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钱：大唐央地矛盾激化的核心问题之一

唐代建立初期，采用了继承自西魏、北周和隋朝的府兵制。唐太宗时代和唐高宗初期，以府兵为主力的唐军威风凛凛，震慑周边，府兵制也因此大名鼎鼎。所以，面临吐蕃的严重威胁，唐玄宗为什么不恢复府兵的雄风，反而要建立危险的节度使制度呢？

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搞明白什么是府兵制。简单来说，府兵制是一种以土地转让代替军费的军事财政制度。唐朝府兵制的核心是划定部分男丁作为府兵，朝廷不给他们开薪水，甚至部分军事装备都要自己出，但在服役期间会免除这些府兵的赋税徭役，相当于把土地的使用权承包到户，不过这些农户不是花钱来承包，而是通过免费为朝廷当兵来承包土地。

唐列戟图（局部）。来源/陕西历史博物馆

我们算下账就会发现，府兵制对于唐朝廷来说非常划算。军事开支流程是先向农户征税，然后征兵，再向士兵提供物资和开薪水。农户缴税再运到对应仓库，需要巨大的运输队伍和运输损耗，需要大量的仓储管理人员，需要大量的会计、出纳、审计等财务管理人员，征兵需要组织管理，向士兵发薪水又需要运输和财务管理，总之，中间环节的物资成本和人力成本实在太大。而府兵制几乎把部队的所有日常生活、训练等成本都省了，这也是为什么府兵鼎盛时期，唐廷对外作战显得非常强势的原因所在：财政收入只需专门负责战争的物资投入，在一个局部战场可以有超大手笔的投入，从而形成对敌人的明显优势。

唐朝早期的府兵制能大放异彩，很大程度上和敌人的孱弱有关。被唐太宗一举征服的突厥汗国当时本身处于分裂之中，东北的契丹、奚等强大的新兴民族还没有崛起，高句丽作为农耕民族对外扩张能力严重不足且始终有新罗、百济的牵制。而大唐头号劲敌是西北的吐蕃，当时才刚刚开始向青海地区试探性扩张，远没到威胁到王朝的地步。唐代初期的军队基本只需要在一个方向作战。到武周后期和唐玄宗初期，正北方的蒙古高原有复辟的后突厥汗国，东北方向的高句丽故地和辽西走廊北方有在武周时代兴起的契丹和奚族部落，西北方向有一路扩张到青海湖并且威胁河西走廊和西域的吐蕃，甚至唐西南边境都有吐蕃支持的南诏。大唐在多个方向同时作战，需要投入的部队数量也便随之大增。

唐河北道北部。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现代地图底图来自20世纪80年代）

府兵名义上的总编制约60万人，但府兵并非职业士兵，他们执行军事任务采取的是轮班制，近的三班倒五班倒，远的七班倒八班倒等等，因此，府兵制下唐廷能一次性投入的部队不会超过十万。在各个方向都有强敌崛起后，这些兵力明显不够用了，大唐真到打大仗往往还要临时招募士兵。

更重要的原因是，府兵制本身的运行模式注定其无法长期维持。府兵制的核心是以土地转让换军费，隋末乱世使得天下人口大减，因此唐初土地价格相对便宜，刚打下天下的唐廷对土地有较强的控制调配能力。承平日久，生产力开始恢复，商业流通逐渐增加，富人越来越多，土地价值自然急剧提升，土地兼并也随之加速，国家对土地的调配能力必然丧失，这种军事财政方式终将彻底崩溃。

唐廷的对策是，招募越来越多的职业士兵来取代府兵。这种情况下，虽然士兵的工资和后勤成本提高了，但考虑到维持府兵的巨大土地成本和府兵较低的使用效率，募兵制下唐廷的实际成本反而低一些。府兵制随即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

天宝十二载（753）元月，杨国忠取代李林甫担任右相，成为大唐首席执政官。大部分历史爱好者都认为，杨国忠是凭借和杨贵妃的裙带关系崛起，从而成为宰相，诸多正史和严肃历史文献也持这样的观点。这一切大约是从《新唐书》开始的。在《旧唐书》中和李林甫、陈玄礼等玄宗朝重臣并传的杨国忠，在《新唐书》首次被归于《外戚列传》中。《新唐书》的归类影响了后世的历史研究，他们也把杨国忠算到外戚里面，将杨国忠当政这三四年当成中国历史上外戚干政的典型案例。

但杨国忠只是一个跟杨贵妃沾点边的远房亲戚，如果玄宗单凭对杨贵妃的宠爱就能让杨国忠成为当朝宰相，那杨贵妃的亲兄弟们是不是都得裂土封王了？然而，史书对杨贵妃兄弟的官职没有任何记载，也就是说，即便杨贵妃的兄弟因她当了什么官，也都是些芝麻绿豆官。在洛阳抚养杨贵妃长大的杨玄珪一系稍微好些，得到了一些礼仪性肥差，却也从来没有担任过参与朝廷和国家政策实际运行的高官。杨国忠却不同，唐玄宗重用杨国忠的一大原因，大约是杨国忠在应对天宝年间物价飞涨、假钱横行的局面时的思路让他耳目一新。

《贵妃上马图》。作者/（元）钱选，现藏弗利尔美术馆

后世史料提到杨国忠和李林甫的政斗，总是聚焦于各种复杂奇诡的人事斗争和宫廷阴谋。但唐玄宗更关心的，还是哪个宰相能解决对外战争中的巨大开支问题。在李林甫时代，通过清理隐户、打击豪强荫蔽户口等方式，唐廷大大扩大了税源。李林甫还进行了一系列财税改革，从而有效支撑了唐廷的庞大支出，尤其是在西边日益增长的军费。但是李林甫的一系列改革却产生了一个副作用：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了，但唐代物价市场一片混乱，国库储备消耗一空，产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开元初年，一匹绢大约200钱，到了天宝初年，一匹绢值420钱，天宝末年，一匹绢已经值550钱了。

《通典》卷六记载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数据：唐玄宗天宝中期的军事开支“大凡一千二百六十万（开元以前每岁边夷戎所用不过二百万贯，自后经费日广，以至于此）”，也就是说，唐玄宗继位后的边事开支差不多是他继位时的六倍。边事开支耗费巨大，除了军队规模扩大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大唐发饷中绢帛质量的问题。

优质绢帛和劣质绢帛质量相差巨大，李林甫将绢帛质量分了九等。在现实操作中，征收上来的高质量绢帛，在发放给军队和基层官吏时，往往会在中间环节被置换成低质量的绢帛。这自然会引发基层军人和官吏的怨气。为了平息怨气，唐廷干脆用数量上多发来抵消质量的低下，于是唐廷的军事开支越来越成了一笔糊涂账。天宝后期，唐廷支出飞涨，也与这种现象有着很大关系。

对于这个烂摊子，杨国忠敏锐地发现了根本原因：他察觉到，绢帛价格飞涨、铜钱大幅贬值的根本原因，是之前造的铜钱太偷工减料，导致民间伪造成本低。杨国忠认为，要解决铜钱贬值、假钱泛滥的问题，正确做法应该是不断向市场提供高质量的好钱。在他的主持下，唐廷改革了铸币流程，大幅降低铸币成本。在杨国忠的货币改革后，唐代有了难以仿造的优质金属货币，假钱泛滥的局面得到遏制。在西北军需的大规模外包转运工程配合下，朝廷生产的优质货币逐渐流通开来。虽然新货币发行的第三年，安史之乱爆发，货币改革的所有进程彻底中断，但后来第五琦、元载、刘晏、杨炎等人在经济领域，尤其是货币市场的一系列改革，或多或少参考了杨国忠的思路。

“杨国忠进奉”银铤。来源/故宫博物院

杨国忠为何要强力推广铜钱？中国金银产量不高，早期主要的金属货币是铜钱，大约在战国后期到西汉，铜钱的应用达到高峰，基本作为社会主要货币在流通。但从东汉开始，货币出现了很大的倒退，铜钱大幅退出货币舞台，在中国北方一度几乎不用铜钱。东汉中后期，绢帛等丝织品和盐逐渐成为主流货币，唐代又是一个转折的关键时期，开始不断使用铜钱来取代和驱逐绢帛货币。

主流货币的变化背后，是主流经济模式与政治形态的体现，反映了中央信用与地方私人信用的反复争夺。从东汉时期开始，豪门世族的庄园经济开始在社会中占据主流。豪门世族的庄园发展到后来，绝大部分产品可以自给自足，在这种局面下，豪门世族对朝廷发行的货币天然有着强大的抵制心理。朝廷发行货币最大的特点是朝廷层面的信用背书。如果发行的货币得到普遍认可，那么地方割据势力手里拥有的物资需要通过各种方式，转化为基于中央信用的货币，才可以变现换取大规模军事对抗需要的物资，其中的损耗和贬值会变得严重，地方割据势力在经济上就很难对抗中央。而天下如果更认可绢帛和盐这样的实物货币，那么地方割据势力就可以轻易使用手里的物资，快速有效变现，并换取军事行动所需的物资。

朝廷生产的优质铜钱，实际上是中心化的中央信用货币，而绢帛等实物则是去中心化的地方自信用货币。货币改革归根到底是中央信用的提升。而在这个过程中，地方上，尤其是西北对吐蕃前线依靠大规模外包转运维持的军镇，是首要利益受损方，他们的地方信用和军头们的私人信用将严重受损。

正因如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这么多军头如此痛恨杨国忠，叛乱的安禄山和平叛的西北边镇军队的口号竟相当一致：清君侧，清理唐玄宗身边的奸佞杨国忠。毕竟，杨国忠影响了这些军头们的财路，夺人钱财如杀人父母。甚至后来安禄山叛军与唐军主力在潼关对峙时，在潼关驻守的哥舒翰、王思礼等西北军镇军头们，仍然整天念叨着“清君侧”，要回师捉拿杨国忠。

杨国忠这位权倾朝野的大臣到底是不是奸佞小人，我们一时难以定义，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杨国忠是皇帝嫡系中的嫡系，亲信中的亲信，说得更直白一点，杨国忠就是皇帝意志的化身。他主持的货币改革不但侵犯了安禄山为代表的唐代东北边境军头的利益，同样侵犯了西北对吐蕃前线军头们的利益。由于后者的后勤更多依仗朝廷供给，受损程度甚至更大一些。于是就出现了前文讽刺性一幕：无论是公开起兵叛乱的安禄山阵营，还是作为平叛主力的大唐西北边军军头，竟不约而同地举起了“清君侧”的旗号，要清除唐玄宗身边的奸佞杨国忠。大家之所以选择攻击杨国忠，更多是因为不敢明目张胆地直接攻击皇帝，选择借着攻击皇帝的代理人杨国忠，来隐晦表达对皇帝政治经济上某些动作的强烈不满。

影视中的杨国忠形象（高兰村饰）。来源/电视剧《唐明皇》截图

杨国忠时代军方高层与朝廷的巨大矛盾，也是中晚唐藩镇割据时代中央与地方藩镇博弈的一种预演。到了安史之乱后，这种矛盾和博弈有了新的发展。

我们读中晚唐这段历史时，总会有意无意地倾向于将自己代入唐朝皇帝视角，忍不住感慨，这位皇帝没做好，那位皇帝失误了。但历史从来都是万千人共同博弈的舞台，在前台活跃的英雄人物之所以能建立功业、留名后世，往往是因为有着无数人基于共同利益、立场给予的支持。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来的政治生态和面貌迥异，背后是数不清的人在博弈和争斗。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不是某个英雄人物，而是无数人从不同的方向努力，最终形成合力。中晚唐时代，军人越来越多的团结成一股力量并直接参与政治博弈，加速了藩镇割据格局的奠定。社会上层建筑出现的变局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和商品经济持续发展带来的土地分配状况的变迁。

东汉末年以来，几百年的门阀贵族政治时代，豪门世族之所以能养得起大批私兵，在政坛上翻云覆雨，核心在于他们垄断了大片土地，土地上的大量劳作者则成为被他们荫庇的部曲与田客。这些附属人口平时耕种，作战时则作为豪门世族的私兵出战，如果作战勇猛还能得到减免家族地租的待遇，或在这个家族内部得到升迁。在战乱频仍、商品经济凋敝的时代，一个普通人如果不依附于这样的大族，不要说积累财富、获得土地了，就连生存都很难维持。因此，对当时绝大部分普通人来说，依附于势力足够大的豪门，不但能保证乱世中的生存与温饱，还能通过战斗立下军功，获得可能的上升渠道。北周、隋朝和唐朝初年盛行的府兵制，本质上是这种人口依附形式的巅峰，无非是土地的主人从豪门世族变成了政权。

到了唐中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流通的加速和豪门世族的瓦解，局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单位土地可以养活的人口更多了，得以脱离农业生产从事其他行业的人数也大大增加。现在的大唐境内，不但田连阡陌的豪门世族越来越少，地主和佃户之间也越来越变成一种纯粹的经济关系，几百年来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已经无法维持了，连结构相近的府兵制都走向崩溃。所以，朝廷想组织士兵，就必须实打实地开出薪水，职业士兵也因此作为一个阶层逐渐形成。职业士兵最大的特点是对金钱的需求远胜之前依附在地产和地主身上的部曲佃农。在一个生产力足够发展、商品经济足够发达的社会，只要有足够的钱，士兵们不但可以自己衣食无忧，甚至能让一家人过上体面的生活。

所以，藩镇的军头与职业士兵打交道时的博弈规则，与豪门世族同他们的部曲佃农打交道时的博弈规则完全不同。在门阀士族当道的时代，部曲人口很难脱离依附对象，只是贵族们的财产和博弈筹码。天下的博弈主要是各士族之间的制衡和争夺，谁能更好地代表众多士族的利益，谁能够团结起最多的大小豪门，孤立一小部分豪门，谁就是最大的赢家。但到藩镇割据时代，职业士兵并不需要依附他们的军头，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安全与财富。当他们的利益被上司侵犯时，会毫不留情地将其驱逐甚至杀死。因此，藩镇割据时代的博弈参与者从豪门世族扩展到基层军人。藩镇内部、不同藩镇之间、藩镇与中央之间开展的一系列博弈中，这些基层军人最关心的问题是，谁更能代表广大士兵的利益，谁更能满足广大士兵的诉求。

我们印象中的藩镇割据时代往往战乱不断，但这些战事大约有八成是藩镇内部的动乱。有着政治优势的朝廷不怕打不赢藩镇，最头疼的问题恰恰是在通过军事或政治手段收回一个藩镇后如何善后。从军事上消灭一个对朝廷不恭顺的藩镇，对唐廷并非难事，但朝廷任命新的节度使到地方，如果侵犯了藩镇军人的利益，时常没过几天就会被广大士兵推翻，而中央对此也一筹莫展。另一方面，正因为广大士兵也成为博弈的主体而不是单纯的棋子，他们希望的是稳定的生活环境和更高的收入，并不愿意天天去打仗送死。当他们面对侵犯自己利益的朝廷或军头时，往往表现出悍不畏死的凶狠和决断力，但藩镇的军头想要对外扩张时，他们又会对此表现出强烈的反对与抵触。

唐廷后来也明白了这些军人的诉求，因此改换了策略，将藩镇规模一再缩小，最终大唐境内出现了四五十个小藩镇，这些迷你藩镇想和朝廷叫板自然是不可能了，比起汉代的推恩令建立在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的武力震慑基础上，唐代对藩镇的拆分可谓顺风顺水。对士兵来说，如果藩镇的分割能让他们得到更多的薪水，他们根本不关心藩镇是大是小。也正是因为基层士兵们的独立和强悍，唐廷和强藩们的一系列斗争甚至大战的核心矛盾，往往在于经济上的诉求，而中央与藩镇之间的胜败也往往取决于谁给的钱更多。

元和方镇图。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所以，在实力强劲的河北地区实质性独立、吐蕃崛起威胁关中、职业军人阶层兴起等因素作用下，唐廷在安史之乱后能继续维持相对稳固的统治已经很不容易了，偶尔消灭一些河南、淮西等不恭顺的藩镇更是很大的成功，而全面削藩是不可能实现的。藩镇割据时代，唐廷与关东，尤其是河北地方上建立的新平衡，从宏大叙事的角度来看时常显得窝囊，事实上却让大唐又成功维持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的统治。正如后人总结：“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而不亡者，诸侯维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