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十条后,北京十日记

作者: 剥洋葱

本文转载自:剥洋葱people(ID:boyangcongpeople)

安萍发现,政策优化后,一部分下辖卫生系统的工作人员先阳了,但政策的转变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以前的工作是测核酸,隔离。而现在目标清晰,有病治病,“而且这个目标是能努力达成的。”她说,“下一个春天,我们会变好了。”

 

新十条后,北京十日记
2022年12月8日,北京一家医院开设的发热门诊。当日,北京市卫健委公布,北京市94家医疗机构(含定点医院)开设发热门诊。图/IC photo
 
文丨新京报记者 朱清华 冯雨昕 汪畅 李聪

在跑了一个星期的同城快送之后,12月16日,骑手董浩“阳”了。收到核酸单管“阳性”的结果之后,他只是简单说了一句,“没事,预料之中”。

 

吴姗姗半个月前感染,如今已经康复,16日这一天,她开始复工。阳过之后剩下的药,吴姗姗送给了那些需要的人,之前她送过四颗布洛芬、一个温度计给陌生人,对方给她寄来了一箱黄桃罐头,善意回流。

 

距离“新十条”落地满十天,北京正在发生变化。密接、行程卡、高风险地区等词语正在成为过去式。居家自愈、发热门诊、药品供应、运力不足等成为新的关键词。

 

十天的时间,越来越多的人切身感受着奥密克戎。一些人“阳”了,一些人已经康复,科普从知识变成体验。专家预计的第一波感染峰值即将到来,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力量,对抗病毒,等待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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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开”前夜

12月6日,北京市宣布进入商超、商务楼等不再查验核酸。

 

北京某区卫生系统工作人员安萍最先感到了变化。

 

那天,许多社区医院向她上报感染病例,上级要求她开始储备相关药物。也是从那天起,她负责对接的物资,从防护服、口罩、护目镜等转变成了药品。

 

此前,她的工作重心是严防死守,她在11月中旬守过隔离点,“一例交叉感染都不能出现。”但她也记得,在隔离酒店,即便有“红绿区”划分,有防护服等严密措施,仍然出现了一线人员的感染情况,“说明这个感染性已经非常非常强了。”

 

同样在12月6日,26岁的某影视公司新媒体主管余寒没有去上班。他说,一百多人的公司里已有一小半人感染了新冠,开始居家办公。此前一天的12月5日,他出门做核酸,发现每个核酸点都在排长队,“至少得等三个小时以上。”在寒风中站了一会儿,他转头回家,“要不没病也给冻出病了,而且队伍里可能也有阳性。”

 

得知从6日起进入商超、写字楼不再查验核酸,他觉得“生活好像恢复了一点儿”。

 

12月6日,保安吴越成如往常一样在潘家园南里某小区门口值勤,身旁放着一块贴有二维码的牌子,供小区进出人员扫码。从这天起,他不再阻拦非小区内人员进入小区,他觉得工作轻松了不少,“避免了一些和居民、外卖骑手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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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6日,北京丰台区,物美大卖场玉蜓桥店,工作人员提醒顾客扫码后可进入大卖场。图/IC photo

至12月6日,潘家园旧货市场已休市半个月。摊主张国旗记得,12月5日,潘家园复市了一天,他卖出几十本书,收入百十来块钱,又在临收摊时接到次日闭市的通知。他当时心想不好,“市场怕不是要到年前都开不出来了。”

 

但12月6日下午两点多,复市通知又来了,并提及进出商户及顾客“无须出示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接到通知时,张国旗正在家里用胶水粘旧书皮,“挺高兴。”

12月6日这一天,33岁的北京某私立医院急诊科医生许帆发现,急诊诊断偶发的阳性病患越来越多。原本,他所在的医院需将接诊到的阳性病患上报、转院,但从6日起,上报迟迟没有结果,“到处都满员了,阳性病人只能送到我们自己的发热门诊。”那两天,他自己也短暂地感到咽痛,以为是劳累过度所致。

 

35岁的北京某三级医院急诊科医生陈蓉在12月初出现了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靠吃感冒药压了下去。她的身边接二连三地有同事“中招”。头几个“中招”的同事,自愿隔离在医院。很快,阳性人员增长太快,医院的空间也不够用了。截至12月6日,她的科室内同事约有近三分之一感染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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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十条”公布

12月7日,“新十条”公布,人们的生活开始截然不同。

 

骑手张永新像往常一样,在小区门口停好电动车,左手拎上货物,右手准备掏出手机扫健康宝。

 

张永新今年31岁,是一家生鲜零售配送站的全职配送员,入职一年半来,他只负责站点周围的小区,最远不超过5公里。

 

“直接进吧”,小区保安与他四目相对,并朝他挥挥手。张永新说自己突然还有些不习惯,以前扫完健康宝,有一声“通过,绿码,核酸几天”,“一听这个声音才能进”差不多成了他的条件反射。随后他发现小区门口的健康码二维码牌子也不见了,于是开始“放心大胆地进”。

 

同一天,保安吴越成的工作一下子轻松了很多,他只需要在门口站好岗。

 

放开之后,吴越成和同事们不需要做核酸检测了。保安队长郑重其事召集大家开会,叮嘱他们做好个人防护,还给8名保安发了抗原,让他们隔几天做一次,每天面对这么多人,要对自己的身体有个数。

 

这一天,张国旗赶早九点就到了潘家园市场,相较起12月5日,他觉得人流量一下少了,“可能是猛一放开,不查核酸了,有些人反而怕了,不出来了。”也是这天,“新十条”宣布跨地区流动不再查验核酸及健康码,一位内蒙古的书友立刻打电话给张国旗,说自己订了当天下午的大巴,要来京大量购书,“想来很久了。”

 

看到“新十条”的消息之后,余寒和同事们猜测,接下来进电影院估计也不需要查核酸了。当天,很多电影项目开始动起来,一些他们之前早就听说过,但是迟迟不见消息的片子开始冒头。再加上《阿凡达2》即将上映,余寒很开心,沉寂了三年的电影院,可能要恢复往日的热闹了。

 

大学毕业后,余寒一直从事着电影行业的工作。疫情这三年,他见证了电影行业遭受到的巨大打击。2020年下半年,公司给所有员工降薪,拿着一千多块钱的基本工资挨了一段时间,他辞去工作,全身心读了编剧专业的研究生。等他2022年毕业,新冠疫情的影响仍未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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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7日,北京动物园,入园不查核酸。新京报记者 王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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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多了

12月8日,在医院首个不查验核酸、不区分阴性阳性病患的日子,陈蓉迎来了急诊科医生生涯中“最忙碌、最凌乱”的一天。

 

当天的早八点至晚八点,她当值12小时班,共接诊一百二十多位病人,且多伴随咽痛、发烧等症状,“百分之八十是阳性。”

 

病人们大致分为这么几类:有要求做核酸的,医院彼时只提供抗原测试,且不到中午,抗原也用完了,只能开些感冒药、退烧药让人领回去;有在发热门诊排队半天不能就诊,转头冲来急诊室求助的;有胰腺炎、肠梗阻等突发疾病的,医院病房的阳性区接不过来,只能留人在急诊室输液。输液室坐满了,病人们就租了轮椅、平车,在门口输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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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14日,西城区广安体育馆简易发热门诊正式启用。居民在排队取药。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也是这一天,医护面临大减员,“三分之一的同事都阳性了”。陈蓉正是替一位阳性同事的班。当天中午,她突然感觉肌肉酸痛,身子捂在防护服及面屏、口罩、鞋套、帽子里,一阵冷一阵热;嗓子逐渐干疼得像要冒烟儿。

 

下班回家时,她的小腿痛到难以行走,“感觉肌肉在溶解”。一测体温,已经烧到了39摄氏度,抗原显示阳性。

同样是在12月8日,许帆与同事以二人之力,接诊了过去四位医生才能完成的病人量。他记得,他的病人中“有接近半数在发烧”。

 

许帆说,进入12月后,随着同事们不断地感染阳性、离岗休息,他开始频繁地顶替他人班次。从12月1日至8日,他值12小时班七次,这通常是半个月才需完成的工作量。

 

12月9日,他在家休息,逐渐感觉全身乏力。次日他发烧至40摄氏度,浑身胀痛,抗原显示果然阳了。

 

12月8日这一天,某小学英语老师明瑾正在上网课。

 

三年来,老师和学生都经历了多次网课,这次的特殊性是开始有人“阳”着上课。班里有一个人发烧了,继续在线上听课,稍微调皮的孩子就会很惊讶地跟老师报告说,“老师他得新冠了!”

 

课堂上请假的孩子多了,带病上课的老师也多了。

 

比如三年级的班级里,老师一边咳嗽一边坚持上课,老师会和学生坦言,“不好意思,现在老师是感染了新冠”,但是学生们并没有异样的目光或反应。明瑾觉得,小学里的孩子对新冠病毒的认知,有一个从害怕到逐步接受的过程。“接受了它是一个我们可以生的病,我觉得对于孩子也是一个进步。”

 

一周之后,班里25个学生,有四分之一因为生病请假。明瑾在上课的时候,提问了一个学生,开麦回答的人说,“我是孩子家长,孩子生病了在床上躺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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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药互

12月10日开始,董浩发现,同城送药的单子频繁涌进来。

 

他平时主要在房山区域跑。这次他决定加入北京市内的同城跑腿,他一共注册了两家平台,成为众包骑手。

 

董浩比较了下,近一个星期,在市内当同城跑腿的感受是,基本上7、8公里配送费就能到50块钱。而如果继续在房山跑,同样的距离可能只是20多元。

 

取药的地点千差万别,有时候是一个私人住址,有时候是药店,有时候是医院。

 

董浩说,在药店取药,经常遇到因为插队吵架的情况。12月10日这一天,某种药只剩最后三盒了,前面排队的人说要全部买走,后面的人嚷嚷着不同意,店主决定一人一盒,董浩随口一问价格,“一盒要卖200,我心想我不买。”

 

在这之前,视频里的董浩是这样的:左右两边肩膀上分别挂着两桶5L矿泉水,左右两只手分别提着4、5袋装菜的袋子。

 

12月10日后,他送的物品往往只是几盒药,几包口罩,几盒抗原,配送费还高,配送时间也卡得没有那么紧,但风险也高,收药的人基本也阳了。

 

他也加大了对自己的防护,里面一层医用口罩,外面一层N95口罩,最外面是头盔面罩。送完一单,给自己喷一下酒精,继续上路。只有在人少车少的空旷地带,他会摘下口罩,大口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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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骑手董浩接到的送药订单,专人直送,意味着中间不再接其他单。受访者供图
 

也是在那个时候,北京的药不太好买了。

 

12月11日晚10点,有朋友发烧了,闪送叫不上,吴姗姗装了四颗布洛芬,一盒连花清瘟,一个体温计,放在大院门口的架子上,对方上门来取药。

 

此前半个月,吴姗姗和70多岁的父母都阳了。吴姗姗开始网上买药,她买了两盒布洛芬,两盒连花清瘟,一盒念慈庵,一盒泰诺。那时买药很方便,几乎半小时就能送达。

 

母亲一直无症状,父亲发烧两天后缓解,她曾丧失了味觉和嗅觉。这期间,她吃了3片布洛芬,八粒连花清瘟胶囊。

 

病好之后剩下的药,吴姗姗决定送给那些需要的人。她把送药的事情发到朋友圈,越来越多阳过的朋友愿意把药送给需要的人。“我就跟朋友说,你不吃的就拿过来,咱谁也不嫌弃谁。”

 

12月12日,送药的范围扩展到了陌生人。晚上7点44分,一个女孩私信她能否买几颗布洛芬,说自己发烧到39.4℃。吴姗姗答,“我不卖,只送给急需的朋友”,她们加了微信,叫了同城快送,还叮嘱对方12小时吃一粒,多喝热水。晚上8点50分,女孩收到了药。

 

这一天,吴姗姗跑了20趟大院门,寄了20单同城快送,没有收过一分钱。“没有必要收钱,而且我也不差这点钱。”她交接的对象,大多数时候是闪送的小哥,但后来也有两趟直接交给了滴滴司机。

 

一共有三四十人收到了她送的布洛芬,每个人两三粒,最多的给了六粒。对吴姗姗来说,一个人求一整盒布洛芬没有意义,“你根本就吃不了那一盒。”而动辄囤上五六盒布洛芬的,更在她的理解之外,“即便家里有五六口人,每人六粒,两盒48粒都已经足够了。”

 

后来那个发烧到39.4℃的女孩在社交平台上给她留言,“在寒冷的冬季,一个人在北京买不到退烧药的时候,真的感激涕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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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烧到39.4℃的女孩在社交平台上给吴姗姗留言。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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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运力紧张

12月12日,孙晴先后在三个生鲜平台抢菜,或是点开后发现“本站点当前运力已约满”;或是刚选购好商品,点击付款时显示商家“已休息”;或是付款后,许久未有人接单,最后只能申请退单。

 

12月13日,孙晴定了六点半的闹钟起来抢菜,买了将近两百元的食物,包括一袋十斤大米,“独居的生活总要防患于未然”。而这一单,直到下午五点才送到。

 

这几天,孙晴站在窗户边,经常看到有电瓶车停在楼下,配送员小小的车辆几乎被前前后后挂着的几十个包裹盖住,跑着下楼的配送员很快又骑着车匆匆而去。

在配送的另一端,由于大面积感染,外卖等运力紧张的情况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

 

张永新是从配送站“爆单时间点”前移中感受到的。

 

在张永新所在配送站,“运力已约满”一般出现在下午六点以后。而记不清楚是从上周哪天开始,几乎是在他早上七点到达站点,准备开始配送时,已经“爆了”。这意味着当日这个站点的分拣量和配送量都已经达到上限,平台无法再接单。

 

除了订单的数量增多,每一单货物的数量也在增多,“都是米面粮油等囤货大件儿”,重达30公斤以上的订单偶尔也会出现。张永新把电瓶车的后备厢、前踏板,护杠和车把等能利用的地方全部利用上,挂得满满当当。

 

他计算过,从12月初开始,平均一天没有低于100单,最高峰时,他一天送了130多单。

 

12月12日早上6点45分,张永新上早班。自从进小区不再查看核酸报告后,配送站的配送员们进门前的第一件事是做抗原检测,然后进行全身消毒。

 

防护措施是站点的强制性要求。比如配送时需要佩戴N95口罩,一趟下来,张永新就需要更换一个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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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张永新所在生鲜零售配送站门口的防疫用品,有N95口罩、抗原试剂等。受访者供图

尽管如此,在电梯里,张永新有时候会感觉到别人在躲他,“可能是怕我有病毒”,但他心想,“我们可是天天测,说不定比他们还安全”。

 

晚上八点,张永新下班,开始了第二份工作——蜂鸟众包骑手,他希望能赚个饭钱和烟钱。那天他送了不到10单,挣了80元。

 

张永新还没有阳,他坦言之前挺怕的,“主要是身边的人没有得过”。他在河北老家带孩子的妻子,12月4日抗原显示阳性,这几天已经恢复。妻子和朋友们确诊后,他觉得“新冠病毒”变成了具体可感的东西。

 

也是在这一时期,吴越成见到的快递员少了很多,而骑手出现的频率也不如以前多了,但每个人车上的货物都多了许多。12月15日16时许,骑手们载着大包小包驶来,几乎每个骑手都直接把车骑到大门之前,央求着吴越成放车进入,“真的提不动了,东西太多了。”吴越成一般都会放行。

 

三天前,吴越成值夜班时,一辆黑色私家车停在小区门口,闪着灯,却一直不进去。他上前询问,才知道他们是网约车司机,收到订单帮忙送抗原来了。三天来,这样的私家车来了好几趟。吴越成这才知道,现在抗原和药物都挺难买的。

 

12月13日,是董浩觉得最冷的一天。“一出去基本上半个小时手就直接肿了。”他穿了一件半袖,一件长袖,套一件毛衣,一件骑手的冲锋衣,再套着一个可以加热的保暖外套,冷的时候可以充电加热,最外边是朋友送他的一件机场厚棉服。

 

手上只有一副手套,还得把手指头漏出来,“不然没法操作手机”。他还穿了三条裤子,两双袜子,一双棉鞋,冷得不行的时候,他给自己脚上贴个足贴。

 

晚上9点多回家时,在系统里刷单仍然有40、50单没有人接。

 

当晚上12点多他躺着休息玩手机的时候,另一位小哥,仍然在外面夜跑。董浩说,为了避免核酸日期过期,有的外卖小哥会选择白班夜班连轴转。

 

董浩说,现在做核酸风险大,容易十混一,他已经连续三次十混一,但复核结果都没问题。混阳了之后,骑手只能在家等着,或者等复核结束之后继续跑。

 

每次去药店取药,他也会为自己顺口问上一句,有没有药,答案常常是卖完了,提前一天就被预订了。很多药店都有自己的微信群,提前一天夜里通知新药,第二天很多闪送直接去取,而没有这个信息的人,空排队能排到的几率并不高。

 

12月14日这一天,他选择在家休息,给自己和女朋友备一点药。因为接触了太多阳性的人,他也担心自己。他买了两盒999感冒灵,一个体温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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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17日,一名外卖员配送途中查看订单。近日,受疫情影响,北京多区外卖企业订单配送压力较大。图/IC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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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等待回暖

12月14日午饭后,网约车司机陈晨把一份抗原试剂和退烧药从望京送到酒仙桥,这几天,行驶在北京的路上,街上空空荡荡,不再有早晚高峰的堵车,陈晨觉得,像极了春节时的北京。

 

陈晨说,正常情况下,他每日的流水大概在500元左右,但最近,晚上九点钟就没什么订单了。不过,他隔两天就会接到送药的订单。

 

陈晨今年31岁,原是一家医药企业的医药代表,由于公司一直停产,从今年4月开始,他开始跑滴滴补贴家用。12月8日,他挂靠的租赁公司发布通知,乘客上车不必再扫健康宝,司机则需一周上传两次核酸——自此,他跑车时戴上了“以前都没戴过”的N95口罩,送完乘客后,会用酒精喷洒后座和车把手。实际上,对于疫情,他的心态已趋于平和,“早晚的事儿,不害怕阳,但也不想太早感染。”

 

12月14日下午两点, 张国旗的摊位摆出了半边,码着各类旧书。他戴着N95口罩,头发垂在额角。他说,好久没理发了,附近的理发店都关着呢。他眼前往来的人与天气一样冷清。

 

不用数,张国旗脱口而出,上午卖掉两本书,下午无人问津。他周围一串十几个摊位,只隔壁大姐来摆了半天,吃过午饭也走了。整个市场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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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下午两点,潘家园摊主张国旗在出摊。 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下午三点,一个快递员来张国旗的摊位上取两本书。是他要寄给外省市的顾客。2020年,潘家园因疫情第一次休市时,张国旗开辟了旧书网店,但生意一般,“我的顾客群体以中老年为主,有网购习惯的并不多。”

 

张国旗在潘家园摆摊卖书11年了。经历过好光景,与今同样的季节,人头攒动,一天能卖几百本书、收入上千元;快收摊时,都有人蹲着看,不肯走。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至今,潘家园休过三次市。今年年中,潘家园市场宣布免除商户们7月至12月的摊位费。但张国旗的经济依然有些窘迫,“够温饱,但攒不下钱。”

 

12月14日下午五点左右,张国旗总计卖出两本书。他将剩下的书收拾整齐、收进铁皮柜里,推着自己的小推车步行回家。

 

12月14日下午六点,古煜的酒馆照常开始营业。这是酒馆恢复堂食的第九天。

 

第二天凌晨有世界杯二分之一决赛的法国对阵摩洛哥,但古煜不抱期待——前一天阿根廷对阵克罗地亚的二分之一决赛夜,他只迎来了三桌客人,营业额四百余元。且客人们不到22点就走完了。

 

他记得8年前,他经营的第一家酒馆在2014年世界杯开幕式当天开业,客满盈门。而今年的11月20日,按疫情防控要求,他的这家酒馆在世界杯开幕那天暂停堂食。

 

为维持经营,古煜用闪送、跑腿等方式为四面八方的顾客送酒水外卖。好的时候,每天维持几百元的营业额。也有麻烦的时候,“闪送和跑腿的接单都越来越慢,比如一单跑腿原价30元,我要加20元小费才有人接。”

 

12月6日,北京市餐饮行业协会发文提示有序恢复堂食。古煜回忆,那天是最近以来生意最好的一天,卖了一千块左右的酒水。

 

而后至今,人又少了,堂食、外卖都卖不动,“酒毕竟不是生活的必需品。而且,不少人在家里养病呢,生病不能喝酒。”古煜分析。

 

他介绍,做餐饮,不论经营状况,房租和人工工资总要照开的,因此,酒馆最近两个月都是亏损。进货也不是很顺利,有一批南方来的自酿酒,卡在廊坊市有半个月了,“导致有些点外卖的,想要点杨梅酒之类的,也点不了——甚至连客用的抽纸都已经在路上卡了半个月了。”

 

12月14日晚上7点多,古煜的几个朋友来访,大家打开卡拉OK,唱张学友、莫文蔚的歌。生意冷清的这大半个月都是如此,朋友们来店里看球、弹琴、唱歌。

 

古煜的想法比较乐观,他想,或者等第一批阳性的年轻人好起来后,圣诞节、元旦,酒馆会迎来生意的复苏。他还想在本周末搞一个卡拉OK之夜的活动,这在以往是很受欢迎的。

 

12月15日下午,农光里市场。李秀兰扯下一个塑料袋扔过去,刚进店的客人顺手接了过去,开始在菜摊上挑菜。李秀兰的蔬菜店几乎没有无人问津的时刻,有时来的人多了,店里狭窄的通道被挤得满满的。她的摊子上应有尽有,白萝卜的货架总是空一些,因为耐储存,这是近期热销的菜品。

 

从2020年起,农光里市场一直管控得很严格。任何人不戴口罩不让进,每个人都要扫健康码,没有弹窗的才能进场,商户则必须每天都做核酸检测。“新十条”发布后不久,农光里市场就不要求提供核酸检测报告了,人们的出行更自由。

这些天,李秀兰和丈夫仍是凌晨四点就起床,赶往十八里店批发新鲜蔬菜。正常情况下,有几家饭店每天都能从她这里买走两千元的菜,而现在,即便已经开放了堂食,订菜的饭店却少了,而且三天订一次,销量远不如以前。

 

李秀兰说,12月10日开始,来农光里市场的人少了很多。人们也不像过去那样,每次一买就买好几大袋,来来往往的人大多是买一两天的量。上一周,市场里也有些商户没来开门。她知道,很多人是得了新冠。

 

不过,到目前为止,李秀兰和丈夫还没有啥症状,尽管有些担心安全问题,但他们从没想过不去摆摊。早已囤好的N95口罩派上了用场,消毒措施也比以前做得更勤,除去市场每天喷洒消毒水之外,李秀兰还会在店里早晚各喷一次消毒水。到了家门口,和丈夫互相拿着消毒水,帮对方全身上下消个毒,才走进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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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下午,农光里市场,李秀兰在店里卖菜。新京报记者 汪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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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春天

至12月14日,陈蓉所在科室已有一半以上的同事感染了病毒。

 

陈蓉恢复较快,吃了药,两天便退烧,只残留轻微的咳嗽与咽痛。她按计划在12月15日返岗。“第一批阳性又转阴的同事已经返岗了,其他比如心内科、消化科也有人来支援急诊。总体比12月8日好点,但还是忙。”陈蓉说,“整个医院也还是人手不足,有的科室甚至只剩一个医生,一人上了一周的班。”

 

2020年初,武汉疫情初期时,陈蓉在家待产,见证着同事们在大年初一签字、按手印,请愿去武汉支援。而后两三年来,北京也经历过几次疫情冲击,“虽然也累,但远比不上现在。”陈蓉觉得,眼下是她离疫情“最近的一次”。

 

确定阳性后,许帆回家休息,由健康的同事顶班。

 

许帆说,退烧药对自己一度不起作用,39摄氏度的高烧迟迟不降,他几乎到了脱水的地步。下了班的同事为他进行静脉补液及退热,他才有所好转。

 

这两天,他恢复了些精神,就在朋友圈里为那些阳性而焦虑的朋友们远程提供意见,“告诉他们吃什么药,怎么处理各种症状。”

 

12月16日,气温已经降至零下,吴越成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木头简易搭建的亭子前,人和车来来往往,吴越成缩在里面,时不时按下按钮,为忘记带门禁卡的居民开门。这一天,为了防寒,吴越成在N95口罩和保安帽之间,套上了一个褐色的毛绒脖套。

 

这些天,余寒手头上的工作一直都没停过。他所在的公司,今年上了两部影片。现在,他们公司还有三四部电影一直在等着定档。虽然居家办公,他全天保持随时在线,等候着任何一个会议或相关的工作安排。

 

以前,和家人视频时提到“什么时候回家”,张永新总是很惆怅。明明离家只有4小时的车程,在今年12月7日之前,“回家”对陈永燃而言是无法预知的变数。

 

一动回家的念头,“是否需要隔离、会不会弹窗、能不能回北京”,这些问题都在他脑子里盘旋,现在,他说自己总算有个盼头了,跟妻子视频时提起回家都“喜气洋洋”的。

 

12月17日,确诊一天之后,董浩“啥感觉也没有”,他说刚买好药,准备好迎接“战斗”,但感觉“还没开始就结束了”。这两天,他没吃药,只吃了两个橙子。

 

安萍和她的父母也陆续阳了,正在康复中。

 

根据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团队模型测算,乐观估计在明年上半年可恢复到疫情前的生活状态。

 

安萍发现,政策优化后,一部分下辖卫生系统的工作人员先阳了,但政策的转变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以前的工作是测核酸,隔离。而现在目标清晰,有病治病,“而且这个目标是能努力达成的。”

 

她说,“下一个春天,我们会变好了。”

 

(安萍、余寒、吴越成、许帆、陈蓉、张永新、明瑾、孙晴、陈晨、李秀兰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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