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同志是如何应对上海疫情的

作者/文四爷

一

1987年12月，初冬的上海已经有了寒意。

这时候，朱同志来到了上海。

他的新身份是上海市委副书记。

上海这座曾经号称东方巴黎的城市，此时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浪潮里，并没有拔得头筹。

它带着计划经济时代的余晖，已经开始明显落后于广东等地的发展。

上海急需一个懂经济的改革闯将来做主政领导，也可以把身兼市委书记和市长两个职位于一身的江同志从繁杂的政务工作中解放出来。

朱同志之前一直在经济口工作，先后在国家计委（现国家发改委），国家经贸委工作，他是当时科班出身，懂经济工作的干部。

在此之前，大家对朱同志知之甚少，但很快朱同志的真才实干就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朱同志刚到上海，一场突如而来的疫情，就席卷了上海。

二

1988年1月16日、17日，上海市黄浦区传染病医院和黄浦区中心医院杨廉奎、刘小庆两位医师发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两家医院已发现陆续发现20余名因食毛蚶而出现甲型肝炎症状的病人。

毛蚶是外壳带黑，形状类似花甲一样的水产。

医生的直觉告诉他们，这不是一个偶发现象。

那个时候还没有疾控中心，也没有互联网，怎么把这个情况告诉大家呢？

两个医生想到了登报。

他们出于对大众负责的态度，马上把这个内部信息向当时上海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进行通报。

可以说，杨廉奎、刘小庆这两位医生是这次上海甲肝疫情的吹哨人。

解放日报的记者费智平面对这个信息，他并没有大意，他敏锐的意识到了可能存在的严重性。

本着对新闻严谨负责的态度，费智平把这个情况向上海市卫生局防疫处去求证。

当时上海市卫生局防疫处给出了现在看来让人无比庆幸的答复：

这两家医院所反映的情况应当引起卫生部门和广大市民的关注，提高警惕，防患于未然

虽然当时的上海已经离远东第一城市的桂冠离去很久，但还是体现了它高度城市化的管理底蕴。

从医生发现问题开始吹哨到大众得知到所有信息，只花了短短两天时间，这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就算放到现在，也算是非常高效。

但是甲肝是有一个月左右的潜伏期的，这批发病的，基本都是一个月前感染的，而且随后上海甲肝疫情开始了井喷式爆发。

上海第一批突然爆发的这些确诊病例，后来证实都是食用了启东新发现的“毛蚶矿”的海产。

原来，在1987年底，位于上海北面的启东市在全面疏通长江口航道时，意外的发现了一个巨型的野生“毛蚶矿”：近海水域的毛蚶堆集厚度近 1 米，长度绵延数公里，毛蚶蕴藏量估约在 5 万吨以上。

在缺衣少食、买粮食都要用粮票的日子，毛蚶作为一种不需要粮票就能购买的食物，受到上海人民的热捧。

后来据估计，上海有 230 万人都食用了启东毛蚶，约占当时上海总人口的六分之一。

1988年1月19日，甲肝确诊病例数急增至 134 例。

1988年2月1日，甲肝确诊病例爆发式的达到了近 2 万例。

上海疫情进入第一批高峰大爆发。

三

朱同志上任没多久，就碰上了这么一件棘手的大事，这次甲肝疫情发病来势之猛、发病之集中、覆盖面之广，为国内外医学史上所罕见。

当时不仅整个上海都陷入焦虑和恐慌，而是全国开始不接收上海寄过来的东西，上海人在外地出差去吃饭，别人一听到上海来的，拒绝招待，上海代表去北京开会，都要单独吃饭，单独住宿。

虽然在1988年4月之前江同志还兼任上海市长，但是朱同志已经开始经手具体的工作了。

朱同志雷厉风行，马上抓起了这些问题。

首先是尽快找到病毒的传染源头。

开始只是根据流行病学推断毛蚶是甲肝病毒的源头，但是没有直接证据。

上海的卫生防疫部门很快就派出专家去在启东售出的毛蚶上进行取样化验，确实发现了大量甲肝病毒。

证明了上海此次疫情的爆发传染源是来自启东毛蚶，随即，启东毛蚶立即被禁售。

因为防控及时，当时医学界预计的第二批确诊高峰也没有原来想象的那么猛烈。

协调床位并保证确诊病例得到收治

当时的上海疫情严峻，确诊病例每日新增过万，虽然当时的上海拥有着几乎全国先进的医疗技术和最好的医疗条件。

但是上海的各个医院迅速睡满了病人，上海看似很多的5.5万张床位迅速爆满。

更多的病人甚至自带被褥和折叠床，住在走廊、大厅甚至洗手间里。

上海的瑞金、中山、仁济、华山等医院全线告急，载荷量全部突破上限。

当时江同志做出了这样的动员和号召：打一场扫除甲肝的人民战争。

朱同志迅速开始部署，协调了上海全市的企业仓库、学校宿舍、旅馆、新建或正在改建的住宅等改为临时隔离病房。

经过紧急动员，全市隔离收治点增加至1254个，床位数增加了11.8万张。

有效的缓解了当时甲肝确诊病例的收治。

与市民及时通报信息

朱同志每天都关心疫情的情况，他见到分管卫生的副市长谢丽娟就会问：

今天的甲肝病人是多少

另外，朱同志还特别关心确诊病例信息的准确性。

在那个数据还没有联网的年代，朱同志对手工收集上报上来的数字更是特别关注，他特别问谢丽娟：

你说的这个数字准确吗？我怎么好像听说不是这么回事儿？

疫情期间，人们容易因为信息缺失产生焦虑。

当时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等报纸，不断刊登一些科普性的文章，并且开辟了专栏，向大家宣传关于甲肝病毒的防治方法。

大家得到了信息，心里就没那么慌了，而且交叉传染也得到有效避免。

现在看起来这一套应对好像大家觉得平平无奇了？但是这是在30多年前，中国第一次在城市应对如此大规模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居然已经可以跟现在科学的做法相类似了，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疫情的责任

出了这么大一场疫情，最后肯定是要追查责任的。

针对当时国内各种压力，江同志和朱同志，都对负责防疫工作的干部进行了公开支持。

首先是江同志的公开表态：

这是一场病灾，上海有什么大事，要说责任，应该是我的责任

朱同志作为即将主政上海的负责领导，他的表态也很重要。

朱同志在人大会议后回答记者的提问关于这次疫情责任的问题时回答说：

这次甲肝发生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有许多经验教训可以吸取。但是据我所知，上海市政府的负责同志是非常认真负责地对待这项工作的。这样一次因生食毛蚶引起的大规模肝炎爆发，在这么短的时间平息下去，没有引起第二次感染，这是很不容易的。

江同志和朱同志对上海疫情工作的这些表态，保护了当时已经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的负责人员，没有让他们流血又流泪。

四

这次突如其来的大规模疫情，让朱同志主政上海这座城市后，开始重点提升上海卫生水平。

朱同志要求改革市容环境卫生的管理体制，要包干，实行责任制，他说：

上海与北京、天津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一看脏的样子就头疼，这么脏，士气是振作不起来的

在朱同志的主抓下，上海从一个很多马路边上刷马桶导致粪尿横流的城市，一跃变成了干净卫生的全国卫生城市。

上海的这次甲肝疫情，让上海这座城市有了应对大规模公共卫生事件的成功实战案例和经验。

朱同志要求相关卫生的负责同志，要逐步去搭建现代的公共卫生体系。

从那时起就要建立应对突发公共卫生问题机制，建立流行病预警和防控体系。

朱同志这些宝贵的无形财产，传承了下来。

让上海人民一直受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