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左宗棠的后人为何成了维新派？他们的结局如何？

1898年9月28日的北京菜市口人山人海，城内百姓聚在这里围观一次行刑。这些人如鲁迅先生笔下的芸芸众生，或是紧张不已，或是麻木不仁，或是干脆等着拿“药”的病患……但在中国历史上，这一天要在这里遇害的六个人却成了不可磨灭的群像，他们分别是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史称“戊戌六君子”。

戊戌六君子就义。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除了他们六人，其他参与了“百日维新”的官员人士也纷纷受到株连：徐致靖被处以无期监禁；张荫桓被发配新疆……在被株连的人中，有几个名字赫然在列：曾广钧，曾广河，左孝同……曾广钧是曾国藩的长孙，曾广河是曾国藩侄孙，左孝同则是左宗棠季子。为什么晚清中兴名臣的后代纷纷参加了戊戌变法，他们在这场短暂又激烈的社会变革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提起戊戌变法，人们的普遍印象是慈禧太后为了自己的私利，发动政变将为国家社稷努力拼命的维新派一网打尽，最后囚禁光绪帝，并杀掉“戊戌六君子”以绝后患。尽管这种印象作为通史理解基本正确，而历史的复杂性恰好是政治活动中的权力关系。慈禧太后镇压了戊戌变法，但也逐步恢复了很多戊戌变法中的新政。

慈禧太后

戊戌维新派的变法动机，不是突然头脑发热。晚清有识之士经历了长时间的酝酿，在洋务运动的实践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制度性困境，因此需要进行更深层次的变革。同时，戊戌变法与慈禧太后支持的洋务运动息息相关。洋务运动中，晚清中兴名臣们起了重要作用。洋务派的中坚力量多是慈禧的人，而他们也是支持戊戌变法的。因此，许多晚清名臣，如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后代参加戊戌变法便是必然。他们的命运随着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跌宕起伏，后人重新翻阅这段历史时，也不禁感叹历史的复杂性。

对于当时的清廷来说，要不要变法已经不是问题，主要是变的深度和广度。尽管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大清表面上依旧被视为世界强国之一。甲午战争前，清廷统治的中国有数亿人口，还有百万大军。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国家的元气甚至开始恢复，清人自称为“同治中兴”。当时无论中外，都基本认同清朝出现了“欣欣向荣”的迹象。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清廷内的“洋务派”大兴土木，建立了大量近代工业企业，为中国近代工业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洋务运动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即在思想上留下一批拥有开阔视野，能够全面批判封建礼教思想的有识之士。

在引进外来思想方面，曾国藩采纳科学家徐寿的意见，附设翻译馆和印书处于江南制造局内，翻译人员主要有湘军集团中的徐寿、李善兰、华蘅芳、李凤苞、赵元益、徐建寅等人和一些外国人。翻译馆的译书被称为“诚为集西学之大观”。翻译馆所译之书，引发了士大夫阶层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极大兴趣，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江南制造总局即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由两江总督李鸿章责成江海关道丁日昌办理。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因为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体会到了洋枪洋炮的威力和洋人的工业实力，湘军、淮军军事系统出身的人在洋务派中的比例非常高。作为洋务派代表、“晚清四大名臣”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全都是湘军与淮军系统出身的人。对这些人来说，洋务运动带来的不仅仅是国力上升，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意识到，腐朽落后的清廷已经严重束缚了国家的发展，他们对于改革国家体制的意愿也越来越强烈。此时，还有一批人对他们的作为并不以为然，他们是朝廷中的守旧派。在守旧派眼里，洋务运动不过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变种，要保“大清千秋万代”还是祖宗成法。当然他们的潜台词是，你们以为读了几本洋书的家伙就可以分权，那是万万不可。因此，在洋务派推动很多洋务工作时，守旧派往往各种反对，让洋务派地方大员非常痛苦。所以在当时的清廷内部新旧两派的冲突很激烈。作为洋务运动中积极推动一方的曾国藩、左宗棠等人，这些人及其家人对守旧派的不满也日益增多。年轻人和父辈不一样，他们有热情，又因为是二代，积累了资本。就这样，雄心勃勃的洋务派二代看不惯守旧派是太正常了。

除了思想上格格不入外，曾国藩对清廷的态度十分微妙。之前咸丰亲口许诺：“克金陵者王。”但等曾国藩的湘军打下南京后，仅仅被封了一等毅勇侯。虽然曾国藩本人用了一系列政治手段来表现出自己不贪图过大的政治权力以安统治集团的心，但曾国藩内心对这些不公正待遇是很不满的，比如，在他所刻的《船山遗书》中关于涉“胡虏”之处就全部故意剔去听其空白，显然就是留待后人填补。

《船山遗书》为明末思想家王夫之著作总集。同治四年，曾国藩、曾国荃在南京设局重刊《船山遗书》，通称 “金陵本”或“曾刻本”。来源/书格

在曾国藩进宫见慈禧与慈安后，曾国藩私下给出了“两宫太后才识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的评价。尤其是慈禧在与曾国藩的交谈后，言语间都是俗套的传统封建统治者的那种试探：

（后）问：汝在江南的事都办完了？

（曾）对：“办完了。”

问：“勇都撤完了？”

对：“都撤完了。”

问：“遣撤几多勇？”

对：“撤的二万人，留的尚有三万。”

问：“何处人多？”

对：“安徽人多。湖南人也有些，不过数千。安徽人极多。”

问：“你一路来可安静？”

对：“路上很安静。先恐有游勇滋事，却倒平安无事。”

问：“你出京多少年？”

对：“臣出京十七年了。”

问：“你带兵多少年？”

对：“从前总是带兵，这两年蒙皇上恩典，在江南做官。”

问：“曾国荃是你胞弟？”

对：“是臣胞弟。”

问：“你兄弟几个？”

对：“臣兄弟五个。有两个在军营死的，曾蒙皇上非常天恩。”碰头。

问：“你从前在京，直隶的事自然知道。”

对：“直隶的事，臣也晓得些。”

问：“直隶甚是空虚，你须好好练兵。”

对：“臣的才力怕办不好。”

对曾国藩来说，涉及国家大事，慈禧却担心自己位子坐不稳，这让他非常失望。他本人对上的恶感多少传递给了子孙，最典型的是长孙曾广钧。曾广钧才华横溢，少年得志，“凡是他要学的，则无所不能”。十来岁就能诗善文，常与长者唱和，王闿运称之为“圣童”。跟其他同龄人不一样，曾广钧在数学上很有造诣，曾宝荪说他“做了很多的级数，及各种开方捷法”。

1889年，曾广钧入京会试，考中进士。和他爷爷曾国藩一样，他也进了翰林院。这样一个思维开阔的人，自然跟守旧派谈不到一块去。曾广钧和他的几位弟弟是维新派，支持或参与变法，他和梁启超、谭嗣同也交往甚密。在梁启超的诗界八贤诗中，有赞“曾伯君”之句，可见他们之间关系紧密。除了曾广钧外，曾国藩侄孙曾广河也对维新派深感兴趣。作为在洋务派的家庭氛围中长大的曾广河，一生喜爱西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书籍，广泛吸收“西学”知识并鄙视科举。这些心怀大志又在洋务运动的熏陶下成长的年轻人，早已对腐朽不堪的清廷不抱希望，在他们眼里，这个腐朽的体制必须变革，最好是完全的变革。

左宗棠的后人参与戊戌变法的原因跟曾国藩后人差不多。左宗棠对腐朽的清廷一样怨言颇多。范文斓在《中国近代史》中提过左宗棠曾试图投奔太平天国，但他失望地发现太平天国思想与儒家道统对立，只好作罢。后来左宗棠加入湘军，但清廷对湘军一系的猜忌和提防，让久为清廷卖命的左宗棠甚为不满。

在洋务运动中，左宗棠非常积极，自然很多问题上也被守旧派限制，估计以他的脾气没少在家里埋怨，也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家中后人，尤其是左宗棠最满意的四子左孝同，他曾对这个小儿子评价：“近时习气不佳，子弟肯读书务正，留意科名者，即是门户之托。四儿似是英敏一流，将来可冀成人。”后来，左孝同被钦赐举人功名，纳资得道员。后来又参与会办北洋机器局、北洋营务处。这样的人生轨迹，跟维新派走到一起去，简直是顺理成章。

清左孝同篆书条幅。来源/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当然，真正激发这些人彻底倒向维新派的，是1895年甲午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曾广钧奉旨“记名”出使大臣，钦派湘鄂49营总翼长，统领5000人去辽东与日军作战，但后来因清廷求和停战而没有发挥作用。而目睹了中国在甲午战争失败后的丧权辱国，曾广河深感清廷“腐败已极，非变法难自救”。除了他们兄弟外，湖南巡抚吴大澂率领湘军出征，曾委托左孝同总办营务。跟曾氏兄弟一样，左孝同也无法忍受清廷被日本击败的现实。

甲午战争中清军“高升”号运兵船被日军“浪速”号巡洋舰击沉。绘制/《伦敦新闻画报》特派画家R.卡顿·伍德维尔。来源/赵省伟编：《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海外史料看甲午（下）》增订珍藏版，沈宏、邱丽媛译，重庆出版社2018年版。

在此内忧外患之际，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维新人士开始通过光绪帝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这些举措让晚清有识之士眼前一亮，纷纷加盟或支持维新变法。但在这场运动中，维新派因为政治经验不足，犯下了数个致命错误。他们只想改良社会，却无足够的武力来支持他们的变革。同时，对光绪帝的迷信，让他们对整个官僚体系的顽固和守旧派力量做出了错误估计。更加致命的是，维新派本身的理念过于天真，在执行上有严重的脱离实际问题。在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旧势力反扑下，这场戊戌变法仅仅103天就宣告彻底失败。除了为首的“戊戌六君子”被杀害外，其他的维新派也遭到了各种各样的打击。

曾广钧幸亏其母郭筠安排其先行出京去了南京，才免遭慈禧整肃。曾广河的命就没那么好了，曾广河曾劝谭嗣同逃走，但谭嗣同拒绝逃走，并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在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后来谭嗣同遇害，曾广河后悔当时没有力劝其逃走，说：“复生（谭嗣同字复生）之死，实我杀之也！”遂服毒自尽。左孝同当时在湖南长沙主持湖南保卫局，戊戌政变后虽被众多守旧派攻击为维新派，但最后慈禧太后还是选择信任他，没有追究他参加维新变法之事，反而另加重用。此后一直到1907年，左孝同历任光禄寺卿、宗人府府丞、河南按察使、江苏按察使。总体算是平安落地。

回望历史，曾左这样的名臣后人均参加了戊戌变法，说明大清确实气数已尽。在国家危难之际，总有一些有志之人试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尤其是近代名臣之家的青年一代往往与外界接触颇多，少有迂腐，也愿意为变革而献身。虽然他们最后失败了，但也为了理想而努力奋斗过，在这一点上，这些人也不负“名臣之后”的声名了。

参考资料：
《曾国藩传》 萧一山 东方出版社
《左宗棠传》 W.L.贝尔斯 王纪卿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清史稿》  赵尔巽 中华书局
《戊戌变法史事考》茅海建 中华书局