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杨振宁:东方的天就要大亮了

作者:杨朔

本文转载自:何加盐(ID:ihejiayan)

本文是我和同事杨朔合写的,杨朔是第一作者,何加盐是第二作者。我们希望新同事的加入,能在保持原来的风格和深度的同时,给大家带来一些新鲜的东西。

百岁杨振宁:东方的天就要大亮了

杨振宁/图源:百度百科

1922年的10月,世界发生了一些大事:英国人成立了BBC,苏联红军重占了海参崴,意大利人选出了墨索里尼,丹麦足球队门将波尔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但没有哪件事情,比得上一件事重要: 

一个中国小孩,出生在安徽合肥。 

中华民国十一年八月十一,即公元1922101日,合肥县城西大街四古巷杨家大院,一位名叫杨武之的中学老师喜得长子。 

按照家谱“家、邦、克、振”的排名,孩子当属“振”字辈。由于杨武之当时在怀宁(今属安庆)一所中学教书,便取地名“宁”字为小孩之名。 

日后,这个名字将永载人类史册:杨振宁。 

 

1

此子似有异禀 

杨武之出身于一个秀才之家,年幼时父母双亡,由叔父养大。1915年,他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先在母校安徽省立第二中学任教,1918年转入安庆中学,担任数学老师。次年与当年父母指腹为婚的未婚妻罗孟华结婚,1922年生下长子杨振宁。 

杨振宁出生没多久,杨武之就考取了赴美公费留学生。19238月,杨武之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数学博士,此时杨振宁10个月大,还不会说话;他要到5年之后,才能再次见到自己的父亲,那时他都已经会背整本的《龙文鞭影》了。 

杨母罗孟华是一位旧式妇女,只念过两年私塾,但是她对杨振宁的影响非常大。杨武之留学期间,罗孟华肩负起教育长子的重任。据杨振宁回忆: 

“我四岁的时候,母亲开始教我认方块字,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一共教了我三千多字。现在,我所认得的字加起来,估计不超过那个数目的两倍。”(见《杨振宁文录》,杨建邺选编,海南出版社,2002年)

“我本人的个性和作风,受到父母亲都很大,也许可以说,明显的影响(如学术知识)是来自父亲,而不明显的影响(如精神气质)是来自母亲。”(见《杨振宁文集》,张宙选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五年后,罗孟华收到丈夫即将回国的电报,要她带孩子前往上海团聚,这让罗孟华喜出望外,眼泪盈眶。 

要知道,当时很多人留学回来,就抛弃了原来的妻子,另娶新欢。罗孟华也曾担心自己也会遭遇被抛弃的噩运。但幸好,杨武之并不是这样的人。 

作为芝加哥大学数学博士,杨武之回国后,即被厦门大学聘为教授,一家人前往厦门生活。幼小的杨振宁,也跟随父母到了厦门。 

在这里,杨振宁第一次用上了电,第一次用上了抽水马桶,开始接受比较现代化的教育,而不是像原来那样整天背书。 

杨振宁的学习成绩很不错,国文和算术尤其好,但是手工却做得很差。有一次,老师让同学们用泥巴捏只鸡,父母看完后却称赞说,这只藕捏的真不错。这个特点,日后也决定了杨振宁科研道路的走向。 

也是在厦门,父亲开始发现了杨振宁的过人之处:家人在海边散步时,杨振宁挑选的贝壳总是极小却很精致,杨武之认为儿子有着异于常人的观察力。他在杨振宁的一张照片背后写下评语:此子似有异禀。 

1929年秋,杨武之由厦门改往清华大学任教,杨振宁随父北上。此后在清华园中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或许是小时候的记忆太深刻、太美好,若干年后杨振宁落叶归根,选择的最后落脚点也是清华大学,终生再未离开。此是后话。 

2

清华园的杨大头 

小时候,杨振宁是清华园中的孩子王,外号“杨大头”。他的花样最多,骑着自行车,从土坡上疾驰而下,在清华生物系一排一排的鱼缸间狭窄的缝隙里大秀车技。 

当年的小伙伴回忆说,杨振宁兄弟和几个孩子整天都在树上,“几乎每一棵树我们都曾经爬过,每一颗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 

这群小伙伴里,有后来的雕塑家熊秉明,陈省身的妻子郑士宁,还有一个小他两岁的同乡,外号“老憨”。 

老憨这娃每天跟在杨振宁屁股后面玩。他们小学就同一个学校,到中学之后,杨振宁又是学长,碰到有人欺负老憨,杨振宁就会挺身而出帮助他。后来上了大学,又是同一个学校;等杨振宁到美国留学,过两年老憨也跟着来了。杨振宁还特地帮他选了一个离自己就读的学校很近的大学。在自己读博的后两年,他俩住同一间宿舍。 

可以看出,这位老憨,称得上是杨振宁年轻时最好的朋友。后来,他们虽然远隔重洋,但是友谊始终不渝,成为一段必将永远流传的佳话。 

“老憨”的大名,叫邓稼先。 

上学时,杨振宁不仅会玩,而且功课非常优异,在清华园小有名气。杨武之发现儿子数学能力优异,却并没有加强这方面的培养,更没有送儿子去学“奥数”。甚至当儿子问起一些艰深的数学知识时,杨武之却总是说,“慢慢来,不要着急”。 

杨振宁初一暑假时,杨武之请来历史系的高材生给杨振宁讲解《孟子》。这暗含一种通识教育的理念——即要培养学生对不同学科有所认识,进而将不同知识融会贯通,培养出完整的人格。 

这种教育理念也深刻影响了杨振宁的教育思想。1990年,一位华人学者致信杨振宁,希望把自己12岁的天才儿子送往大学深造。杨振宁在回信中说道: 

“在我11岁和12岁时的暑假,他从大学里请了一位历史系的大学生来给我补习中国古文——《孟子)。他晓得人的一生是多方面的,他知道他儿子的数学不需要过早地去催促。我深切地感激他的明智…… 
……在他的面前有一个漫长的人生旅途,尤其重要的是,像他这样的年纪,在心理上和学习上要保持全面、均衡的发展”。(见《杨振宁传》,杨建邺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3

联大七年  

19377月,杨振宁即将升入高二,平静的校园生活却被日寇的枪炮声打破。 

9月份,杨家为逃离战乱,撤离到合肥,杨振宁也前往合肥的庐州中学学习。但日军飞机又在合肥不断轰炸,学业再次中断。19383月,杨武之举家迁往昆明。到昆明后,杨振宁进入昆华中学继续学业。 

在父亲的鼓励和支持下,杨振宁在高二16岁的时候,就报考了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合大学,以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 

西南联大当时肩负着“国难当头保文脉”的作用,这所临时性高等大学后来造就的学术高度,汇集的英才数量在中国教育史上都极为罕见,从这里走出了8位“两弹一星”元勋, 170多位两院院士和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杨振宁刚开始报考的是化学专业,但后来对核物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转到了物理系。 

当时给杨振宁他们上课的,文学有闻一多、朱自清,数学有华罗庚、陈省身,物理学也是群星璀璨,赵忠尧、张文裕、吴有训、周培源、叶企孙、饶毓泰、王竹溪、吴大猷等大师汇聚一堂,让杨振宁和他的师弟李政道、邓稼先等人如鱼得水。 

联大当时的办学条件相当艰苦,教室屋顶是铁皮做的,下起雨来叮咚作响,听不清老师讲课声,窗户没有玻璃,起风时纸张迎风飞舞,甚至学校财政紧张时,这铁皮屋顶最后也只能卖掉换成茅草顶。 

不仅条件艰苦,学生还得提防敌机轰炸,随时准备跑警报。杨振宁的家就曾被夷为平地,幸好人及时撤离到防空洞,没有出事,但是很多从北平带回来的珍贵书籍都被埋在了尘土之下。 

杨振宁大四时,他的儿时伙伴邓稼先也考入了联大物理系。此后,杨振宁每次跑警报,都会拉上邓稼先一起。有一次敌机来袭,杨振宁跑到了防空洞,怎么都找不到邓稼先,便不顾危险地返回去找,看到邓稼先看书入了迷,连警报声都没听见。杨振宁把邓稼先拉到防空洞没多久,邓原来看书的地方就被敌机炸平了。 

尽管生活艰苦,但杨振宁在这里汲取到了充沛的学术滋养。他在西南联大读完本科又读硕士,然后又在联大附中任教,一共待了七年。日后他说,这七年“对于我一生的学术事业有决定性的影响”。(见《大先生杨振宁》,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国家记忆》系列) 

1944年杨振宁考取了第六届留美公费生。当年考试委员会规定,各考生应在原机关服务,等待进一步通知。因此杨振宁前往西南联大附中教了一年数学,第二年八月才正式赴美求学。 

在附中的日子虽然只有短短一年,但是却给杨振宁的未来埋下了一个伏笔。当时班上有一位女学生,是抗日将领杜聿明的千金,名叫杜致礼。22岁的杨振宁和17岁的杜致礼,还不知道日后命运将会把他们牵到一起。  

4

从芝加哥到普林斯顿 

19461月,杨振宁来到23年前父亲曾经求学的芝加哥大学,成为该校物理系的一名研究生。他的指导老师是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费米。 

费米是在理论和实验两方面都已经做到顶尖的科学家,而杨振宁由于从小动手能力差,而读书时代又由于战乱而条件缺乏,所以他认为自己急需补上做实验的短板。于是,费米就介绍杨振宁到同事艾里逊教授的实验室去做研究。杨振宁高兴地去了,他雄心勃勃,想要成为一名实验高手。 

不久,艾里逊实验室就流传开了一句话:“哪里炸得乒乓作晌,那里准有杨振宁在场。”(Where there is a bang there is Yang)(见Chen Ning Yang Oral History InterviewsAIP 

当实验仪器漏气时,杨振宁花了几个小时找不到漏洞,同学却一眼能看出问题所在,几分钟把仪器修好,让杨振宁倍感神秘,百思不得其解。最后,他只好放弃走实验物理的道路,专心搞理论研究。 

日后有人评价说:这是实验物理界的幸运。 

于是,费米又介绍杨振宁去自己的另一位同事那里学习理论物理。这位同事就是鼎鼎大名的“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从此之后,杨振宁如鱼得水,很快就在世界物理学界崭露头角。    

19486月,杨振宁博士毕业,先是留校任教,担任费米的助手。后来因为被“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研究所吸引,到普林斯顿去工作了一段时间。原本他和费米约定,在普林斯顿只待一年,然后就回芝加哥大学。 

但不料,这一去,就是十七年。 

杨振宁的普林斯顿之旅之所以从原定的一年变成了后来的十七年,倒不仅仅是因为奥本海默的挽留,而是遇到了一个特殊的人。 

1949年圣诞节假期,杨振宁和同事在普林斯顿威瑟斯彭街御茶园餐厅吃饭时,一位长相标致,举止端庄优雅的姑娘走过来向他问好。杨振宁惊喜地脱口而出:“你怎么会在这儿?”这位姑娘就是他曾经的学生:杜致礼。 

此时,她已经从17岁的花季少女,成长为22岁的成熟姑娘。她在美国纽约的一个女子学院上学,假期到普林斯顿去看望读高中的弟弟,因此得以与杨振宁邂逅。

当时,杨振宁已经27岁。对那个年代的中国人而言,父母已经很着急他的婚事。杨武之甚至还专门委托身在纽约的胡适帮杨振宁介绍对象。胡适对杨振宁笑言,你们这辈人比我们能干多了,哪儿用得着我来帮忙。 

当时杨振宁也有其他的交往对象,不过见到杜致礼之后,基本上就确定了杜才是他的心中所爱。杨振宁开始频繁坐着火车来往于普林斯顿和北纽约之间,后来为了方便见面,干脆买了一辆车,每到周末就开车一个半小时,去杜致礼所在的圣文森特山学院找她。 

8个月后,他们在普林斯顿举行了婚礼。

百岁杨振宁:东方的天就要大亮了

图源:百度百科 

由于杜致礼此时还在上学,如果杨振宁回到芝加哥大学,那么他们就要相隔一千多公里两地分居。因为这个原因,杨振宁就留在了普林斯顿。后来各方面工作和生活都已安定,就没有再回芝加哥了。 

5

米尔斯规范场和宇称不守恒  

成家之后,杨振宁事业也迎来了黄金发展期。 

1956年之前,物理学家认为宇称守恒,和能量守恒定律、质量守恒定律一样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科玉律。 

什么是宇称守恒?简单解释就是,自然界中有四种基本力量:强力量、电磁力量、弱力量和万有引力,“这四种力量每一种都左右对称,就像每一事物都和它镜中的对影是一模一样”。 

但是上个世纪50年代,出现了一个“θτ之谜”:当时物理学家发现“θ粒子”会衰变成两个π介子,而“τ粒子”会衰变成3个π介子。但令人奇怪的是,θ和τ粒子除了衰变方式不同之外,其他方面的性质几乎完全一样,并且θ的宇称为偶,τ的宇称为奇。 

这将物理学家逼入了两难困境,如果坚持宇称定律不可动摇,那就得承认θ和τ是两种不同的粒子,反之就得否认宇称守恒定律。 

在解决这个谜题时,杨振宁与李政道开始合作。 

19566月中旬,他们向《物理评论》提交了一篇论文,后来10月份刊发了他们的文章《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问题》,指出宇称并不是永远守恒,并提出需要新的实验检验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是否守恒。 

这一观点引来了物理学家们的群嘲,“我不相信上帝是一个没用的左撇子,我愿意打一个大赌,实验一定会给出一个守恒的结果”,“如果宇称真的不守恒了,我把我的帽子吃掉”,“质疑它,要不是极聪明,就是极蠢”。(见《杨振宁传》,杨建邺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尽管质疑声音很大,但杨李二人还是决心用实验证明这个结论,他们找到了一位华人女科学家:吴健雄。10个月后,实验结果证明,杨振宁和李政道是对的,在弱力作用下,宇称确实不守恒。 

195710月,在论文发布一年之后,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这创造了一个惊人的记录。它表明,杨李二人的发现,从一开始就被公认为改变了整个物理学的前沿。要知道,在诺贝尔奖113年的历史中,从发表成果到获奖,物理学家平均要等待漫长的18年。 

而对杨振宁而言,35岁拿诺奖,还不是他的巅峰。 

现在的物理学界普遍认为,杨振宁最高成就并不是宇称不守恒,而是1954年和米尔斯创立的规范场理论。美国富兰克林学会为杨振宁颁发“鲍尔奖”时的评价是,“这个理论模型,已经排列在牛顿、麦克斯韦和爱因斯的工作之列”。(见《杨振宁传》,杨建邺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我们换一个具体的统计数字,或许会有更加直观的感受:除了杨振宁自己获得的诺贝尔奖外,先后还有7个诺贝尔奖,是直接利用杨振宁提出的“杨米尔斯方程”拿到的;有几十个诺贝尔奖,是和杨振宁提出的理论有关;此外还有6个“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也就是菲尔兹奖研究的对象,是杨振宁提出的“杨米尔斯方程”和“杨巴克斯特方程”。 

195712月,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厅鲜花拥簇,香气袭人,35岁的杨振宁和31岁的李政道在这里出席了诺奖颁奖典礼,并发表了感言。 

两人获奖消息传回国内,激励了一代中国青年学者,提升了他们在科学上的信心。 

后来在杨振宁看来,自己一生最重要的贡献并非获得了诺贝尔奖,而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我想我在科学工作的成就帮助中国人的自信心增加了,这个恐怕是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  

6

分道扬镳 

杨李二人因卓越的学术成就,荣誉赞美纷至沓来,但令人遗憾的是,二人嫌隙渐生,在1962年最终决裂。 

他们曾经有过珠联璧合的黄金时代。奥本海默说,看到杨李两人走在校园里,他就会感到满心骄傲,总算看到研究所里有愉快合作的最佳典范。 

人们有时看到两人激烈的讨论,甚至大喊大叫,他们经常用中文交流,偶然夹杂英文单词,甚至观看或者聆听他们的工作进展,都是让人兴奋又疲惫的体验。杨振宁曾说,“我们两人的关系,有的时候比我们和我们的太太之间的关系还要密切。” 

但两人关系最终破裂,主要是源于两个分歧:一是论文署名的矛盾,二是诺奖贡献之争。 

据李政道说,两人合作完成论文后,杨振宁希望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前面,李政道第一次勉为其难的答应了,但第二次李政道希望按照国际惯例,即姓氏字母顺序排列。 

不过,虽然两人在署名问题存在分歧,但合作并未受到影响。真正的矛盾来源于诺奖之争。 

1962年,著名的媒体《纽约客》发表长文《宇称的问题》,作者暗示,诺贝尔奖其实是李政道提出的思路,杨振宁只是参与了计算。 

杨振宁起初对这些传言并不理会,但是1979年,当他在欧洲核子中心的图书馆看到李政道的《弱相互作用的历史》,发现李政道本人在书中也持这种说法时,再也坐不住了。两人的争议不断升级,唇枪舌剑,你来我往。 

甚至获得诺奖的论文是谁主笔,两人也有分歧。 

杨振宁在1983年说,自己当时得了严重的腰痛病,不得已卧榻数天,论文是由自己口授,妻子杜致礼一句一句记录下来,后来把稿子拿给李政道,他作了几处修改。 

2003年李政道却称,当时杨因为腰痛,打电话说他不能来纽约拜访我,我在电话中告诉他,自己不仅完成了论文,而且请助理将手写的全部论文打印出来。 

一直到20103月,杨振宁宣布不再就这件事发表任何言论,这段历时半个世纪的争论才告一段落。 

曾经亲密合作的伙伴,最后以这种方式结局,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遗憾。两人共同的恩师吴大猷教授曾说,“整件事是一极不幸的事,我想真相是不能永远掩盖著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不再在世人前争,而让真相慢慢的展现出来。” 

现在,离吴大猷说这段话已经过去了35年,这个事件仍然还是一个罗生门。也许,真相如何,已经不再重要。时间留给我们的,只是一声沉重的叹息。 

7

千里共同途 

2017年,95岁杨振宁改回中国国籍,转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消息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本是一件大好事,却有很多人给与了负面的评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声音认为,中国一穷二白的时候没见他回国报效国家,反而扭头加入了美国国籍,并将他与邓稼先进行比较,认为他现在凭着诺奖身份回国安度晚年。这些网友认为这是典型的投机行为,是精明的选择。 

但是当我们真正去了解一个真实的杨振宁,就会发现这种言论不仅刻薄,而且无知。且不说杨振宁以在科学上的卓越成就为中华民族扬眉吐气,使我们摆脱了中国人才智低人一等的印象,并鼓舞了一批又一批中国学子,就说他的爱国之心,就并不输于任何人。 

19576月,杨武之在周总理的安排下,得以赴日内瓦与当时在那短暂工作的杨振宁会面。临别时,杨武之写下一幅字给儿子:“每饭勿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

百岁杨振宁:东方的天就要大亮了
图源:《晨曦集》:从杨振宁的几幅照片谈起,李昕,澎湃新闻 

195712月,在诺奖颁奖典礼上,杨振宁向全世界说:我以自己的中国血统和背景而感到骄傲。 

 1971年,中美尚未建交,但两国关系开始有缓和迹象,基辛格秘密访华,几天后,杨振宁也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中国。 

杨振宁此次归国,不是一时头脑发热,而是已经为此谋划许久。早在多年以前,他就选择绝不接触与核武器有关的研究,避免日后美国人以涉及安全机密为由,阻挠他回国。 

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和安排下,杨振宁回国探望的申请很快得到了批准。1971715日,他终于踏上了回国的飞机。若干年后的回忆录中,杨振宁如此写道:当驾驶员说,我们已进入中国领空,当时我的激动的心情是无法描述的。 

回到中国后,他前后前往上海,合肥,见到了很多自己的同窗好友和老师,在北京如愿以偿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前后会谈接近五个小时。总理说, 

“杨博士在海外的成就说明了中国人并不比别人笨,中国目前在许多方面还很落后,但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迎头赶上去……我们希望杨博士和许多有识之士ー道,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架设一座交流科学、增进友谊的桥梁”。(见《杨振宁传》,杨建邺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百岁杨振宁:东方的天就要大亮了

图源:《晨曦集》:从杨振宁的几幅照片谈起,李昕,澎湃新闻

历时一个多月考察结束后,杨振宁回到了美国,在美国他多次公开演讲,介绍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引起轰动,甚至他的举动让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多次找他“谈话”,有调查员去了他的办公室,语带威胁。不仅有美国人的压力,苏联当局也攻击污蔑杨是中国派去美国的第五纵队之首。 

不过这些攻击并没有改变他的内心。得益于杨振宁的大力宣传,大批华裔学子开始消除顾虑,前往中国探亲访问。 

周培源教授说:“杨振宁是美籍华裔科学家访问中国的第一人,也是架设起中美之间科学家友谊和交流桥梁的第一人。光是这方面的贡献,杨振宁的成就就是无人能及的。(见《杨振宁传》,杨建邺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除了上面这些显性的成果,还有一些大家当时并未觉察但影响深远的意义。 

杨振宁在70年代多次回国,每次会被要求列一份“亲友会见名单”。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那个名单上很多都是正在劳改的科学家,只要会见后,这些人就不再被关押,可以继续从事和科学相关的工作。 

1971年首次回国时,杨振宁会见名单上列的第一个名字,是邓稼先。 

据邓老的妻子许鹿希若干年后回忆:当时正处于特殊年代,邓稼先和十几位科学家的正常科研工作受到干扰,被软禁于青海的“221基地”某学习班,并很有可能会被进一步迫害。正是由于杨振宁希望会见这位老友,在总理的过问下,邓稼先回到北京,陪同总理一道参与和杨振宁的会面。 

那个所谓的“学习班”也因此而被解散,十几位科学家得以顺利回到工作岗位。除了邓稼先以外,这十几个人里面,还有一些当时隐姓埋名,但日后将被全国传颂的名字,如于敏、陈能宽。 

杨振宁与邓稼先分别22年后再次相聚于北京时,感慨万分。当时他心头一直有个问题在萦绕: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美国媒体说,中国人根本就没能力造原子弹,是因为有个叫“寒春”的美籍物理学家帮助中国,这才造出了原子弹。 

从杨振宁内心来讲,他很希望这个消息是假的,他说: 

“我不知道今天的年轻人懂不懂,在我长大的时候,在我父亲他们这一辈长大的时候,是中国被外国人欺负得不得了,因为中国没有近代的(先进)武器,所以希望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只是中国人自己做出来的。”(见《大先生杨振宁》,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国家记忆》系列) 

有一天,杨振宁忍不住把疑虑抛给了邓稼先,邓稼先回答说,我觉得没有,不过我需要向组织上验证这件事情。 

第二天晚上的宴席上,有一个工作人员专程给杨振宁送来了一封邓稼先写的信,信中说:

关于你要打听的事,我已向组织上了解,寒春确实没有参加过我国任何有关制造核武器的事,我特地写这封信告诉你。 

杨振宁看信之后,当即离席,躲进洗手间,泪如泉涌。

在那封信中,邓稼先还写道: 

“这次送你走后,心里自然有些惜别之感。和你见面几次,心里总觉得缺点什么东西似的,细想起来心里总是有友行千里心担忧的感觉。因此心里总是盼望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当时杨振宁并不理解好友为什么要把“千里共婵娟”改为“千里共同途”,而五十年后,杨振宁已经完全懂了。他在百岁生日感怀中说:

“稼先,我懂你的‘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有自信地跟你说,我这以后50年是合了你‘共同途’的途,我相信你也会满意。”

2003年底,杨振宁回到中国任教,定居于他小时候留下最美好记忆的清华园,并把自己的居所命名为“归根居”。

对于这一次阔别将近一甲子的回归,杨振宁专门写了一首《归根》诗以记述自己的心情:

昔负千寻质,

高临九仞峰。

深究对称意,

胆识云霄冲。

神州新天换,

故园使命重。

学子凌云志,

我当指路松。

千古三旋律,

循循谈笑中。

耄耋新事业,

东篱归根翁。

8

花好驻春风

杨振宁“东篱归根”的时候,是一个人回来的,如同他1945年乘船东渡时,是一个人去的一样。 

在他回来的两个月前,陪伴了他53年的发妻杜致礼,不幸病逝。所以,在回到清华后参加老同学聚会时,其他同学都是成双成对,只有杨振宁是孤零零的一人。

不过,这样的状态没有持续多久。2004年底,在归国正好一周年的当天,82岁的杨振宁在广东汕头领取了人生第二张结婚证。新婚的妻子,名叫翁帆,时年28岁。 

这一门年龄差距54岁的婚姻,引起舆论一片哗然。网上充满了质疑和嘲讽的声音。男方被认为是为老不尊,甚至道德沦丧,女的则是有所企图,居心叵测。 

事实上,翁帆和杨振宁早在1995年就认识了,当时汕头大学举行了一场海外华人物理学大会,19岁的大一学生翁帆负责接待杨振宁夫妇,给杨振宁和杜致礼夫妇俩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那次会议后,俩人虽然交往不多,但是偶尔还会通信。 

大学毕业后,翁帆有过一段婚姻,但感情不和,短短两年就草草结束。后来,她考入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习翻译。 

杜致礼离开后,杨振宁倍感伤怀。我们不知道他度过了怎样的一段时光,只知道后来他曾经说过:“一个老年人的孤独,我是很怕的”。 

在这种孤独之中,他偶然接到翁帆的一封来信,或许内心泛起了一些涟漪,两个人又开始慢慢联系起来,并在不久之后,正式开始“谈朋友”。后来杨振宁在电话中求婚成功,于是,在重新相遇的9个月后,他们给双方的好友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宣布了他们订婚的消息。 

听闻杨振宁的喜讯后,老友许渊冲教授还特地送了他们一首诗: 

“振宁不老松,扬帆为小翁。岁寒情更热,花好驻春风”。(见《杨振宁传》,杨建邺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百岁杨振宁:东方的天就要大亮了

2005年2月,杨振宁和翁帆在广州。图源:《晨曦集》:从杨振宁的几幅照片谈起,李昕,澎湃新闻

对于杨振宁来说,这桩婚姻并不是一时兴起,他曾坦诚,如果没有与翁帆结婚,也可能和别的女士结婚,因为他不想过那种老年孤独的日子,甚至像“英国数学家哈密顿在太太去世后,过了相当漫长的孤独日子,甚至书页上都有饮食的污渍”。 

这桩婚姻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当事人却表现得非常平静。消息传开的那天,有很多记者给翁帆打电话,她关掉手机,睡了一个好觉。 

尽管外界认为这样年龄大的差距,婚姻一定不能成功,但杨振宁却认为“他们对彼此有一些认识,对彼此处理事情的办法有一些认识”,他将翁帆称作上帝送给自己的最后一个礼物。 

在翁帆看来,一个女人崇拜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又喜欢她或爱她,女人会在不知不觉中喜欢这个男人,她把杨振宁视作自己的领路人。 

2017年凤凰卫视32日的《锵锵三人行》的节目中,有人说杨振宁放弃美籍是为人很“精”,一向低调的翁帆在《中华读书报》上撰文批驳这种说法,维护杨振宁的声誉,说“我看到的杨先生不是很‘精’,而是非常地‘傻’”。 

而杨振宁则坚信,以后回过头去看待这段婚姻时,这一定是一段罗曼史。 

他说: 

“跟一个年纪很轻的人结婚,很深刻的感受是,这个婚姻把自己的生命在某种方式上做了延长。假如我没有和翁帆结婚,我会觉得三四十年后的事跟我没关系;现在我知道,三四十年后的事,透过翁帆的生命,与我有密切的关系。”。(见《曙光集》,杨振宁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

9

从曙光到晨曦

杨振宁已经走入他人生的第一百个年头。

他曾有无比的辉煌,也有无穷的争议。但近年来,我们欣然看到:他对世界的贡献及在科学界的地位,越来越被国人所认识;他对爱情与婚姻的选择,越来越被国人所理解;他多年来为国家所做的事情和他的拳拳爱国之心,越来越被国人所感知。 

2008年,在杨振宁著,翁帆编译的《曙光集》前言中,杨振宁写道: 

 “鲁迅,王国维和陈寅恪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史上一个长夜。我和联大同学们就成长于此似无止尽的长夜中。幸运地,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这个长夜,看见了曙光。我今年八十五岁,看不到天大亮了……” 

而十年后的2018年,在杨振宁和翁帆合作编著的《晨曦集》前言中,杨振宁却说: 

“没想到以后10年间,国内和世界都起了惊人巨变。今天虽然天还没有大亮,但曙光已转为晨曦,所以这本新书取名为《晨曦集》。而且,看样子如果运气好的话,我自己都可能看到天大亮!” 

其实,这一片天,岂非正是因为有杨振宁先生,他的父亲杨武之、挚友邓稼先,以及千千万万如他们一样热爱科学、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热血之士,不断拼搏奋斗,奉献智慧和力量,才变得越来越亮的吗? 

这一片天,也将会因为在振宁先生身后,还将有无数热血青年,受老一辈科学家的感召和启发,投身于探索科学的边界,奉献于祖国与人民,而变得更加明亮。 

我相信,杨振宁先生,一定会看到天大亮。

我们,也一定会看到天大亮。 

主要参考资料:

【1】杨振宁文录,杨建邺选编,海南出版社,2002

【2】杨振宁文集,张宙选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3】杨振宁传,杨建邺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4】曙光集杨振宁 翁帆,三联书店,2008

【5】晨曦集,杨振宁 翁帆,商务印书馆,2018

【6】Chen Ning Yang,interviewd by John Isreal and Larry Schneider, Oral History Interviews,AIP

【7】视频《杨振宁翁帆做客杨澜访谈录》,杨澜访谈录2015年6月6日

【8】视频《大先生杨振宁》,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国家记忆》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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