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万高铁即将开通，“一带一路”在印尼的污名化传播是否可休矣？

本文转载自：东南亚学人（ID:aseanoutlook）

来源：《南亚东南亚研究》2023年第2期，作者潘玥为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 华侨华人研究院副研究员；肖琴为合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助教

导语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印尼“五通”合作成绩斐然，两国关系持续向好，并明确了共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大方向。然而，在这种背景下，印尼的涉华传播仍存在很多问题，与中印尼关系的正向发展背道而驰。其中的原因，一是印尼媒体涉华报道被程式化地纳入富有冲突性的“政治化”框架中，“一带一路”倡议与涉华议题遭遇污名化传播，印尼媒体负面涉华报道较多；二是中国国际传播权重不足，在外宣中存在话语体系不当、重心偏差、缺乏规划和深耕等问题，外宣成效有待提高；三是受冷战思维的影响，部分印尼人对综合实力日益提升的中国抱有疑虑，质疑“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进而对中印尼合作项目、中国企业与中国劳工提出疑问与批评。由此，中国在印尼的国家形象，印尼对中国的好感度和认同感均受到一定的影响。针对这一状况，我们可以根据国家形象理论，从不同角度提升国家形象，建构新时代国际政治传播背景下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进而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共赢。具体的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多途径塑造正面的国家形象标识；二是企业坚守底线，合规经营，担负起社会责任，促进互利共赢；三是媒体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升“自塑”能力，展示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国形象。东南亚学人特编发本文，供读者思考，文章原刊于《南亚东南亚研究》，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雅万高铁即将开通，“一带一路”在印尼的污名化传播是否可休矣？

2021 年 5 月 3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这为中国的国际传播工作指明了方向。“一带一路”在印尼的传播遇到诸多障碍，中国国家形象受损，影响到“一带一路”在印尼的实施和推进。在国际传播中提高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重构中国国家形象与突破话语掣肘迫在眉睫。

根据“一带一路”在印尼的传播现状和中国在印尼的国家形象现状，减少“一带一路”在印尼的污名化传播应主要从三个主体着手：一是中国政府从宏观上多途径重塑中国国家形象，二是中国企业从微观上落实中国责任与中国担当，三是中国媒体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01 进行多维度国家形象重塑

范红曾讨论国家形象塑造的八个重要维度，即国家形象标识、国情介绍、政府形象、企业形象、城市形象、历史形象、文化形象和国民素质。其中，企业形象、国民素质与政府不直接相关，但深受政府影响，而另外六个方面则是中国政府塑造中国形象的关键点。结合国家形象的多维塑造理论，我们应在宏观上把控各维度，做好顶层设计的指挥工作。本部分以八个维度中的国家形象标识为例。受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差异的影响，提及中国与“一带一路”，印尼人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经济强国”“军事强国”“经济扩张”等负面词汇与印象，而这些符号也成了中国国家形象在印尼的主要标识，但这些标识与印尼的国家利益与安全相关联，容易引发民众误解、恐慌，也可能被人利用，成为具有负面形象的标识。“一带一路”的目标是为了促进沿线国家的互利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标识应该是积极、正面的。因此，“官方舆论场需要全面阐明中国的政策目标和最高利益”，帮助印尼社会正确理解中国的经济、军事与综合实力的增长，化解印尼社会对中国国家形象标识的误解，改善印尼民众的反华情结与历史包袱，推动印尼民众正确认识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经济增长。

除固有的国家形象标识外，我们也应通过多途径重塑多维度的正面国家形象标识，要“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中国国家形象标识也应具有如上特征。2017 年 9 月，中国四川的两只大熊猫抵达印尼，开启了中印尼的“熊猫外交”，中国大熊猫在印尼收获了一波粉丝和一致好评。2018 年亚运会、残奥会相继在印尼举行，中国均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充分向印尼展示了中国国家形象。2018 年 9 月印尼苏拉威西岛地震，中国官方和民间纷纷援助印尼，印尼各媒体也发布了一系列赞扬中国爱心的新闻。上述事例都是中国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的典范，积极传播了中国国家形象，也能树立正面的国家形象标识，如“大熊猫”“乒乓球”“爱心”“善良”等。

02 企业社会责任和合规经营再塑与互融

企业形象是塑造国家形象的八个重要维度之一。据印尼中国商会总会网的不完全统计，现有会员单位 200 多家，且随着中印尼合作的不断深化，印尼中企数量仍在不断增加。所谓入乡随俗，中企在印尼应坚守底线，合规经营，妥善处理外籍劳工和印尼员工问题，并担当起企业社会责任，充分考虑经济效益与环境可持续发展间的平衡等，实现双方互利共赢。

作为“一带一路”下帮助中国“走出去”的标杆，在印尼的中国企业应仔细研习印尼相关法律法规，遵守印尼法律法规，合理合规经营企业。针对员工的冲突问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数量问题。中企目的是促进两国经济合作，创造就业机会，因此，中企应严控中国劳工的数量，合理合法地招聘中国劳工，并为带出去的中国员工负责，避免类似中国劳工偷渡、自杀等现象再次发生，树立负责任、有担当的中企形象。同时，中企也应积极吸纳本土劳工，充分带动本地就业，让印尼人民真切感受到中印尼合作的好处；二是公平问题。中企在印尼的薪资体系差别较大，其表现为中国劳工薪酬较高，而本地员工薪酬相对较低。虽然印尼劳动力本身就相对廉价，也是吸引中企来印尼办厂的动力，但作为中国国家形象代表的中企，也应尽量公平公正对待印尼员工，为其提供合理薪酬。

此外，中企在印尼投资办厂时应负起企业社会责任，协调好企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可持续发展。中企为印尼的经济转型和升级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发展空间，为印尼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但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中企应带去技术和资金，减少污染与破坏，充分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实现“一带一路”下沿线国家与人民的互利共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有能力也有责任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同各国一道为解决全人类问题作出更大贡献。在印尼的中国企业应在共赢基础上开展合作。

03 自塑坚守下的议题重塑和话语争夺

要打破中国国家形象“污名化传播”的乱象，中国媒体的职责在于议题重塑与话语争夺，从中国国家形象的“他塑”过程和“沉默的对话者”角色转变为具有主导权的“自塑”。当前，中国形象主要由西方主流媒体所“他塑”，中国媒体对本国形象的“自塑”遭淹没或被遮蔽，政治宣介多于中国故事讲述。因此，对外传播媒体必须坚持客观性原则、平衡性原则、适度性原则和主动性原则。中国媒体不仅要坚持四原则，还应“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第一，中国媒体须坚持客观性原则。对外传播代表的是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形象，并将长期影响着外国民众对本国的看法。因此，鉴于对外传播的特殊性、敏感性和高关注度，中国媒体应尊重客观事实，向印尼人民“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重塑有助于提升国家形象的议题。

第二，中国媒体须坚持平衡性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针对印尼国情和中印尼关系特点，中国媒体应更注重宣传对象和宣传内容的平衡。

第三，中国媒体须坚持适度性原则。我们要外宣，要广交朋友，但也要把握恰当的度，把控国际传播的数量、质量、对象、程度等，循序渐进，由浅入深，贴合印尼民众核心关切，从印尼人民最熟知的公共外交与人文交流着手。

第四，中国媒体须坚持主动性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中国国家形象长期被“他塑”，对此，中国媒体应充分重视并利用新媒体、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的传播作用，主动设立媒体站，开设社交媒体平台账户，改变依赖于传统媒体合作的国际传播形式，争夺媒体话语权，扩大国际传播影响力。

此外，中国媒体还应注重培养国际传播领域的复合型、复语型人才，即“国际传播 + 印尼语 + 英语”的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当前，中国在印尼、东南亚乃至全世界的国际传播都不缺国际传播人才，也不缺语言人才，但复合型、复语型人才却很少。我们常谈高校应承担其重任，但国际传播领域的高校教师是否也能掌握印尼语或其他非通用语种？而这些语言教师是否又具有国际传播领域的学科或就业背景？因此，笔者认为，也许中国媒体，如新华社、国际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等方能承担此重任，让各类人才在对象国或与对象国相关的工作中锻炼综合能力，成长为真正的复合型、复语型人才。

国家形象是国际传播中的重要影响因素，良好的国家形象有助于印尼政府和人民认同和接受“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倡议和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愿景的契合度较高，中印尼全方位的合作仍具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尤其是经贸与文教领域，双方合作潜力巨大。但受多重因素影响，印尼社会对中国的认知仍不够客观，关于中国的假新闻层出不穷，“一带一路”在印尼面临污名化传播现象，有损中国国家形象。

可见，只有减少“一带一路”在印尼的污名化传播，改善并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加强中国在印尼的国际传播能力，才能推动“一带一路”在印尼的贯彻落实，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两国的合作共赢。而如何从根源提高印尼乃至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信任度和认同感，从过程中阻断不实报道的传播，从既定事实中改善这些污名化传播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并积极防范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污名化传播，进而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值得继续探讨。

来源：《南亚东南亚研究》2023年第2期，作者潘玥为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 华侨华人研究院副研究员；肖琴为合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助教，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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