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靖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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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世纪后期，就在宋辽激战正酣之际，中国西北地区原本臣属于北宋的党项人趁此良机，左右逢源，对宋辽双方既利用又对抗，最终于公元1038年建立起西夏政权，使宋辽南北对峙的格局演变为三足鼎立之势。在北宋与辽被金所灭后，西夏则继续生存下来，继续与南宋、金鼎峙。直到1227年，西夏最终被蒙古人灭亡，前后享国二百余年。
西夏地图。来源/谭其骧版《中国历史地图集》
终北宋一朝，西夏是除辽之外的头号大敌，正如宋人所言：“方今夷狄之患未有甚于西边者。”北宋屡次对用兵西夏，却始终未获全功。与之相比，辽与西夏间的战争却少为人知。实际上，早在辽圣宗时期，辽夏之间便发生过冲突。到辽兴宗时期，双方更是进行了三次大规模战争，互有胜负，最终以议和告终，那么，为何辽也没法消灭西夏？
这一切要从西夏的建国史说起。
西夏是以党项人为主体建立的多民族政权，本名大夏，宋人称之为西夏。党项人是古代西北羌族的一支，称党项羌，分为八部，在南北朝末期（公元6世纪后期）才崭露头角。党项羌按照从氏族分化出来的家族结成部落，各自分立，不相统一。著名的族姓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等八族，以拓跋氏最为强盛。然而，根据西夏王室拓跋氏的自述，他们的先世其实出身鲜卑族系，但经过长期的民族融合，种族界限已经十分模糊，故拓跋氏始终被视作党项诸族之一。
唐朝时期，部分党项人开始归附唐朝，受到了优待。634年，唐朝大将李靖率军进攻吐谷浑时，党项大首领拓跋赤辞率诸部与吐谷浑并肩作战，后战败投降。唐朝在其原住地区设立了32个羁縻州，任命归附的部落首领作刺史，以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党项人就此被纳入唐的统治之下。随着吐蕃的崛起与扩张，党项人的底盘又被侵占，各部落难以忍受吐蕃的胁迫和压榨，向唐廷请求内徙。唐朝将他们迁移到今陇东、陕北一带。唐代宗时期，为防止党项人与吐蕃人勾结作乱，又将其部落迁到银州（今陕西榆林南）以北、夏州（今陕西靖边）以东的地区。绥州（今陕西绥德）、延州（今陕西延安）一带，也陆续迁来大批党项人。从此，党项人开始在西北地区生根发芽。
《红拂图》描绘了李靖拜见杨素的场面。作者/（明）尤求，来源/故宫博物院
党项部落迁入内地以来，仍然过着畜牧生活。由于跟先进的中原经济和文化相接触，生产技术和劳动经验得到提高，产业发达，逐渐积累起财富。在此情况下，为保护已有财产，他们开始用牲畜与汉族商人交换铠甲和武器，充实自己的武装，这也大大加强了党项人从事劫掠活动的力量。873年，党项首领拓跋思恭占据宥州（今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城川镇），自称刺史，成为地方割据势力。数年之后，唐朝发动各地武装镇压黄巢起义，拓跋思恭于881年率军参与其中，因功被授予夏州定难军节度使一职，封爵夏国公，又赐国姓李氏。从此，夏州地区获得了“定难军”的称号，统治着夏、银、绥、宥、静（今陕西米脂）五州之地，成为一方藩镇势力。
五代十国时期是唐朝藩镇割据状态的延续和发展。夏州李氏僻居西北一隅，采取“保全实力”的政策，不去参与中原霸权的角逐。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李氏先后对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北汉各政权在名义上维持“臣属”关系。而这些政权往往因为自身不稳定，加之有其他敌人要应对，除后唐明宗李嗣源对它发动过一次失败的用兵外，普遍默许了夏州政权的割据状态，并对李氏家族的政治特权予以承认。中原政权的妥协和无力使夏州李氏政权在西北各族中的统治威望日盛，成为日后李继迁（西夏政权奠基者）“振臂一呼”的政治资本，为西夏政权的建立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五代十国时期全图。来源/谭其骧版《中国历史地图集》
北宋建立后，开始了消灭各地割据政权、统一全国的战争。到982年，除夏州李氏政权外的其他割据势力全部成为历史。迫于北宋的强大压力，当时执掌夏州政权的李继捧（李继迁族兄）入朝觐见宋太宗，并献出所辖之地，自己也留居开封作为人质。然而，不甘雌服的李氏族人在李继迁的带领下逃往夏州东北三百里的地斤泽（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巴彦淖尔），以此为基地集合武装，不断侵扰北宋边境。984年秋，北宋知夏州尹宪和都巡检曹光实以精兵夜袭地斤泽，重创了李继迁的军队，斩首五百级，俘获羊马、兵器上万，还擒获了他的母亲、妻子。李继迁在此役中仅以身免，狼狈至极。
地斤泽惨败后，李继迁并未一蹶不振。夏州李氏统治陕北、河套地区已有上百年，威望深厚，在党项及西北其他各族中颇具影响力和号召力。李继迁很快又在夏州以北的黄羊坪召集部众，并通过与豪族大姓通婚的方式，和野利氏各族建立起反宋联盟。然而，李继迁同样意识到，党项一族的力量毕竟弱小，即使得到西北各族的帮助也难与北宋抗衡。此时，宋辽战争正处于激烈的阶段，李继迁由此想到利用宋辽矛盾，借助契丹人的力量与北宋对抗，于是采取了联辽反宋的策略。
986年初，李继迁派亲信张浦携重礼出使辽，请求内附。当时，北宋正在谋划第二次北伐，辽南部面临巨大的国防压力。因此，辽的实际统治者萧太后决定笼络李继迁，以从侧翼牵制北宋。当年二月，辽授予李继迁定难军节度使、银夏绥宥等州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等职位。李继迁虽然未获得实质性援助，但在政治上得到了辽的承认。他利用辽廷的名义招揽周边各部落，随后重新发动乐对北宋的战争。
辽这一边，由于处在对宋战争的非常时期，为了拉拢西夏反宋，可谓不遗余力。首先，不断给李继迁加官晋爵。990年，封李继迁为夏国王。997年，李继迁又获封西平王。1000年，又封李继迁之子德明为朔方节度使。其次，辽皇室与李继迁通婚，989年，将宗室之女封为义成公主嫁与李继迁，并赠送3000匹马作为嫁妆，使辽夏由宗藩之属变成甥舅之亲。再次，与西夏开展朝贡贸易。李继迁对辽朝贡频繁，最多时达到一年8次。辽对他也每次都有赏赐，甚至为方便贸易而专门开辟了从夏州到上京的“直道”。最后，支持并鼓励西夏对宋的军事行动。李继迁每次作战胜利都会向辽报告，并献上俘虏和战利品。每次宋辽开战，李继迁也会趁机加紧对北宋的进攻以策应辽军。
由此可见，在宋辽战争的大背景中，此时的西夏扮演了辽在西北方面一支“偏师”的角色，实际上处于附庸地位，为辽对北宋作战的战略服务。
1005年，经过多年较量，宋辽双方达成澶渊之盟。此后，宋辽之间由激烈冲突转变为和平共处。
宗主国辽停止对宋战争，使西夏陷入了独自对抗北宋的尴尬局面。因此，羽翼未丰的西夏也在随后与北宋缔结和约，接受北宋经济补偿并终止战争状态。此时的辽夏关系在失去北宋这一共同敌人后发生了微妙变化，从联合对宋的盟友变成了互相提防的敌国，亲密度大不如前。
就在澶渊之盟酝酿中的1004年，辽首次以法令的形式严禁辽夏边境的马匹输出贸易。次年，距离李继迁去世两年后，辽才派出使节。到了李继迁之子德明时期，辽夏双方均将争夺重心转向河西走廊，为此爆发了冲突。
辽自建国之初就把势力扩张到漠北及西域地区，并与河西的甘州回鹘政权建立起友好关系，而西夏的崛起使辽在河西走廊的经营面临挑战。1002年，西夏夺取了河西东部重镇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直逼甘州回鹘等辽附属国，对辽在河西的利益构成了潜在威胁。因此，辽夏就河西地区展开了明争暗斗。西夏总是利用辽在河西劳师远征、疲于奔命的机会，对河西地方进行干涉和控制。1020年，辽圣宗以狩猎为名出兵凉州（今甘肃武威），意图对西夏进行惩戒。李德明不甘示弱，率军迎击，竟然击退了辽军。
凉州之战是辽夏关系性质转变的一个明显标志。此后，西夏在辽对外关系中的地位和待遇日益上升。1022年，辽首次派遣使节祝贺西夏国王李德明的生日。随着西夏实力的日益强大，辽逐渐退出在河西地区的争夺，到1032年，河西地方的亲辽势力瓦解殆尽，西夏赢得了河西之争的最终胜利。
河西问题只是辽夏分裂的开端。1031年，辽兴宗将兴平公主许配给德明之子元昊，但婚后二人感情不睦，元昊对公主的态度非常冷淡。1038年，兴平公主染病身亡，辽兴宗对此事愤懑不平。在经济领域，辽对西夏实行马匹、金属禁运政策，引起了西夏的强烈不满。为此，西夏不断招诱辽境内的党项部落外逃。在对北宋政策方面，辽自澶渊之盟后，实施的是与宋亲善政策。李元昊公然称帝，企图取得与北宋几乎平等的地位，这同样威胁到与宋地位对等的辽。因此，咄咄逼人的西夏无疑成了麻烦制造者。
虽然辽夏间嫌隙已深，但此时的辽依旧采取实用主义策略，在宋夏战争中左右逢源大捞好处。趁北宋被西夏打败之机，辽兴宗以索取“关南十县”为借口，威胁北宋向自己增加二十万岁币，这就是“重熙增币”事件。在获得宋朝的“报酬”后，辽兴宗派遣使臣劝说西夏与宋议和并称臣。辽趁火打劫又吃独食的行为无疑引起西夏的不满，因而元昊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另一边，辽兴宗早已对北宋夸下海口，声称自己一声令下就能让西夏拱手听命，元昊的拒绝自然令其大为恼怒。因此，辽夏关系走向破裂。
辽、北宋时期全图。来源/谭其骧版《中国历史地图集》
从1044年到1053年，辽夏间共发生了三次大规模战争。首战发生于1044年秋，辽兴宗亲率十万大军出金肃城（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讨伐西夏，以北院枢密使、韩国王萧惠领兵六万出北路，皇太弟耶律重元率精兵六千出南路，南院枢密使、东京留守赵王萧孝友为后应。辽军渡过黄河，深入西夏境内四百里。到贺兰山以北的河曲地区时，元昊派军正面迎击，并亲率精锐埋伏在旁。不想辽将萧迭里得率先锋军奋勇冲击，锐不可当，西夏军大败而归，元昊被迫收兵退守贺兰山。见力敌不过，元昊便遣使求和，辽兴宗犹豫未决。于是，元昊主动表态，先退兵以示诚意，随即每次后撤三十里，连撤三次，并在途中坚壁清野，实行焦土政策。辽军此时深入西夏境内，后勤补给逐渐断绝，辽兴宗只得同意议和。元昊又故意拖延时间，并趁夜间偷袭辽军大营，然而被早有准备的辽军再次打败。元昊率残兵突围而出，辽军穷追不舍。就在此时，战场上狂风大作，辽军恰好处于下风处，一时间被风沙迷目，阵型大乱。西夏军趁机反攻，辽军溃败，死者不计其数。西夏军又直击辽兴宗御营，辽兴宗单骑突围，但随行近臣如驸马萧胡睹等数十人均被俘虏。元昊见好就收，及时向辽请和。吃了败仗的辽兴宗也无力反攻，只好无奈接受，双方互相放回对方俘虏。西夏此次获胜既有天时之助，也有辽君臣轻敌大意之故，存在很大的侥幸成分，所以元昊在获胜之余立刻请和。战后西夏依旧表示对辽称臣，而辽朝也未对西夏进行任何补偿，与宋夏战争不大相同。
第二次辽夏战争发生在1049年，此时李元昊已死，其子谅祚即位。辽兴宗为一雪前耻，以萧惠领南路兵马，耶律敌鲁古率阻卜诸部军从北路进攻，并亲率中路军，以皇太弟耶律重元、北院大王耶律仁先为先锋。萧惠的南路军沿黄河推进，声势浩大，战舰、粮船绵延数百里。然而，萧惠再次犯了轻敌大意的毛病。他不做好侦察工作，又将铠甲放在车上，不许将士们骑马，行军途中也不扎好营帐。果不其然，西夏大将没藏讹庞在得知辽军如此轻敌后，派兵从高坡居高临下猛烈冲击。猝不及防之下，辽军大败而逃，死伤惨重，萧惠本人也险些战死，南路军就此失败。耶律敌鲁古率领的北路军倒是为辽赢回了颜面。当辽军行军到贺兰山时，没藏讹庞派三千精骑迎战，耶律敌鲁古率军奋力冲杀，大败敌军，还一举俘虏了众多西夏官僚、家属，一扫南路军战败的阴影。
1050年，不甘失败的西夏人主动发起反击。没藏讹庞分兵数路攻打辽边境各城，其中进攻金肃城的西夏军被辽南面林牙（辽朝官名，为掌理文翰之官）耶律高家奴、西南面招讨使耶律仆里笃击败，大将猥货、乙灵纪等战死，洼普重伤逃回。另一路西夏军反遭辽都检点萧迭里得率轻兵袭击，损兵折将，丢失辎重器械无数。辽兴宗决定乘胜追击，命令西南面招讨使萧蒲奴、北院大王耶律宜新、林牙萧撒末再度出兵伐夏。当年五月，辽军围攻西夏首都兴庆府（灵州），并在其境内大肆掠夺。西夏无力抵抗，只能坚壁清野，固守城池。到了六月，辽军攻破西夏的重要粮食基地摊粮城（今内蒙古巴音浩特北），抢走全部粮草后撤兵。
此后数年间，辽夏间依旧摩擦不断。直到1053年，西夏进降表于辽，双方才结束战争状态。但战争给双方关系造成的裂痕在短时间内难以愈合，双方依然存有芥蒂。如辽拒绝接受西夏的贡物，也没有答应西夏的请婚。直到辽兴宗去世，辽夏间的关系依然没有好转。
11世纪下半叶，辽夏关系逐渐恢复，又一次呈现友好局面。1071年，北宋在与西夏的罗兀城争夺战中获胜，西夏向辽求援。辽道宗屯兵宋辽边界，声援西夏。第二年，辽又挑起“界河冲突”，经过两年的交涉后索取了北宋大片领土。此后数年间，北宋不得不暂缓对西夏的进攻。1082年，宋神宗发动五路大军伐夏，又遭到辽的阻挠。1092年，辽作为调停人，推动宋夏议和，给西夏赢得了喘息之机。到了1099年，北宋再度对西夏大举进攻，西夏屡屡战败，因而紧急请求辽干预。辽道宗派出知右夷离毕（代理右副宰相）萧药师奴和枢密直学士耶律俨出使北宋，请求其停止对夏战争，双方就此问题前后交涉数月之久，直到五月，北宋才决定休战。当年十二月，西夏遣使向宋谢罪，再进誓表，表现出恭顺的态度，两国才恢复和平局面。
宋徽宗时期，在蔡京等主战派的推动下，北宋占领了青唐吐蕃地区，并在宋夏边境构筑堡垒以封锁西夏，于是西夏再次向辽求援。1106年，宋辽就西夏问题的交涉中透露出前所未有的紧张气氛。辽使者牛温舒为了阻止北宋伐夏，甚至以对宋开战相威胁。最终，宋夏又一次达成合议，并维持了数年多时间。此后西夏每次落于下风，辽均及时出面干涉，迫使北宋同意西夏的议和要求。由此可见，北宋的伐夏行动之所以经常半途而废，辽的从中作梗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宋人曾感叹道：“西北相结，乱华为虞，自古闻之，于今见矣。”可知西夏与辽的同盟给北宋带来了巨大压力。
辽夏重归于好的原因有三：第一，西夏不再招诱辽境内的党项部落，并代替叛逃党项向辽输纳贡赋。第二，辽西部边疆面临阻卜诸部的威胁，需要西夏的帮助，共同反击和镇压阻卜。第三，北宋开始在宋夏战争中占据优势地位，辽为避免西夏灭亡后殃及自身，故重新选择扶持西夏。因此，这一时期后，辽夏关系再度亲善，直到辽灭亡。
辽和西夏都是以游牧起家的北方民族政权，在保持自身文化特性的同时，都曾建立过包括众多汉族人在内的多民族政权。从公元986年辽扶持西夏开始，到公元1125年辽灭亡、西夏臣服金为止，辽夏双方以同盟友好为主的关系维持了近140年之久。正是得益于这段同盟关系，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与宋朝得以长期对峙，使10-12世纪的古代中国维持了多个民族政权并立的局面。
当然，辽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帮助西夏，其目的依然是乘宋夏战争之机，要挟北宋以满足自身利益。实际上，辽对与北宋保持友好关系的兴趣远高于联合西夏反宋。自澶渊之盟后，辽从未因为西夏问题对北宋直接开战，而是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交涉。围绕西夏问题的辽对宋外交通常由涿州地方当局处理，维持在一个较低的层面。在交涉中，大多数情况下辽只是敷衍了事，以应付西夏的请求。由此可见，辽夏关系其实相当于辽宋关系的附属品。
参考文献：
（元）脱脱等：《辽史》，中华书局，2016年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吴天墀：《西夏史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杨浣：《辽夏关系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
顾宏义：《天倾——十至十一世纪宋夏和战实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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