明代长城图

但在叔侄争位的“靖难之役”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燕王朱棣为加强自己的力量以夺取皇位，挥军攻破大宁，挟持宁王朱权回北平，“悉以三卫配北军，大宁城为之一空”，自此大宁卫废弃。这等于在辽东和开平这条防线上打开了一个大大的缺口，蒙古军可以在这里自由出入。永乐元年（1403）三月，朱棣正式将大宁都司迁往保定，“并调营州五屯卫东胜左右卫，悉迁之内地”。东胜卫是朱元璋设在黄河河套地区东北角的重要卫所，在整个明代北部边防中，它也是唯一可以控制河套地区的卫。随着大宁和东胜两个重要据点的废弃，宣府、大同等就由第二线变为第一线，直接面临蒙古骑兵可能的进攻。

此举本身已是极大的战略失策，使洪武时期深入长城以北数百里的第一道防线出现了无法弥补的缺陷。明朝的北边防线出现了两个大缺口，一是在辽东与开平之间，一是在大同与宁夏、甘肃之间，由此而使开平卫势孤援绝，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更加雪上加霜的，则是在大宁和东胜两地内撤的同时，永乐皇帝的又一重大举措——将明朝都城由南京迁到北京。由于北京密迩边境，遂使明廷都城时时处于蒙古铁骑的威胁之下，造成了“天子守边”的局面。

今天的故宫太和殿，初建成时名为“奉天殿”。摄影/DPX2016，来源/图虫创意

以永乐时期的明朝国力，完全有能力在北伐之余，挟战胜之威，重新建立大宁及东胜卫，以巩固加强洪武时期建立的北边防御体系，然而，朱棣计不出此，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劳师远征。对此，后世的顾祖禹（1631-1692）在《读史方舆纪要》里回顾汉唐时期的历史后指出：“朔方不守，河西不固，关中亦未可都也。”明朝既然建都于北京，本应当效法汉唐的成功先例，如同汉唐在河西、朔方置郡守一样，把开平、大宁、东胜、辽阳这些外围屏卫收复、固守起来。可是明朝的实际做法却是主动将其放弃，不但西北的东胜不要，甚至把辽东一带也看作远地弃守，简直和自剪羽翼、自砍四肢一样，与当初为抵御北敌而建都于燕的本意背道而驰。

失去这些外围屏障之后，北京的地利被大大削弱：“居庸（关）当陵寝之旁，古北在肘腋之下，渝关（山海关）一线为辽海之噤喉，紫荆片垒（紫荆关）系燕云之保障，近在百里之间，远不过三二百里之外。”所谓“藩篱疏薄，肩背单寒”，北京的地理位置反而成为明朝廷的负担。“以燕都僻处一隅，关塞之防，日不暇给，卒旅奔命，挽输悬远”。如果北敌侵京，再生“内乱”，面对这两下夹攻，朝廷难免顾此失彼。

话说回来，永乐时期的五次远征漠北，倒也不算纯粹的无谋之举。朱棣的算盘其实打得很精，既然蒙古各部“散则易制，得并为一，则势专难图”，扶弱抑强、分而治之就成了明廷寻求的目标。说起来，这与近代英国奉行的欧洲大陆“均势”政策有几分相似：拿破仑横行欧陆，英国就扶植普鲁士与俄法对抗，最后把拿破仑放逐去了大西洋小岛吹海风。沙俄不可一世，英国又与世仇法国联兵在克里米亚帮助奥斯曼帝国对抗俄军，逼得走投无路的尼古拉一世服毒自杀。到了普鲁士统一德意志显出独霸欧陆的势头，英国又与沙俄结盟……相比之下，朱棣的平衡术，就玩得不怎么样了。

朱棣的第一次远征对象，是蒙古（鞑靼）大汗本雅失里，明军之势如泰山压顶，远非鞑靼可以抗拒。五月，朱棣兵抵斡难河，一战而破鞑靼，这也是“五出漠北”中战绩较为出色的一次。本雅失里败北之后，仅以七骑西遁，最终死在瓦剌（西蒙古）出身的权臣马哈木手里。

马哈木弑君之后，元的传国玉玺也落入其掌控之中。他拥立据说是阿里不哥的后裔答里巴为汗，自己则当上了握有实权的“太师”。“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伎俩，并非什么绝学。盘踞鞑靼东部的权臣阿鲁台为对抗马哈木“擅立”的大汗，也有样学样地将血统可疑的阿台扶上汗位。一时间，蒙古高原出现了彼此敌视的东西两个“汗庭”。其实，大汗不过台上的木偶，他们甚至无权与明朝交往，所以在汉文史籍中难以找到他们的踪迹。真正在做殊死较量的则是双方的两位“太师”——马哈木和阿鲁台。更可悲的是，即便是他们，也无法真正掌控自己的命运。谁赢谁输，其实全看明成祖会支持哪一方。

鞑靼和瓦剌位置示意图。来源/谭其骧版《中国历史地图集》

第一次北伐大获全胜之后，阿鲁台向明廷表示“愿输诚内附”，反而马哈木自恃强大，变得不服调度。于是，1414年，明成祖二度北伐的目标变成了马哈木。1414年，在忽兰忽失温（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东），明军与马哈木交战。此战，明军击败瓦剌军三万人，”杀其名王以下数千人，余虏宵遁”，但明军胜得很艰苦，伤亡亦很大，都指挥满都战死疆场。不过，瓦剌的承受力显然无法与地大物博的明朝同日而语，其势力因此大衰。休养生息多年的阿鲁台再度占据优势，在明廷眼里，又变得颇有些桀骜不驯了。于是，明成祖随后又接连三次北征阿鲁台。尽管阿鲁台回避与明军正面交锋，未打什么硬仗，损失仍旧无法估量。他“挟其属北遁，及冬大雪文余，孳畜多死，部典离散”，其势力又一次由盛转衰，日渐穷途末路。

只不过，按起葫芦起了瓢。趁着阿鲁台与明廷关系恶化的机会，瓦剌首领脱欢（马哈木的儿子，后来更有名的也先的父亲）于饮马河（今克鲁伦河）大破其众，俘其马驼牛羊和部众无数。这使脱欢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大大加强，进而统一了瓦剌各部。

对于明朝来说，在东西蒙古（实际就是鞑靼与瓦剌）之间搞平衡也无法一直进行下去。永乐时期的北征，规模极为惊人。譬如永乐十九年（1421）的第三次北伐，前后动用驴34万头、车117573辆，挽车民夫235143人，运粮计37万石……洪武年间积累起来的财富消耗一空。所谓“师出连年，辎重马牛耗散钜万，又江北困于营造，江南疲于转输”“丁男疲于力役，妇女困于耕耘，富者怨征敛之繁，贫者罹冻馁之苦”。民间多视远征蒙古为畏途，厌战情绪极为强烈，甚至“京师愚民有厌多男子，生辄弃之不育者”。

鉴于国库空虚、民生凋敝的事实，永乐之后，明廷对漠北的态度也从进取转为守成，不再对草原强部进行预防性打击。用史书上的话讲，就是“不欲劳中国之力，以事远夷”。其后果是，恰在瓦剌坐大的关键时期，洪熙、宣德年间（1425-1435）的大明却选择置身事外，“毋令扰边而已”——而这又成了“土木之变（1449）”的一个远因。

参考文献：《明史》《明实录》《明会典》《续文献通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