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鼓励结婚生子,古人都想了哪些办法?

作者:郭歆

本文转载自: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

为了鼓励结婚生子,古人都想了哪些办法?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结婚生子是人生中的重大事情。在古代聚族而居的社会环境下,自家的人丁多也可以在开荒争地上占据更大优势。所以“人丁兴旺”一直是中国古代衡量“盛世”的重要指标,对国家社会至关重要。那么,古人为了提高生育率,都采取了什么措施呢?

 

无非是三个办法,一个是确立多子多福的观念,一个是用朝廷强制性政策来促进生育,第三个是靠家庭的力量来促进生育。

 

为了鼓励结婚生子,古人都想了哪些办法?

明 夏葵 《婴戏图卷》 。来源/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

 

中国很早便有所谓的“生生”文化。《周易》记载:“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生生”的概念被古人冠以哲学概念,即“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不断的繁衍生息正是天地所能延续的根本,即《礼记·婚义》中所说的:“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事也。”古人强调,只有生生不息,才能让天下为继,而这个概念被日后的思想家们所接纳。比如《孔子家语》中将“无子”作为“七出”之一,而“多子多福”“五世其昌”等观念,都是鼓励人们提高生育水平。所以,古代社会文化上的浓重生育氛围,会给当婚之人形成压力。不仅如此,农耕文化下的乡村社会多是熟人社会,人们更重视舆论上的压力。如果有人过了结婚生子的年龄,其承受的舆论压力会更大。所以,古人往往结婚时间比较早,到了后来,多生孩子更是同国家社稷兴衰挂钩,陆游曾教育后辈说:“仍须知稼穑,勉为国添丁。”

 

此外,在古代生产力和医疗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儿童的夭折率非常高。以清代皇室为例,清朝12世皇帝中,除了最后3个皇帝没有后代外,前面9个皇帝共生育子女195人,平均每个皇帝生育子女高达21人。理论上讲,享受着国家最好医疗保障的皇子应该不错吧,但其中不到20岁便去世的有81人,占总人数的42%;而不到15岁就死去的有74人,占总数的38%;不到10岁就夭折的有68人,占总人数的35%。这还是卫生条件和营养保证都是最优的皇族。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社会普遍的儿童夭折率也达到了50%左右。在如此高的儿童夭折率下,古人为了保证族群的延续,也会尽量多生。这一生物本能也强化了中国人的生育文化,毕竟只有足够充足的后代,才能防止家族“香火断绝”。所以,“养儿防老”“老有所养”“养老送终”等概念深深植入了中国人的心中,更加刺激了人们的多生文化。

 

但要鼓励生育,仅凭文化观念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实际措施,生育率依然是个问题。虽然生育很重要,但生育带来的经济和生理上的压力也确实存在。古代妇女十月怀胎以及哺乳期难以劳作,男性则承担了一人养家的压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古代朝廷和家族开始施展了自己的招数。

从现有的文字记录看,西周时期,古人就已开始发布对生育有利的政策了。按《周礼·地官·媒氏》的记录:“产子三人与母,二人与之饩。”意思是,如果一位母亲生了三个孩子,会请乳母帮她养孩子;生两个孩子的,会给他粮食等补贴。春秋时期的越国更绝,越王勾践为了报仇灭亡吴国,特地颁布鼓励生育的法令。按照《国语·勾践灭吴》的记载,越王“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即对全国人口进行婚配,凡是到了生育年龄的都要求婚配,青壮年不得娶年纪大的老太太,老头子不许娶青壮年女子;如果女子十七岁、男子二十岁还没有结婚,他们的父母都要被治罪。除了强制婚配外,勾践还下令:“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守之。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子,公与之饩。”即报告上来的孕妇,官府将派医生守护。生男孩补贴两壶酒、一条狗;生女孩补贴两壶酒、一头猪;生三个孩子,则对其派遣乳母帮忙喂养孩子,生两个孩子,赠送一些牲畜和粮食。这算是古代比较著名的“催生法案”了。越国也正是靠着这一政策,大大提高了人口数量,并在后来与吴国的交战中有了底气。

 

以一统天下为使命的秦国,更把催生做到极致,在越国,女子十七岁、男子二十岁结婚的时候,秦国已经把早婚早育的时间提前到了 “男子十五,女子十三”。而《史记·商君列传中》更是记载:“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如果家里有两个适龄男子还不成婚分家的,就加倍收取赋税,算是中国最早的“单身税”之一了。此后,秦国人口数量迅速提升,很快,在充足人口的支撑下,秦国养活了一支震撼战国时期的大军。《战国策》记载的秦军:秦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而庞大又有极强战斗力的秦军,正是秦国可以一统六国的基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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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的军队。来源/《大秦帝国》截图

 

西汉时期,由于经历了秦末的战乱,国家凋敝,土地荒芜。为了提高人口数量,汉代统治者采取了跟秦相似的手段来达到目的。比如汉高祖刘邦曾下令,规定女子超过十五岁未嫁,缴纳120钱税费。至汉惠帝主政时期,据《汉书·惠帝纪》记载:“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即女子到了15-30岁还不嫁人,要缴纳五倍的税费,即600钱,相当于一年口粮全没了,可见西汉对“单身税”的收取程度比秦更狠。而且西汉还要求女子如果超过婚配年龄实在找不到丈夫,那么官府会为她强制指派一个丈夫,以此来保证婚配和生育,同时治罪其父母。解决了婚配问题后,接下来就是对生育问题进行奖惩。汉朝规定,夫妻二人若是生育男孩,官府奖励200钱;若生女孩,奖励50钱;若两年内不生育,不好意思,罚款200钱。

 

这套鼓励生育的官方政策,自秦汉确立后,也被后世历代所继承。虽然略有改动,但确保生育率的核心一直没有太大变动。极端情况下甚至还有加强,比如南北朝时期的北魏政权,为了提高生育率,甚至将结婚年龄提前到“男十四、女十三”。有意思的是,除了对适龄男女进行传统的奖惩外,北魏还规定了设立活动拉郎配的政策。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七月的一道诏书中曾说:“又夫妇之道,生民所先,仲春奔会,礼有达式,男女失时者以礼会之。”宣武帝正始元年时期,朝廷又下诏“男女怨扩,务令媾会,称朕意焉”。北齐甚至更加急不可耐,据《北齐书·后主纪》记载:“(武平七年)二月辛酉,括杂户女年二十已下十四已上未嫁悉集省,隐匿者家长处死刑。”好家伙,如果你敢隐匿不报,那么连脑袋都有可能搬家。

 

除了催促结婚生子外,古代官府还有一些其他做法。仍以北魏为例,为了鼓励人口增加,北魏统治者放宫女出宫与将士婚配,借此增加人口,更将人口增加作为地方官员的考核政绩。还有一件事是北朝政权始作、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僧尼还俗”。南北朝时期,佛教兴起,鼎盛时期有“寺院万处,僧尼300余万”。由于他们既不纳税又不生育,对国家产生了不良影响,自然遭到了北朝统治者的数次打击。肃宗熙平二年(517),北朝统治者下令禁止私度僧尼:“自今奴婢悉不听出家,诸王及亲贵,亦不得辄启请。有犯者,以违旨论。其僧尼辄度他人奴婢者,亦移五百里外为僧。僧尼多养亲识及他人奴婢子,年大私度为弟子,自今断之。有犯还俗,被养者归本等。寺主听容一人,出寺五百里,二人千里……自今有一人私度,皆以违旨论……私度之身,配当州下役。”除了僧尼还俗外,魏世宗还在在永平二年(509)十有一月甲申,下了一道同样影响后世的诏令,即“禁屠杀含孕,以为永制”,从此以后,“孕妇不杀”既保证了未来人口增加,也成了中国法律界的默认规矩。

 

从此,中国的生育政策自南北朝以后就没有太大变化,从唐到明,基本上历代都是在南北朝以后形成的生育政策上小修小补。比如唐时期开始允许寡妇再嫁,“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媒媾,令其好合”。公元1098年,宋哲宗时期有了居养法,成立了官办的居养院。对于弃婴现象,宋代时期也做出了政策予以解决,“官给之米,而使举其子,所全活甚众”,或者采取“没官田产免行出鬻,官收其课,以给助民间举子之费”。兴办举子仓的做法在江南地区逐步流传,这个粮食支出机构专门用来救济家里有孩子的贫困家庭,谁家生了孩子,就给一石米等物资救济,以此来提高儿童存活率,大大降低了弃婴的数量,保证了人口的增长。宋代针对社会上许多官宦人家私阉男童为宦的恶状,诏令“人臣家不得私养宦者,……士庶敢有阉男童者不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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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妃子浴儿》 。来源/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到了元代,养宦之风稍息。明朝建立后,洪武五年(1372)规定“毋阉人子为宦者,犯者抵罪”,再次否决了这种恶行。清代总体上袭承了明代大部分制度,但到了雍正年间,一项在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法令——“摊丁入亩”制度的推广,成为清代人口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因为这相当于中国历史上千年之久的人丁税消失了,百姓的压力减轻了不少,他们更有信心养活多出来的孩子。再加上清代引入的高产作物渐渐推广,让中国人口获得了飞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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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上半叶,人口增长显著,而近代以来由于战争等,进一步影响人口数量。来源/葛剑雄《中国人口史》

 

当然,古代人口生育率的提升,不仅仅是官府的努力,民间一样在想方设法提高生育水平。事实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本身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以农户为核心的家庭,多一个孩子就相当于多一个劳动力,这对家庭来说是重要的资源。在直接利益的驱使下,古人本能地想多生孩子。《诗·召南·何彼襛矣序》中将“五男二女”定为表示子孙兴旺、有福气的象征,甚至今天的在一些文艺作品中仍有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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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画像,孟子把人口增殖与道德伦理结合起来,斥责“无后”的危害,深刻影响古代的人口观念 。来源/中国大百科全书

 

作为中国古代组织力重要来源的宗族系统,在提高生育率这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在古代聚族而居的情况下,枝繁叶茂的大家族会在当地形成一个巨大的政治势力。比如江州义门陈氏,几代同居,儿孙满堂,鼎盛时期人口多达3900余口,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人口最多的家族之一。宋太宗赵光义曾下旨称赞其“聚族三千口天下第一,同居五百年世上无双”。大家族带来的好处肉眼可见,在这种情况下,古代民间无不把早婚早育、增加人口作为家族大事来做。但问题来了,如果你家境贫穷,生不起孩子该怎么办呢?这就体现出了大家族的另一重要性——相互帮衬。按照唐代《令有司劝勉庶人婚聘及时诏》的记录:“若贫窭之徒,将迎匾乏者,仰於其亲近,及乡里富有之家,褒多益寡,使得资送以济。”就是说,如果你家里太穷没办法,那么乡里乡亲中富裕人家会资助你结婚生子,以便增加本族人口数量。

 

古代由家族出面为适龄子女介绍对象也是一个重要工作,为此还诞生了不少佳话,比如著名的“东床快婿”。东晋时期的太傅郗鉴和丞相王导两家结为联姻,靠的就是郗家派人挑选王家年轻男子,最后选中了著名书法家王羲之为女婿的事情。古代家族给子女结亲后,接下来就进入到催生环节。如果新婚夫妇没有在三年之内生子,不用官府追究,家里人就快用口水把他们淹死了。

可见,古人为了提高生育率,真是使用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毕竟,人口在古代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为了能让国家的人力资源增长,从上到下都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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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 | 郭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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