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道破中国减持美债创12年新低的真实原因 | 文化纵横

作者:李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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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4期,原题为《大国政治的货币维度——冷战金融起源、美元霸权及对俄金融制裁 》

李黎明

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

【导读】最近美元霸权连受挑战:中国与澳大利亚铁矿石实行人民币结算;印度宣布使用卢比结算体系;东盟探讨统一QR制度系统绕过美元;俄罗斯与伊朗、土耳其、吉尔吉斯斯坦、尼日利亚等国宣布将在双边交易中放弃美元结算。更为釜底抽薪的是,俄罗斯宣布与伊朗合作推进油气开发,并计划明年建立国家石油基准,与西方争夺石油定价权。一系列事变表明,美元霸权体系正面临分裂危机?

本文从长时段的历史视野出发,揭示美元霸权体系形成与演变的过程:二战之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排除苏联最终建立区域性的美元霸权体系和美欧安全体系;20 世纪 6070 年代美欧同盟框架下安全体系与货币体系相对分离,但经过复杂的政治博弈,美元霸权实现迭代更新;冷战结束后,美元霸权体系向全球扩张,北约则在军事层面予以护持;俄乌冲突爆发后,面对俄罗斯的安全威胁,美国及其盟友对俄采取全方位的货币金融制裁和封锁,目的是将俄罗斯驱逐出全球化的美元体系。作者认为,俄罗斯虽然借助“天然气卢布”暂时稳定汇率,但要建立一个基于能源、黄金为基础的商品本位货币体系,则与已进至信用本位阶段的世界货币体系背道而驰。目前唯一能够制衡美元的是欧元,但受俄乌冲突冲击,欧元基础信用受损,正经历一个长期的贬值过程。

作者指出,从马歇尔计划到对俄金融制裁,美元货币霸权的形态不同,货币霸权的机理未变,货币的“政治化”甚至“战略武器化”的趋势愈加明显。如果美元霸权随意性的倾向不断加深,将有更多的国家产生“去美元化”的诉求与行动,转而寻求次一级的区域性货币合作或数字货币,降低美元霸权体系出现打压行为与体系动荡的风险。历史上,英镑金本位制衰落的标志,即相对统一的国际货币体系被分割为大大小小林立的货币区。而美元霸权体系内部一旦发生区域层级的分裂,如欧元区、人民币区的强化与独立性增强,乃是美元霸权危机的最大预兆。

本文原载《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4期,原题为《大国政治的货币维度——冷战金融起源、美元霸权及对俄金融制裁 》,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参考。

大国政治的货币维度——

冷战金融起源、美元霸权及对俄金融制裁

2022年初爆发的俄乌冲突已演变为重大的地缘政治经济危机,战场不止在物理的领土空间,也蔓延于金融、贸易、能源、技术以及人员往来等多层空间。冲突爆发之后,美国联合西方对俄罗斯发动的金融制裁,被描述为“核武器级别”的撒手锏。可见,货币金融在大国政治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日益中心化,成为构成与理解大国政治博弈不可或缺的维度。俄乌冲突及对俄金融制裁更加表明,在全球化时代,货币金融已经成为大国政治博弈的主要武器,它不仅涉及财富的积累,更关系到国家以及国际经济体系的安全。

美国联合西方制裁俄罗斯所依凭的美元霸权体系,始于冷战秩序生成的背景之下。1947年后,美苏关系破裂,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排除了苏联,开始单方面主导欧洲货币与安全共同体同步创建,并最终建立了区域性的美元霸权体系和美欧安全体系,将货币因素成功嵌入大国政治博弈之中。

20世纪60—70年代,美苏关系缓和,美国国际收支赤字不断增长,美苏之间的阵营对垒松弛,美欧之间的经济利益分歧上升,由此出现了美欧同盟框架下的安全体系与货币体系的相对分离,货币金融问题成为美欧同盟内部的矛盾焦点,构成了这一时期美欧之间大国政治博弈的主要线索。

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的西方国际经济体系全球扩张,美欧同盟为基础的美元霸权体系的安全性、政治性以及区域性特征隐藏于“全球化”大旗之下。然而,当下美国与欧盟对俄罗斯的“超级”金融制裁,在某种程度上凸显和复现了美欧为主体的安全共同体和美元霸权体系的互动与缠绕。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当下,基于对苏联以及俄罗斯为“共同(安全)威胁”的认知,美欧之间数度弥合了分歧,但是也大大压缩了欧洲的战略自主空间,对全球范围内的大国政治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冲击。

本文聚焦于大国政治博弈中的货币维度,分析货币与安全两种因素的互动与缠绕,展现货币在大国政治中所扮演的多重角色,揭示现当代国际秩序中大国政治所内含的“货币权力”逻辑。

冷战起源中的货币与安全因素
 

在二战战后秩序向冷战秩序的转型中,货币金融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沈志华等认为,在二战尚未结束之前,美苏对战后势力范围已经做出了令双方相对满意的划分,而经济合作关系迟迟未能建立是冷战爆发的重要根源。放宽历史视野,从货币金融与安全两种因素的互动来看,就会发现美苏间经济合作的破裂、西欧经济形势的恶化和西欧安全形势之间的互动,共同推动了冷战秩序的生成。冷战秩序的本质不仅是两种地缘政治秩序的对抗,更是两种基于不同货币金融逻辑的经济体系的分离,即两个“平行市场”。而于美欧关系而言,货币金融合作与安全合作共同构成了美欧同盟关系的“一体两面”。

(一)美苏经济合作破裂的货币因素

二战后,苏联拒绝加入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使美苏货币金融合作难以维系,作为美国对苏经济援助关键条件的货币金融合作破产之后,美苏在战争期间开展的多项经济合作议题也难以继续,这无疑进一步加速了美苏合作关系的逆转。

二战期间,美国大多数决策者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认识,紊乱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以及由此引发的世界贸易体系崩溃,是法西斯上台、二战爆发等一系列灾难的根源。基于这一惨痛的教训,他们认为战后世界经济秩序重建、恢复世界和平与繁荣的首要问题是,建立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稳定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支持国际贸易体系在自由开放的原则下开展。罗斯福政府时期主导美国经济政策的人士还认为,这一体系应该是全球性的,如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计者、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哈里·怀特(Harry White)指出,战后国际经济体系必须将苏联纳入其中,方能保证其有效性。美国设想的美苏经济合作的主要内容和条件是,苏联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支持美国主导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的重建。

美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在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对美苏合作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另一方面在战后一直以苏联所急需的贷款为条件,要求其正式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如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中强调:“如果苏联不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当然很难向苏联提供重建贷款。”但是,在1945年底《布雷顿森林协定》正式签订前,苏联还是拒绝加入。

虽然有学者认为很大程度上是苏联领导层的误判导致其未能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但是究其经济根源,国家间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对参与国制度和理念层面的相容性要求严苛。美苏双方殊异的经济思想、经济制度以及经济形势,是两个国家无法在苏联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等货币金融问题上达成有效合作的结构性原因。俄罗斯经济史学家瓦西里·波波夫(Василий Попов)就认为,从国内体制角度而言,苏联根本无法履行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义务,“履行这些条件,对苏联来讲,就意味着要对建立在统一计划和人为(强力)价格基础上的苏联经济,做出朝向市场经济法律的重大调整”。

(二)“美元荒”、共同威胁与马歇尔计划

苏联拒绝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后,美国调整了其原本设想的全球性国际经济与安全合作框架,新的框架以美欧合作为重中之重。但是,此时西欧正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以及苏联势力范围扩张所带来的恐慌,美国和欧洲对苏联“共同威胁”的认知,推动了美欧之间的货币金融合作。

由于美国低估了二战后欧洲经济金融危机的严重性与复杂性,其主导设计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机制无法提供战后欧洲为满足基本消费和生产恢复所需的美元外汇,导致战后极度的“美元荒”成为西欧经济恢复和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行的一大阻碍。二战后,欧洲一片疮痍,经济恢复所需的原材料以及消费品必须大量从美国采购。1946年,欧洲从美国进口的商品多达44亿美元,但欧洲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只有9亿美元,形成了35亿美元的贸易赤字和42亿美元的总赤字。1947年年初,这些赤字受美国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欧洲的美元储备严重告急。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委员会在1947年的一份报告中称,美元短缺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为应对“美元荒”,维护国内政局稳定,西欧各国政府不得不采取货币不可兑换和限制性贸易政策,以求维持本国消费,抑制通货膨胀。以英国为例,1938年至1947年间,英国货币供给增加了3倍,但是由于人为的价格管制,名义GDP只上涨了2倍。战争期间海外英联邦领地积攒了大量的英镑余额,至战争结束时这一数字高达35亿英镑,相当于英国1/3的国民生产总值,但是英国的外汇和黄金储备仅剩5亿英镑。可见,英国国内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国际上,其外汇储备又难以支付从美元区的商品进口和清偿海外债务。一国赚取外汇需要实行低利率政策,扩大生产与出口,但抑制通货膨胀又要求维持高利率和价格管制政策。因此,“美元荒”不仅加重了西欧的经济困难,还极可能导致西欧回归为分割、封闭的货币与贸易体系。这显然与美国设想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背道而驰。

严重的经济困难令西欧民众对原有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产生了质疑,他们期待社会改革,并日益将希望寄托于社会主义,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大有上台执政之势。如果法国、意大利或者其他国家出现社会主义政权,那么它们可能不只要与苏联签订双边经济协议,还有可能为苏联提供航空过境权、通信设施或者基地特权。同时,以英国为首的西欧国家为了节省国际开支,将收缩海外军事力量,原本属于资本主义的势力范围就会留下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无论苏联是否利用,对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与安全体系重建而言,这都是一个巨大的风险。因此,客观上经济困难和“美元荒”为苏联势力范围的扩张提供了有利条件。美国意识到必须尽快复兴欧洲经济,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苏联向西欧乃至资本主义世界的扩张,维护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安全。正如1947年杜鲁门在国会演讲中所强调的:“欧洲的复兴对于维持作为美国生活方式根源的文明至关重要……如果欧洲不能复兴,那么欧洲国家的人民就可能落入极权主义之手。”

为应对上述不利局面,美国筹划出台了马歇尔计划。1947年5月初,副国务卿艾奇逊在克利夫兰发表了演讲。紧接着,6月5日,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了演讲。两场演讲道出了马歇尔计划的动机和实质:通过向西欧提供贷款,缓解“美元荒”,维持美欧贸易往来的正常开展;终极上,重建西欧自由贸易体系,促进西欧一体化,抵御苏联扩张。马歇尔计划的出台,标志着战后美国对外经济和安全战略的重大调整初步完成,罗斯福“一个世界”的理想图景被杜鲁门“两个世界”的现实战略所替代,安全因素对经济战略选择与制定的影响日深。美国正在形成一种认知,经济发展服务于安全目标。“基于欧洲经济统一的概念”,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重点、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区域,“已应该有意识地仅局限于在苏联控制之外的西欧”。美国决定在马歇尔计划的援助目标中必须排除苏联,为了避免背负分裂欧洲的恶名,象征性地邀请苏联参与协商,但是其预料到受援国条件的门槛会促使苏联“自我排除”出马歇尔计划。

果不其然,在巴黎会议上莫洛托夫提出了关于马歇尔计划的不同看法,认为马歇尔计划将会侵犯受援国的主权(比如对国内资源进行调查和公开),以及德国赔偿问题将会受到影响。英国代表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和法国代表乔治·皮杜尔(Georges Bidault)在美国驻法大使杰弗逊·卡弗里(Jefferson Caffery)的督促下,没有正面回应苏联提出的问题与建议,而是表示如果苏联不合作,它们不会推迟对美国做出联合回应的时间。在收到来自莫斯科的指示后,莫洛托夫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拒绝了妥协。

通过马歇尔计划,美国加强了与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与安全体系。苏联则授意东欧一道退出马歇尔计划,组成与资本主义阵营相对峙的社会主义阵营。马歇尔计划不仅排除了苏联,还联合西欧建立了区域性的美元霸权体系,将货币因素嵌入大国政治博弈与美欧安全同盟关系之中。

(三)马歇尔计划与美元体系在西欧的实现

战后,西欧大多数国家都存在严重的贸易赤字和财政困难,金融体系几近崩溃,本币无法与外币(主要是美元)实现自由兑换。例如,1947年7月15日,英国恢复了英镑可自由兑换美元,但是在欧洲美元短缺的大背景下,一个月后英国就耗尽了美元储备,英镑可自由兑换再度被迫中断。因此,马歇尔计划实现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则下各国货币可自由兑换,第一步便是优先恢复西欧各国内部财政金融体系的稳定。作为马歇尔计划的主要设计部门,美国国务院也认为对欧洲的援助要有四大必要条件,其中较为靠前的便是:受援国必须采取内部财政、金融管制措施来稳定货币、维持正常汇率,以及恢复对本国货币的信心。具体而言,专门负责监督马歇尔计划执行设立的美国经济合作署,借助对等基金制度严格控制援助资金的使用,将资金中的较大部分用于各国政府偿还政府债务、平衡财政收支、支持金融稳定,以及恢复货币信用。

对等基金的巧妙之处在于,美国并非直接将援助资金交予受援国,而是将援助款项通过财政预算的方式划拨给经济合作署,由经济合作署根据受援国需要采购物资,并由其设在各受援国的代表处负责转运物资,最后包括采购、运输等的总花费记入专门设立的援助特别账户。受援国进口上述物资后,便会在对等基金账户中存入与美元总花费等额的本国货币资金。而受援国对于对等基金账户中资金的使用,必须征得美国方面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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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对等基金制度,美国的美元援助又对应了一笔受援国的本币资金,由此将美国所能控制的对外援助资金价值翻了一倍。这种制度安排,一方面有助于促进受援国的生产恢复,美国的援助首先主要用于受援国消费,而对等基金的资金则主要作为投资资本用于促进恢复生产;另一方面受援国在不增加货币供应的情况下,同一笔资金先用于消费,后又用于投资,既有效扩大了投资规模,又可以减少货币供应,控制通货膨胀水平。数据显示,对等基金资金除用于促进受援国生产恢复之外,主要被用于推动各国的货币金融稳定。特别典型的是,作为西欧金融体系中心国家的英国,从对等基金中只提取了220万美元用于生产恢复,而用于稳定货币金融体系的资金高达17.06亿美元。

在稳定受援国内部的财政金融体系的基础上,马歇尔计划的终极目标是在西欧建立以美元为核心的多边贸易结算体系。虽然马歇尔计划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西欧进口支付的“美元荒”问题,但是大多数国家的货币不可自由兑换,其内部的贸易结算问题仍十分严峻。如果西欧各国间长期无法实现货币可自由兑换与贸易有效结算,实现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各国货币锚定美元,进行自由贸易的承诺也只是空头支票。在美国的牵头与指导下,1948年6月,西欧建立了战后第一个多边支付安排——欧洲内部支付和补偿计划(Intra-European Payments and Compensations Scheme,以下简称支付补偿计划)。该计划被美国经济合作署驻伦敦代表托马斯·芬雷特(Thomas K.Finletter)称之为“小马歇尔计划”。

该计划利用各国存入对等基金的资金结算,但缺陷也很明显,赤字国向顺差国的融资依赖于对等基金不灵活的提款权和预先限定的余额。在各国硬通货储备普遍稀缺的情况下,赤字国害怕被要求完全清算,顺差国则害怕无法获得清偿。各国对于这种实质是双边支付组合的多边支付安排普遍抵触,不愿积累过多债务或债权,故预计的贸易流动和实际的贸易流动之间存在显著差距。1949年6月,支付补偿计划又进行了一次修订,并续签一年。虽然加入了各国均可使用的等量提款权配额,但依然无法有效解决因赤字产生的债务债权清算问题。美国著名国际金融专家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估计,在1947—1948年和1948—1950年6月,“在全面的多边补偿支付安排下,仅有4%的债权得到了清算”。

1950年6月后,欧洲支付联盟(European Payments Union,以下简称支付联盟)取代了支付补偿计划成为欧洲新的过渡性多边支付安排。支付联盟将成员国的贸易净额整合在一起,赤字或余额的清算要求不再在国家间进行,而是由联盟负责。联盟赋予每个国家相当于1949年支付联盟所有国家总贸易额15%的配额,任何国家只要其赤字(针对整个联盟)不超过其配额的20%,赤字国不需支付任何款项,可完全由联盟提供的信贷融资,只需要将赤字记录于支付联盟的总账簿。而当赤字超出配额的20%后,需支付20%的硬通货(黄金或美元),并随之累进,如果赤字超出配额40%、60%、80%时,需对应支付相同比率的硬通货。而对于支付联盟中拥有盈余的国家,当其盈余超出配额的20%后,无论超出多少均可以50%的硬通货比率结算其盈余的超配额部分。因联盟需要初始资金支付赤字国和顺差国间需要硬通货支付的差额,美国便从马歇尔计划中出资3.5亿美元充当联盟基金。各国加入支付联盟的要求主要包括,成员国间实施平等的贸易政策,相应降低贸易壁垒等。这种支付安排与贸易自由化并举的举措,兼顾了赤字国和顺差国的利益。

尽管这种安排暂时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联盟外国家存在一定的贸易歧视,但是美国认为西欧尽快实现贸易自由化与货币可自由兑换,比暂时的贸易歧视对其美元乃至经济霸权更为有利。随着20世纪50年代的到来,欧洲经济快速增长,支付联盟成员国均积累了一定量的储备。1958年,作为过渡性支付安排的欧洲支付联盟的历史使命完成,代之以欧洲货币协定(European Monetary Agreement),协定规定成员国贸易净额以美元作为结算货币,本币自由兑换。至此,美国终于实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在西欧的真正运行。

二战后,美国试图在全球范围建成美元霸权体系的愿望未能实现,但在冷战秩序形成的过程中,美国在经济发达的西欧乃至资本主义阵营内确立了区域性的美元霸权。在此体系下,不仅美国的商品可以通过开放性的多边贸易体系顺利进入西欧市场,美元资本也可以自由投资百废待兴的西欧。更重要的是,西欧贸易以美元结算,意味着其发达的经济无形中做了美元的对价物,进而成为美元霸权最重要的海外支柱。时至今日,西欧仍是美元最大且最重要的海外市场,对于美元霸权体系的稳定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通常而言,美元体系的建立是西欧实现战后和解、经济复苏的关键一步,但不可忽视的是,在马歇尔计划实施、美元体系在欧洲落地的过程中,美欧之间的安全合作与之同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马歇尔计划共同构成了美国主导的西方冷战阵营的支柱。货币金融合作与安全合作相互缠绕,这是认识冷战秩序起源以及欧洲一体化合作历史与逻辑不可忽视的视角。

布雷顿森林体系危机与美欧的大国博弈

因美欧货币合作与美苏冷战的相互嵌套,马歇尔计划将货币因素引入大国政治和美欧安全同盟的场域内。至20世纪60—70年代,冷战缓和、美国与西欧经济关系失衡,布雷顿森林体系进入危机时刻。在此背景下,美欧间以货币与安全相互缠绕的同盟关系出现松弛,竞争和博弈相应升级。博弈的结果是,在美欧同盟关系发生了调整和重构的同时,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霸权进入2.0版本。

(一)美欧货币与安全博弈的背景

20世纪5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得以建立的两大前提是,通过马歇尔计划,美国协助西欧的经济与金融体系趋于稳定;通过北约这一军事同盟体系,美国给予了西欧抵御苏联威胁的承诺和制度性框架。但是,这两大前提也消耗了美国大量的经济和战略资源,其表现就是持续的美元外流。

布雷顿森林体系在美国和西欧(及美国其他盟友)之间只稳定运行了短暂的一段时间。在冷战的背景之下,西欧普遍的“美元荒”以及对美国安全承诺的迫切需求,美元外流在政治和经济上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必要的安全成本。因此,限定布雷顿森林体系范围与规则的不完全是市场的需求与跨国商业关系,更深层的因素还是美欧大国利益和西方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安全战略。换言之,布雷顿森林体系是货币金融与安全体系的同步建构,这一结构面临着双重不稳定:一是美欧之间的货币金融失衡,二是美欧对苏联作为“共同威胁”的认识变化。

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西欧以及日本的经济复苏,导致美国商品的海外竞争力日益下降,二战后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逐渐被打破。1958年美国首次出现贸易赤字,1960年美元发行总量开始超出美国黄金储备价值。美元外流和美元过剩逐渐取代战后初期的美元短缺,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面临的重大问题。进入20世纪60年代,冷战局势、西欧安全形势,以及美欧同盟关系又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美国的国际收支失衡及其所导致的美元危机与这些变化再度交织在一起。美国决策层内部开始形成一种认识:美国国际收支赤字的主要来源是保护西欧乃至日本免受苏联势力扩张影响的安全战略开支,所以必须收缩对外(主要是对西欧)安全战略规划以支撑美元的价值。基于这一认识,自1958年美国出现巨额国际收支赤字后,与西欧就缠绕在一起的货币政策与安全战略,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博弈,直至1971年尼克松宣布关闭黄金兑换窗口暂时告一段落。

(二)美欧货币与安全博弈的过程

自1958年美国决策层就形成了一定共识,对外援助和海外驻军是导致美国国际收支出现巨额赤字和布雷顿森林体系陷入危机的一大原因。如时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就认为,美国派出部队予以保护的欧洲国家,正是现阶段拥有最大国际收支盈余和从美国黄金储备中提取比例最大的国家。但是,当时复杂的地缘政治和军事环境,却令美国决策者无法简单地选择将海外驻军撤回国内。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最为重大的海外利益,就是保护西欧及其庞大的经济资源免被苏联染指。因此,从西欧撤军的举动会极大地损害西欧的安全感,甚至美欧之间的联盟。然而,如果黄金持续流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美欧之间的货币合作同样会瓦解,特别是1960年后美国黄金外流的压力与日俱增。正由于此,美国开始深陷于货币和战略选择的张力之中。在艾森豪威尔执政的最后岁月,为了维护美元地位,他曾寄托于联邦德国(以下简称西德)支付驻军成本,但是被阿登纳政府“无情”地拒绝。同时,1960年秋天发生的柏林危机,也使美国政府内部持继续保持甚至强化在欧洲的常规军事力量的声音逐渐占据上风。国际收支赤字和战略支出之间的矛盾无法得到解决,只能留给肯尼迪政府。

肯尼迪上台后,关于节省海外开支还是保留海外军事力量之间的争论,依然没有停歇。肯尼迪对国际收支赤字与海外军事力量关系的认识和艾森豪威尔一致。美国继续以防卫安全问题向西欧施压。在柏林危机下,美国国务院迫使西德首先开始配合缓解黄金外流压力,维护美元地位。1961年,美国财政部又推动与英国、西德、法国、意大利等国设立“黄金总库”,稳定伦敦黄金市场上的黄金官价。1962年,美、英、德、法、意、日等十国达成《借款总安排协定》,决定由“十国集团”共同出资60亿美元,用以协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稳定国际货币市场,维护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转。然而,国际合作未能实际改善美国国际收支赤字的问题。因此,在肯尼迪政府内部逐渐出现了一种方案,即需要从根本上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的内在缺陷。

美国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也非完全自主。美国能利用安全问题敲打西欧接受其货币政策,西欧则也可以利用手中的美元储备挤兑黄金,限制与影响美国对欧安全战略的设计和实施。整体而言,美国在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的对欧安全战略的主要目标是,阻止并且在必要情况下击退苏联对西欧发动的攻击,并且把西德牢牢地绑在西方联盟的体系之中。但是,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频繁在国际收支赤字背景下威胁撤军,美苏核均势下美国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可信性有所降低,以及美国给予英国军事援助上的特殊照顾,这些因素致使法德为首的西欧大陆国家对美国这一时期的对欧安全战略日益不满。

为了制衡美国,戴高乐在1963年1月发表了措辞严厉的声明,以及法德颁布《法德条约》,这些行为引起了美国对于法国联合西德削弱美元地位的忧虑,并极有可能演变为一场动摇美欧同盟基础的全面危机。美国国内关于撤回部署在欧洲的常规军事力量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改革的争论更加激烈,但是长期没有定论。1963年,美国通过威胁撤军向西德施压,迫使其同意履行一项补偿协议,美国继续维持在西德六个师的驻军,美欧同盟暂时趋于稳定。整体而言,在肯尼迪1963年遇刺前,美国国内各部门讨论了所有缓解国际收支赤字并维护美元地位的可能性措施——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撤回在欧洲的常规军事力量以及实施限制性的国内经济政策。虽然这些措施在国内各部门间引起了巨大的争论,但美国最终没有单独采取其中任一策略,而是尽可能地在安全战略与货币政策之间建立联系。这一联系的主要表现为,以安全战略调整作为压力促使西欧接受其维护美元价值的货币政策。

林登·约翰逊上台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改革被提上日程。具体而言,美国试图创设一种集体储备单位,以及要求欧洲盈余国为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融资。为人所熟知的是,1965年初,戴高乐仍在激烈抨击美元,斥责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个“被滥用、危险的体系”,并主张世界应该重新回到以纯粹金本位为基础的体系。法国的态度再次给美欧同盟带来了危机,也加快了美国进行国际货币改革的速度。但是,对于约翰逊而言,挑战不止来自法国,1965—1966年间,英国连续发生了三次英镑危机。英国在欧陆、东南亚以及中东的安全承诺是美国军事同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英镑又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重要的区域货币。所以,美国必须挽救英镑。但直到英镑宣布大幅度贬值,英镑危机才稍有缓和,而这仿佛就是未来美元危机的预兆。

从1966年开始,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又在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和越南战争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下,有着走向失控的风险。更为致命的是,1966年9月,因美国的强硬立场,与唯一可靠的盟友(西德)的外汇补偿协议发生破裂。而通货膨胀又使得美国上下要求从欧洲撤军的声音增强。这种声音叠加美苏关系缓和的背景,使得西欧对于美欧安全同盟关系可能的变化产生深深的忧虑。以上因素综合导致原本在统一安全与货币框架下的美欧同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虽然后来通过美德英三方谈判,美国令西德再度相信无论美苏关系如何,欧洲安全仍是其不可动摇的核心利益,美欧同盟关系得以缓和,但是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始终没有得到有效改善。而且,长达十年的美欧货币与安全博弈,令美国意识到以美欧安全体系崩溃为代价,换取国际收支平衡既不现实,也不可取。

1968年年初,约翰逊政府宣布了一系列其长期抗拒的限制性经济措施,如控制资本和阻止资本外流等。美国此时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成为其一项沉重的负担,其国内呼吁改革甚至终结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所以,1968年3月,美国联合欧洲国家实行黄金价格双轨制,官方间的黄金兑换被暂时冻结。这意味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机制——美元对黄金的自由可兑换性宣告破产,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进入名存实亡的阶段。

(三)美欧货币博弈与美元体系的迭代

经历了长达十年的美欧货币与安全博弈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1.0版终结,美元体系“惊险一跃”,而成为美国新的战略工具。在黄金双轨制协调过程中,欧洲国家出乎意料地配合和暂停黄金兑换所带来的心理优势,使得美国猛然意识到欧洲经济和安全对于美元体系和美国军事保护的依赖将长期持续,这给美国采取单边行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创造了条件,且其可以将国际货币体系调整的成本与义务更多地转嫁给盈余国。此后,按照《沃尔克报告》的思路,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突然宣布关闭“黄金窗口”,世界正式进入美元的信用本位制时代。20世纪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并没有结束,此后经由1971年的《史密森协定》、1976年的《牙买加协定》乃至20世纪80年代的《广场协定》,美国与其主要盟国一同修订与完善了以信用本位制为核心的后美元霸权体系,并且逐渐形成了维持美元体系运转的三大机制:商品美元的还流机制、石油交易的美元计价机制以及美国对外债务的本币计价机制。凭借这三大机制,美元长期超发却没有出现相应贬值,依然牢固地把持着世界最主要贸易计价结算货币、投资货币以及储备货币的地位。

从20世纪60—70年代美欧货币与安全博弈的过程来看,美欧间的军事安全体系是信用本位制美元霸权体系的重要基础与保障。由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1989年苏联解体,使得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美元霸权体系向全球扩展。在此过程中,美元霸权体系结构中内嵌的美欧安全联盟与政治认同的特征,被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虽然相比美元霸权体系的早已“全球化”,北约这一美欧安全共同体的扩张相对有限,但在苏联解体后北约非但没有解散,反而与欧盟经济空间同步扩张。这种货币体系与安全体系的“非均衡”扩张,是当下美国能够联合西欧对其认为的存在“共同威胁”的国家实施金融制裁的一大根源。也正因为对美国军事安全保护的依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元霸权日益给世界带来不确定性风险之时,西欧却无法凭借欧元地位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等现实问题。

人类会遗忘历史,历史却从不曾远离人类,它总会以不同的形式回归。当下俄乌冲突所引发的美国联合西方的对俄金融制裁,便充分复现了二战后美欧同盟体系中货币与安全因素的互动与缠绕,以及美元霸权初始阶段高度的政治性与区域性特征,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在某种程度上便是一种历史的回归。

对俄金融制裁的性质与影响
 

在世界百年变局之下,安全和发展是人类必须严肃对待的挑战。在2022年博鳌亚洲论坛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其中呼吁“摒弃冷战思维……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而当下,美欧能够快速采取“超级”金融制裁的重要动力,正是冷战以来传统安全观下对俄罗斯“共同威胁”的认知。基于此,这种制裁的性质与马歇尔计划的目标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就是将其认为对美欧安全造成严重“共同威胁”的俄罗斯驱逐出全球化的美元体系,使其无法利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进行贸易结算与融资。而美欧依凭的金融制裁武器,也正是冷战爆发、马歇尔计划实施以来美国不断积累、锻造和升级的货币武器——美元霸权。

(一)将俄罗斯“驱逐”出美元霸权体系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西方对俄金融制裁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冻结其金融资产、切断其个人与企业的国际交易渠道、将其排除在全球金融体系之外阻止其获取美元等外汇资产,以及禁止其开展主权债务融资等。其中,七国集团的两项制裁措施——将一部分选定的俄罗斯银行排除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和限制俄罗斯央行动用其外汇储备,被认为对俄罗斯所可能造成的冲击最为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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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时间2022年2月26日,美国与欧盟、加拿大等国发表联合声明,决定将部分被选定的俄罗斯银行从SWIFT中清除出去。SWIFT作为国际金融信息数据交换的标准电文系统,大量的银行机构被剔除出该系统,意味着俄罗斯不能再在全球范围内以目前高效的方式接收和传递国际金融信息,所有资金及金融活动只能在有限范围内,以相对低效的方式进行。俄罗斯虽然试图以自建的具有相似功能的俄罗斯银行金融信息系统(SPFS)替代SWIFT的作用,但不同于SWIFT可以提供美元等全球主要货币的信息报送,SPFS只能提供以卢布为主的业务。截止到2021年10月,SPFS只有400多个使用者,主要包括俄国内的银行与法律实体,外国实体数量很少,仅涉及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德国、哈萨克斯坦等少数国家和地区。因此,SPFS的范围与效率远不及已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000多家金融机构的SWIFT。而在SPFS之外,俄罗斯的国际交易只能采用现金或易货交易的方式,程序烦琐,交易成本极高。

西方限制俄罗斯央行动用外汇储备的目的是,釜底抽薪式地阻碍其在外汇市场卢布币值下跌的情况下,动用储备对市场进行稳定干预,进而经由币值动荡、进口成本上涨,以及国内通胀提升这一路径,冲击俄罗斯经济体系。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危机后,就已开始了外汇储备的“去美元化”进程,即大幅降低美元外汇储备,提升黄金和其他币种资产的比重。但是,在联合制裁的背景下,俄罗斯仍有60%以上的外汇储备无法使用。虽然俄罗斯所能依赖的关键储备还有黄金,但自1971年8月美国宣布关闭黄金窗口后,黄金已不再直接具有货币的交易与结算功能。俄罗斯的黄金储备想要发挥稳定外汇市场、进行贸易结算以及支付国际债务的功能,仍需借助国际黄金交易市场出售黄金,换取外汇,改善和增强支付能力。然而,2022年3月下旬,美国与七国集团及欧洲盟友共同宣布了禁止俄罗斯黄金交易的决定。

(二)对俄罗斯经济的冲击

近期,卢布汇率的回升,反映了金融制裁对俄罗斯经济造成的短期冲击已经被基本消化。在2022年2月底金融制裁宣布之初,卢布开始快速贬值,特别是美国联合西方将俄罗斯剔除出SWIFT和冻结其外汇储备后,卢布从1美元兑83卢布暴跌至1美元兑120卢布。但是,卢布汇率下跌的趋势从3月中旬开始逆转,至4月初卢布汇率已回升至冲突前水平,而进入5月后,卢布汇率甚至创出1美元兑56卢布的2022年新高。这主要得益于俄罗斯政府为应对金融制裁的负面影响所采取的两大应对举措:第一,俄罗斯央行出台了大量资本管制政策,民间外汇交易量与持有量锐减,强力支撑官方汇率。例如,俄罗斯当局强制本国出口商将外汇收入的80%转换成卢布,同时也禁止民众用现金购买美元和欧元,对网上购买外汇征收12%的手续费,并规定9月9日之前个人银行账户提领外币上限为1万美元。第二,宣布“卢布结算令”,建立石油与天然气的卢布结算机制,意在将能源作为卢布的价值基础。尽管美国联合(甚至是逼迫)欧洲决意将俄罗斯清除出世界经济金融体系,但俄罗斯在国际能源格局中的地位,使得欧洲对于俄罗斯能源的需求短期内不会消失。俄罗斯当局宣布用卢布结算能源,能够达到稳定卢布汇率的直接目的,但很难根本上创建一种独立于美元体系之外的卢布体系。整体而言,俄罗斯的应对举措以市场化操作之外的行政命令为主,虽然暂时稳住了官方汇率,但是长期能否持续,未可预料。

美欧对俄金融制裁在某种程度上是冷战逻辑的重现,而当下美欧与俄罗斯之间的货币金融实力对比更是云泥之别。著名冷战史学家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曾指出,推动美苏冷战爆发和两国维持和平的一大因素,是美苏在经济上没有以任何重要的方式相互依赖。在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实现美元体系运行的同时,苏联曾经针锋相对地主导了经互会国家内部的货币金融一体化。作为经互会唯一的国际货币,转账卢布只是一个记账单位,只能用来计算经互会各国的进出口额,将各国在双边基础上发生的贸易收支相互划拨冲销,结算出各国的盈亏数。但是,这种盈亏无法获得清偿,因为转账卢布不能兑换成任何外汇和黄金,也不能流通,只是被记录在经互会下属的国际金融机构——国际经济合作银行的账面上。因此,转账卢布作为经互会国家间的国际货币的范围与功能相对受限,导致经互会内部的贸易效率低下。换言之,冷战期间,卢布并没有成为与美元实力旗鼓相当的货币,而美元体系不仅成为欧洲经济贸易体系的货币信用基础,也是西方安全同盟的纽带。冷战结束之后,美元体系“全球化”,唯一能够制衡美元的是欧元,但在俄罗斯这一“共同威胁”之下,欧元不得不冒着信用基础受损的风险,与美元共同围堵卢布。

当下,俄罗斯不仅不具备苏联时期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而且俄罗斯在冷战结束之后部分卷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从进口贸易品的结构来看,2020年俄总进口中近50%都是机械和设备类产品。作为俄罗斯支柱产业的石油工业,更是严重依赖从西方国家进口的油气开采设备。所以,作为俄罗斯关键性战略武器的能源,已经嵌入国际能源市场之中,而当俄罗斯无法获取西方先进的石油开采设备后,石油工业的开采效率必然下降,生产成本相应上升,俄罗斯石油的国际竞争地位乃至其国家经济发展就会不可避免地受损。另一方面,虽然俄罗斯借助天然气的卢布结算机制,暂时稳定了卢布汇率,但是要建立一个基于能源、黄金为基础的商品本位货币体系,无异于与世界货币体系发展的潮流与趋势背道而驰。人类货币史已至信用本位阶段,国家间的互信程度、信用网络的范围,以及金融市场的深度与广度,才是一国货币价值与国际地位的根本来源。

(三)美元霸权体系的未来

美欧联合冻结俄罗斯央行储备的行动向世界表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可以让位于地缘政治、国家利益乃至意识形态的冲突,也令世界确信美元霸权地位是美国可以肆意使用的一种经济武器。由此,对俄金融制裁引发了国际社会关于美元地位未来走向的担忧与探讨。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余永定指出,美国冻结俄罗斯央行外汇储备的行为,严重破坏了美国的国际信誉,动摇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的信用基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吉塔·戈皮纳特(Gita Gopinath)在接受采访时也警告称,对俄金融制裁,可能会长期损害美元的主导地位,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变得更加碎片化。但是,她又补充强调,在中期,美元的主导地位不太可能受到挑战。因为支撑这种主导地位的,是美国大量实力雄厚且高度可信的金融机构、具有深度的金融市场,以及美元可自由兑换的事实。美元的“武器化”虽然在短期内会损害美元的国际信誉,但从长期来看,美元霸权地位的基础依然比较稳固,这是因为美元信用的根本来源——由国家实力、制度以及金融市场深度与广度,综合形成的美国国家信用并没有在俄乌冲突下展现出衰落的迹象。

同时,冷战起源、马歇尔计划协助布雷顿森林体系在西欧地区落地实施,以及20世纪60—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危机与大国博弈的历史经验表明,美元霸权地位与西方的安全共同体相互缠绕,对美欧认定的“共同威胁”的制衡,实则是美元霸权地位形成的起点。而货币因素被引入美欧的同盟结构,进而将西欧绑定为美元霸权的核心支柱之一。虽然“共同威胁”曾因苏联解体有所淡化,但货币网络产生的强大黏性维系了美欧的政治与军事同盟,在冷战结束后,美欧同盟主导的货币与安全体系出现“非均衡”扩张。

既然在俄乌冲突之下美欧合作的金融制裁是冷战以来基于“共同威胁”的传统应激反应,那么,对俄金融制裁是否冲击了美元霸权所依赖的美欧同盟框架?从贸易成本和进口商品替代的角度,制裁会对西欧造成一定的阵痛,但是为维护安全,美欧在对俄金融制裁问题上基本达成了共识。在对俄金融制裁的议题上,美欧形成了共振,进而扩展到日澳等国,可以说行使美元霸权对俄制裁,获得了西方社会的集体背书。对俄金融制裁,无疑还进一步强化了美元“武器化”的色彩,彰显了其作为美国践行安全战略的货币武器的性质与杀伤力,即美元霸权体系的准入与运行更加强调西方价值理念下的政治认同,提升作为美元体系内成员的标准和门槛,对美国不认可或者视为威胁的国家动辄打压,“嚣张的特权”更加肆意妄为。

如果美元霸权随意性的倾向不断加深,就将会有更多的国家产生“去美元化”的诉求与行动,转而寻求次一级的区域性货币合作或数字货币,降低美元霸权体系出现打压行为与体系动荡时的风险。历史上,英镑金本位制衰落的标志,即是相对统一的国际货币体系被分割为大大小小林立的货币区。而美元霸权体系内部一旦发生区域层级的分裂,如欧元区、人民币区的强化与独立性增强,乃是美元霸权危机的最大预兆。

事实上,在此次俄乌冲突中受到较大冲击的,是作为美元最大挑战者的欧元。首先,俄乌冲突凸显了欧洲地缘安全方面的脆弱性,打击了国际市场对其的信心,导致外资逃离欧元资产。其次,对俄金融制裁直接冲击了大量欧盟国家内部的企业、金融机构的资产与业务,增加了欧元区经济与金融体系的潜在风险。再者,俄罗斯的“卢布结算令”又反映出欧元在能源结算机制层面欠缺自主性。俄乌冲突爆发后,欧元不仅没有充分发挥避险资产功能,反而经历了一个较为长期的贬值过程,更创下过2022年年内对美元汇率超8%的最大跌幅。当然,如20世纪60—70年代美欧在货币领域进行的博弈一样,在俄乌危机之后,美欧之间围绕货币与安全议题或许会进入新的竞争周期。

结语
 

二战后,货币逐渐成为构成现代国际体系的重要维度,在大国政治竞争与博弈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比如,当确信苏联无法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后,美国便通过马歇尔计划排除苏联,加强对西欧的经济援助,实现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欧安全共同体为核心的区域性运行。因而,马歇尔计划的意义不止于美苏经济体系对立的导火索,它还是美元霸权体系形成的起点,并将货币因素引入冷战秩序和美欧同盟框架之中,奠定了美欧政治、安全同盟的货币基础。

货币霸权的更迭和重构,也是当代国际秩序演化的核心逻辑和动力。20世纪60—70年代,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屡现危机,但在美欧就货币与安全主题相互缠绕的大国博弈中,美元霸权实现了迭代更新。这一系列过程折射出货币在大国政治博弈,尤其是当代国际秩序演化中扮演的角色:推动冷战秩序的裂变与西方阵营的整合。而冷战结束之后,北约尽管没有实现与美元霸权体系的均衡扩张,但其也没有解体,依然在军事层面护持着美元霸权的地位。所以,虽然经历了70余年的历史变迁,但是通过马歇尔计划所形成、基于美欧安全共同体的美元霸权体系的安全结构与逻辑依然完整。

随着冷战结束,美元霸权体系从区域性货币霸权体系演变为全球性货币霸权体系。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对俄罗斯采取了全方位的货币金融的制裁和封锁,目的是将俄罗斯驱逐出全球货币金融体系。而美元霸权体系源自美国对欧洲安全体系的整合与重构,美国及其欧洲盟国对俄罗斯的制裁重现了货币与安全共振的权力逻辑。从马歇尔计划到对俄金融制裁,美元货币霸权的形态不同,货币霸权的机理未变,货币的“政治化”甚至“战略武器化”的趋势愈加明显。但是,缺少制衡的权力也会被不可避免地滥用,显示出货币权力的强制性、掠夺性的特征。如果这种滥用的倾向不能收敛,则可能最终导致货币霸权体系内在结构与逻辑的失衡,从而走向分裂。


本文原《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4期,原题为《大国政治的货币维度——冷战金融起源、美元霸权及对俄金融制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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