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张忠谋的真面目

没有国家安全，我们将失去一切。‍‍‍‍‍‍

——张忠谋

大时代

1967年，张忠谋首次赴台，代表德州仪器与台湾的技术官僚商洽建立封测厂事宜。

此时，一些人开始敏锐的认识到，世界最关键技术的争夺战要来了。

彼时的台湾经济小阳春，大陆则刚刚进入狂热运动，东方巨龙的改革开放劲风尚须十一载，张忠谋来台，即是大时代背景下的一番勾兑。

关于海外建厂，德州仪器内部分两派，一派主张去日本建厂，日本工资虽是中国台湾的5倍，比起美国拿高薪的“工人贵族”仍是小巫见大巫；另一派以张忠谋为首，主张台湾建厂，张的理由是，日本工人的工资很快会涨上来，中国台湾工人的工资则会继续雌伏。

正如历史在大航海时代和工业革命时期上演的那样，每一次技术革新、行业洗牌的泼天富贵背后，总有无数蚂蚁般勤劳又坚忍的肉体，支撑起光辉绚烂的里程碑。

这个模式在20世纪下半叶重新在东亚火热开启，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在经济崛起之前的卧薪尝胆阶段的吃苦耐劳的马前卒，被系领带喝咖啡的经济学家们称之为——廉价劳动力优势。

那个年代的中国台湾，即是廉价劳动力优势的代表。

张忠谋说服德州仪器的头头脑脑，在台湾高雄建厂，并结识了孙运璿、李国鼎等台湾半导体行业崛起的关键人物。

1974年，张忠谋在纽约参加了一个由蒋经国主持的“油条会议”，会上，蒋经国劝在美华人技术人员来台湾“做贡献”。

同年，在台北南阳街一家叫做“小欣欣豆浆店”的早餐店，台湾“工研院之父”孙运璿和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的研究主任潘文渊畅谈了一个小时，定下了台湾未来的发展方针：

集成电路将成为下一代产业蓝图。

他后来说：“此乃今后存亡之关键所在，我如失败，将成为千古罪人矣。”

实现他理想的关键人物，就是张忠谋。

出山

1982年，张忠谋来台湾裁员，他与时任台湾“行政院长”的孙运璿见面，孙运璇并未对工人们被炒鱿鱼的命运发表过多意见，而是如捧着身家性命一般捧着一纸聘书，郑重交到张忠谋那双厚实的肉掌中。

孙运璿代表台湾当局，向张忠谋递出橄榄枝，邀请其赴台担任“工研院院长”，主攻半导体和芯片。

在那个年代，半导体浪潮崛起，成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核心领域，并带来了冷战期间最大的一次发展机遇。

这次浪潮中，政府在新技术的催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日本半导体产业在通产省的扶植下崛起，韩国嗷嗷待哺的三星亦在以朴正熙为首的强人政府下一把屎一把尿奶大。对此，台湾当局也有山雨欲来的危机感，生怕被时代抛在后面，一番寻寻觅觅，相中了张忠谋。

张忠谋与台湾当局倒也是郎情妾意，但当他兴致勃勃看到台湾当局给他开出的“工资单”时，心里顿时凉了半截。

台湾当局只肯给张忠谋开出每月20万元新台币的薪水，在台湾地区公职人员中属于破例，但只有德州仪器的十分之一。

谈钱伤感情，谈感情伤钱，张忠谋拒绝了台湾。

事后，当时孙运璿的副手李国鼎写信给张忠谋，大骂他不讲义气。

孙运璿心急如焚，看到韩国政府牵头，三星、LG和现代结盟进行半导体研发时，他觉得天塌了下来，“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采用赌博做法，我们再不快，就来不及了！”

他会不会成为所谓“千古罪人”，能否抓住未来台湾生死存亡的关键，竟然卡在区区了20万元上？

卡住台湾脖子的不是别人，正是台湾的“立委”，他们制约蒋氏无能，卡孙运璿倒是费尽心思，一直质疑台湾的工研院是“以公转私”，拒绝批更多预算。

孙运璿和李国鼎发誓要改变这一切。

张忠谋赴台内幕，惊心动魄，也一举决定了未来几十年的集成产业大势，预知更多内情，请点击下图链接，在蓝钻书店收藏神作《芯片战争》（蓝钻独家导读版，附带蓝钻团队精心编写的4万字导读册）。‍‍‍‍‍‍‍‍‍

就在张忠谋参加蒋经国的“油条会议”时，中国大陆为解决民生问题，动用大笔外汇，向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大规模引进技术设备，史称“四三方案”。

一个叫任正非的年轻人响应祖国号召，应征入伍，成为一名基建工程兵，参加辽阳石油化纤厂的建设，任正非顺利入伍，得益于他在大学期间主攻技术，是当时军队最奇缺的技术人才。

1984年，孙运璇急火攻心后中风，经手术抢救后醒转，开口便问：大型积体电路（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计划怎样了？

设立大规模集成电路实验工厂，是孙运璇卧病前的拼死一博，该厂是台湾地区的第一座6英寸厂，也是台积电的前身。

孙运璇中风后，俞国华接班，上任不久，即派出“工研院”董事长徐贤修赴美，再请张忠谋出山。

徐贤修三顾茅庐，数次赴美，几近告吹，好在徐胜在脸皮厚，直接来到位于纽约特朗普大厦的张忠谋住所进行“围堵”，力邀其来台。

李国鼎这次更是表态：“告诉我，你需要多少钱？”

这一次，张忠谋出山了。

张忠谋与徐贤修意气风发走出人头攒动的纽约特朗普大厦门口，与一个满头金毛的西装壮汉擦肩而过，多年后这个以“懂王”著称的家伙，将以另一种震惊全球的方式再次与张忠谋发生交集。

隐衷

张忠谋出山，背后有故事。

1974年，张忠谋在德州仪器开始了对总裁大位的角逐。

那个年代，华人在美国大企业做到一把手难于上青天，尽管张忠谋资历老，能力强，关键时刻，仍然败北，输给了对手夏柏。

一朝天子一朝臣，夏柏当上总裁，改变既有策略，将产品线延伸到芯片下游的消费品，大幅削减对半导体业务的投入。

此举令张忠谋愤慨，加之“落选”后的不爽，一逮着机会，张忠谋便痛斥“新政”，不分场合和环境，夏柏遂怀恨在心。

1978年，夏柏公报私仇，将张忠谋调至消费电子业务板块，摆明给他穿小鞋。奸人当道，有志难伸，张忠谋在自己深恶痛绝的消费板块摸了3年鱼，决定不再浪费生命，选择了离开。

张忠谋掌权时，德州仪器稳居全球半导体行业前三，张忠谋离开后，德州仪器每况愈下，错失上市时机，英特尔等公司后来居上。

德州仪器的不幸是台积电的幸，若当年张忠谋升任德州仪器总裁，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台积电，此为后话。

从德州仪器出来，张忠谋去了通用仪器，在这家拥有两万名员工的公司当总裁，甫一上任，张即发现，通用热衷于并购，通过资本整合赚快钱。张忠谋眼界颇高，怕影响自己声誉，不愿掺和这档子事，因与高层理念格格不入，张忠谋仅做了一年通用总裁，便被扫地出门。

从通用离职后，张忠谋做了6个月风险投资，遂厌倦了这种尔虞我诈的游戏，张郁郁不得志，一身能耐无处施展，拔剑四顾心茫然，甚为失落。

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台湾当局第二次向张忠谋抛出橄榄枝。

好似命中注定的一对痴男怨女，张忠谋和台湾当局，兜兜转转，终于走到了一起。

游说

台积电初创，需启动资金，李国鼎作为台湾当局的人，一家一家游说台企。

李国鼎习惯用循循善教地口吻说，过去支持你这么多，今天有事，你怎么可以不支持？

在威逼利诱之下，终于有六七家台企“上路”，一边暗中骂着“赛连木”（干你妈），一边掏出真金白银。

为打动“台塑大王”王永庆，张忠谋两个月内吃了三次台塑牛排，被问了无数个问题。

王永庆不懂半导体，他这个被誉为经营之神的老狐狸唯一担心的问题，就是台积电该如何同半导体巨头英特尔竞争。

张忠谋说，台积电和英特尔不存在竞争，这是一个全新的模式，双方甚至会合作。

王永庆问，有成功先例吗？

张忠谋说，没有。

王永庆排出一滴汗。

后来，李国鼎动用当局关系，迫使王永庆同意入股，王拿出2亿元新台币换得3%股权，拿的是每股10元新台币的原始股。

张忠谋等人最后敲定，台积电确定由开发基金、飞利浦和台湾地区民间资本分别出资1亿美元、4000万美元和6000万美元，含技术股各占48.3%、27.5%和24.2%的股份。

台积电的股价一度跌破面值，待股价略微回升，王永庆即以17.6元新台币的价格将所持股票全部出手。

投资半导体的资金太大，风险也太大，很多在经济上升期赚惯了快钱的老牌生意人，都不愿意选择这条赛道。

真的有超越时代的远见，肯做大事的人，世上能有几人？

这一幕，在今天似曾相识，如何破解老派资本的短视，需要从台积电诞生的更多细节中寻找答案，可参考蓝钻独家导读版神作《芯片战争》。

王永庆一生唯谨慎，他之所以将手里的台积电原始股全部抛出，用马后炮的眼光来看，王永庆当然是看走眼了，而且是大大的看走眼了，但对于一个没有成功先例的“商业模式”，王永庆的抉择并无太大问题。

关键在于，张忠谋想出的这个“没有成功先例”的“商业模式”究竟是什么？

佛陀

张忠谋在德州仪器时有个花名——佛陀。

一位同事回忆，张忠谋习惯静坐着“驱使”员工干活，他不会声嘶力竭地发号施令，他只是坐在那里，吸着烟斗，透过烟雾看着你，目光深邃而怪异，令员工心生恐惧，当时流传一个说法，如果你没被张忠谋折磨过，你就没有在德州仪器工作过。

佛陀在菩提树下悟到了生死轮回，张忠谋这尊“佛陀”则在时代浪潮之巅的前夜悟到了芯片的未来大势。

在中国台湾的土地上，芯片界的佛陀开始思考。

此时的台湾地区，半导体方面，无甚可夸，既无顶级芯片设计公司，也无广阔市场，而半导体是全球性产业，唯有做到世界一流，方有立足之地。

彼时的半导体界，美国实力雄厚，欧洲紧随其后，日韩异军突起，一家没有任何积累的中国台湾半导体公司若要在虎狼之世创出一片天地谈何容易！

如果要做一家像德州仪器那样的传统半导体公司，已然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唯有找到传统半导体公司的最大弱点，然后从中切入，方能开创新天地，那么，传统半导体公司的最大弱点是什么呢？

张忠谋嚼着槟榔，狂饮咖啡，带着这个触碰到时代痛点的追问度过了好几个不眠的夜晚，佛陀的灰色脑细胞全负荷运转，力图在如波斯名贵地毯的时代缝隙中找到一个可落手之处，然后将手插进去用力再用力直至掀翻整个半导体行业的旧格局。

当夜枭在台北的梧桐树上滋哇乱叫，当槟榔西施穿着暴露的衫裙在大街上肆意卖笑，经过几个昼夜不眠不休的佛陀穿过地狱般的冥思苦想终于在暖黄色的清晨之光中顿悟。

在20世纪80年代，所有的半导体公司都遵循“垂直模式”，自己亲力亲为，搞定设计和制造的全流程，卧榻之上，不容他人插手，当时所有半导体公司大佬都信奉超威公司老板桑德斯说过的一句话——好汉都有晶圆厂。

如此一来，整个半导体行业的门槛和护城墙就高耸入云端了，入行者若不趁个亿万身家，几乎无法拿到参与芯片业的门票，更别提撼动旧有秩序。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方面是入行的门槛极高，另一方面像乔布斯那样的天才如火山爆发般喷薄而出，尽管苹果手机彼时尚未诞生，尽管疯狂的天才们尚未大展拳脚，但作为时代之骄子，他们必然要在未来岁月与芯片领域撞个满怀，在思想之海中冲浪的佛陀提前看到了未来，也看到了台积电在未来芯片大时代中的位置所在。

就在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苦苦思索之后，张忠谋猛然想起卡弗·米德于1979年写的一本书，作者在书中断言，芯片设计应该跟制造分离，也就是说，当设计独立出来时，应当有与之配套的制造企业。

喝光咖啡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张忠谋对李国鼎说，我们要创办一家纯代工的晶圆厂，这样的工厂在全世界还没有先例，但是你别怕，我已经看到了未来，代工厂一定会是未来的趋势。

李国鼎看着黑着烟圈、莫名亢奋的张忠谋，用软糯的台湾腔说，听你这么说，我还真有点怕怕嘞，没有先例的事情，我们能做成吗？谁给你的自信？

亢奋中的张忠谋如机关枪般从嘴里往外蹦词，Son of bitch！洛克定律听说过没有？没听过我告诉你，洛克定律就是说，半导体晶圆厂的成本每四年就翻一番！翻一番什么概念？！就是说随着时间流逝，开办一家传统半导体公司的费用就会变得很高。

李国鼎问，到底有多高了啦？

张忠谋说，两层楼那么高啊！别打断我，我说到哪儿了来着，对了，当制造晶圆厂的成本越来越高，芯片设计的创新就会受到影响，这个时候，如果有一家专门的代工厂，为其提供制造服务，那将会是百亿甚至千亿级别的需求啊。

李国鼎说，听着倒是那么回事，你再哈拉几句我听。

张忠谋继续哈拉，自芯片革命以来，豪杰并起，屡获小目标者，不可胜数。如德州电器之美国半导体大佬，此诚不可与争锋，欧罗巴诸财阀，据有芯片，已历三世，可缓图之，唯有代工一途，尚无人问津，若卧薪尝胆，只问耕耘，假以时日，霸业可成，吾等再不出手，三星鼠辈，抢到先机，悔之晚矣！

李国鼎说，靠北啦，你把“隆中对”都整出来了，我还能说啥呢，全力支持！

台积电横空出世。

特此说明：以上对话有演绎成分关于张忠谋的“思想武器”，可从蓝钻独家导读版神作《芯片战争》中获得。

未来

张忠谋先人一步，看到未来，而未来正如他所设想。

进入21世纪，晶圆厂成本狂飙，2002年，英特尔CEO保罗估测，建设一个晶圆厂要花费20亿美元。到了2006年，三星公司的晶圆厂成本为40亿美元，2014年，三星建设存储器晶圆厂的费用达到了140亿美元。

在成本压力的德摩克里斯之剑下，半导体大公司不堪重负，陆续退出芯片制造领域，转成无厂模式。就连曾经放言“好汉都有晶圆厂”的超威半导体总裁桑德斯，也不得不关停了晶圆厂业务。

张忠谋这个第一个吃螃蟹的芯片佛陀，起步早，登峰快，踩中了猪也能飞的时代最大风口，腾云驾雾，高飞远翔，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在芯片的130纳米时代，全球尚有22家半导体公司有最先进的晶圆厂；到了22纳米时代，全球只剩英特尔、三星、IBM、台积电、格罗方德、联华电子、中芯国际7家半导体公司有最先进的晶圆厂；到了7纳米时代，只剩下台积电、三星和英特尔。当2020年5纳米芯片量产时，赛道上只剩下了台积电和三星。

芯片战争背后是大国之间的角力。

1985年在特朗普大厦与张忠谋擦肩而过的金发西装壮汉几十年后被加冕为“懂王”，并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针对中国的华为出台政府令，任何厂商若使用美国设备为华为设计和制造芯片，都必须额外取得美国政府的出口许可证。

换言之，若没有美国政府许可，台积电和其他芯片制造厂将不能为华为海思制造芯片。

在蓝钻独家导读版神作《芯片战争》一书中，作者指出了美国最大的担忧：在现阶段，只有台积电和三星两家公司能够制造最尖端的处理器，台积电在中国台湾，三星在韩国，对美国来说，这两家公司具有同样的问题——距离美国竞争对手中国大陆仅一步之遥。

尤其是台积电，它被认为是亚洲最有价值的上市公司，也是世界上十大最有价值的上市公司之一。《芯片战争》作者认为，台积电对于美国越不可或缺，风险就越大。

《芯片战争》作者记录了202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海峡南北入口处进行的军事演习，并援引了《环球时报》英文版报道的一名中国军人的话：“我们必须像在实战中一样，在各种情况下努力训练，时刻做好战斗准备，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台积电是台湾的，台湾是中国的，换言之，台积电是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