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来回应中国经济衰退论?

本文转载自:瞭望智库(ID:zhczyj)

本文来源自微信公众号“大湾区评论”(ID:GBA_Review),原文首发于2023年9月1日,原标题为《经济观察|郑永年:拿什么来回应中国经济衰退论?》,原文有删减

文 | 郑永年

中国经济崛起的外部性一直备受西方关注。多年来,西方一直唱衰中国经济,但中国经济仍然为全球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近期,看空中国经济的声音尤为严峻,这其中涉及人口红利、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和地缘政治等问题。

经验地看,中国的崛起一直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减贫事业也具有实质性意义。针对西方“下一个中国在哪里”的疑问,郑永年教授指出,更大规模、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创新是对唱衰中国经济最有效的回应,也是保障“下一个中国在中国”最有效的方法。

文 | 郑永年

本文来源自微信公众号“大湾区评论”(ID:GBA_Review),原文首发于2023年9月1日,原标题为《经济观察|郑永年:拿什么来回应中国经济衰退论?》,原文有删减,不代表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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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个“例外”吗? 
西方唱衰中国经济并不新鲜。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数十年,西方唱衰中国经济的各种论调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可以说,中国经济就是在西方的各种唱衰论调声音中崛起的。尽管每一波唱衰论终归破产,但在每一个时期唱衰论者总能找到新的证据使得他们自己相信,中国经济在衰落,并且必将衰落。
经验地看,近代以来西方率先实现了现代化,成为发达经济体。久而久之,无论是西方还是非西方,人们就相信一个国家只有走与西方同样的发展道路、采用与西方同样的发展方法才能获得成功,反之就会失败。苏联和东欧集团解体之后,这种相信演变成为了一种信仰,于是就先有“历史终结论”,后有“华盛顿共识”的出现。

中国是个“例外”吗?作为一个非西方国家,中国的崛起在西方学术界一直存有巨大的争议。对有些人来说,中国的崛起就是顺应了西方的道路和方法。西方是这么认为的,中国的不少学者也是这么认为的。曾经有一段时间里,很多人认为,总有一天,中国道路和西方道路会趋于统一。在八十年代之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很多人都相信中国的改革开放终究会促使中国成为西方那样的市场经济民主政体(market democracy)。

但中国毕竟是中国。中国越发展,就越来越像文明意义上的中国,而非西方所期望变成的中国而作为中国人,我们也变得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倾向于选择文明中国了。这是西方所不能理解的,对一些人来说更是不可接受的。于是,西方转而相信中国模式的不可持续性,转而选择唱衰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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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增长是非常态,低增长才是常态 

最新一波的唱衰中国经济论可以说是自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最为严峻的。唱衰论的声音并不单一。有人认为中国人口红利已经用尽,人口出现负增长,中国的人均GDP永远不会超过美国。也有人认为中国只不过是另外一个日本模式。日本曾经因为其经济规模庞大和科技实力雄厚而使得美国人感到恐惧,但它最终陷入“失去的”几十年。更有人认为,随着中国房地产产业陷入困境和地方债务问题恶化,往日的“中国模式”已经破产。
 
有些人昨天还在大嚷“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今天摇身一变,转而大谈特谈“如何应对中国作为大国的衰落?”。美国总统拜登显然认同这些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内部问题外部化一直是西方的逻辑。美国政客这些年来,国内的事情搞不定,转而致力于搞地缘政治。无止境的地缘政治一直在恶化着国际经济环境,也对所有经济体都产生着负面的影响。
应当指出的是,经济批评者和唱衰论者之间是有区别的。中国经济批评者往往从特定的经济理论出发来理解中国的经济行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往往会碰到困难,觉得中国经济难以理解,但他们不会轻易地得出“中国经济衰落”这样的结论。实际上,最近也有不少西方经济学家在提醒西方“谈中国经济衰落为时尚早”。

西方唱衰中国经济论者所关切的自然是其自身利益。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他们关切的是如何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获得最大的利益;当中国经济下行的时候,他们便开始高谈中国经济会如何威胁到他们自身的经济。欧美各国无一例外。

这也表明,因为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崛起是在全球化局面下实现的,中国今天的经济局面也必须置于全球经济范围内才能得到理解。今天的全球范围内,几乎没有一个经济体是没有问题的,大多数经济体都面临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因为世界市场的不景气,那些出口导向的经济体都面临着更大的问题。

但经验地看,全球经济增长缓慢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世界经济增长实际上已经放缓了几十年之久。在1962年到1973年间,全球GDP的平均增长率为5.4%;在1977年到1988年间,这个数字为3.3%;从1991年到2000年,平均增长率为3%。在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的增长变得更加缓慢。换言之,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一直是递减的,而非递增的。从长远的历史角度看,全球经济的高增长是非常态的,只发生在少数几个阶段的少数国家,而低增长甚至滞胀则是常态,具有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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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奇迹”一直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 

在这个背景下来理解中国经济变化更具有世界意义。美国的中国经济评论者华勒斯-威尔斯(David Wallace-Wells)近日(2023年8月23日)在《纽约时报》上著文(What Can Replace China as a Global Economic Engine?)指出,“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没有美国人真正意识到,近半个世纪以来,所谓的中国奇迹一直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事实的确如此。正如作者所指出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8年至2021年间,世界人均GDP增长了30%,中国人均GDP增长了263%,而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如果将中国排除在数据之外,全球GDP在此期间的增长将不是51%,而是33%,人均增长率将从30%降至12%。或者说,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复苏的势头非常强劲,独自令全球人均增长率几乎增长了两倍。但这还不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时期。199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4.2%;2007年,它达到了同样的峰值;在那之后的15年里,它的平均增长率约为峰值的一半。
其它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BCA研究公司的数据也表明,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而美国和欧元区的贡献率分别为22%和9%。

中国经济崛起对全球减贫事业的贡献更具有实质性意义。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时间里,中国促成了8亿人口摆脱了绝对贫困。欧克斯(David Oks)和威廉姆斯(Henry Williams)在2022年发表的一篇追踪全球发展放缓的文章中指出,自1981年以来,在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减少的总量中,中国约占45%,而对不那么极端的人群来说,影响更大,即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升至五美元指标以上的人口中,近60%是中国人;升至10美元指标以上的人口中,有70%是中国人。正因为如此,这两位作者认为,过去40年内的收益根本不是全球性的,而是中国的。

这一点对中国读者认识自己的国家非常重要。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后,中国经济步入快车道。因为已经习惯了数十年的快速发展,很多人视其为常态;一旦经济增长缓慢起来,就立刻感觉到巨大的不确定性。但如果比较地看,在中国实现了高速增长的时候,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处于低增长状态,甚至滞涨状态。在中国促成了高达8亿人口脱离绝对贫困的时候,世界上其他国家不仅没有脱离贫困,反而变得更加贫困了。经济增长为中国培育了4亿中产,但包括美国在内的诸多西方经济体的中产不增反减。这也就是自特朗普以来,美国“迁怒”于中国的主要因素。美国政客们不会反思美国的内部治理问题,而是把美国今天的问题根源归诸于中国,认为中国夺走了美国的就业和税收。这更是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和拜登变本加厉的主要原因。

但如果说过去40年的收益根本不是“全球性的”而是“中国的”,则是毫无道理的。没有人会否认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中国经济的崛起同样使得整个世界经济获益。正如华勒斯-威尔斯在上述文章中指出,中国靠自身的繁荣重塑了全球市场,成为天然的商业和金融中心、基础设施领导者、全球贸易伙伴和需求海绵,吸收了亚洲和整个世界所能供应或制造的大部分产品。一些蓬勃发展的国家通过复制中国以制造业和城市化为动力的发展模式取得了成功,而另一些国家作为自然资源出口国服务于中国的繁荣,并在中国催生的所谓全球商品超级周期中乘势而上,实现增长。在填充这块海绵的过程中,一些国家过早经历了去工业化,导致没有足够的能力自主驾驭新格局。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里卡多·豪斯曼表示,自1970年以来,只有20%的国家缩小了与美国的收入差距,其他80%都做不到。

由于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包括西方经济)的高度关联性,外在世界(尤其是西方)高度关切中国的经济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已经高度依赖,中国经济的问题也必然是世界经济的问题,反之亦然。《纽约时报》近日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讨论“中国经济衰落对世界的影响”。8月25日在一篇讨论中国房地产问题的文章中指出,“中国消费者支出的下降损害了在华开展业务的公司,例如美国科技企业和欧洲奢侈品集团。中国经济疲软也意味着对石油、矿产和其他工业基础材料的需求减少。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每年购买数十亿美元的美国农作物和机械”。

也正因为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关联性,美国自特朗普政府以来大搞地缘政治,不仅损害着中国的利益,也损害着美国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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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前景依旧明朗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和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超级全球化”几乎是同一个进程。“超级全球化”促成资本、技术和人才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所有这些生产要素自然流向那些有条件接纳并且可以实现赢利最大的地方。中国便是这样一个最主要的经济体。八十年代,日本经济学家曾经用“雁行模式”来解释日本之后东亚“四小龙”(即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香港)的经济发展,即日本在自己发展起来之后把产业(技术)转移到“四小龙”,推动了后者的发展。但中国的发展远超“雁行模式”,因为中国是向全世界开放的,体量巨大,进而成为各国资本和技术的首选。世界生产要素在中国得到有效“配置”,这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动能。
可以说中国经济崛起是因为中国成为了世界经济要素的“海绵体”,但成为“海绵体”并非必然,而是中国自身改革开放的结果。八十年代以来,为什么没有其他国家,甚至那些被西方视为比中国条件更好的国家(例如印度),成为“海绵体”?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制度优势,即中国政府不断推进的改革、开放和创新政策。
中国的经济前景依旧明朗和确定。首先,对全球而言,中国是一个产业最齐全的经济体。中国人口多、市场大,什么产业都可以在中国得到生存和发展。这尤其表现在制造业领域。尽管今天的产业升级受制于地缘政治的影响,但中国既不是过去的苏联,也不是亚洲的较小经济体。中国在有效应对地缘政治变迁对产业所产生的影响,无论是国有部门还是民营部门,都在对研发进行大规模的投入,致力于跨越因为美国西方技术禁运而有可能面临的“中等技术陷阱”。同时,中国继续实行开放政策,并且是高水平的制度性开放。只要中国本身是开放的,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今天所施行的政策很难实现其政策制定者的目标。
拿什么来回应中国经济衰退论?
中国欧盟商会2021年1月14日研究报告封面
《脱钩:切断联系及为全球化打补丁》
(图源:美国之音)
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与日本不同,与其他较小经济体更不相同,中国开始拥有世界性产业。日本“失去的”几十年主要是因为其缺失能够拥有世界性的产业。缺失新增经济活动是日本陷阱的根本原因。今天的中国很不相同。中国不仅拥有最齐全的产业体系,而且拥有可以成为世界级的新产业体系,这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和新能源领域。实际上,在广义的绿色产业领域,中国是引领世界的。同时,在绿色产业领域,中国本身几乎不存在既得利益,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发展只会对西方的既得利益产生影响。正因为这样,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会加强和中国的竞争,甚至在一些技术领域封杀中国。但是,在这个领域,中国已经是不可封杀的了。

此外,同样具有发展空间的是中国的金融经济。迄今,中国经济还是以实体经济为主,中国的金融经济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经验地看,像中国那么大的一个经济体,即使是内部发展就需要大量的金融支持,更不用说是国际化了。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以来的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性的经济体,主要一个因素就是金融经济。可以说,金融是世界经济的血液,一个经济体如果没有金融经济,就很难成为世界级经济体,更难以支撑具有世界性的经济体。或者说,没有金融经济,一个经济体充其量也只是二流的经济体。就中国来说,金融经济下一步如何发展的问题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不仅内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金融的变革,中国经济的国际化更需要金融的变革。尽管英美国家实体经济过度金融化、金融经济过度虚拟化,出现了很多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趋势不可避免,更不意味着中国不需要发展金融经济。对中国来说,问题并不在于是否要发展,而是要发展怎样的金融经济和如何发展。中国的金融经济必然会配合实体经济的成长而成长,而成为世界金融中心。

马克思对资本的看法还是对的,即资本的本性不会变,就是要流动、要扩张。实际上,国际资本连同技术一直在寻找和开拓新的市场。这些年,国际经济界和商界一直在问一个问题,即“下一个中国在哪里?”也就是说,一些人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遇到问题,那么谁可以取代中国呢?多年来,很多人把目光投向印度。很显然,只有人口已经超越中国的印度有潜力去拥有中国那样的体量。印度自己也是这么看的。在莫迪领导下,印度这些年也取得了不错的进步。但是,印度要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仍然面临重重困难。蒂姆·萨海(Tim Sahay)最近(2023年6月23日)在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上发表文章(Contrary to Reputation, India’s Current Government Has Made Its Worse Off) 指出了印度的现实:印度的制造业近年来不仅没有扩张,反而在萎缩,而农业劳动力实际上在增长,私人投资占GDP的比重还赶不上十年前的水平。莫迪许诺印度的制造业领域从2017年到2021年增加一亿劳动力,但实际上在这段时间里印度失去了2400万工作岗位。在2000年到2020年间,越南和孟加拉国的制造业部门就业人口翻倍,但印度只增加了百分之二。印度14亿人口的制造业出口额和只拥有1亿人口的越南相仿。

拿什么来回应中国经济衰退论?
通用汽车在离印度孟买73英里的
塔莱加奥恩的装配线。
(图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无论是和卷入地缘政治而不能自拔的美国西方相比,还是和想赶超中国的印度相比,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中国经济感到悲观。总体来看,中国目前的经济局面是由内部经济增长转型和外部地缘政治变迁造成的,两者的叠加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不过,正如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内外部问题的确很严峻,但并非不能应对。鉴于中国的体量,即使问题大,吸收消化和应对问题的能力也强。我们所需要的是再一次的改革开放创新,让改革开放创造、释放新的动能,引领中国经济发展。

一句话,改革开放创新是对唱衰中国经济最有效的回应,也是保障“下一个中国在中国”最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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